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天津的地理位置处于华北平原东部，海河流域的下游，濒临渤海。700多年前，这里曾是一个普通的濒海小村寨。就现今天津市域面积而言，其早期的人口聚落可以追溯到金代，《金史》中称这一地区为“直沽寨”简称“直沽”。（现在天津市河西区仍有“大直沽”的地名）。到公元1316年（元 延佑三年）将直沽寨改名为海津镇。到公元1402年（明 建文四年）燕王朱棣率兵由直沽寨沿北运河南下夺取皇帝位后，特赐该地名为“天津”，意为“天子经过的渡口”，这即是历史上天津这一名称的首次出现。
至公元1404～1406年（明 永乐二至四年）在此先后设立天津卫、天津左卫和天津右卫，同时建城。至公元1725年（清 雍正三年）改天津卫为天津州，公元1731年（清 雍正九年）天津州又升为天津府，下辖六县一州。至此，经过金、元、明、清四个朝代数百年的变迁，天津城廓已初步形成。特别是进入清代初期，由于天津水路交通便利，华北腹地的货物多在这里进出，渐渐形成了货物贸易的集散地，进而演变为华北地区经济贸易中心。除此之外，天津作为京畿门户，自明朝设卫以来便有重兵驻防并修筑炮台等防御设施，成为拱卫京畿的战略要地，并逐渐由一个军事卫所，成长为一座颇具规模的沿海城市。
1550年（明 嘉靖二十九年）刻《重修天津三官庙记》碑，记述了“天津”一名的由来
正是由于天津曾经拥有的卫城（卫所）地位，也就有人将天津的历史文化称为“卫文化”或“兵营文化”。更由于天津处于九河下梢、渤海之滨致使漕运兴盛、海运繁忙，因此也有人将天津的历史文化称之为“码头文化”。另外，还因为天津以拥有众多的小洋楼著称，而有了“小洋楼文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无论有多少种关于天津历史文化的定位与思考，天津自古以来就是一座有着鲜明个性的城市。
1860年（清 咸丰九年）10月，以中国清政府与英、法、俄三国订立《北京条约》为标志，第二次鸦片战争宣告结束。清政府与三国签订的《北京条约》，可视作1858年（清 咸丰七年）6月清政府与英、法、俄、美四国分别签订的《天津条约》的补充。《北京条约》中续增的条款包括：开天津为商埠；割九龙司地方给英国；准许外国人在中国买卖人口；将已充公的天主教教堂财产发还，法国传教士可以在各省任意租买田地，建造教堂；对英、法两国赔款各增至800万两白银等。在这场战争中，英法联军占领京津等地城池且肆意劫掠，在北京火烧了有“万园之园”美誉的圆明园，此举，对中国文化和心理造成沉重打击。此后，中国的地主阶级逐渐分化，部分清朝统治者痛定思痛，决定采取“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救国方略，并由此拉开了“洋务运动”的序幕，暂时迎来了回光返照般的所谓“同治中兴”。
一幅反映清政府与英法俄美四国签订《天津条约》时的绘画
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根据清政府与英、法、俄等国所签不平等的《北京条约》，将天津辟为商埠。开埠后的天津，先后有九个国家在天津强占土地设立租界，形成了外国列强染指中国、威慑京都、干预内政、掠夺资源、巧取财富的侵略基地。并使一个封建都会逐渐演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城市。
清王朝初期的天津，由于水陆交通便利，腹地辽阔，已是华北地区商业贸易的中心地带。1655年（清 顺治十二年）荷兰使节盖伊（Guy也译作戈耶）来华到京进贡，后在谈及他抵达天津港口的印象时称，天津与广州、镇江并列为中国的三个主要港口，并认为天津这个地方到处被庙宇所点缀，而且人烟稠密，货物交易频繁，像如此繁荣的商业景象实为中国其他地方所罕见。随后这位荷兰使节还绘制了《三岔河口图》。1793年（清 乾隆五十九年）英国派使臣乔治·马戈尔尼（George Macartney）伯爵率团来华，为乾隆皇帝补祝八十寿辰进贡（注：乾隆姓名为爱新觉罗·弘历，出生于1711年9月25日，即康熙五十八年八月十三日生，其八十岁寿诞日期应是1790年，即乾隆五十五年）。乔治·马戈尔尼抵达天津三岔河口时对那里的热闹景象大加赞赏。他的一位随员对津沽地区河流系统也做了一番饶有兴趣的分析，“一条从京城附近流淌过来的河流，一条同其他边远地方相连接的河流，这样两条河流的汇合，使中国从一个统一的帝国初期起，就必然使天津成为一个热闹非常的地方”。乔治·马戈尔尼还著有《1793年英使觐见乾隆记》，较详细地记载了出使中国的经历。
