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黎明之前

“新政”，怀着救命的目的来临

当大清帝国病入膏肓、奄奄一息时，为了救命自保，他们终于跟随时代潮流，提出了所谓的“新政”……

1900年，对于人类来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年份，有人说它是新世纪的开端，也有人说它是旧世纪的末尾。无论怎么样吧，它都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年份。然而这一年对于无数中国人来说，却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年份。对于当时的大清帝国来说，更是一个倍感窝囊而郁闷的年份。

就在这一年的夏天，大清王朝的首都北京，迎来了惊天动地的“庚子事变”：由于列强欺凌过甚，激起中国百姓普遍的愤恨，造成义和团的兴起，他们以“扶清灭洋”为号召，拔电杆，毁铁路，烧教堂，杀洋人和教民，最后导致八国联军像野兽般攻入北京城，中国陷入空前灾难，险遭瓜分。

就在八国联军即将攻入北京城的前一晚，惊慌失措的清王朝实际“当家人”——“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囚光绪皇帝于中南海瀛台、再次临朝“训政”的慈禧太后——见势不妙，带领光绪皇帝、隆裕皇后等与部分王公、太监，狼狈不堪地逃到了西安。

【知识链接】　　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是指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主的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政治改良运动。又称“百日维新”“戊戌维新”等。

戊戌变法的主要内容有：发展工农业；训练新式陆海军；创办报刊，开放言论；开办新式学堂，培养人才等。同时规定，今后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等。

这次维新变法活动因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利益，所以遭到强烈抵制与反对。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帝被囚至中南海瀛台，维新派的领袖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共六人被杀，史称“戊戌六君子”。历时一百零三天的变法至此宣告失败。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促进了思想解放，对社会进步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以及促进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慈禧太后恐怕到死也不知道，为什么区区三五万八国联军就能把堂堂大清八旗军队打得屁滚尿流，让她这个万乘至尊连滚带爬地逃出北京。

她当然不明白，那些曾经的所谓“蛮夷”人，经过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的洗礼，早已把科学、智慧和掠夺、蛮横等各种基因杂合于一身。而她统领之下的那些背后拖着一条大辫子、手中握着落后兵器的士兵们，怎么会是经过科学进化的八国联军的对手呢？

还好，经由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在洋人面前费力地周旋，清政府终于于1901年9月与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条约的内容主要包括：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清偿，连利息共九亿八千二百余两；北京划定使馆区域，区内由使馆团管理，各国可派兵驻守；毁大沽至北京间炮台，天津、北京、山海关之间的交通要道允许各国驻兵。

从此，外国可以驻兵于中国的首都和其他要津，等于彻底地摧毁了中国的国防。而赔款连利息九亿余两，更使中国陷入更贫穷的境地。而慈禧太后对此事的态度是，只要外国不追究她，不逼迫她归政，便几乎是什么都肯答应了。

蒙受如此空前绝后的奇耻大辱，全国人民无不痛心疾首，有识之士均认为这是慈禧推翻戊戌维新、重用顽固守旧大臣所造成的恶果，纷纷要求她下台。列强对慈禧的顽固守旧更加厌恶，曾想把她当作祸首处置。慈禧感到脸面丢尽，无法向天下臣民和反对开战的光绪帝交代，相当懊悔。

在重重的压力之下，慈禧等人认识到，只有循戊戌维新之道，再度变法，清王朝方才有一线生机。于是，年事渐高的慈禧太后于西安回转京城之后，决心奋力一变，以求帝国生存之路。

历史在这里再度开了一个玩笑，几年前被她一手废除的各项新法，如今反因她的大力提倡而得以推行。

此后，清政府于1901年至1904年期间开始推行新政。这次新政的主要内容有：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增设商部，停止报捐实官；整理财政，设厂铸币；设立铁路、矿务、农务、工艺各公司；设立商会，保护利权；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增考中国政治史事论和各国政治艺学策，停止武科生童试和乡会试，复开经济特科；各省府州县设立大中小学堂，选派留学生；裁减绿营、防勇，编练新军；办理巡警；满汉通婚等。这些均为行政、财政、经济、教育、军事、社会等方面的，无一涉及政治制度。

由此可见，清政府在此次推行新政期间尚无意改革政治制度，更无意进行重大改革。而且，由于此次新政并无先例可循，因此清政府决定于1905年派出一个考察团到各个国家去，向洋人学习发展之术；不只要学习西洋人，还要考察东洋之国。

清政府为什么对日本这个弹丸之国也要安排考察学习呢？这是因为1904年年初，崛起的东洋人在中国的国土上向俄国人发动了进攻（史称日俄战争），结果，新近经由“明治维新”强大起来的新强盗，打败了两百年前经由“彼得一世改革”而强大起来的老牌侵略者。

这次战争的结局着实让中国人大吃一惊，虽然在1898年的“甲午之战”中吃了日本人的亏后知道了日本人的厉害，但他们能击败比中国更加强大的沙俄却是事先无法预测到的。在屈辱与惊诧之余，清朝官员和知识分子们对日本这个东洋近邻的立宪政体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很多人觉得是日本的立宪制度比沙俄的专制制度先进，因而取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这种思潮在当日影响甚广，就连手握大权的袁世凯、张之洞等朝廷重臣也都接受了这种思想，并且还向慈禧太后上书要求施行立宪体制。

