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文化记忆与文化资本化的耦合机制研究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张捷 李育菁

一、引言

文化遗产是一个地区或民族历史发展的重要见证和文化载体，它承载着这个地区或民族所特有的文化意识、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保护工作已经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源于传统农耕时代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但随着时代发展已渐褪去其彼时实用性的一面，并承担起国家和民族文化符号的功能，成为一种“文化记忆”；另一方面，随着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的不断推进，以市场化的方式开发利用非遗，促使其向活态的“文化资本”转变（也可视为“文化资本化”），日益受到社会广泛重视。由此，非遗保护置身于“传统性”和“现代性”的双重语境中，如何实现两者之间的耦合互动，是当前非遗保护和文化产业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二、文化遗产、文化符号、文化记忆与文化资本的耦合关系建构

随着非遗保护工作的深入，有关“文化遗产”“文化符号”“文化记忆”与“文化资本”的相关研究不断涌现，很多学者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是目前的研究成果中，有关非遗系列概念之间的关联及彼此之间如何互动进而相互影响的论述并不多见。因此，有必要对这一系列的相关概念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尝试性的梳理。

“耦合”一词则源于物理学，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通过相互作用和影响，促使各系统要素在系统内部和系统之间优化组合和有序再生，从而实现协调发展。这一概念也可用于非遗保护的研究，“文化记忆”与“文化资本”即可定义为“耦合”概念中两个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系统。因而，本文采用“耦合”的概念梳理与建构非遗保护中文化符号、文化记忆与文化资本之间的关系。以下将分别针对文化符号与文化记忆间的载体耦合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符号间的内涵耦合关系、文化记忆与文化资本间的交互转化耦合关系展开。

（一）载体耦合关系：文化符号是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和方式

人类所有的文化现象和精神活动，如语言、神话、艺术和科学，都是他们的各种经验通过符号的方式予以象征和表达。符号是人类种种生活经验的具体化，人们之间通过符号这一媒介彼此传递信息、表达意义，进而将自身对外在世界的体验传递给能够接受并理解这些符号的对象，特定符号系统扩散的过程形成了特定的文化群落。其中，康纳顿（Connerton）在《社会如何记忆》中指出，一个群体通过各种仪式塑造共同记忆，不仅是每一个群体成员私人记忆相加的产物，更是属于这个群体自身。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绝非一个抽象的术语或概念，文化记忆是借由“文本系统、意象系统、仪式系统”等文化符号构成，包括图像性的文化符号，也包括叙事性的形式，例如神话、谚语、经文、绘画，甚至一条街道、一幢建筑等。由此可见，文化符号是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和方式。人类以语言、图像、绘画等符号作为沟通与传播的桥梁。文化符号让一切文化现象与活动得以以系统化的方式保存与流传，进而发展成社会共通共同且秩序化的文化记忆。文化符号则通过文化记忆得以在人类社会中传承与活化。

（二）内涵耦合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内涵丰富的差异化文化符号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统文化中传承下来的精华部分，可以理解为在人类个体或群体之间按照相对固定的编码和解码方式，经由符号及物质等载体进行代际相传的文化信息，它在特定时空范围内形成和发展、反映特定人群共同生命体验的文化形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的文化符号，它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既是当地文化的象征，也是民族古老的生命记忆和活态的文化基因库，具有民族性特征。这种特征不仅体现在形式上，也蕴含在内容之中，因此，不同民族的文化创造存在明显的外在差别和内涵差异。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无论以何种表现形式呈现，都是通过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来构筑集体意识的意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在其各种生活经历中积累下来的智慧，其发展与传承造就了文化符号的丰富性与多元性。另外，文化符号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外显精神象征。因而，两者间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三）交互转化耦合关系：符号消费为文化记忆转化为文化资本创造条件

