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先启后，守正创新
2014年，裕固族青年学者巴战龙提议将“裕固族研究”升级为在“裕固学”的概念和框架下开展研究，当时学界给予了积极呼应，大家齐心协力召开若干次专题学术研讨会积极推进此项工作。转眼间，裕固学专题研讨会在北京、张掖、敦煌等地已召开五届，巴战龙在这一领域也撰写了若干篇富有学术启发意义的文章，令人钦佩！
我认为将某一“研究”升级为“学”，就需要叩问该学问的性质。毫无疑问，“裕固学”是关于“裕固”这一民族的学问，是我们力图通过对一个民族进行系统性、多层面、多角度研究进而确立的整体性框架。但是这样的研究又不止满足于研究对象本身，而是具有更广泛的跨民族、跨学科的辐射作用。换句话说，如果裕固学作为学科成立，其研究成果要有辐射其他民族或学科的价值和意义，要与其他民族或学科的研究成果互为文明。其学科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文化共生、民族和谐、人类进步。
我曾撰文谈过自己研究裕固族的一些认识和体会，在此不妨再重述一些主要内容，以便帮助更多的人认识巴战龙提出的“裕固学”的整体框架。我认为，虽然今天裕固族是一个人口较少民族，而且是一个典型的内陆亚洲民族，但是它传承下来的语言、文学艺术、民族形成，以及当下彰显的心性史都具有跨民族、跨学科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一
裕固族使用两种本族语言，而且每一种语言在同一语族中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和特别的价值。西部裕固语是一种百余年来引起国内外突厥学界极大兴趣的、仅存于我国的“古代突厥语”。早在1909年，苏联突厥学家马洛夫就在著名突厥学家拉德洛夫的指导下，受苏联科学院远东中亚研究委员会的派遣，赴裕固族地区对西部裕固语进行专门调查，他前后两次来裕固族地区，花费近一年的时间调查这种语言。
百余年来世界大多数顶尖突厥学家都涉足西部裕固语研究，而且对取得的研究成果给予高度评价。例如1979年，巴斯卡阔夫在阿拉木图召开的全苏联科学讨论会上指出：“马洛夫关于罗布语和裕固语的研究工作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们是当时未被科学界了解的，是对突厥语史研究具有极重要意义的语言的首次研究。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马洛夫那些将古代和现代语言做了大量比较的方言词典以及裕固语语法纲要。马洛夫关于裕固语动词变位系统和一些语法形式的分析，对突厥语动词系统做出了崭新的解释，并且使确定其他突厥语动词时间形式的意义成为可能。”[1]A．谢列布连尼科夫和A.A．切切诺夫认为：“捷尼舍夫的《西部裕固语的语言结构》是关于很少为人所知还在逐渐消失的中国西部诸突厥语言和突厥民族的真正有价值的文献。”[2]原中国民族语言学会会长孙宏开在《20世纪中国民族语言学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认为，陈宗振先生对西部裕固语中的带擦元音的描写，揭示了该语言中存在的一些特殊语音现象，从而使学界对我国少数民族语言语音的描写更加广泛[3]。这些研究成果都昭示着西部裕固语研究不仅是裕固族研究的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对同语族和同学科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同样，东部裕固语在同语族语言中也具有重要地位。苏联蒙古语言学家、卡尔梅克蒙古人托达耶娃和捷尼舍夫合著的《裕固语》一书于1966年在莫斯科出版，该书认为，东部裕固语是一种混杂的语言，使用东部裕固语的人在原来突厥语的基础上，在某个时候逐渐加上了一层蒙古语的两种不同语言成分。由此在蒙古语族语言中形成了一个新的语音和语法系统，代替了早期的一些突厥语的特点。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有机地把蒙古语和其他蒙古语族的语言集于一身的一种新的语言结构，在数百年前就形成了，并且在今天还保存着，这证明了在蒙古语族语言中存在着一个独一无二的经历过伟大的历史生活的混合型语言[4]。
