《我史》光绪二十——二十四年鉴注
光绪二十年 甲午（1894） 三十七岁
导读：光绪是清皇帝爱新觉罗·载湉（1871—1908）的年号，庙号为德宗，史家多用年号称载湉为光绪帝。他于同治十三年（1874）登位，由慈禧太后实行垂帘听政。光绪十五年（1889）亲政，但大政仍由慈禧太后所掌持。
此年，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年份，由明治维新而走向强大的日本，以朝鲜为题目，发动了对中国的战争。是年干支纪年为甲午，史称“甲午战争”。清朝海陆军在黄海、朝鲜、辽东等处战败。
康有为（1858—1927），此年为虚岁三十七岁。他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江浦司银塘乡苏村（今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其祖父康赞修，道光年间为举人，曾任广东连州训导。其父康达初，曾随其叔祖父康国器从军，为江西候补知县，未补任而于同治七年（1868）病故。康有为从此随其祖父生活。光绪二年（1876），师从朱次琦，入礼山草堂，光绪四年离开。光绪十六年，开堂授徒。光绪十九年，中举人。
此年康有为的主要经历是参加会试，并因给事中余联沅弹劾其《新学伪经考》而一度陷于困境，于是去广西授学，另有收获。
手稿本光绪二十年初页右上角，有康有为手书“卷二”字样。顾颉刚抄本亦有“卷二”字样。
题头上括号内的公元纪年，是我添加的。后同。
（20·1）二月十二日，与卓如同入京会试，寓盛祭酒伯熙邸。伯熙先生，肃王从弟也，藏书冠满洲，颇见其秘书、玉牒、金石之藏，园亭幽靓。既而移居三条胡同金顶庙，与梁小山同寓。五月六日，下车伤足，遂南归。六月，到粤。
据手稿本，“三条胡同”为添加，补在行间；“六月到粤”为添加，补在行间。
此是康有为第三次来京。其第一次为光绪八年（1882），第二次为光绪十四年（1888）至十五年，主要目的是参加顺天府乡试。
光绪十九年正月初一日，光绪帝以明年为慈禧太后六十寿诞，特于当年举行癸巳恩科乡试，明年举行甲午恩科会试。康有为参加广东癸巳恩科乡试，中举人。此时来京为参加甲午恩科会试。当时的交通路线是从广州坐轮船到上海，再从上海坐轮船到天津，由天津入北京。
卓如，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光绪十五年（1889）举人，十六年第一次赴京参加会试。落榜后回籍，拜康有为为师，是康门大弟子。十七年冬，再次来北京，与乡试考官李端棻的堂妹李蕙仙完婚，并参加十八年的会试，亦未售。此亦是其第三次来京，也是第三次参加会试。梁启超后办《时务报》，以文显世。
盛伯熙，名昱（1850—1900），又字伯羲、伯希，号意园。肃亲王豪格七世孙。曾祖父永锡，袭封肃亲王；祖父敬征，道光年间任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父恒恩，同治年间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盛昱于同治九年（1870）中顺天举人，光绪二年（1876）中满洲第一名进士。光绪十年授国子监祭酒，十五年去职。他于经史、地舆、国朝掌故，皆清核谙详。工书法，善绘画，拓满洲石碑，搜八旗文经，著述精要。又好结交，与各地名士多有交往，其家也常待来客。他一生最出名的事，是光绪十年（1884）劾“枢臣怠职”，结果为慈禧太后利用，成为引发“甲申易枢”的原因之一。康有为与盛昱的交往，始于光绪十四年康第二次进京。其时康以国子监荫监生的身份，请求由国子监为其代奏上书，盛任祭酒，与管理国子监大臣翁同龢联络。翁拒之。
“三条胡同金顶庙”，康有为来京多次居住的地方，据周育民考证，是位于北京东华门外东皇城根烧酒胡同（今韶九胡同）的关帝庙。当时的庙宇中，有一种为“庙寓”，出租客舍，供旅人居住。
