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范蠡商鞅：两套速效经济软件——读《史记·货殖列传》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

跑得快，跑得快。

一只没有尾巴，一只没有脑袋，

真奇怪，真奇怪。

——儿歌

〇：怎么你忽然看起《史记·货殖列传》来？对于经济感到兴趣了吗？

□：中国古时说“经济”是指政治，是“经国济民”。“货殖”指经商，只是现在所说的经济的一部分。现在的“经济”这个词是输出到日本又返销回来的新词，意义变了。我感到兴趣的只是一些空道理，可以勉强说是文化或则哲学。不过这两个词现在都没有公认的确切意义范围，不便引用。用个新词作比方，就说是“软件”吧。有些问题不妨彼此问答，进行一番思考。书中说的话算是第三者的，要我们译解。当然还可以有别的译法。

〇：先提问题吧，没有问题，怎么思考？

□：好。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的最后才编写一篇《货殖列传》，以下便是《太史公自序》了。《自序》中说《货殖列传》是讲的“布衣匹夫之人”的事，放在“游侠”“佞幸”“滑稽”“日者”“龟策”各列传之后。这是由于汉代抑商吧？“货殖”一词是出于《论语》中“赐（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在这篇列传中，子贡名列第二，说是子贡经商发了财，他所到之处“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可见这和“儒”是大有关系的。孔子出名还有点靠了学生的经济地位哩。可是司马迁在这篇文章一开头就引一段《老子》，这是为什么？是由于汉初崇黄老么？他又把子贡列为“榜眼”或“亚军”。是不是司马迁以为孔、老原来是，或则应当是一家呢？孔子、老子都不重商。司马迁这样做是为了“贴金”还是确有所见呢？《货殖列传》未必是司马迁的定稿，但是格局和意见以及大部分文章还应算在他的名下吧？

〇：这不但是经济思想史，又追溯到哲学思想上去了。我想还是另起思路吧。就《货殖列传》说，司马迁排的名次是：第一名范蠡，第二名子贡，第三名白圭。这三位是既有实践又有理论的，从猗顿到巴寡妇便是单纯致富的工商业者了。“汉兴”以下才是论当代经济。为什么范蠡第一、子贡第二，这是政治经济合一么？

□：子贡在《论语》中地位不低，是“言语”科的代表，外交家（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他到处得到国君分庭抗礼的接见，不是只凭讲话，还仗恃财力作外交后盾吧？虽然司马迁没有记他的经济理论，但他是孔门大弟子，他的思想大概不会离孔子本人的儒家学说太远吧？孔子在《论语》中曾批评弟子冉有（冉求）为鲁国大夫季孙氏“聚敛”财富，却只轻描淡写说子贡一句“赐不受命”，还夸他做生意“亿则屡中”。可见孔子并不是一般地反对“货殖”，他反对的只是“聚敛”，即搜括老百姓。至于子贡做个体生意，又藉经济力量见国君活动政治，并为老师作宣传，孔子是不曾反对的。孔子还说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可见他不反对发财。这是只依据《论语》一部书，不是出于各家书中不同说法，所以应当是合理的。

〇：子贡本人的经济理论既然没有说出来，不便以各种各样的儒家理论去揣测，那还是先考察一下“状元”或则“冠军”范蠡吧。

□：我想不如先看看第三名白圭说些什么。他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司马迁总结说：“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原来这位第三名“探花”还是讲经济学的祖师爷。太史公把他和李克（李悝）对比说：“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这明显是两种经济思想。李克是给魏文侯致国家富强的。伊尹、吕尚（姜太公）是商、周开国的大政治家。孙膑、吴起是战国的大军事家。商鞅是使秦国变法富强的。白圭竟然以这些人自比，而且提出：智、勇、仁、强四者水平不够的人“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录取学生的标准还很高。为什么这位祖师名列第三，而李克、商鞅不列入这一篇里呢？