《北京条约》部分条款
乔治.马戈尔尼像
近代天津，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结构迅速解体，这时一些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放眼看世界”了，学习西方先进的知识和技术，创办工商业、金融业，引进西方的教育、科技和文化，为兴办洋务奠定了基础。可以说，这些“西学东渐”的举措，使天津开埠以来，得以享有“领时代风气之先”的称誉，并逐渐成为中国北方著名的“洋务之都”，受到世界的瞩目，使中西荟萃的城市文化得到了充分的彰显。天津开埠以来，随着外国工商业的引入，使天津从一个封建性的交通枢纽和商业城镇，逐步转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工商业港口和贸易城市。
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两副画作中窥见一斑。这两幅画作分别是清末杨柳青的著名年画画师齐健隆所创作的年画《天津图》，清末杨柳青的年画画工龚尖成所作《新刻天津紫竹林跑自行洋车》年画。《天津图》年画的作者齐健隆在该幅画作题跋中写道：“天津府城，自昔即为各省士商荟萃之区，中外互市以来，建设通商口岸，督宪亦行辕移住，交涉日繁，商贾云集，近益增建洋楼，电线、铁路、火车次第创办，倍形热闹，凡足迹来履是地者，不免与一览为快之，思兹特绘此图，以备卧游之助焉耳。”从这段题跋中至少体现出天津开埠以来，在对外商贸、城市建设、电力交通等方面的创设与发展给“天津府城”带来的巨大变化。如题跋中所称的“士商荟萃”、“商贾云集”形容的是当时商业贸易的发达兴旺。“中外互市”、“建设通商口岸”说明天津开埠后中外通商、国际经贸往来的增多。“增建洋楼”、“电线、铁路、火车次第创办”则反映了因外国在天津设立租界而不断增多的“洋楼”建筑，以及电线（含供电、电话、电报等线路）、铁路、火车这些近代工业文明产物的出现带给城市生活及人们出行的便利。
天津开埠后西方殖民势力的大举进入，天津开启了近代历史的进程。此为英租界码头
这幅画作反映的大约是公元1888～1890年间天津城市的景象。描绘了天津城垣开埠以后的市井风貌。图中的海河、子牙河、南运河流经城垣，城廓内可看到“望海楼教堂”以及因“洋务运动”而出现的“机器磨坊”（面粉厂），“火轮车”（铁路和蒸汽机车）等新鲜景物散布其间。远处为城池旧景，东门外是玉皇阁、天后宫以及紫竹林等“租界地”的洋楼建筑，这幅《天津图》将当年的市景风物刻画的生动清晰。此图的印刻时间大致在1897年到1900年间，它对于研究近代天津城市发展沿革具有较高的价值。另一幅由杨柳青画工龚尖成所作的《新刻天津紫竹林跑自行洋车》年画，同样反映的是天津开埠以来及兴办洋务后，引入国外的自行车这一新鲜事物的历史事实。从年画画面中可以看到，天津紫竹林外国租界旁的街道上，有几个人在两轮自行车上表演杂耍，在旁边观看的路人中既有身着西服革履的洋人，也有身穿长袍马褂的中国人，他们都用惊异的目光，注视着这种两轮自行车和在车上玩杂耍的人。这些西方工业文明的引入，加快了天津近代化的进程，为天津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齐健隆所绘年画《天津图》
龚尖成所绘年画《新刻天津紫竹林跑自行洋车》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