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学术之宗 明道之要”

——论《汉书·艺文志》的学术史意义

《汉书·艺文志》（下文简称《汉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史志目录”，由于它是就《七略》“删其要以备篇籍”[21]，因而它也是一部最早的“国家馆藏图书目录”，它的分类法深刻影响了两千多年来我国古代的图书分类，后来的四部分类法与它可谓“嫡脉相传”[22]；同时它还是我国最早最全面的一部“学术史”，它第一次对当时所有的学术、知识进行了分科和分类。图书分类以学术知识分类为必要条件，没有学术知识分类就不可能有图书分类，因而要充分认识《汉志》在目录学上的价值，首先就必须明了它在学术史上的意义。清代史学家章学诚称它为“学术之宗，明道之要”[23]，而它“学术之宗”的地位、“明道之要”的原因以及学术史的意义，主要又体现在三个层面：总百家之绪，溯学术之源，明簿录之体。

一

要综论百家之学自然离不开学术分类，最先给学术分类的大概是孔子，《论语·先进》记载他将弟子学业的专长明确分为四类：“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24]这就是后世所谓“孔门四科”。当然这里的“德行”和“政事”还很难隶属于学术。第一次阐述天下学术的是《庄子·天下》，该文将“百家之学”分为七派：（一）邹鲁之士和搢绅先生；（二）墨翟、禽滑釐及“苦获、己齿、邓陵子”；（三）宋钘、尹文；（四）彭蒙、田骈、慎到；（五）关尹、老聃；（六）庄周；（七）惠施、桓团、公孙龙。[25]庄子显然是将学术思想倾向相同的思想家或学者归为一类。稍后的荀子时而将百家学术分为六派：（一）它嚣、魏牟；（二）陈仲、史鰌；（三）墨翟、宋钘；（四）慎到、田骈；（五）惠施、邓析；（六）子思、孟轲六派[26]，时而将当时学术分为：（一）墨子；（二）宋子；（三）慎子；（四）申子；（五）惠子；（六）庄子[27]。荀子和庄子的分类方法都是把学术思想倾向相近的人归为一派。分为七派的庄子也好，分为六派的荀子也罢，庄、荀等先秦学者都未曾对各派进行命名（除儒家一派以外），只是将倾向相近者归为一类，以其中代表人物为标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不同学派之间固然常常相互讨伐以凸显自身的存在，相同学派之内也往往彼此争论以控制该学派的“话语权”。针锋相对的学派之间可能相互渗透，同一学派之内也许水火不容；恶语相加的学者实际上可能属于同一学派，相安无事的学者也可能分属不同阵营。这样，给各个学人进行归类相当困难，给各个学派进行命名更为不易。以人归类要么因各人分类的标准不同，要么因各人见仁见智，有时把差异很大的人硬拉在一起，有时又把同一学派的人分为两家，不仅容易造成人言人殊，而且同一个人也难得前后一致。如《庄子·天下》中把老子与庄子分为两派，《荀子·非十二子》中，荀子更将孟子和自己分为两家，又如《荀子·非十二子》中墨翟、宋钘隶属一家，而《荀子·解蔽》中墨子与宋子又分成两派，可见他们二人的分类多少有点随意。要给每一个学派命名，就得深刻把握每一个学派的本质特点，分清各学派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同时还得具有巨大的抽象能力和归纳能力；要给一个学人归类，就得了解一个学人的学术宗旨、学术取向、学术渊源及学术演变。没有博洽多闻的学识，没有融贯百家的识力，就断然不可能给学人分类和给学派命名。要准确给学人分类，就必须给学派命名，否则学人就无类可归。司马谈在汉武帝建元、元封年间第一次给学派命名，他在《论六家之要旨》中把先秦以来的学术分别命名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并阐述六家的要旨，品评各家的得失。[28]不过司马谈并没有櫽栝先秦以来所有的学术，只是论述了刘歆《七略》中《诸子略》的一部分，而且仅给诸子六家命名，并没有给分属各家的学人及其著作归类。