二
从文化传承角度而言，在古代突厥人时代，裕固族的先祖就有了突厥文、回鹘文，而且拥有了像鄂尔浑—叶尼塞碑铭那样的史诗性书面文学作品和敦煌出土的颇具规模的佛经文学作品，对这些文献的研究是对世界突厥学的重大贡献。此外，今日依然流传民间的裕固族民歌也独具特色。有学者研究认为裕固族民歌格律，分别与古代文献记载的突厥语民歌、蒙古族民歌有许多共同之处[5]，其中保留不少与《突厥语词典》中记载的四行一段押尾韵的民歌形式相一致的民歌[6]，有些英雄传说故事中还保留有我国北方游牧民族非常古老的母题。
民族音乐学家杜亚雄突出的成就之一就是对裕固族西部民歌进行长达20年搜集、整理和研究后，发现它和匈牙利古代民歌有许多共同之处，从而认为匈奴音乐文化正是匈牙利民间音乐的渊源之一。也就是说，杜亚雄利用裕固族民歌音律资料，从音乐学的角度，证明了历史学家所考证的从我国西迁的古代匈奴人到达了今天的欧洲，进而攻打罗马帝国，所向披靡，席卷了欧洲大部，最后在今天的匈牙利一带建立匈奴帝国确属信史。[7]
早在1982年，中国音乐学院学报《中国音乐》第4期发表了杜亚雄的一篇论文——《裕固族西部民歌与有关民族民歌之比较研究》，很快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匈牙利、美国、加拿大、阿根廷、日本等国的学者，或来信、撰文，或举办学术演讲，对他的论文加以评述和介绍。布达佩斯电视台还播放采访杜亚雄的电视录像，新华社也就这项研究成果做了专题报道。1984年4月初，匈牙利《人民自由报》记者班奈迪·伊斯特万·高堡采访杜亚雄，当听到他搜集的裕固族西部民歌录音时，高堡不仅听懂了其中个别词句，而且还能说出这是一首什么歌。这使在场的人感到十分惊讶，连高堡自己也深感不解。这显然是因为裕固族西部民歌的语言、音阶、结构、乐句、节奏型等方面与匈牙利古代民歌有诸多相同之处，所以高堡才大致听懂了。杜亚雄也正因研究裕固族民歌而轰动世界音乐界。
三
我认为，研究裕固族内部社会结构也具有重要的“裕固学”价值和意义。裕固族曾长期保留古老的部落（又称“家”）组织，每个部落由若干户族（氏族）组成。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报道裕固族共有10个部落29个氏族
。对此，巴战龙又提供了重要的补充调查资料。他认为，清康熙重置裕固族时把裕固族分为纳马之族和纳粮之族是一个重要的族群政策。纳马之族分为7族，纳粮之族主要是临城8族。到清末民初，裕固族社会进一步凋敝，各种力量搅和其中，纳马之族才分为10族。如果只把7族和10族当成裕固族，那么黄泥堡、铧尖、丁家坝、下黄泥堡一带的裕固族就会被排除在外。其实当时互动非常频繁。此外，裕固族作家铁穆尔调查发现的氏族也比20世纪50年代学者调查的数量要多。
裕固族每个户族的名称又起着“姓”的作用，现在裕固族通行的单字汉姓，都是由本民族户族名称音译或意译而来的。裕固族户族名称多种多样，这种多种多样的户族来源说明裕固族内部蕴含着丰富的多元文化。
近几年我尝试对裕固族几个户族名称进行了一些研究，从中可以看出裕固族内部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多样性，我认为这不仅能丰富和激活裕固族文化，而且能与历史和当今其他民族的文化互为映衬，也对其他已经消亡的历史族群是一种很好的补充研究。尤其近期研读日本学者小谷仲男《大月氏：寻找中亚谜一样的民族》、藤善真澄《安禄山：皇帝宝座的觊觎者》等著作，深感历史和现实是一脉相承的。在此举例如下。
案例一 俊鄂勒（或钟鄂勒）是裕固族户族之一，也是今日钟姓户族的裕固语音译。梳理有关钟姓户族的前人研究以及笔者的相关研究，发现今日裕固族的钟姓户族可能不是直接来自今日裕固族族源——“黄头回纥”或“撒里畏兀儿”，而是来自与之毗邻的一个部族。这个部族就是历史上的“仲云”部落。“仲云”存在于五代宋辽时期，是小月氏遗部。回鹘西迁后，仲云国占据了鄯善、若羌故地，北宋末年销声匿迹。[8]
案例二 吴姓户族分布在操蒙古语族语言的裕固族当中，自称“巴岳特”（bajad）。据笔者初步研究，今日裕固族中的“巴岳特”与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氏族——伯岳吾氏（蒙古语读作bayăd或bayid）密切相关。元史专家刘迎胜在其专著《西北民族史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中认为，伯岳吾氏是一个引起许多元史研究者注意的氏族，因为它不仅是蒙古部落的一个分支，还见于康里、Yemek部和钦察人中。伯岳吾氏散见于各族，就像今天在哈萨克族和柯尔克孜族人中都可以发现乃蛮部一样，是研究文献所失载的蒙古、达旦部落迁移、分化历史的绝好材料。[9]