〇：听听你的解说。

□：司马迁在引《老子》的语录以后发了一段议论作为引言。其中首先引姜太公（吕尚）如何发展齐国的经济，齐国衰落时又有管仲发展经济，使齐桓公当上霸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这以下才排列传记，照《自序》说的，只列“布衣匹夫”。以范蠡居首，是说他在使越国称霸以后化名鸱夷子皮和陶朱公经商致富，是商人身份。子贡居次，也只算他是大商人。白圭第三，他是缺事迹而有理论的平民。叙述范蠡时引了他的老师计然的理论。接着说范蠡成功以后“喟然叹曰：计然之策七（《汉书》作‘十’），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泛于江湖，变名易姓。”这正好和白圭的话互相照应，治国家经济，使国家富强，和个人发家致富是一个道理；治国、用兵、行法，是一个道理。道理的原则是计然、白圭说的，来源则是篇首引的《老子》。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段不是现在通行的《老子》的摘录，甚至可以说是和通行本中的话大不相同。其中末尾两句之下便是“太史公曰”，可见这两句仍然是《老子》的。至少是司马迁所解说的《老子》的。照这段话看，《老子》虽然说“老死不相往来”是“至治之极”，但末两句话说，在“晚近”（即当时）是“几无行矣”，即行不通了。由此才有“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工商业是不可废的。接下专讲计然、白圭的理论，范蠡、子贡的实践，以至当时（汉代）“都会”（商业大城市）和富人（工商业者）的情况，都顺理成章了。

〇：可是这样一来，范蠡的一生便被割裂了。一半是治国，在《赵王勾践世家》里，一半是治家，在《货殖列传》里。前一部分中又有治家的一个故事，还是要合起来看才能通气。前半是传，后半仿佛是专题提要。合起来就不必再查对《国语》《吴越春秋》《越绝书》了。至于范蠡、鸱夷子皮、陶朱公是不是一个人，是真事，或则是传说，若不考证历史，那也无关紧要。这是个理想人物，是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又会经商，是个交游广阔，到处为家，又不露面的大商人。这不是和《老子》以至《庄子》中的“人”的理想相似而且也同孔子门徒子贡仿佛么？可惜现在有的电影、电视剧描写吴越之争，强调西施美人计，把范蠡变成另一种人了。也不知是美化还是丑化，总之是“大变活人”，换了一个。怎么才能宣传一下古文献中的（不一定是历史事实的）范蠡呢？看来他是张良、诸葛亮之前的一个文武全才又能进能退的理想人物，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标本。（爱国商人弦高也属这一类，见《左传》。）

□：我以为最重要的是把会做生意的平民范蠡“陶朱公”和振兴越国的大政治家范蠡大将军合起来。我看这好像是解开中国传统文化中读书和做官的文人思想的一把钥匙，同时也可以说是解开中国一些帝王以及官吏直到平民的共同思想交会点的钥匙。文人带兵是中国的传统。行伍出身的“无文”的军人中，大将多而统帅少。传说中的关羽是读《春秋》的。岳飞是能文能武的。《水浒》中三家村学究吴用也能当军师。范蠡对越王说：“兵甲之事，种（文种）不如蠡。”可见他是武人。商鞅也是武人，曾带兵打胜仗。宋朝诗人陆游还念念不忘“塞上长城空自许”。不仅兵书战策为文人所必读，而且史书、子书、经书往往和兵书通气。只是明朝盛行可称为“八股文化”的令人窒息的精巧玩艺，又有锦衣卫、“东厂”等等，才削减了这一传统。但是从王守仁、黄宗羲、王夫之等到林则徐、龚自珍以至石达开、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没有一个不是才兼文武的。孙中山也当过大元帅。军阀吴佩孚是个秀才。传统文化中的这一层大概知道的人很多。不仅治国和治家相通，文武相通，而且政治和经济相通。“君子固穷”，并不是不懂致富之道，只是不屑于去做，所谓“自命清高”；若真的不懂，那便叫做十足的书呆子，为孔、孟、老、庄所不取。至于真懂、假懂，能不能实践，会不会成功，那倒不一定。不过一定要树立这一点为理想。孔子也学射箭，据说还是大力士，说门人子路“好勇过我（孔子自称）”。他虽不讲经济，他的门人冉有、子贡都精通此道。讲到和尚，那只要举一个为明朝永乐皇帝打天下的军师姚广孝就够了。道士则有远赴西域见成吉思汗的长春真人邱处机。少林寺的和尚、武当山的道士是武术的两大宗派。这个文化传统是不依教派等招牌而分别的。欧洲就不然。恺撒、拿破仑有战纪、回忆录，亚历山大、奥古斯都、威灵顿、纳尔逊就不以文学名家了。他们重专业不重兼通，不以文武双全为理想。著《远征记》《万人退军记》的色诺芬那样的人不多。

〇：照这样，我看不妨考察一下范蠡和商鞅，着重在治国和经济一方面，看他们怎么使越国和秦国骤然强起来的。

□：这两人不过用了一二十年时间就使两个落后的穷国一跃而成强国。吴灭越在公元前四九四年，越灭吴在公元前四七三年，刚好二十二年，正合上伍子胥的预言：“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在公元前三五六年，商鞅死在公元前三三八年，不到二十年。从范蠡、商鞅的实践搜寻他们的思想原则，可以得出这种速效的经济“软件”吧？搜寻的方法，用当代欧美人常用的行话，是不是可以说是用一点现象学的和诠释学（解说学）的方法？其实这也是土法。