如前所述，文化符号为文化记忆的载体，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文化符号的内涵，两者之间通过内外互动取得良性的发展。此部分将进一步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符号消费元素转化为文化资本的耦合机制。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的文化，因此，对于文化的理解和认识也同样可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解构主义的角度来看，文化是一个符号学的概念，即文化是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现代经济社会的生活即是一个符号化的过程，物品要转变为一种符号才能进入市场并被消费，即符号化的产品只有在广告中被宣传、在媒体中被推崇、逐步为人们所接受和理解，才能变成一种时尚消费品。国内很多学者也对以文化资本化的方式保护与开发非遗有所论述。孙克（2015）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从资源到资本的转化，能够形成价值增量效应，这是一条可行也是必然的途径。非遗只有在当下的时空语境中以相适宜的形式、功能出现，进而凸显价值重构，才能实现文化记忆、文化资本之间有机互动、相融相生，否则就会不可避免地衰弱甚至消亡。李昕（2008）以现代社会文化符号消费的视角，论证了非遗发展为文化资源的可能性，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于物质的消费需求正在逐步转化，变为以差异化为目的、以物品消费为载体来满足心理文化需求的符号消费。非遗承载人类文化“活的记忆”，同时也是内涵丰富、差异化的文化符号，将其发展为文化资本，可以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新的着力点。黄胜进（2006）提出非遗要变为文化资本，须有机嵌入文化遗产的相关服务并进行不断流动，产生文化资本积累，进而转变为经济资本，从而形成文化生态的良性循环。因此可以看出，从非物质遗产中寻求符号价值的经济转换已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热衷探讨的议题，符号消费为文化记忆转化为文化资本创造条件。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内涵丰富且差异多样的文化符号，承载着文化记忆；文化资本则是寻求其在当下语境中的市场价值重构，通过有效的产品创意、行销和传播实现经济价值，进而反哺非遗这一文化资源。社会与民众在符号消费的过程中，文化记忆的烙印得以加强，非遗得以传承和保护，从而实现文化记忆与文化资本化之间的高效耦合效应。

三、文化符号与文化资本形态的对应性分析

文化资本具有三种基本形态，即具体形态、客观形态和制度形态。符号学创始人皮尔斯也提出了指示符号、图像符号、象征符号的划分方法，本文尝试将两者的理论结合，通过文化符号与文化资本的概念连接，说明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通过文化符号的寓意与形式来展现其文化资本与内涵价值。

（一）指示符号与具体形态文化资本的关联性

具体形态是文化资本的第一种形式，通常是指在家庭环境及学校教育中获得并成为精神与身体中的一部分知识、教养、技能、品位及情感等文化产物，其积累极费时间和精力，此类文化资本形态最终也只能体现于特定的个体身上，以精神或肉体的持久“性情”的状态存在，无法通过馈赠、买卖和交换的方式进行当下传承。那些需要经过长年技艺培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契合了具体形态文化资本的特征，长年以师徒制的方式积累与传承的过程及特点造就了不同地域或流派独特的气息与韵味。

具体形态的文化资本对应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可分为表演性资本、技艺性资本与技术性资本。表演类别如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曲艺、戏剧等；技艺性所涵盖范围则为民间传统手工艺、传统美术的制作技巧；技术性则如传统医药、武术等。具体形态文化资本与指示符号的关联在于，具体形态文化资本会因地域及流派差异而折射出不同的文化内涵与代表意义，就如同指示符号的表征方式，符号形体具有指示或索引被表征的符号对象的功能，因其与符号对象之间具有直接因果的联系或邻近性。这一特征使得指示符号的对象总是一个与时空相关联的确定的实物或事件。例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请中，常以地域或年代流派作为遗产类别与特性的划分依据，即使是同一类别的传统表演形式，由于其地域与流派的差异也形成了各地与各阶段独特的戏剧与曲艺特色，进而成为代表一地一时的独特文化符号。

（二）图像符号与客观形态文化资本的关联性

客观形态也称为物化状态，是文化资本的第二种主要形态。从其具体形式来看，包括如图书、绘画、古董等物质文化财富。物化的状态允许文化资本直接传递。不过，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并不意味着与具体化的过程毫不相关，更不是一种完全或纯粹的“物化”资本。纵使只要有足够的金钱似乎就能立刻得到它们，然而任何事物如果要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发挥其特定作用，那么就应必然或多或少地具备一些具体化形态文化资本的特征。例如，一名真正的文物收藏家在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基础上，还需要同时具备丰富的文物鉴赏和收藏知识，以及比较高的文化素养。借由文化资本所能获得的效益与其行动者所拥有的客观形态资本以及具体形态资本的多少成正比。

客观形态文化资本具有物化性特征，可将其直接对应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图像化艺术品中，例如各式艺术作品、手工艺品等具体化的艺术物像。中国人非常喜欢且善于运用象征、隐喻等表达方式，因此很多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历史的流变中具有鲜明的符号特征，形成了一系列的典型（图像）符号。中国民间艺术形象的含义丰富多彩且博大精深，人们创造的民族符号长存于本土且根植于普通的日常生活，以图像表达了创作者心灵深处的思想观念或抽象的思维活动，也因而能直接与图像符号（又称像似符号）形成关联。