案例三：巩鄂拉特（Goŋərat）是今日裕固族郭姓户族自称，郭姓户族是裕固族部落中分布较为广泛的一个户族。这个名称和历史上的一个游牧部落的名称非常相近，这个部落就是“弘吉剌”部。“弘吉剌”部是12世纪前后蒙古高原上的一个游牧大部落。“弘吉剌”部不仅世代与黄金氏族通婚联姻，而且这种姻亲关系延伸到西北各地和其他民族当中。今日裕固族中的郭姓户族——巩鄂拉特，应该说就是蒙古族历史上的族外婚制度和自元以来形成的宗王出镇制度的产物。[10]
四
“‘历史心性’是指在特定社会文化情境下，人类更基本的对族群‘起源’（历史）之思考与建构模式。……一种结构性社会情境，产生特有的、可支持此社会情境的历史心性。然而历史心性本身只是一种‘心性’，一种文化倾向；它只有寄托于文本，或某种文类中的文本，才能在流动的社会记忆中展示自己。”[11]近几年我一直在关注裕固族地方政府和文化精英联手打造展演的诸多文化产品，我认为这是一种新文本的体现，其中无不透射着“心性史”的力量。这种“心性史”将熟悉陌生化，将日常神秘化，将脆弱强盛化。
案例一 为庆祝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成立55周年，县民族歌舞团经过两年创编、排练，完成大型裕固族音舞诗画为一体的歌舞剧——《天籁·裕固》。其中第二幕《梦萦西至哈志》，以《迎亲舞》《马鞭舞》等大帐宴乐组舞为表现形式，再现回鹘王子迎娶大唐公主的盛大婚典，在风情浓郁的传统婚礼上，欢快热烈的龟兹舞和激情飞扬的天鹅琴弹唱，把如梦如幻的西至哈志推向高潮。[12]
案例二 肃南县文物局完成尧熬尔牙帐复原布置工作：随着裕固县旅游业的不断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在旅游业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肃南县为打造“裕固族传统文化长廊”，决定在康乐草原修建裕固族部落，把传统的裕固族黑帐篷和尧熬尔牙帐都扎起来，为此还成立了以县文物局局长为小组长的牙帐复原布置小组，对裕固族传统牙帐进行复原。牙帐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对可汗居住帐幕的俗称，是可汗或王族日常起居的庭帐，有着悠久的历史，具有浓厚古朴气息和神秘色彩。[13]
案例三 “中华裕固风情走廊”旅游景区项目以康乐特色旅游集镇为起点，沿榆康公路至肃南县城，全长近84公里。2013年年底被评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景区将丁零、回纥等裕固族先民悠久的历史文化元素镶嵌于自然风光线上，形成以康乐、白银旅游文化特色集镇景观为主的裕固印象片区，以万佛峡、高车穹庐等景观为主的裕固历史片区，以赛罕塔拉、裕固王府、回鹘牧歌、东迁史纪碑等景观为主的裕固风情片区[14]。
案例四 2014年10月13日至20日，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民族歌舞团出访韩国，参加“首尔·中国日”文化交流演出，这是肃南文艺团体首次出访韩国并演出，揭开了裕固族赴外文化交流活动的崭新一页。居住在祁连山北麓的裕固族，是古代匈奴和回纥的后裔，是甘肃独有的少数民族。悠久的民族历史和丰富的民族文化形成了他们独特的民族风情。[15]
上述案例中有诸多关键词句，如“《梦萦西至哈志》——回鹘王子迎娶大唐公主的盛大婚典”“尧熬尔牙帐复原布置工作”“丁零、回纥”“高车穹庐”“祁连山北麓的裕固族，是古代匈奴和回纥的后裔”等。也许在一般人眼里这些都是“附庸风雅”，故作神秘，或“拉郎配”盲目攀附历史英雄（过去笔者也持这种观点）。但是现在我认为，这是一群希望有共同之过去、现在与未来信念的人群的“集体突围”，我们不能不关心他们目前在整体社会族群关系中的处境。正如巴战龙所说，小民族也期待拥有“大志向、好生活”。
我认为，“心性史”的出现使现实族群和历史族群的关系成为可能，“古为今用”变成现实，这为“裕固学”带来了无限的学术空间。这样“裕固学”面对的不再是那段有记忆可循的“信史”中的裕固族，而是面对一个民族形成、发展以及未来指向的创造者的研究，这样的使命我认为在以前的裕固族研究框架下是完成不了的。