梁小山，名庆桂（1856—1931），字伯扬，号小山，广东番禺人。祖上是广东十三行的天宝行商。其祖父梁同新，道光进士，入翰林院，后任湖南学政、内阁侍读学士、通政使司副使、顺天府尹。父亲梁肇煌，随父进京读书，咸丰进士，入翰林院，后任翰林院侍讲，云南学政，顺天府尹（任职为1870—1879）、江宁布政使等职。梁庆桂，光绪二年举人，任内阁中书，京中多有熟人。他与梁鼎芬、康有为交善。戊戌时，列名保国会。庚子事变后，奔赴西安行在，奉旨“五品衔内阁中书梁庆桂著以侍读升补”。此后赴美办理侨校，任学部参议等职。
康有为此次入京时间较晚，未能参加各省新中举人复试，二月二十六日，他参加在保和殿举行的各省新中举人补行复试。试题为四书题一道：“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诗题一道：“赋得实事求是（得求字，五言八韵）”。此次补行复试共560人，一等60人，二等240人，三等258人，四等2人。与康同行的大弟子麦孟华中二等第169名，康本人（使用祖诒之名）中二等第221名。二十八日上谕：此次补行顺天及各省乡试举人列入一、二、三等者“俱准一体会试”。梁启超不是新举人，参加过会试，故不必参加新举人复试。
正式的会试为三场，时间是每年固定的，即三月初八日入场，初十日出场，十一日入场，十三日出场，十四日入场，十六日出场。该科会试正考官为礼部尚书李鸿藻，副考官为左都御史徐郙、工部左侍郎汪鸣銮、左副都御史杨颐；会试钦命四书题为：一、“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二、“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违道不远”；三“庆以地”。诗题为“赋得‘雨洗亭皋千亩绿’（得皋字，五言八韵）”。参加该科会试的举人总数为6534人。康、梁、麦此次会试皆未中式。
康有为在京师伤足事，曾有一诗记其事，“京师晋阳寺下车伤足，陈简持庶常、黄湜生孝廉为吾裹药，赋谢（甲午五月）”，诗云：“康子下车伤其足，夜投萧寺求一宿。扶墙跛躃行不得，颓卧匡床如枯木……”康回粤后，梁启超仍留在北京，据其致汪康年函，是年十月初六日才离开北京。
康有为的南海同乡张荫桓，在此年日记中对康有为来京有多处记载，值得注意：
二月二十九日，“……法源寺桃花尚盛，凌闰台遂约餐僧饭……座客有康长素。深入法海，谈禅不倦，不图城市中有此清凉世界。晚宿山舅寓庐，长素、闰台夜话将曙。”
三月二十四日，“……申正返寓，康长素、梁少山、梁卓如已来，检埃及各图与观，诧叹欲绝。长素屡言谋国自强，而中外形势惜未透辟，席间不免呶呶，此才竟不易得，宜调护之。”
四月十九日，“……返寓后长素来谈，山舅在寓，相与抵掌，余得先睡。”
四月二十七日，“长素因山舅觥筵大醉，逾夕始醒。前日相过，询其拼醉之故，为诗调，昨来寓，夜谈甚畅，酒力微矣。”
四月二十九日，“余曩阅叔耘日记亦虑及之，不悟叔耘竟尔印行。前晚长素啧啧称道即此书也。”
张荫桓（1837—1900），字皓峦，号樵野，广东南海人。捐班出身，以知县发往山东，阎敬铭、丁宝桢、李鸿章皆器重之，处理对外事务精明强干。光绪十年即“甲申易枢”后，以安徽宁池太广道赏三品卿，在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由李鸿章保荐，任驻美国公使，兼任驻西班牙（日斯巴尼亚）、秘鲁公使。时任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左侍郎。他是光绪帝的宠臣，常被召见。从日记来看，康有为是由同乡京官军机章京凌福彭介绍给张荫桓的。从此之后，张对康之事业多有帮助。
后来与康有为甚有关系的户部尚书翁同龢，在日记中亦有记录：
五月初二日，“看康长素（祖诒，广东举人，名士）《新学伪经考》，以为刘歆古文无一不伪，窜乱六经，而郑康成以下皆为所惑云云。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
五月初五日，“答康长素，未见。”