（三）象征符号与制度形态文化资本的关联性

制度形态是文化资本的第三种形式，就是以考试或评价等方式来鉴别和承认行动者掌握的知识与技能，并通过合格者文凭和资格认定证书的授予等方式将其制度化。这是一种将个人层面具体形态的文化资本转换成集体层面客观形态文化资本的形式。文凭是制度形态文化资本的典型表现。与之对应，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体系与名录有异曲同工之处。目前国内非遗保护工作日渐规范，现有包括“国家—省—市—县”在内共四级的保护体系，非遗项目或者非遗传承人入围这一体系的层次越高，获得国家经费支持与保护的可能也就越大，随之而来的还有社会上更多的关注与传承。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者，无论对于项目或者传承人，如同一种象征符号的赋予，代表其文化的稀有性与独特性，可进一步得到社会的认可。

非物质文化遗产评价与认定的国际标准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非遗项目的申报和保护基本上是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及《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和《最佳实践项目名录》的框架内展开。若一国能成功申请到任一项名录，则如同获取世界性的制度形态文化资本与象征符号的认可，不仅能够获得国际范围内的价值肯定，还能获得非遗保护工作优先有序开展等效益优势和资源优势。

四、构建非遗保护中文化记忆与文化资本化耦合机制的建议

如前所述，非遗保护中的文化符号、文化记忆与文化资本之间存在耦合关系，而不同文化符号在非遗保护实践中也对应不同形态的文化资本。当前学界对于经由文化资本化的方式来加强文化记忆的保护和传承已形成一定共识，但对这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文化记忆噪音与偏离现象也表现出担忧。因为非遗的文化资本化不同于一般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生产与行销传播，不仅要创造经济价值和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能使相关项目得以保护和传承，使相关文化回忆得以延续与呈现，对这一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的坚守是非遗保护中的价值导向。但是，在非遗保护的实践中，文化记忆与文化资本化的耦合作用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文化记忆通过符号化运作转变为文化资本，然而，众多的非遗文化资源并不见得都能有效实现文化资本化，而文化资本化后的反哺问题也需要引导，两者之间互动互生的耦合效应能否充分发挥受到诸多因素影响。本部分将分析不同形态文化资本在经由符号消费转化为经济价值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而提出相应对策，尝试为构建文化记忆与文化资本化之间的耦合机制提供参考。

（一）具体形态文化资本视角：加强非遗传承人的培育，彰显其在非遗保护中的主体作用

从具体形态视角看，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的特点是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的，尤其是非遗传承人。传承人是非遗保护工作的重点和主体。非遗的真正传承者不是政府、商界、学术界或新闻媒体部门，而是非遗传承人，是根植于民间传统文化之中维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正贡献者。但是，这些传承人可能会囿于其自身教育水平、资本、权力和社会等方面的资源限制，在传承过程中遇到诸多困难，从而出现了非遗保护的去主体化倾向，如果被排斥在非遗保护的主流之外，传承人将无法表达自身对非遗保护的意见，或由于其“地方性知识”有时不被现代知识体系认可，从而在文化记忆传承中被屏蔽或改变，相应的认知与文化记忆也会改变，这对于非遗保护是极为不利的，例如，鹤峰的“山民歌”被归入“田歌”便是一例。因此，要实现文化记忆与文化资本化的耦合效应，必须加强传承人队伍的培育，可通过建立非遗传承示范基地加强传习教育；也可将非遗传承人才培养纳入职业教育体系，通过重点建设一批民族文化传承新专业，有计划、系统化地培养相关专门人才；在此基础上，有效保障传承人的生存条件、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使得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从而更好地彰显与发挥其在非遗保护中的主体作用。

（二）客观形态文化资本视角：非遗文化符号的知识体系建构与创意开发

客观形态文化资本着重于挖掘非物质遗产表面图像符号的深度内涵与记忆。在重建非物质遗产文化记忆的过程中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保证文化符号的原真性。因此，重建文化记忆，首先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非遗项目知识体系。在确保文化记忆知识体系真实性的前提下进行深度有效的开发，并让传统文化记忆在现代创意的作用下不断扩大其影响力。

1．以原真性和整体性为内核，重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记忆知识体系

世界遗产研究与实践领域的核心理念就是原真性和完整性，无论是世界遗产的申报、价值评估还是保护和环境整治，都直接以原真性和完整性为依据。非文化遗产的原真性是衡量文化遗产表现形式和文化意义的内在统一程度。这种表现形式既包括客观的物所展现的形象，也包括存在于主体头脑中的观念性的东西。整体性则既指一项历史文化遗产连同周围环境一同存在，保护遗产本身的同时，还须保护其周围环境，这样才能体现出遗产的风貌。此外，整体性还包括文化遗产所具有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情感等方面的内涵。在有些地方，政府采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如果一味关注文化记忆的资本价值，很少强调文化记忆的知识性、本真性和内在的文化逻辑，甚至出现编造本来不存在的历史典故、将本来并不相关的历史片段生硬地组合在一起、将非遗项目进行任意组合和拆分等做法，那么就有可能将非遗保护推向商品化的极端，即使短期内在某些方面促进了文化记忆的恢复，但是长期来讲，对于地域历史文化整体内涵的构建是非常不利的。