五
和上述个人认识相比，我认为巴战龙视野更开阔，问题意识更强烈。他善良、睿智、勤奋，是裕固族难得的后起之秀。虽然他很谦虚地说“现在是对自己所‘参与观察’的裕固族研究的开拓、深化和创新谈谈个人意见和建议的时候了”，其实我认为，巴战龙从最初涉足裕固族研究开始就有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裕固学”意识了。
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历史学家泰纳在论文学的种族要素时，认为人种天生遗传的一些特殊倾向，经历几个世纪之后，受气候、文明、命运的影响，会出现印记般的共同特征，共同生活的经验、思想、情感、意志、愿望的表达，与其共同的历史记忆，会形成利害一致的民族特性。
纵观巴战龙的这部文集，他从最初发表的文章开始，就一直秉持人类学的视野和方法，其内容不仅涉及裕固族文学、语言和文化，而且还涉足地方知识和乡土观念，而这些研究又不完全针对相关学科问题本身，而是有一共同指向——“社区发展”，进而面向人类共同发展。如果用一句当下时髦的话概括，他关注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这样的大视野正是“裕固学”所努力追求和期待的。
六
在《动情的观察者与历史感的抒写——对铁穆尔文集〈苍天的耳语〉的人类学阐释》一文中，巴战龙认为，“一是铁穆尔出生和成长于一个典型的多元文化家庭，家庭成员的轶事、经历和擅长给他的写作提供了丰厚的资源和养料，加之他后来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经验，使他最终摆脱了从单一文化视角观察、学习和写作的沉疴痼疾，达到紧随时代、贴近生活、开阔宽厚和古今通达的写作新境界；二是他在生活和写作中，常常在多种身份中变换，他从未将自己禁锢于某种单一身份之中，这使他获得了众多从多元文化视角观察、学习和写作的绝佳机会。无论是血缘维度的‘族群融合’，还是业缘维度的‘身份变换’，都说明铁穆尔的身份具有典型的模糊性特征，无法用整齐划一的族群归属和刻板固化的职业身份来框定”。身份的模糊性一定会导致立场的模糊性吗？从他的作品中，笔者发现答案是否定的。
“铁穆尔是当代文坛屈指可数的对尧熬尔族群、内陆亚洲历史和欧亚草原文化的‘动情的观察者’。”“一般来说，在当下全球化时代里‘小民族’传统文化走向消亡的群体内部原因，常常可归结于文化失落导致身份焦虑，身份焦虑导致视野窄化，视野窄化进一步导致文化失落，如此循环往复，可谓命不久矣。铁穆尔的独特之处，就是他的视野不是不断‘向内转’，而是不断‘向外转’，他是一位从尧熬尔族群来观照和理解人类整体的作家。”“铁穆尔的实践与作品的意义是跨文化、跨族群和跨学科的。”
在《裕固族神话〈莫拉〉的灾害人类学阐释》一文中，巴战龙“响应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的号召，发掘神话《莫拉》那些未被前辈学者察觉的思想和意义，进而确认包括神话研究在内的当代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研究更重要的是去生产反思性知识而不是寻求客观规律，是追求多重意义的阐释而不是因果关系的解释。广而言之，学术研究的直接目的是生产知识，但是终极目的却是形塑美好生活”。
在《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之文化资源的非正式制度——裕固族敬老习俗的社会人类学初步研究》一文中，巴战龙认为，“无数实践证明，正式制度不是万能的，非正式制度也不是无能的，相反，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常常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关系。虽然敬老习俗是裕固人‘小型社会’中的民俗教化系统组成部分之一，且相对于现代的学校教育和现代法律等制度而言，是‘非正式制度’，然而直到现代化运动如火如荼的今天，敬老习俗仍然在传承绵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所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和谐社会建构过程中，为了迎接‘老龄社会’的挑战和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应该充分重视和发挥敬老习俗等非正式制度的价值和作用”。