翁同龢（1830—1904），字声甫，号叔平，晚号松禅，江苏常熟人。大学士翁心存之子。咸丰六年状元。光绪帝师傅。曾任军机大臣、工部尚书。“甲申易枢”后，退出军机处。时任户部尚书。光绪二十年再入军机处，并为督办军务处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被革职。翁同龢曾向光绪帝密保康有为。（参见24·20）
（20·2）七月，给事中余晋珊劾吾惑世诬民，非圣无法，同少正卯，圣世不容，请焚《新学伪经考》，而禁粤士从学。沈子培、盛伯羲、黄仲弢、文芸阁有电与徐学使琪营救。张季直走请于常熟，曾重伯亦奔走焉。皆卓如在京所为也。以电文“伯羲”字误作“伯翊”，徐花农疑为褚伯约之误也。时褚方劾李瀚章，而余之奏实乡人陈景华贿褚为之。李畏褚，遂令自行焚毁。粤城谤不可闻。
据手稿本，“给事”前删“余”字，后添加“中余晋珊”四字，补在行间；“同少正卯，圣世不容”为添加，补在行间；“新学”二字为添加，补在行间；“盛伯羲”三字为添加，补在行间，且而“羲”与前写“熙”不同；“电文伯羲”之“羲”，诸刊本抄本皆作“熙”；“方劾”之“劾”字，由“参”字改；“而余之奏实乡人陈景华贿褚为之”为添加，补在行间；“李畏褚”之“畏”字前删“惧”字；“自行焚毁”的“自行”二字由“板书”改。
余晋珊，名联沅（？—1901），湖北孝感人。同治四年报捐内阁中书，七年考取军机章京，光绪元年传补军机章京。光绪三年榜眼，入翰林院。十四年补河南道御史，时任吏科掌印给事中。二十一年十月授福建盐法道，后任上海道、浙江巡抚等职。
沈子培，名曾植（1850—1922），号乙盦，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进士，以主事分发刑部。时任总理衙门章京、刑部郎中。他是京中的名士，与翁同龢等人多有交往。光绪二十三年丁忧，赴湖北等地，后任上海南洋公学监督、安徽提学使等。据康有为《我史》及《汗漫舫诗集》，康与沈交往始于光绪十四年康第二次赴京时。
黄仲弢，名绍箕（1854—1907），号鲜庵、漫庵，浙江瑞安人。黄体芳之子。光绪六年进士，入翰林院，散馆后授编修。二十四年四月，升翰林院侍讲，九月补詹事府左春坊左庶子。他也是京中的名士，与张之洞等人甚有关系。后任翰林院侍讲学士、侍读学士、湖北提学使等职。康与黄交往也始于光绪十四年康第二次赴京时。
文芸阁，名廷式（1856—1904），字道希，号云阁，又作芸阁，江西萍乡人。光绪十六年榜眼，授翰林院编修。二十年大考翰詹，光绪帝亲擢一等第一名，超擢翰林院侍读学士，兼日讲起居注官。甲午战争期间，文廷式极为活跃，是翁同龢门下大将之一。光绪二十二年为御史杨崇伊弹劾去职。（参见21·26）文与康有为的交往，很可能初始于光绪六年。又据康有为《我史》光绪十二年所记，两广总督张之洞是年命文与康负责翻译西方政书，未成。然后一说法，我尚未能证实。
徐琪（1849—1918），字花农，号玉可，浙江仁和人。光绪六年进士，入翰林院，散馆后授编修，此时以编修出为广东学政。后任内阁学士、署兵部侍郎等职。“学使”即为学政。
张季直，名謇（1853—1926），号啬庵，江苏南通人。光绪二十年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他是翁同龢门下大将之一。后在家乡以开办近代纺织业出名。民国期间，曾任农林部长、工商部长。据康有为《汗漫舫诗集》，康与张的交往始于光绪十四年康第二次赴京之时。
曾重伯，名广钧（1866—1929），湖南湘乡人。曾国藩之长孙，曾纪鸿长子。光绪十五年进士，入翰林院，散馆后授编修。他与康有为的交往始于光绪十四年康第二次赴京时。
李瀚章（1822—1899），字筱泉，安徽合肥人。李鸿章之兄。拔贡生。时任两广总督。
余联沅弹劾康有为一事，时为光绪二十年七月初四日，余上了一折三片，其中第三片为“广东南海县举人康祖诒有新学伪书请饬查禁片”。称言：