综论百家之学，部次天下之书，这一伟业是刘向、刘歆父子和班固几代人共同完成的。班固在《汉书》中多次高度评价了刘向《别录》和刘歆的《七略》学术史地位：“六学既登，遭世罔弘，群言纷乱，诸子相腾。秦人是灭，汉修其缺，刘向司籍，九流以别。”[29]最后两句肯定了刘向在总结学术和部次图书上开创性的意义。汉成帝时期，刘歆“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哀帝即位初期“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班固还认为“《七略》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30]班固自己则在刘氏父子的基础上“爰著目录，略序洪烈，述《艺文志》”[31]。郑樵全不顾班固这种史家的诚实，反而认为他“全无学术，专事剽窃”，“惟依缘他人以成门户，纪、志、传则追司马之踪，律、历、艺文则蹑刘氏之迹”。[32]班固家世硕儒、学有根底，《后汉书》本传称他“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所不穷”[33]。 《汉志》虽原本《七略》，但甄审、著录和叙次的义例并不尽同于前者。当代历史文献学家张舜徽在《汉书艺文志释例》中说：“观其甄审群书，严于别择去取，盖视刘氏尤有进焉。”[34]班固在《汉书·叙传》中交代自己编《艺文志》和撰《汉书》的宗旨时说：“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学林。”[35]由此可见班固抱负之宏伟。

可以说《汉志》是刘氏父子和班固的共同成果。《七略》“总百家之绪”，《汉志》也是“总百氏”之学，是对“九流百家之言”的一次全面学术总结。它不只是给诸子六家命名，而且是给“学林”“百氏”之学命名；也不只是给百家之学命名，而且还建构了古代知识的构架，整理了当时知识的秩序，并在此基础上给“群书”分类，基本确立了我国古代两千年来图书分类的义例。

《汉志》共分六“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每略之下再分小类，如《诸子略》又分十家：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数术略》又分为六小类：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不管是“种别”大类还是细分小类，都必须从“别异同”和 “核名实”开始，既要弄清各类之间的联系，更要了解各类之间的区别。如《数术略》中“天文”与“历谱”、“蓍龟”与“杂占”之间异中有同，又如《诸子略》中“阴阳家”与《数术略》中“五行”之间相近而有别，在各类之间进行分合取舍是一件异乎寻常的学术难题。“五行”为什么要别出“阴阳家”？“历谱”何以不包括在“天文”内？首先要给每一学科进行命名，命名后才能对各科进行分类，当然命名的本身也就是在做分类，因为给各学科命名和分类都是对各学科“别异同”和“核名实”，对各学科的命名也就是对各学科的分类。准确的命名和分类除了要对每一学科的本质特点有深刻的理解外，还得对“百家之绪”有宏观的把握，唯有通博鸿儒才能胜任这一工作。

对学科或学派命名和分类后，除个别情况外，就不会以人名派，也不会以人类书，不会再像《庄子·天下》将老子与庄子分为两派，也不会像《荀子·非十二子》那样让孟子与荀子分属两家。老子与庄子小异而大同，所以他们在《汉志》中都隶属于道家，孟子与荀子虽有不少分歧，但他们在《汉志》中都同属儒家。《汉志》很少以人类书，主要是以书类人——以其学术思想的旨归部次书籍和划分流派。《汉志》所收录的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九十六卷图书大体上各得其所。如果只读《荀子·非十二子》也许会误以为孟、荀如冰炭不可同器，其实正如班固在《汉志·诸子略》所说的那样，他们二人同样都是“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同样都“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也就是说他们二人同为儒家宗师，虽然一主于尊德性，一主于道问学，实现“仁义”的路径有所不同，而“留意仁义”的思想倾向则完全一致。《汉志》将《孟子》与《孙卿子》并列，体现了撰者的真知灼见。

作为学术成就的载体，书籍与学术密不可分，有其学必有其书，有其事必有其载，因而《汉志》在总括群书时，自然也就在总括群学。它通过对各科的命名、各书的分类及对各家、各科、各派的排序，建构了古代学术的基本构架，确立了古代知识的基本秩序。《汉志》六“略”的秩序首列《六艺略》以明尊经之旨，强调学术以六经为归，而人伦以孔子为极；其次是《诸子略》，因诸子十家“虽有蔽短”，而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诸子略》小序）；再次是《诗赋略》，因诗、赋都源出于《诗经》，也可以说是经的“支流”；最后接下来依次是《兵书略》《数术略》和《方技略》。《隋书·经籍志》以后的四部分类法都把这三略并入子部，《汉志》为何将这三略别出《诸子略》呢？原因是《诸子略》旨在立言以明道，而《兵书》等三略只守法以传艺，前者虚论其理而后者则实纪其迹，前者与后者义不同科，所以在《诸子略》外另列三略。四部分类法把《兵书》等三略划入子部，与儒、道、墨、法混而为一，从“辨章学术”这一角度讲是不知义例。