很多传统的技艺和艺能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中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元素和信息，它们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过去主要靠口传心授及相关的实践才得以传承。如果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相关的知识体系作为支撑，无论从原真性还是从完整性来看，其应该具备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和文化意义就会荡然无存。要实现文化记忆与文化资本的耦合，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把握好原真性和整体性的内核，立足于真实的、完整的文化记忆框架，重建相应的知识体系。

2．立足核心内涵，挖掘符号意义，实施创意化保护开发

文化不仅是经由历史的沿袭而传递下来的符号，事实上，文化更是一种积极建构符号意义的行动。当前西方各国的文化创意产业中，英国的表现独树一帜，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英国对于其所拥有的丰富而悠久的非遗资源的善用，将其作为创意的重要来源，从而造就了英国创意产业的繁荣：传统手工艺产品商品化；传统习俗、重大节日成为旅游观光重要项目；古老传说故事甚至语言成为电影和畅销书的素材……

因此，实现文化记忆与文化资本化的耦合效应，应该立足非物质文化遗产核心内涵，可以借鉴人类学家格尔茨的思考，从“他者的眼光”出发，站在对“异文化”理解的角度去进行一种“深度的描述”，把握深层隐喻的符号意义，避免表象化、简单化、碎片化的阐释和构建。通过挖掘和构建符号意义，提炼出文化的精髓，形成真实性的符号价值，进而合理配置，融合各种文化元素，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现代文化创意，将独特的民族文化符号在新的语境中重新进行编码，通过有效的市场运作不断行销与传播，让消费者获得精神的满足，实现非遗保护和传承的双重目的，形成良性循环发展模式。

（三）制度形态文化资本的保护建议视角：克服“圈地思维”，以开放共享、互利共赢的方式协同推进非遗保护工作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制度形态优点在于：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申请，协助地方及民间梳理其所在地文化并争取社会认同与保护。然而，这样的制度形态也由于非遗的绝对化与层级化问题进而破坏了非遗文化的共享性和谐。在实践中，有很多非遗项目确实存在于多个地方，但是有些地方政府和文化部门对于非遗项目的发源地、属地问题却存在着地方主义倾向，例如因为要强调发源地身份或者“第一”的位置而重新打造“文化记忆”。由于行政区划的条块划分和属地管理，各地出于地方利益的考量，在非遗保护过程中滋生出圈地思维，体现于非遗的申报、保护和宣传推广等诸多环节，并形成一种常态化的思维。这种一切以经济利益为核心，忽视了文化传承之社会效益的考量，以非遗保护的名义却使其沦为地方经济发展附属工作的现象，对于非遗保护将造成极大的伤害。

“圈地思维”的根本动因在于获得垄断性资本收益。尽管非遗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但在其悠久的历史流传过程中所涉及的地理范围又是动态的和弹性的。古今对比，行政区划历经诸多变迁，例如古徽州地区在现代区划中横跨安徽、江西两省，安徽境内又包含多个县市，因此古徽州地区民居建筑和饮食文化等非遗的地域属性就很难以现代行政区域进行划分。这种情况下，非遗的保护就需要克服门户之见和地方保护主义，按照文化传承的客观规律，联合相关区域的各方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整合非遗文化资源，共同申报，共同开发，在更广的时空实现其价值，最终实现互利共赢。“大运河”“丝绸之路”两个项目于2014年成功申请世界非遗，这两个非遗项目在地域上跨越多个省市，是沿线各地共同享有的文化资源，从其申遗到后续保护的过程中，各地共同努力、精诚合作，这一范例为打破以往非遗保护中的惯性思维提供了很好的榜样。

五、结论

传统农耕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联系着人民的生产生活和精神消费，即是文化资本，随着时代变迁及生产生活方式的演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记忆而存在。从有利于非遗保护与传承的角度，有必要将“文化记忆”适应于当下人们的生活与精神需要，转化为现实的文化资本，在坚持非遗基本内核的同时强化其文化记忆。本文从不同学科的视角，尝试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符号、文化记忆以及文化资本之间的耦合关系，通过梳理文化符号与文化资本之间的对应关系，结合实践分析当前非遗文化资本化实践中文化记忆面临的困境，并提出构建非遗保护中文化记忆与文化资本化耦合作用机制的对策建议，以此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文化记忆向文化资本转换，并以文化资本所产生的效益强化非遗的文化记忆，从而达到非遗保护与传承发展的根本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