从内心深处来说，慈禧太后对立宪是存有戒心的，怕影响她的统治权威。但为了改善难以驾驭的局势，她最后还是动了心。因此，清政府于1905年7月16日发布了谕旨，大意是说，现在时局维艰，朝廷多次下诏变法，可是这些年来在实效上却并不显著。如果这样下去怎么能够挽救危局？因此要派人分别赴东西洋各国进行考察，以探求更好的发展思路。

宣布派遣大员到欧美和日本诸国进行考察访问的消息一经传出，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轰动，当时的主要报纸对这道派大臣出洋考察的上谕进行了全文刊出，并且还对此事作出了专题报道和评论。

对于派什么样的人出国考察，清政府还真是煞费苦心。经过千挑万选，最后确定下来的五位官员分别是镇国公载泽、户部左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五人中既有皇室宗亲又有地方官员，既有管理财政的也有负责军事的。公众对这种安排也表示满意，并且还寄予了厚望，希望这个考察活动能求取到真经回来，为大清的新政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

正所谓“好事多磨”。当考察团备妥所有事情，正准备出发时却发生了一件非常意外的情况。那是1905年9月24日，五位考察大臣在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原址位于北京市前门大街东侧，现为“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馆”），正准备乘火车前往天津时，突然一声巨响把刚刚启动的火车震得左右直晃，霎时一团浓烟和烈火就从火车车厢里面冲了出来，原来是发生炸弹爆炸事件了！

这是一次专门针对五位出洋大臣的暗杀活动，暗杀者的名字叫吴樾。五位大臣之中绍英的伤势要重一些，而载泽和徐世昌只是受了一点轻伤。

吴樾，字孟侠，又字梦霞，安徽桐城人，是一位志在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者。他认为清政府推出的新政不过是一场骗局而已，改变不了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因而准备借这次暗杀活动，一方面给清政府以沉重的打击，另一方面又可以营造声势，唤醒民众。

据说临出发前，吴樾像我们在今日一些现代谍战剧中所看到的那样，他事先在自己的衣领中藏下了剧毒药物，以防万一被捕时，吞食自尽。但他的这种担心显系多余——因为他离爆炸点最近，所以最先被炸身亡。

吴樾这种荆轲式的英雄壮举并未能阻止出洋考察活动，在这一年的12月，清政府决定继续派遣大臣出国考察各国的宪政情况。由于原来五大臣之中的绍英伤情未愈，徐世昌也另有安排，所以就让山东布政使尚其亨和顺天府丞李盛铎替换掉这两个人。

考察团的大臣们在欧美各个国家里的参观访问活动也得到了各国政府的配合，他们不仅参观了议会机构和政府公务机构，还参观了好多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公园等公共文化设施。大臣们所看到的许多事物都是大清国从来就没有的，看在眼里惊在心中，官员们这才意识到中国虽然是已经发展了数千年的文明古国，可现在竟然还不如蛮夷之邦。

1906年夏秋之际，出洋大臣辗转回到中国。他们向朝廷递交的考察报告，是在力主立宪的梁启超和另外一些知识分子的帮助下完成的。在力数了立宪的好处之后，他们正式向朝廷提出了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他们认为，立宪利于君，利于民，但不利于官。我国的贫弱根本原因在专制，若想富强，只有采用立宪政体。但是，他们也提出，中国的国情与西方诸强相去甚远，如果不依国情而贸然行事，将使国家陷入混乱。只有仿照日本那样，先下国是之诏，而后预定立宪之年，以使官员和民众有一个心理准备，方才能更好地施行君主立宪制。

慈禧太后听从了出洋大臣的建议。1906年9月1日，清政府发布上谕宣布预备立宪。在这个洋洋数千言的上谕中，首先强调“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次者明确通过立宪“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最后指出先从制度改革、广兴教育入手，等取得成效之后，再行宪政。

上谕一公布，中国人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1906年9月16日出版的上海《申报》对此报道说：“人们奔走相庆，破涕为笑，莫不额手相庆曰：中国立宪矣，转弱为强，萌芽于此。”

1906年9月18日出版的上海《时报》更是对此描述说：“（上谕一公布），各式庆祝会在多个地方召开，到处张灯结彩，敲锣打鼓。北京最为热闹，商务印书馆、公慎书局、江西学堂、部分报馆和阅报社，高悬国旗庆贺，各学堂万余师生齐集京师大学堂，举行庆贺典礼。天津、江苏、南京、无锡、常州、扬州、镇江、松江等地都举行了类似的立宪庆贺会。”

狂欢的人们天真地认为，似乎只要一纸上谕，就能让立宪大功告成。然而，接下来的事实表明，这种近乎狂热的激动，不过是一种一厢情愿的美丽幻想罢了。

此后，大清王朝的中枢部门一而再、再而三地以多种可以想见的借口，将立宪的预备期延长又延长。直到1908年8月，才正式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限——也就是说，比这个王朝最终的寿命还多了6年。

这样的“新政”，哪里能救得了病入膏肓的大清帝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