《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属于思想情感世界，向人们展示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而《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则属于知识世界，向人们提供当时人的知识范围和学术背景。古人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前三略属于“道”的范畴，后三略属于“器”的范畴。《汉志》六略的排列秩序无形中凸显了汉人心目中知识的等级秩序。

《六艺略》这一大类中又细分九小类：《易经》《尚书》《诗经》《礼记》《乐经》《春秋》《论语》《孝经》和小学。名为“六艺”而实有九种，章学诚认为“官司典常为经，而师儒讲习为传”，“《论语》述夫子之言行，《尔雅》为群经之训诂，《孝经》又再传门人之所述”，这三者皆非“六经之本体”，是因为“崇圣人之余绪而尊以经名，其实皆传体”[36]。这种排列是以传附经，实有九种而只称“六艺”，显然是为了突出六经的地位。康有为在《汉书艺文志辨伪》中说：“《六艺略》之作伪，其大端有五罪焉：一、颠倒六经之序。《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序，孔子手定；孔门旧本，自《经解》、《庄子》、史迁无不以《诗》为首，《书》次之，《易》后于《诗》《书》《礼》《乐》，而先于《春秋》，靡有异说。而歆以《易》为首，《书》次之，《诗》又次之，后人无识，咸以为法。”[37]的确，《庄子·天运》转述孔子的话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38]《庄子·天下》《礼记·经解》论及六经时也都以《诗经》冠首，《史记·滑稽列传》称引孔子论述六经的言论则以《礼记》居先。《汉志》之前，六经顺序还没有发现首列《易经》的。《汉志》为何让《易经》居五者之首呢？班固在《六艺略》小序中对这种排列顺序作了深刻的阐述：

他说《尚书》《诗经》《礼记》《乐经》《春秋》五者为“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经》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五常之道应“相须而备”缺一不可，《易经》的阴阳变化则为五常的本原，《易经》道乾坤阴阳变化一旦停止，乾坤也就止息或者毁坏，人伦五常也失去了内在的本原和动力。与天地相终始的《易》，是一切人伦的本原，一切思想的依据，一切知识的支点。

我们常说“天经地义”或“天不变，道亦不变”，中华文明就是以乾坤或天地为支点建起了枝繁叶茂的价值体系和知识体系。

在所有知识中六经在前，在六经中《易经》称首，在稍次于六经的《诸子略》中则“儒家”居先，“小说家”殿后。《汉志》的《诸子略》小序阐释说儒家“于道最为高”，而“小说家”则属“道听途说”的“小道”，“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小说家”被打入了“不可观”之列。在六略中又以《方技略》最末，“方技”虽为“生生之具”，而且是古代“王官之一守”，但它所涉及的毕竟只是个人的生理和病理，宋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引《晋语》说：“上医医国，其次疾。”[39]由此可见，《汉志》中六略的排列顺序是：以所探讨的对象给学科排序时，先乾坤宇宙，次社会人伦，后个人身体——由大而及小；以知识层面给学科排序时，先“道”而后“器”，先思想而后技艺——由形而上至形而下。

《汉志》“总百家之绪”不仅是论列了“九流百家之言”，不仅是给各学科命名，也不仅是给各学科和各知识分类，而且建构了古代知识大厦的基本框架，还确立了古代知识的等级秩序，仅此就无忝于“学术之宗”的美誉了。

二

《汉志》还向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著称，现在我们就来阐述它“学术之宗”的第二个层面——溯学术之源。

著名目录学家、文献学家余嘉锡在《目录学发微》中多次强调“凡目录之书，实兼学术之史”，甚至认为“目录即学术之史”。[40]《汉志》可以说是一部以目录学形式写成的“学术史”，这种特殊“学术史”十分注重“溯学术源流”。

《汉志》前面有一篇总序作为全志的总纲，每略之中又分若干小类，每一小类后又有一小序，追述其学的渊源出处，先明其长而终言其弊，每略后再作一总论分析其源流得失。章学诚在《校雠通义·补校汉艺文志》中说：“《汉志》最重学术源流……所以有关于明道之要，而非后世仅计部目者之所及也。”[41]对于古学渊源、古籍版本、师儒传授和承学流别，《汉志》为我们勾勒了一幅清晰的轮廓。

