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国经济在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实施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框架下，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在逐步提高；发展方式、速度、增长动力、产业结构，以及能源结构总体上也趋于环保目标。但民族地区作为以传统产业为主的地区，环境改善的压力较大。因为在主体功能区规划下，民族地区又多为限制和禁止开发区域，环保和生态补偿问题凸显，敏感脆弱的区域特点，使民族地区企业承担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双重重任。在实现经济和环境关系的内在统一上，通过企业内部环保投资策略实现企业转型，形成民族地区稳定的经济增长极，已得到政府和一些学者广泛关注。

通过对2012—2015年八省区28个行业137家企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我国民族地区每个企业环保投资的产出弹性存在行业差异，环保投资产出弹性均为正值，环保投资都能够促进企业经济增长。环保投资经济贡献率年均值前5名行业是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20.22%），汽车制造业（17.13%），其他制造业（15.08%），批发业（11.34%）以及烟草制品业（5.47%）。就截面来看，除了上述5个行业，其他的24个行业的年度差异不大，基本在2%以下。环保投资对企业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差异值并没有明显的行业特征。民族地区行业之间企业环保投资对于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环保投资的产出弹性二者的波动趋势是相同的。企业环保投资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年度均值后5位是煤炭开采和洗选业（0.033%），有色金属矿采业（0.11%），造纸和纸制品业（0.39%），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0.41%），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0.63%）。以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贡献率年度均值为4.95%）为代表的高科技企业，其环保投入带来的经济增长较为明显。结合环保目的在内的投资策略确保了高科技行业环保技术的进步，从环保投资的规模和运营效率两方面促进了生产率提高。

区域层面，民族八省区企业环保投资的产出弹性存在区域差异。广西、新疆、内蒙古、贵州、云南、宁夏、西藏7省区企业环保投资的增加能够促进其经济效益增长，而青海省企业的环保投资增加反而减缓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值得关注的是贵州省，环保产出弹性甚至高于参照省份广东。除贵州、内蒙古和宁夏外，其余省区环保投资为企业带来的经济增长都没有其他投资（建设资金）的经济效益好。企业环保投资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即投资对销售收入增加的贡献也存在较大差异，从截面来观察贡献率年度差异，除了贵州（8%）、西藏（5%）外，其他6个省区的年度差异不大，基本在3%以下。企业环保投资对其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差异值并没有明显的经济地带的地域特征。民族地区的企业环保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环保投资的产出弹性二者的波动趋势相同，民族地区企业环保投资对销售收入的贡献率主要由环保投资的产出弹性决定。贵州的环保产出弹性为9.29%，青海为-0.6%，解释了为何青海省和贵州省都有着类似的环保投资与销售收入增长率之比，而贵州的环保投资贡献表现更突出。

行业方面，本书认为传统制造行业环保投入的经济绩效能够有卓越表现，但需进行改造。政府应鼓励制造行业在产品研发、原料选择、工艺设计、技术进步、生产管理的各环节都与环保企业结合；依托制造环保产业园的统筹规划，配套制造业适用的环保企业，形成共享共生、互相满足资源诉求的产业生态。区域方面，本书建议加速培育创新性高科技产业，运用基于行业的财税优惠政策和信贷手段，培育该类企业成长。尤其对民族地区的中小企业，应善用风险投资、个人家庭的直间接融资；建立环保投资基金等手段，收拢闲散资金。学理方面，建议在研究制定企业层面环保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政策时不宜采用统一的区域性政策。因地制宜，尊重、符合民族地区的行业规律，及早地使行业政策匹配环境规制增强的步伐，促使民族地区企业跨越治污门槛，完成产业转移与结构升级。

本书在如下三个方面取得进展：

第一，以书面形式测算了民族地区各行业企业环保投入的产出弹性，以及对企业经济效益的贡献值。从研究范围来看，本书充分借鉴以往所做的关于中国企业环保及绿色投入的研究，却不再单纯地做效益增长的因素分析、要素份额分析，而是针对环境规制严格的环境政策背景和民族地区区位、产业特点，通过分行业、分区域的实证分析，来探讨民族地区企业环保投入的增加对企业自身效益的影响程度；用治理废水、废气设备运行维护投入与销售收入构建环保投入对效益增长贡献率模型，实证分析了环保投资影响的结果，包括对环保投资产出弹性、贡献率的计算。在C-D生产函数下，完成了民族地区企业经济总产出变化的合理逻辑推导，具体从环保要素投入结构的变化引出了要素边际产出弹性的变化，进而推动经济增长。本书首先用随机效应模型估计，发现变量参数估计显著度较高，无法通过检验。经过进一步进行Hausman检验，建立变系数的固定效应模型，用以考察民族地区企业环保投资额与经济增长（销售收入）的关系，由此得到民族地区28个行业的环保投资产出弹性。

本书设定并计算出环保投资对企业经济效益的贡献率；进而清晰地观测到各行业、各省区企业环保投资对销售收入增长的贡献率的平均值。引入平均标准差的差异指数，测算4年中行业间、省域间的贡献率的绝对差异情况。最终明确了行业层面环保投入对企业效益的影响方向、行业的贡献率年度差异，以及贡献率差异的变动轨迹；总结出环保投资产出弹性较大的省份、贡献率较高的省份，排列了促进效果较为明显的省区以及贡献率较低的省区，为后续提出政策建议提供了依据。

第二，在我国引入国外研究环保投入与出口绩效之间关系的绿色有形资产投资策略，得出了相同的研究成果，即企业环保方面的投资可以提升企业生产率，最终提升企业面对沉没成本的能力。

本书在环保资产投资和管理实践方面，完善了GTIS，即绿色有形资产投资策略的范畴规定，将企业环保设备使用中的维护费用、治理及运维费用一并界定为环保投入。在上述部分讨论的基础上，本书汲取了Green CDM Model的关键元素，将环保投入、劳动力、研发和人力资本界定为主要的投入源，生产率作为调整后的生产函数的一项剩余，从而统筹考虑了环保导向投资策略通过环保信号的直接影响路径，以及由环保投资导向策略引致提高的生产率，为本研究领域进一步完善企业环保投资策略与企业生产率提高、销售强度和可能性增强，以及竞争力提高扩展了分析范畴的思路和范式。

第三，通过民族地区各行业、各地域两个层面对民族地区企业环保投资的效益问题进行了综合性的描述。根据目前有关研究成果，环境保护投资对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究其原因主要是行业选择差异性造成的，很多文献都是以某一个具体产业来研究环保投资对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程度与方向，结论也就存在显著与不显著，正负效应并存的不确定性结论。区域选择也是以某一地区为研究对象，缺乏系统研究。如有研究者选取全国各省级区域进行测算，照顾到区域结论的同时，缺失了对行业特点的考量。因此，本书从28个行业和8个区域两个视角分析环保投资对我国少数民族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为我国分行业、分区域制定环保投资政策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