“查有广东南海县举人康祖诒，以诡辨之才，肆狂瞽之谈，以六经皆新莽时刘歆所伪撰，著有《新学伪经考》一书……康祖诒自号长素，以为长于素王，而其徒亦遂各以超回、轶赐为号……康祖诒乃逞其狂吠，僭号长素，且力翻成案，以痛诋前人，似此荒谬绝伦，诚圣贤之蟊贼，古今之巨蠹也。昔太公戮华士，孔子诛少正卯，皆以其言伪而辨，行僻而坚，故等诸梼杌、浑敦之族。今康祖诒之非圣无法，惑世诬民，较之华士、少正卯有其过之，无不及也……相应请旨饬下广东督抚臣行令，将其所刊《新学伪经考》立即销毁，并晓谕各书院生徒及各属士子，返歧趋而归正路，毋再为康祖诒所惑。至康祖诒离经畔道，应如何惩办之处，恭候圣裁。”
又据康自称，此次弹劾由其同乡张乔芬托余联沅办之。（参见21·1）《新学伪经考》是康有为刊刻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主要内容为：历代所重之古文经典，如《周礼》、《古文尚书》、《左传》、《毛诗》都是西汉末年刘歆所伪造，以适应王莽之新朝，而孔子所创经典并未亡缺。该书的写作方式是大量引用《史记》等文献，康加按语。以今人的研究来判识，康的基本立论“刘歆伪造说”不能成立。该书前有康有为序文，署日期为“光绪十七年夏四月朔”。当日，光绪帝发出给两广总督李瀚章的寄信谕旨，措辞严厉：
“有人奏，广东南海县举人康祖诒刊有《新学伪经考》一书，诋毁前人，煽惑后进，于士习文教大有关系，请饬严禁等语。著李瀚章查明，如果康祖诒所刊《新学伪经考》一书，实系离经畔道，即行销毁，以崇正学而端士习。原片著钞给阅看。”
“即行销毁”一语，表示光绪帝已同意余联沅的处置方案。此时在北京的梁启超，听到消息后，大为活动。他当时给夏曾佑两信，提到此事：
“昨日嘉兴致花农一电。今日小湘乡致合肥一电。惟闻花农监临，重伯又非甚重之人，仍恐未得当耳。前仆已面托通州君，若相见时可再托之，但得常熟允致电（待此间自行电去）。其电语或由本人自定，或仆处代拟亦可耳。
“前仆已面托通州君，若相见时可再托之。”
由此可见，沈曾植为此发电给广东学政徐琪，曾广钧为此发电给两广总督李瀚章。梁启超恐分量不够，再托张謇，由张出面请翁同龢发电。梁氏以上两信的目的，是让夏曾佑出面向张謇说项。八月下旬，梁又致信康有为，说明其在京中的运动情形：
“前参案已屡发粤电，近更有事否？同学咸言进呈，某已言其不可，有公函复诸君矣。即驳奏，觅人亦不易易，非肝胆交及深明此道者，安肯为力！且政府向无交情，曲折更数人乃始达之，未有能尽心者也。顷欲俟杨副宪出关商之，惟太迟耳！原奏语甚辣，若有人从而媒蘖，亦可招大祸，故某以为事若逼迫，则板勿爱惜也。一片江山，已近黄昏时候，纵为无道，亦只若嬴秦之于六艺耳，何足芥蒂，但在粤稍窒耳！其实已经此事，此后若有来游者，必皆命世之才也，所缺者亦不过风流沾被之人，多寡不关轻重，听之而已。
“季直来云：常熟已允周旋一切，惟日来军务倥偬，常熟又病剧，已请假十日矣，恐未必能十分尽力也（季直亦往三次，始见之）。”
“同学咸言进呈”一语，似有将该书进呈光绪帝以作断评之意，“驳奏”一语，即请人上奏驳斥余联沅之片，梁对此表示反对。“杨副宪”，似指左副都御史杨颐，广东茂名人，为同乡京官。当时的印刷为雕板刷印，“板”即已雕的木板。“某以为事若逼迫，则板勿爱惜也”一句，即梁提议可以“毁板”而避祸。该信最关键之语为“常熟已允周旋一切”，即梁启超通过张謇已打通了翁同龢的关节。这是康有为与翁同龢早期关系的重要证据。
戊戌政变后，张之洞的主要幕僚梁鼎芬撰《康有为事实》，提及此事：
“康有为所撰《新学伪经考》，私意害道，邪说诬民。御史安维峻、余联沅先后奏，恭我皇上严旨查办毁板。
“康有为中举人后，不认座主、房官为师，及被参日急，营营于房师之门，卑躬屈膝，无所不至。其时李中堂胞兄李筱泉制军瀚章为两广总督，康有为托人干谒，再四恳求宽办，制军初甚恶之，后见其卑谄，从宽不革举人。康当日曾受李家厚恩，不意后来反力攻李中堂也。”
梁鼎芬此文之目的，是向日本控康劣迹，言辞多贬意，但称康在广州也有所活动，我以为，似有其事实。在康、梁的活动下，李瀚章于九月二十一日上奏“遵旨查复康祖诒新学伪经考折”：