〇：我们不用术语和公式好不好？我想，要考察怎么由弱变强，由穷变富，就得先看当时的形势。各国对比才有贫富强弱之分，自己看自己总是可以“知足长乐”的。从春秋到战国，转变年代照旧说是韩、赵、魏三家分晋得周王承认的公元前四〇三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由此开始。越国称霸在其前七十年。秦国变法在其后不到五十年。可见这一百多年正是一个大转变时期。形势上有什么一般不大重视而值得一提的？

□：我想提出两点，是从全中国范围和整个历史着眼的。一是外强而内向，二是落后入先进。

〇：此话怎讲？

□：公元前七七〇年周平王东迁是东周或春秋的开始。他是避西戎从陕西逃到河南的，也就是离开了周的发祥地到了殷商后代的集中地区。殷周文化的这个中心地区里，除了号称“共主”实际只是招牌的周王以外，还有一些小国，而最大的统率别国的霸主，先是用了管仲作宰相的齐桓公，后是晋文公，两人是五霸的头两名。齐是在山东半岛的被征服的东夷之国。晋是北方戎狄杂居之国。后来在南方强大起来的楚是以苗为基础的南蛮之国。西方的秦更是西戎之国。东南兴起较晚的吴是并了淮夷、徐夷的。越更是落后。前几个强国还是周王封了贵族带人去统治的。吴号称由周的祖宗泰伯算起，越号称由禹算起，实际都是文化落后地区。本来是“断发文身”，连帽子衣裳都没有的。司马迁写的是《越王勾践世家》，连上世的年代人物都说不清。由此可见，中原地区虽有悠久的殷、周传统文化，又有“天子”政权，但是没有力量发展，物产不丰，人力四散。强大起来的是四周的边区。中原的炎帝、黄帝嫡系子孙在上层，但无力复兴，靠血统难以维持，而四外的许多落后种族互相结合，发展很快。我说的“外强而内向”指的是地区。外部边区强了，但不是分裂出去，而是合并进来。内部中心弱了，不能打出去扩展，而是“外来户”进来压倒了“本地人”。我说的“落后入先进”指的是种族。落后的小的族（还不成为近代的欧洲的所谓“民族”，因此不能构成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迅速发达成为先进。这些族中有的能像海绵一样吸收并且能融合非本身的力量化为己有。这两句实是指一个总的情况。这现象开始于春秋战国，但没有停止于秦汉。陈寅恪在论李唐氏族时曾说：“盖以塞外新鲜之血液注入中原孱弱之躯”，以此解说唐代之盛，实际也影射清朝前期之盛。他所谓注入血液虽重在指种族混合，但也兼指广义文化的扩展。不过他重视上层统治阶级，也没有明指“注入”是“内向”的扩展。我说的主要指中下层阶级的民众文化和国力，而且着眼于中国之所以成为大国以及能长久维持独立历史的要点。这一情况大概可以说是中国的特点，和欧洲及其他处的向外扩张以及不断分裂的情况很不相同。这是事实，不见得是坏事，不必讳言，否则会走上外国的向外扩张及分裂的路子，反而不利。我觉得先要承认（认识和解说）事实；至于为什么会这样，追索原因，那是另一层问题，是世界史而不仅是中国史的问题了。

〇：由此我想到楚文化的研究极其重要。为什么楚国以苗族为基点发展起来，而能合成那样大的疆域？除巴蜀入秦外，长江流域东至吴越，西至滇黔，南达珠江流域，能合为一国，形成了由巫文化发展起来的楚文化，出现了和《诗经》并立的《楚辞》以及最初的“个体”大诗人屈原、宋玉和演员优孟、优旃。尽管国王不争气，国被秦灭，但是灭秦的还是楚人项羽、刘邦，由楚地起兵，真是“亡秦必楚”。楚文化和南亚及东南亚文化看来也大有关系，从古代来源到近代脉络都不容易划界分清，说明轨迹。这也不仅是中国文化问题。