试以《六艺略》之七《论语》为例。首载“《论语》。古二十一篇”（原注：“出孔子壁中，两《子张》”），次列“《齐》二十二篇”（原注：“多《问王》《知道》”），再列“《鲁》二篇”。由此我们得知汉代《论语》有三种版本：《古文论语》《齐论语》《鲁论语》。何晏在《论语集解序》中说：“鲁恭王时，尝欲以孔子宅为宫，坏，得《古文论语》……《古论》惟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说，而世不传。”[42]孔壁所得版本名《古文论语》，齐人所传的版本叫《齐论语》，鲁人所传的版本叫《鲁论语》，《齐论语》和《鲁论语》都是今文《论语》。《古文论语》与《齐论语》很早亡佚，今天我们读到的《论语》即《鲁论语》，今本《论语》的篇次与《鲁论语》完全相同。为何《古文论语》有二十一篇呢？从班固注可知该本有两个《子张》篇，原来它将《尧曰》篇中“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以下别出单独成篇，这样就比《鲁论语》多出了一个《子张篇》。《齐论语》之所以有二十二篇，是因它多出《问王》和《知道》两篇。即使今天见不到《古论》和《齐论》，我们也大致能够猜到这两个版本的《论语》概貌。由于《古文论语》亡佚最早，《汉志》只列出《齐论语》和《鲁论语》师儒授受源流，“《鲁传》十九篇、《齐说》二十九篇、《鲁夏侯说》二十一篇、《鲁安昌侯说》二十一篇、《鲁王骏说》二十篇、《燕传说》三卷”。最后小序总结说：“凡《论语》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交代了《论语》这一小类收书的家数和篇数后，再阐述《论语》的形成过程、基本内容、著作编者、得名由来：“《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讲完了《论语》本身的概况，最后就介绍汉代《论语》的传授与承学源流：“汉兴，有齐、鲁之说。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传《鲁论语》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张氏最后而行于世。”这与今天图书馆中的藏书目录或借书目录大不相同，现在的馆藏目录或借书目录，或按笔画、或按拼音、或按书名、或按著者进行排列，只是便于馆藏和便于借阅，不涉及学术源流和师徒授受，而这些现代目录所忽略的东西，恰恰是《汉志》特别重视也特别精彩的内容。《六艺略·论语》就是一篇《论语》学术研究小史。《汉志》中《论语》类如此，其他各类也莫不如此。如细读一遍《六艺略·小学》，对我国汉字的产生、汉字的源流、汉字的特点、字体的演变、文字的著述、汉代的文字政策及教学与使用情况，总之对汉以前汉字的方方面面就会有深入的了解，这也同样是一篇杰出的语言文字学史论。

《汉志》虽然主要是整理典籍，但它在推阐“坟籍之初”的同时，也重视探寻百家学术之源，因为只有溯其学术之源，才能使典籍各从其类。章学诚在《校雠通义·原道》中说《汉志》“总计部目之后条辨流别数语……深明乎古人官师合一之道，而有以知乎私门初无著述之故也。何则？其叙六艺而后，次及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盖出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为某氏之学，失而为某氏之弊。其云某官之掌，即法具于官，官守其书之义也。其云流而为某家之学，即官司失职而师弟传业之义也。其云失而为某氏之弊，即孟子所谓‘生心发政，作政害事’，辨而别之，盖欲庶几于知言之学者也”[43]。《汉志》中《诸子略》十家后每篇小序都推见各家所出之源，如论“儒家”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周礼·地官司徒》说司徒的职责是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也就是上文所说的“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又如论“道家”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清姚明辉《汉志注解》引《经典释文·老子音义》说：“出道字云，生天地之先，老子史官也，而道家。司马氏世为史官，而太史谈《论六家要旨》，推重道家，其言道家使人精神专一，与时迁移，应物变化，旨约易操，事少功多，即秉要执本之谓也。”[44]再如论“法家”说：“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据《周礼》记载，理官即上古治狱之官，夏时称为大理，周代称为大司寇。章学诚《校雠通义·原道》说三代“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45]。章氏“官师合一”之旨虽然遭到有些学者的质疑，但对有些学派的论述基本符合上古的历史真实。王国维据殷墟卜辞考证，“史之本义，为持书之人，即为掌书之官，引申为大官及庶官之称，又引申为职事之称”[46]。据王氏考证在上古吏、事二字都从“史”取义，史、吏、事三字古可互通。《汉志》所谓某家出于上古某官，意在推阐各家学术的源头，具有某种学术思想史的深度，当然其中有些论述于史无据，并受到清代四库馆臣和胡适等人的质疑。

