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1968—1987年：克诺夫时代——大展宏图

1968年3月1日，永不安分的戈特利布因对现状不满，带着托尼·舒尔特（Tony Schulte）、尼娜·伯恩（Nina Bourne）等得力干将，从西蒙-舒斯特公司转投到克诺夫书局（Alfred A.Knopf）。克诺夫书局1960年被合并到兰登书屋，而此时创始人阿尔弗雷德·A．克诺夫已经逐渐淡出，作家的年龄在逐渐变大，创作高峰已过，而那些为克诺夫书局带来优秀好书的优秀编辑也逐渐变老，后继乏人，断层出现了。戈特利布的“跳槽”适逢其时，在许多出版社挖他的同时，兰登书屋开出了对手难以企及的诱人条件，因而如愿以偿。兰登总裁罗伯特·伯恩斯坦（Robert Bernstein）对戈特利布说：“别人可以给你提供一份工作，而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个出版公司。如果你能来，克诺夫书局就是你们三个的了。”兰登的老板贝内特·瑟夫认为戈特利布是一位非常强势、有魅力的出版人，熟悉自己的业务，绝对物有所值。

戈特利布先是担任克诺夫书局的总编辑，1973年开始又担任其出版人。随之而来的不仅有对他忠心耿耿的一些老部下，还有与他关系密切的一大批顶级作家。在戈特利布网罗的知名作家里，除了约瑟夫·海勒，还有小说家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翰·奇弗（John Cheever）、V.S．奈保尔（V. S. Naipaul,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迈克尔·克莱顿、约翰·勒卡雷、玛格丽特·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 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安东尼·弗雷泽（Antonia Fraser）和罗伯特·A．卡罗（Robert A. Caro,2003年普利策传记奖得主），以及散文家乔纳森·夏尔（Jonathan Schell）、珍妮特·马尔科姆（Janet Malcolm）、雷纳塔·阿德勒（Renata Adler）等人。

作为全美最负盛名的出版公司，克诺夫书局通过出版大量高品质的图书而赢得了销量和声誉的双丰收。戈特利布入主后，经过多方考虑，在保留这些优良传统的同时，又提高了商业小说和热点名人传记的出版力度，而使出版社的经济收入更上一层楼。同时，他也达到了自己出版事业的巅峰，成为20世纪下半叶美国出版业的标志性人物。

戈特利布曾向《纽约时报》“书评版”的托尼·施瓦茨解释道：作为克诺夫书局的总编辑，我选择图书的原因只是基于是否喜欢它们，而不是试图“迎合那些抽象的营销理念”。他曾拒绝过很多具有商业潜力的图书，因为他认为他们缺乏强烈的“个人独特的声音”，而这正是克诺夫书局的读者群最为珍视的东西。1973年，戈特利布被任命为出版人后，他夜以继日地工作，不仅在工作时间努力处理出版业务，甚至他的夜间和休息日的时间都被审读稿件所占据。高强度工作的结果是他将克诺夫书局的控制权牢牢地抓在了自己的手里。即使这使他显得有点独断专行，但仍有大量年轻而富有天赋的编辑被他独特的个人魅力所吸引，在他所促成的这种非正式的，而又集体主义色彩浓厚的氛围中勤奋工作着。

和克诺夫书局签约的作家们都提到，戈特利布有一种善于发现他们手稿中的弱点，并能以不同寻常的诚实与委婉劝说他们修改原稿的独特天赋。而他本人却对自己在图书出版过程中所做的巨大贡献十分谦虚低调，以非常中肯的观点来看待他的编辑角色。他认为，“一个编辑本质上扮演着一个服务的工作”，为的是“帮助作者完美表达他的构思”。他对舒瓦茨说：“我不认为编辑是一种最具创造性的天才，那是难以企及的……人们从我身上发现的作为编辑的那些品质，譬如眼光啊，善意啊，品位啊，耐心啊，以及旺盛的精力啊什么的，这些都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对这些素质反倒不看重……我其实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保护和培育艺术家的才华。我的工作就是呵护这些美妙的天才。”

戈特利布在亲自看稿改稿的同时，还承担繁重的组织工作。在引进那些富有创造力的当代作家的同时，他还引进年轻编辑，消除内部矛盾，构建欣欣向荣的编辑群体，使大家感觉像生活在一个欢乐的大家庭一样。哈珀-柯林斯公司（Harper Collins）的现任总裁简·弗里德曼（Jane Friedman）1968年进入克诺夫书局时只是版权部的一名录音打字员，她在此度过了她人生最重要的成长期。她回忆说，她感觉那时就像生活在梦幻世界里一样。

如鱼得水的戈特利布打造了自创始人克诺夫夫妇当政以来的又一个“黄金时代”。1984年11月，为表彰戈特利布对出版业的贡献，国际笔会（PEN）授予他“笔会出版人奖”（PEN Publisher Awards）。理由是他“对世界文学以及作家的自由和尊严所做的特殊而长久的服务”，他被褒扬说“提供了一流出版公司所应具有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