“伏查举人康祖诒，溺苦于学，读书颇多。应举而得科名，舌耕以资朝夕，并非聚徒讲学，互相标榜。其以长素自号，盖取颜延年文，‘弱不好弄，长实素心’之意，非谓长于素王。其徒亦无超回、轶赐等号。所著《新学伪经考》一书，大致谓秦世焚书，但愚黔首；而博士所职《诗》、《书》百家自存，后世诵习者中，有刘歆所增窜，引《史记》、《汉书》，曲为之证。以歆臣新莽，故谓其学为‘新学’。其自序有‘刘歆之伪不黜，孔子之道不著’等语，本意遵圣，乃至疑经，因并疑及传经诸儒。自以为读书得间，不为古人所欺。揆诸立言之体，未免乖违，原其好学之心，尚非离畔。其书于经义无所发明，学人弗尚，坊肆不鬻，即其自课生徒，亦皆专攻举业，并不以是相授受。虽刊不行，将自澌灭，似不至惑世诬民，伤坏士习。惟本非有用之书，既被参奏，奉旨饬查，自未便听其留存。臣已札行地方官，谕令自行销毁，以免物议。至该举人意在尊崇孔子，似不能责以非圣无法，拟请毋庸置议。”
李瀚章的奏折，全面维护康有为，一一否认了余联沅提出的指责。其折可能与李瀚章交办的官员有关。李折虽提出将该书“自行销毁”，这是谕旨中已有之令；但对原折“至康祖诒离经畔道，应如何惩办之处，恭候圣裁”一句，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拟请毋庸置议”的处理意见。该折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到京，光绪帝朱批：“知道了”。
褚伯约，名成博，浙江余杭人。光绪六年进士，入翰林院，散馆时授编修。二十年五月，由掌江西道监察御史迁吏科给事中，二十二年九月转礼科掌印给事中，后迁广东惠潮嘉道。
陈景华（1865—1913），字陆逵，号无恙生，广东香山人。光绪十四年（1888）举人。二十一年赴京参加会试，在梁启超领衔的广东公车80人上书中列名第五位，未久以其领衔广东公车289人上书（参见21·4）。曾在广西任知县等官。二十八年被清朝革职查办，逃往暹罗（今泰国），组织同盟会暹罗分会。辛亥革命后任广东警察厅长，被龙济光所杀。
康称“时褚方劾李瀚章”一事，为是年六月初二日。该日光绪帝发下明发上谕：
“前据两江总督刘坤一奏保道员李经楚，两广总督李瀚章奏保道员陆维祺，经吏部带领引见，降旨：将李经楚发往江苏补用，并交军机处记名，请旨简放；陆维祺发往广东补用，并仍交军机处记名，请旨简放。嗣于李经楚谢恩召见时，因其在江苏服官，询以洋务等事，奏对未能明晰。念系大员之子，未加深究。兹据给事中禇成博奏，该员从未亲民，并无实在政绩，与原保讲求政治得失各节，诸多不符等语。刘坤一向来办事尚属认真，此次保奏，未免瞻徇。所有李经楚前得发往江苏补用及记名简放之处，即著撤销。又据奏，陆维祺前充李瀚章幕友，李瀚章辄行保奏，殊属不合。陆维祺所得发往广东补用及记名简放之处，亦著撤销。嗣后各省督抚保举属员，务当懔遵叠次谕旨，秉公核实，毋得稍涉冒滥，用副朝廷延揽人材慎重名器至意。”
李经楚（1868—1913），字仲衡，号佑三，是李瀚章的次子；由刘坤一出面奏保李经楚，显然是大员之间的一种交易。陆维祺系前任两广总督张之洞奏调，后李瀚章所保。新任广东巡抚马丕瑶奉旨查访此事。褚成博出奏弹劾李瀚章、刘坤一，当属当时的政治斗争之一幕。
康称“余之奏实乡人陈景华贿褚为之”，其中的“余”指余联沅？或指“攻余（我）”之折？尚不可解，此一句在手稿本上是康添加的，可能有误笔；如果从字面上直解，即为“余联沅的奏折实由乡人陈景华贿赂褚成博而成”，似说不通；且与《我史》光绪十九年称“张（乔芬）缘怨托言官劾我”一句，即“张乔芬因同人局一事托余联沅劾康”，不相吻合。（参见21·1）
（20·3）八月，游罗浮。九月，归，复讲学。十月，曹箸伟卒。箸伟聪悟，坚苦成学，以诣罗浮求道，感瘴死，率同门吊其家，痛哉。
据手稿本，“复讲学”至“率同门吊其家，痛哉”一段为添加，补在行间。又，此处顾抄本上有眉批：“十月任公出京。丁文江。”
罗浮，即广东罗浮山，在博罗县西部，又称东樵山，为广东四大名山之首，与南海县之西樵山，并称“南粤名山数两樵”。山为道教与佛教的圣地，属道教的十大洞天之一，有葛洪炼丹灶、洗药池等古迹。康有为《万木草堂诗集》中有《游罗浮》一首，自注云：“《伪经考》被劾焚，携门人叶湘南同游。”即指此事。而叶湘南在《我史》手稿本上的跋文称：
“回忆从先师游，自光绪十九年始，平日追随先师最亲切而领益多者两次。一、《新学伪经考》被劾后，游罗浮山半月，遣予随行，登峰造极，事事物物皆有开示……”