□：说得太远了。还是回到范蠡、商鞅这里来吧。

〇：商鞅是卫国人为秦所用。秦穆公曾从戎人那里用五张羊皮赎来一个百里奚作丞相，由弱小而强大。秦孝公用商鞅变法，主要是耕、战二字。有了粮食，有了兵（兵器和士兵），加上以军法部勒，就什么都有了。这个“软件”或“模式”容易看出来。简单说，秦始皇墓的兵马俑便是象征符号。这也许可以叫做兵马俑文化吧？这是个“系统工程”吧？见效很快。商鞅领兵打仗几乎战无不胜，可是最后自己逃不出自己设的法网，也打不过自己练出来的兵，惨遭车裂。这种模式是稳固的，但不是发展的。像兵马俑的阵势那样，很有力量，可以指挥如意，但本身不会生长，或则生长得很慢。要发展只有向外扩张，抢别人的。可是遇到更强的外敌，或则内部出了裂缝，那就很危险。结成一个阵，存则强，破则瓦解。秦国的兴衰就是这样。兵马俑中出现了陈胜、吴广这样的活人，阵便破了。不仅中国，外国也有，最近的便是胸前挂满纳粹勋章的戈林。

□：别又说远了。还是讲范蠡吧。值得注意的是，助吴国兴起的是伍子胥（伍员），助越国强大的是文种、范蠡，这三个人都是楚人。吴国的宰相伯嚭也是楚人。伍员、伯嚭是贵族，文种、范蠡是平民。秦国用的百里奚是奴隶，商鞅是贵族。

〇：商鞅挨了两千多年的骂，现代又受表扬，他的那一套一直未断。大家比较知道他的理论和实践，便于概括。直到现在，范蠡还是被当做一个行权术的人，只会出计策，而陶朱公又只算是一个会投机做买卖的人。《史记》说越王用范蠡、计然，引计然的话。据说他是范蠡的老师，可是没有事迹流传。经商历来称为计然、白圭之术，陶朱、子贡之能，但不容易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很难像商鞅的“耕战”思想那样，可以用“兵马俑文化”一词概括。

□：其实也不是很难。范蠡的一套在民间势力很大，但在上层总是处于下风。《史记》说：“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无敢居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白圭、计然、范蠡三人的思想是一样的。原则虽有九条，但归结起来只是“时变”二字。《史记》说陶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说白圭“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知时和知人是中国古今（社会主义阶段以前）做生意的秘诀。范蠡知时，所以既能治国，又能发家。他能全身而退，不像文种那样为越王所杀。他在致文种信里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就是知时。他在齐国发了大财，又被用为宰相，便说“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又改姓名到了陶。这也是知时。他的知人，一是知赵王勾践，不为所杀。二是知自己的儿子。两者都记在《勾践世家》中。关于他的三个儿子的故事是古今传诵的。明朝冯梦龙还收进他所编的《智囊补》里。故事说来话长，有书为证，就不必多讲了。

〇：你的概括很不错，但我觉得漏了一个重要的中心点。说是说了，但没有着重，因此还没有指出李克和白圭的根本分歧。这也是商鞅和范蠡的根本分歧。历来讲做生意的也往往会忽视，或则在重要时刻忘记这一点。因为这是常识中的常识，所以好像不成问题，不必提，但恰恰这是根本。这就是计然所说的：“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财币欲其行如流水。”白圭所说的是“积著率（律）”。这就是“时变”。知时就是知变。不变化还能有什么时间？时间就是变化，就是流水。所以双方分歧在于一是兵马俑，一是流水。一个不动，一个不停。

□：你也玄虚起来了。不过由你所说，我想司马迁讲“货殖”一开头引《老子》的那段话也是这个意思。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各各自给自足，老死不相往来；那是“至治”，不是现实，在“晚近”是行不通的。《老子》、《庄子》经常这样说话。这就是所谓“寓言十九”。他们的“言”是符号（不是象征）的一种，寓意在外，另有所指。讲的是不通，不往来，指的是通，是流通。没有末两句话也是一样。那意思是：不通好是好，但是行不了，结果还只得是通的好。末一句就不讲出来了，要意会，“意在言外”。《庄子》常说“悲夫”之类的话，也是将肯定否定合在一起的。做生意见价钱好就快卖，“贵出如粪土”。看准了要贵起来的便宜货，要“贱取如珠玉”。若不是珠玉，也就谈不上“贱”了。最重要的是计然说的最末一句：“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埋在地下的钱没有价值。李克和商鞅的“务尽地力”，是用尽物力和人力的办法，是着眼于生产组织。白圭、计然和范蠡的“乐观时变”，是使物力和人力永远用不尽的办法，是着眼于流通过程。这是两条根本不同的原理。一个拼命消耗，一个不断循环。孙中山说的国家富强的四条件是：“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他想把双方合起来。前面三个“尽”字要看怎么理解。若照李克、商鞅的解说，都用尽了，连潜在的都挖尽了，那还有什么？不是完了吗？树砍光了，还有木材吗？鱼捕光了，水会自己生出鱼子吗？埋藏和劫掠自然界现成财富是直线不变式。“无息币”是经常变化，“生生不已”，循环不息，那就完不了。所以叫做“生意”，是曲线流动式。物要“完”，完整，完备，完好，质量高，才有用。废物无用就不算货物。堆在那里不能用便是废物。兵马俑埋在地下有什么用？能打仗吗？范蠡看重水陆交通，这是流水文化。设长城关闭不如修运河流通。这是兵马俑和流水的区别吧？“货畅其流”，不但要流，还要畅，不拦截。