在《汉志·诸子略》中，《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三略的小序，在论述各家学术技艺之所出时同样也深探其本源。《兵书略》小序说：“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洪范》八政，八曰师。”据《周礼》载，夏官司马实掌军政，其后历代多以司马主兵，由于上古官师合一，说兵家出于古代司马揭明了历史真实。《数术略》小序说：“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史官之废久矣，其书既不能具，虽有其书而无其人。”《史记·历书》的记述支持了这种论断：“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废所职，而闰余乖次，孟陬殄灭，摄提无纪，历数失序。尧复遂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时正度，则阴阳调，风雨节……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47]《汉志》所说的“史”是史巫之史，官就是太卜。将数术溯源于“羲和史卜”，看来有充分的历史根据。近人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也肯定了这种观点：“此明数术之学，出于古史。则今之江湖医卜星相之流，皆其苗裔也。然其授受，比诸古史世传，则又迥异也。”[48]

找到了学术的源头就为学术分类找到了历史根据，也为图书分类奠定了理论基础，非深明于学术精微和群言得失的人，不可能像这样为九流百家深刻地推本求源。

三

探得学术之源也就易于判明簿录之体，因为学有所本，类有相仍，百家学派既不可凭空产生，各种典籍也渊源有自。阐述了《汉志》溯学术之源后，我们再来论析它“明簿录之体”这一层面。

郑樵在《校雠略》中说：“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观图谱者可以知图谱之所始，观名数者可以知名数之相承。谶纬之学盛于东都，音韵之书传于江左，传注起于汉、魏，义疏成于隋、唐，睹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49]如果不明“传注”“义疏”簿录之体，自然就无从区分二者的“类例”，也无法辨别二者的源流，分其类例与明其簿录必须相互补苴相辅而行。《汉志》明簿录之体就正好体现在以类相从上。如《六艺略》中《春秋》类，首列“《春秋》，古经十二篇”，再列“《经》十一卷（原注：公羊、穀梁二家）”。当原经有古文和今文异本时，班固序次六艺通常先列古文经后列今文经，《尚书》类也同样先列《尚书》古文本后列今文本，前面论及的《论语》类也同样如此。假如经的古文本后出则按时间先后登录，如《诗类》便鲁、齐、韩三家今文经居前，而《毛诗》二十九卷古文经在后。经文列完后再列解经著作。这里不妨以《春秋》类为例，在古文经和今文经后面，依次列出的书籍是：“《左氏传》三十卷（原注：左丘明，鲁太史）[50]、《公羊传》十一卷（公羊子，齐人）、《穀梁传》十一卷（穀梁子，鲁人）、《邹氏传》十一卷、《夹氏传》十一卷（有录无书）、《左氏微》二篇、《铎氏微》三篇（楚太傅铎椒也）、《张氏微》十篇、《虞氏微》二篇（赵相虞卿）、《公羊外传》五十篇、《穀梁外传》二十篇、《公羊章句》三十八篇、《穀梁句》三十三篇、《公羊杂记》八十三篇、《公羊颜氏记》十一篇。”班氏完全按簿录体例来部次群书，先列“传”，次列“微”，再列“章句”，最后列“记”。这四种体例都是古代释经的注述文体。“传”或论本事以明经意，如《左氏传》，或阐明经中大义，如《公羊传》和《穀梁传》；“微”是阐释经中的微言大义，唯治《春秋》用这种体式，由于《春秋》经文旨意隐晦难明，只好根据经文微言以揭示经中奥义；“章句”和“传”一样也是释经体式，但“传”在经之外或附于经之后阐明经义和经意，“章句”则是随文施注以分析经文章节和句读；“记”是疏的意思，也就是疏通经文大意。《汉志》把同一体例的书籍进行归类，将体例分类、图书分类与学术分类、知识分类统一了起来，显得井井有条，秩然不乱，真正让读者“睹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