叶明确说明了游罗浮山的背景。
曹泰，字箸伟，广东南海人，康有为的早期弟子。曾助康编《孔子改制考》。“瘴”，凡指热带病。
康有为《我史》称，他于光绪十六年设堂讲学，最初的弟子为陈千秋、梁启超、徐勤，讲堂设在其祖父在广州的祖屋云衢书屋。光绪十七年，又收韩文举、梁朝杰、曹泰、王觉任、麦孟华，讲堂设在长兴里邱氏书室。光绪十八年，收龙泽厚，讲堂移到卫边街邝氏祠。光绪十九年，讲堂迁到广州府学仰高祠，《我史》该处称：“冬迁草堂于府学宫仰高祠，赁之十年，为久计，徐君勉、梁卓如之力也。”似就在此年，康有为将其讲学处正式命名为“万木草堂”。云衢书屋、邱氏书室、仰高祠三者相距甚近；邱氏祠也不太远。康称光绪二十年“复讲学”，其授学人数已有了相当的规模。
（20·4）十一月，游广西，住风洞，刻记于党人碑。搜得康岩、素洞，自名而刻石焉。桂中诸士王浚中颖初、况仕任、黎文翰来学。王颖初老矣，尝为教官，志清而气直，好心学。寓桂林凡四十日，往来在山水窟中亦四十日。日日搜岩剔壑，及赴官绅燕会，若经年矣。
据手稿本，“搜得”二字由“及”字改；“素洞”后添“自名而刻石”五字，补在行间。“颖初”二字为添加，“来学”之“学”字为添加，皆补在行间；“往来在山水窟中亦四十日”一句为添加，补在行间。又，“黎文翰”的“翰”字，《戊戌变法》本作“瀚”，顾抄本作“澣”。
王浚中，字颖初，广西马平人。后入广西圣学会。“教官”指府、州、县学的教谕、学正、训导一类的教职。
况仕任，字晴皋，广西临桂人，举人。后任《广仁报》主笔。列名保国会。
黎文翰，字晓峰。
康有为的此次广西之行，应其门人龙泽厚之请。其目的一为避祸，一为讲学。桂林此时为广西省会。康住在桂林叠彩山景风阁。风洞是一个二十余米长的山洞，多石刻，在景风阁的右后侧。康有为的这次广西讲学，据龚寿昌回忆称：
“康有为第一次来桂林讲学的时候，他的地位仅仅是清朝的‘孝廉’，声名不大。这时听他讲学的有：龙泽厚、况仕任、龙焕纶、龙朝辅、龙应中（后改名志泽）、汤叡、汤铭三、程式谷、黎文翰、林泽普、林惠如、任祖安、薛立之、薛佑之、赵治天、王浚中、王秀峰、胡治堂等。龙潜和我以小学生的名份，也参加听讲。”
从当时的情况来说，听学的人数已不算少。康有为讲学仍一如其特点，即诋击古文经学，倡导孔子改制说，并列举了西学书目。其大体内容见于此期所著《桂学问答》。
桂林月牙山龙隐岩有摩崖翻刻的《元祐党籍》，记录宋代蔡京所定的政敌司马光等三百余人。翻刻者为党人梁焘的曾孙梁律，意在让后人辨明世之是非。康有为见之撰题记，请人刻于《元祐党籍》右下方石壁上：
“光绪甲午之腊，南海康长素以著书讲学被议，来游此岩，观党人碑而感焉。自东汉党人，南宋庆元党禁，晚明东林党人，并此而四矣。其攻党人者，则曹节、蔡京、韩侂胄、魏忠贤。其为党人者，则李膺、司马公、朱子、高、顾二先生也。后之观者，亦不必为党为讳矣。人亦乐为李、马、朱、顾耶？抑甘从侯览、魏忠贤耶？”
戊戌政变后，该石刻被毁，现残存“李膺、司马公、朱子、高、顾二先生”诸字尚可辨认。康有为在此题记中，明显自比党人。然康有为《万木草堂诗集》中有诗一首，题为《丁酉四月，携门人龙积之、龙赞侯、龙左臣、汤觉顿、汤铭三、王浚中等十余人骑马游龙隐岩，摩抚党人碑，刻跋题名其下》，若以此论之，“刻记党人碑”当属光绪二十二年康第二次来桂林时之事。
康有为在桂林期间，涉足于人迹罕至的石洞，其中发现人尚未察的两个石洞，自行命名为“康岩”、“素洞”。林克光称：
“康岩在于越山下，岩口向东，他以行书题写‘康岩’二字，刻于岩口上方，每字直径五寸。素洞在于越山北面山腰，他篆书‘素洞’二字，并行书题跋曰：‘光绪廿一年正月，南海康祖诒长素父，与临桂周榕湖、龙赞侯、龙左臣搜岩得此，因自名之。’刻石于岩壁（已毁）。”
而当康有为离开桂林时，又在风洞的后洞东南壁上，辟二尺高一尺宽岩面，镌刻行书：
“光绪甲午之腊，南海康长素以著书被议，游于桂山，居风洞月余。”
此石刻尚存。
据康有为诗集，他于此期交往的官绅有桂山书院山长周璜、广西布政使黄槐森等人。其叔祖父康国器，在追剿太平军余部时颇有胜仗，曾任广西布政使，一度署理广西巡抚，也为其结交广西官绅，开辟了通途。