在《百年明花研究的回顾与评论——一个裕固族乡村社区的学术史》一文中，他通过八个方面的分类综述后认为，“从研究主题上看，注重研究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的某一个方面、某一种现象的分割式研究较多，而坚持社会文化的‘整体观’的综合性研究较少”。他认为，“明花作为一个‘小社区’，从没有脱离跟‘大社会’的联系，其经济社会与文化教育在持续发生变化，显示出了与时代脉动紧密相连的状态和趋势”。“百年来，明花的社会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恰为观察和探究作为人口较少民族的裕固族之乡村社区在中国现代性历程中的遭遇与角色提供了极富价值的个案。”
以上论述涉及了裕固族共同生活的经验、思想、情感、意志、愿望等人类学特别关注的各个方面的内容，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裕固学”研究。
七
“裕固学”这一术语是巴战龙首次提出的，为此他还用非常有限的课题经费于2014年11月举办了第一届裕固学研讨会。他认为，构建裕固学的根本动因，就是要让裕固族重新拥有其文化传承、创新与整合的“自主性”。由此可见，对裕固族来说，会议不仅仅是会议，它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场域，甚至是文化传承的意见高地。通过裕固学研讨会，裕固人有了一块讨论文化的公共阵地，树立了文化传承方面的学术带头人，此外，会议本身也成为文化遗产的一个另类展台。
有学者在《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活态传承场域再建——裕固族个案》一文中对此做了很好的梳理和总结：从2014年至今，裕固学研讨会已先后举办了五届，会议主题分别为“历史、文化与认同”“多样性与裕固族”“视野·理论·方法”“裕固与敦煌”和“陈宗振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会议举办地点分别为中央民族大学、河西学院、敦煌研究院。举办“裕固学研讨会”，提升了裕固族研究的地位，有利于汇集起一批研究裕固族的学人，在这个学术场域中探讨裕固族民族文化的众多议题，并凝练总结出裕固族的核心文化遗产。从每次会议讨论的话题、论文题目而言，裕固族传统文化的有关议题一直得到与会者的广泛关注。无论是裕固族的语言、宗教、文学、绘画艺术、民歌、教育，还是与裕固族紧密相关的“一带一路”、河西走廊、敦煌石窟，与会者们围绕着这些民族文化议题，从各自的学科和关注点进行了丰富的研究和探索。从学术层面来讲，裕固族的历史与文化在这个场域得到了有效传承。[16]
从会议参与面来看，参会人数一届比一届多，且参会人员越来越多元化。比如第二届裕固学研讨会有30多位与会者，第四届已有120余人。参与会议的人员也不仅限于裕固族，其他相关研究的其他民族均有参加，会议研讨从少数民族语言学科、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也渐走向更多元的学科，比如新闻传播学、考古学等。参与人员的工作单位以高校和研究所为主，不仅包括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也有国外高校和研究所人员参加。此外，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每届都派出了地方政府官员参会，非常重视会议的召开。除此之外，其他对会议感兴趣的裕固族人也自愿踊跃参加。参与人员的年龄从80岁高龄老人到20岁出头的大学生都有，裕固学鼓励裕固族年轻人踊跃参与会议。