《汉志》将每一种汇编和摘抄之书各归其本类。经书与子书同为立言著作，经文隐约玄远，子部深博繁芜，释经博士解说多歧，各派传人百家异趣，很早就有群经总义汇编和诸子摘抄一类著述出现。如《诸子略》中，儒家有《儒家言》十八篇，道家有《道家言》二篇，阴阳家有《杂阴阳》三十八篇，法家有《法家言》二篇，杂家有《杂家言》一篇，小说家有《百家》百三十九篇，这些都是诸子摘抄一类书籍。又如《六艺略》中《尚书》《礼记》《春秋》《论语》各有《议奏》数十篇，《易经》有《古杂》八十篇，《诗经》有《齐杂记》十八卷，这些都属于经义注解汇编一类书籍。《汉志》把经义注解汇编和诸子摘抄一类典籍附载于各本类之末，说明《汉志》编撰者洞悉学术源流和深明簿录体例。

秦汉古籍往往所涉多方，包容至广，常常理有互通而书有两用，遇到这种情况时，《汉志》有时采用互著的方法，完全不以重复为嫌，使一书在两类或数类中分录。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互著》中说：“古人最重家学，叙列一家之书，凡有涉此一家之学者，无不穷源至委，竟别其流，所谓著作之标准，群言之折衷也。如避重复而不载，则一书本有两用而仅登一录，于本书之体，既有所不全；一家本有是书而缺而不载，于一家之学，亦有所不备矣。”[51]据张舜徽先生统计，“《汉志》儒家有《景子》《公孙尼子》，而杂家亦有《公孙尼》，兵家亦有《景子》；道家有《伊尹》《鬻子》《力牧》《孙子》，而小说家亦有《伊尹说》《鬻子说》，兵家亦有《力牧》《孙子》；法家有《李子》《商君》，而兵家亦有《李氏》《公孙鞅》；纵横家有《庞煖》，而兵家亦有《庞煖》；杂家有《伍子胥》《尉缭》《吴子》，而兵家亦有《伍子胥》《尉缭》《吴起》；小说家有《师旷》，而兵家亦有《师旷》”[52]。对于《汉志》是否自觉地使用了互著法，现代目录学家王重民先生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兵书略》与《诸子略》常常一书重录，是由于负责校兵书的步兵校尉任宏，与负责校经传、诸子、诗赋的刘向、刘歆没有很好协调，各自根据他们“专官典守的现实传本”，却没有发觉重复登录的问题，于是出现一书而两类分录，在他看来，互著法的产生完全是歪打正着的结果。[53]但是王先生的猜测不能解释同是在《诸子略》中，为什么儒家类收有《公孙尼子》，杂家类也收录了《公孙尼》，道家类收有《伊尹》《鬻子》，小说家类也收录了《伊尹说》《鬻子说》这一现象，总不至于刘氏父子两人没有很好协调，以致都没有发觉自己重复登录吧？退一万步说，即使刘氏父子二人都忽略了重复登录的问题，到东汉的班固编《汉志》时，还看不出《兵书略》与《诸子略》以及《诸子略》同一略中大量的一书两录和一书多录这一现象吗？除了肯定刘氏父子或班固自觉地运用互著法部次群书外，我们找不出解释《汉志》中频繁使用互著法的其他理由。与互著法相辅而行，《汉志》中还自觉地采用了别裁法。别裁与互著功用相近而用法不同，互著是根据学术源流将一书两类或多类分录，别裁是把一书内的部分内容裁篇别出，收录在与此相关的另一类里面。如《中庸》及《孔子三朝记》都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汉志》原注），收在《大戴礼记》或《小戴礼记》中，《汉志》《六艺略》中《礼》有《记》百三十一篇，同时又收录《中庸说》二篇，《论语》类收录《孔子三朝》七篇，这两种书显然是从《礼记》中裁篇别出的。章学诚认为只有在如下情况才可用别裁法：“盖权于宾主重轻之间，知其无庸互见者，而始有裁篇别出之法耳。”[54]互著和别裁使涉及一家之学的典籍穷源至委，书之体用既明，学之源流自显，学者既可以即类而求其书，也可以因书而明其道。

总之，从目录学的角度看，《汉志》为“治学之纲领，群书之要删”[55]，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汉志》则为“学术之宗，明道之要”。它是一部最早由书籍编成的学术史纲，对它在学术史上的意义和地位无论怎样高估都不会过分。

原刊武汉大学《图书情报知识》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