（20·5）五月，方在京师，有贵人问曰：“国朝可百年乎？”吾答之以“祸在眉睫，何言百年？”贵人甚谬之。时拟以三千万举行万寿，举国若狂，方谋保举；而孙毓汶当国，政以贿成，大官化之，惟事娱乐，内通李联英，相与交关，政俗之污坏，官方之紊乱，至是岁为极。不数日，闻朝、日之事。十七日，出及天津，则调卫汝贵乘“海宴”轮船东渡，卫方被酒未醒也。已而东事累败，恭邸、李高阳、翁常熟入军机，并督办军务焉。吾昔日上书言：“日本改纪，将翦朝鲜而窥我边。”又云：“数年之后，四夷逼于外，乱民起于内，安能待我十年教训乎？恐无及也。”不及六年变作。不幸而言中矣！
据手稿本，“拟以三千万”为添加，补在行间；“海宴轮船”之“轮船”二字为添加；“吾昔日”之“吾”字前删“光”字，“吾”字并由“绪”字改，即此原本写“光绪二十一年”事，又添出一段内容；“又云”之“云”字，诸刊本抄本误为“言”字；“不及六年变作”一句为添加，补在行间。
孙毓汶（1834—1899），字莱山，山东济宁人，尚书孙瑞珍之子。咸丰六年以榜眼（与翁同龢同年）授编修，同治五年大考一等，擢翰林院侍讲学士。他因出入醇亲王府而参与机要。光绪十年“甲申易枢”，慈禧太后尽罢以恭亲王领衔的军机处，孙毓汶入值军机处。他背靠醇亲王奕譞、外联李鸿章，在军机处渐成势力，柄政近十年。光绪十六年底醇亲王病故，他的权势渐降。
李联英（1848—1911），民间多作李莲英，内务府档案中写作连英，宫内名为李进喜。直隶河间府大城县人。咸丰七年（1857）入宫为太监。同治三年调到长春宫慈禧太后御前当差。同治十一年赏六品顶带花翎，此后连续升迁。光绪五年为储秀宫总管太监，至光绪二十年赏加二品顶戴，在慈禧太后身边的地位极为稳固。
慈禧太后生于道光十五年（1835）十月初十日，按照中国的习惯，应于此年过六十岁生日。康称“时拟以三千万举行万寿”，当属随口之言，并无根据；但当时政治之败坏，又属事实。慈禧太后的干政，引出了一系列的恶果，也使一些官员不畏生死而进言，要求慈禧太后放弃政治权力。注1
注1刘光第在甲午战争初期有条陈，要求慈禧太后放权：“……若犹必以朝廷大政请于皇太后之前，则乾纲何以昭独断之神，而慈怀亦必有不安之处”；“应请皇上圣裁独断，即当重要事件，亦宜自运宸衷，无复重劳慈听。将皇上孝思，愈可得展，即皇太后于古来撤帘之典，无有不符，则国家幸甚、臣民幸甚。”在此条陈中，刘光第还要求“退斥”十年来贻误国家的军机大臣，即指孙毓汶等人。而刘的条陈呈堂时，刑部“各堂官均失色推诿，互相规卸”，不肯代递。（《甲午条陈》、《致刘庆堂》，见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1—5、254—260页）于此后不久，福建道监察御史安维峻于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初二日上折弹劾李鸿章，反对议和，连带攻击慈禧太后：“……此举非议和也，直纳款耳，不但误国，而且卖国。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欲食李鸿章之肉。而又谓和议出自皇太后旨意，太监李连英实左右之。此等市井之
，臣未敢深信。何者皇太后既归政皇上矣，若犹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臣民？至李连英是何人，斯敢干预政事乎？如果属实，律以祖宗法制，李连英岂复可容？”（《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8/5317/12）当日发下谕旨：“安维峻著即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以示儆戒。原折著掷还。”（军机处《上谕档》，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初二日，又该日录有两道谕旨，后一道多“原折著掷还”一句）尽管原折被退回，但军机处还是录下了副本。