为了给裕固学增加后劲，研讨会在努力寻求和巩固裕固学在学术中的位置。敦煌学已成为一门显学，而裕固族先民正是活跃在敦煌一带，是敦煌学的活态资料；以杨富学、钟进文为代表的学者们试图将裕固族历史文化放诸敦煌学显学当中，在敦煌学中寻找裕固学的学术阵地，并为此与敦煌研究院联合主办了“裕固与敦煌学术研讨会暨第四届裕固学研讨会”。正如回鹘学家杨富学所总结的：“裕固族的形成历史与文化发展一直与以敦煌为中心的河西走廊西端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未尝脱离这一地缘关系与历史文化背景。对裕固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不唯维吾尔学、蒙古学、元史学所不可或缺，更是敦煌学领域亟须开展的研究对象。”“裕固学研究对于进一步充实敦煌学，推动敦煌研究之纵深发展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与意义；敦煌学已成为国际显学，裕固学纳入其中，有利于裕固学尽早与国际学术接轨，驶入学术发展的快车道。”[17]
“通过五届的裕固学研讨会，裕固族可谓树立了文化传承方面的带头人。这些带头人，原本就是裕固族的知识精英，在族内具有较高的声望。所以，无论是筹备会议、创建‘东迁节’，还是有关裕固族文化和生态方面的大事小情，当地政府和民众都很尊重他们的意见。”同时，“也因裕固学研讨会的召开，一些长期关注裕固族的其他民族学者也获得了大家认可，成为文化传承方面被大家尊重的带头人”。[6]
八
除了创建学术会议阵地、树立意见领袖之外，巴战龙在步入裕固族研究学术阵地初期就对裕固族研究先辈进行了系列访谈，建立博客定期发布裕固学研究最新成果，其中形成文字内容并发表的有“裕固族文化精英书面访谈系列”“裕固学学科建设笔谈系列”等。这些访谈研究是对前辈学者学术的一种自觉继承和发扬光大。2012年他应邀主持《河西学院学报》“裕固族研究”专栏，“期望这些成果不仅能促进分支领域的持续发展，而且能不断推进学术创新和知识整合，使‘裕固族研究’（Yugur studies）在不久的将来能真正发展成为一门新兴学科——‘裕固学’（Yugurology）”。
与此同时，巴战龙又身体力行培育和启迪青年一代。他与裕固族学者阿尔斯兰共同创建了裕固学QQ群和微信群，为裕固学专家、学者提供了分享研究资料和研究心得、相互交流沟通和切磋砥砺的学术平台。一批热心裕固族文化的青年学子也在这一学术平台上分享自己的所思所想，释放自己的民族之情、民族之忧、民族之自豪，逐步涌现出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
通过上述梳理，我们可清晰地感受到，年轻有为的巴战龙已置身裕固族文化史上一个重要节点。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创新和资源整合的节点，而是在裕固族学术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抑或说“承前草创，启后规模，此之功德，垂之永久”。
裕固族作家铁穆尔在《绍尔塔拉的启示》中说，“绍尔塔拉是尧熬尔人的又一个边缘群体，是边缘的边缘。祁连山草地边缘的绍尔塔拉是一个缩影、一个预言抑或一个启示”。青年才俊巴战龙正是来自这片绍尔塔拉（即盐碱草地）。虽然来自“边缘之边缘”，但是他没有自我边缘化，他的一切努力就是如何让裕固族打破“边缘和非边缘”“中心和非中心”之界限，自觉、主动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大潮中。为此，他恪守着裕固人执着、朴实、动情、乐观的美德，努力摈弃由于人口少、历史碎片化、文化身份模糊等而涌现的随性和虚无。在裕固学研究的领地里，他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艰辛努力。在此，真诚希望通过本书的出版，巴战龙能够将裕固学引领到一个新的研究高地和学术境界。是为序。
2018年4月6日
于中央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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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甘肃肃南裕固族文艺代表团将首次赴韩国演出[EB/OL].（2014-10-11）[2018-04-06]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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