卫汝贵（1836—1895），字达三，安徽合肥人。早年从刘铭传镇压捻军。后被李鸿章留下统领防军。曾任河南、大同、宁夏诸镇总兵，皆未到任，所部“盛军”12营约6000人，长期屯驻天津小站，是淮系的主力，然军纪废弛。后因朝鲜兵败而处斩。
“不数日”，指与“贵人”交谈之后。此时朝鲜发生东学党叛乱，四月三十日朝鲜政府请求清朝出兵相援。五月初一日，李鸿章派聂士成率军赴朝鲜。五月七日，日本公使大鸟圭介率日军入汉城。十七日康离开天津时，局势甚危急。卫汝贵部盛军赴朝为六月十九日之事，其部数量较大，运兵也需预筹，为此卫汝贵与盛宣怀有着多次商议。康称“被酒未醒”一语，只可以当作诗化语言。
恭邸，恭亲王奕訢（1832—1898），咸丰帝六弟。咸丰帝去世后，任领班军机大臣、总理衙门首席大臣。柄政约二十余年。“甲申易枢”后，退出政坛。
李高阳，名鸿藻（1820—1897），字寄云，号兰孙，直隶高阳人。咸丰二年（1852）进士。同治帝师傅，曾为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尚书。“甲申易枢”时降调内阁学士。时任礼部尚书。他是当时清流党的首领人物，与京中名士多有交往。
“东事累败”，指朝鲜战事。八月十五日，日陆军攻占平壤，十八日，日海军在黄海击败北洋海军。由此引发政坛变动：二十八日，翁同龢、李鸿藻奏请起用恭亲王奕訢，未获准。九月初一日，命奕訢在内廷行走，管理总理衙门、总理海军、会办军务。十月初五日，命奕訢督办军务，奕劻为帮办，翁同龢、李鸿藻、荣禄、长麟为会办，由此成立了督办军务处。初六日，命翁同龢、李鸿藻、刚毅为军机大臣。十一月初八日，命奕訢为军机大臣。至此，政坛再次恢复到“甲申易枢”之前状态，孙毓汶已失势。
“昔日上书”，指光绪十四年康有为来京乡试时请国子监代奏之上书，即“国势危蹙请下诏罪己及时图治禀”，其书日期为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康党将之称为“上清帝第一书”。该上书称：
“近者洋人智学之兴，器艺之奇，地利之辟，日新月异。今海外略地已竟，合而伺我，真非常之变局也。日本虽小，然其君臣自改纪后，日夜谋我，内治兵饷，外购铁舰，大小已三十艘，将翦朝鲜而窥我边。俄筑铁路，前岁十月已到浩罕，今三路分筑，二三年内可至珲春，从其彼德罗堡都城运兵炮来，九日可至，则我盛京国本，祸不旋踵。英之得缅甸，一日而举之，与我滇为界矣。滇五金之矿，垂涎久矣，其窥藏卫也，在道光十九年，已阴图其地，至今乃作衅焉。法既得越南，开铁路以通商，设教堂以诱众……夫敌国并立，无日不训讨军实而虞敌之至也。”
由此可见，康有为当年确实已看出了日本之野心，但非为专指，而是称日、俄、英、法环伺中国，情形危急。当时许多智者皆有此类言论。
至于康有为所言“贵人”为何人，我尚不能确认；然据前引张荫桓日记（参见20·1），我推测，有可能是指张荫桓。
（20·6）桂林山水极佳，山居舟行。著《春秋董氏学》及《孔子改制考》。
据手稿本，“山居”二字为添入。
据龚寿昌回忆：“康有为有两种嗜好：一是好习古礼，讲学之暇，常率带门徒在风洞山后洞福庭学习‘乡饮酒礼’、‘投壶礼’及‘庚子拜经’等……其次是嗜好游览山水，在桂林讲学期间，所有附城的山水岩洞，游历殆遍……很多名胜，他游过后，都刻石题名或赋诗。风洞山还做有对联悬挂。”
康称“著《春秋董氏学》”一事，《我史》手稿本光绪十八年，在“……选同学高才助编纂焉”后，删“□□春秋原文考”一语。康为何删去，尚不明其意。康有为的著述中，未见《春秋原文考》。这是《我史》第一次出现《春秋董氏学》之作。（参见22·1、23·1、23·14）
康称著《孔子改制考》一事，《我史》光绪十八年记，“是书（《孔子改制考》）体裁博大，自丙戌年与陈庆笙议修改五礼通考，始属稿，及己丑在京师，既谢国事又为之。是年编次甚多，选同学诸子分葺焉。”“丙戌”为光绪十二年（1886），“己丑”为光绪十五年（1889）。此时在桂林，康有为继续写作。（参见22·1、2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