〇：你这番“通”论很好。但是不停的“通”也不行吧？古时交通不便，信息不畅通，所以只讲“通”不要紧。当前世界上就怕“通”得太快了。要出另一方面的问题。物和人也还是要在流通中有停顿的。“积著”中也有“积”的一面。长城堵，但有关口可通，运河通，但也要设闸，都有两面。计然的话的开头一句是“知斗则修备”。所谓“有备无患”。“备”什么？备斗，即战备。治国和做生意是一样，和种地不大一样。但“备”也不是堆在那里不动，像兵马俑那样埋起来，或则只供参观之用。物和人都不是只供参观的。供参观也要更新，人看厌了就不再看了。计然的第二句话是“时用则知物”。“时”可不作别解。能应时而用的才是“物”。“物”是从“用”而来的。“用”指其功能。物有名称，好比符号。符号指示功能。功能不具备便失去本来意义，变成另一种“物”。兵马俑本是殉葬用的，是备死者用的。挖出来成为展览品，就不是为死者而是供生者用了。名同实异的符号有的是。“物”和“人”都一样。

□：我想还是不要用符号学的语言吧。正在生长中的学问的术语的用法和意义还不能都得到一致理解，译名不一，歧义难免。所谓“难懂”或则“误解”往往是出于歧义。我们还是用普通人的话说吧。我们的方法本来是“土洋结合”的。计然和白圭都重视一个“时”字。范蠡的一生行事全是随“时”而“变”。不过知“时”很难。“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看准了时机，行动就要快。范蠡做生意是“积居与时逐”。计然的“积著之理”，白圭的“积著率”，也是指这一点。“积著”即“积居”。子贡“废著”，《史记集解》说即“废居”。计然说“无敢居贵”。大商人吕不韦说“奇货可居”。这个“居”字是古代做生意的一个要诀，不能只解作囤积。“居”是待“时”，是为卖而买，着眼在卖。“居”这个动词是很有文章可作的。经商不能不“投机”，即抓准时机。“守株待兔”不是经商。不能“见机而作”即不知“时”，不能经商。货存腐败了，不能卖了，就不是货了。

〇：另提一个问题。白圭把“治生产”、做生意比做孙、吴用兵，范蠡自称长于“兵甲”，还当了大将军。对这一点怎么解说？范蠡是怎么打仗的？

□：这还用说？打仗更要看时机。宋襄公那样的迂夫子怎么能打仗？用兵和经商都不能死板。老实并不等于死心眼。据鲁史《春秋》记载，二百四十二年里，列国的军事行动有四百八十三次，朝聘盟会有四百五十次。战国时当更多。无怪乎那时的“士”和所著的书都离不开军事、外交，也就是和“经济”之道相通了。范蠡会打仗，会办外交，又会经商，是毫不足奇的。他知时机又行动快，自然无往而不利。据说日本人学《三国演义》中的打仗方法去经商，这是很自然的。《孙子》兵法和《老子》哲学都是沟通军事、外交、经济的，是春秋战国经验总结。那时的“士”各国奔走，见多识广，各有一套，自然有高才加以总结，并且会有人“批阅”和“增删”的。秦汉以来再没有这种“百家争鸣”情况了。十六国、十国时期都赶不上。一个原因是春秋战国时关卡没有后来厉害。就当时交通条件说，流通很方便，信息和货物和人才都流动得很快。背景是各国不断打仗和盟会，信息不灵就判断错误，抓不住时机就失败灭亡。秦汉统一天下后，一方面是交通更便利，另一方面是关卡更严密。利、害，得、失总是分不开的。有时又要通，有时又怕通。用计然、白圭、范蠡的思路观察就很清楚。若说范蠡的打仗要诀，当然首先还是知时。越王见吴国内部虚弱，以为可打，范蠡说还不到时候。等到吴王志得意满率精兵北上时（据说是信了子贡的别有用意的话），范才说“可矣”。趁虚而入。这叫做“批亢捣虚”。其次是兵力配备得当，不是摆阵势（士卒拼命可另外算）。《史记》说是“发习流二千，教士四万人，君子六千人，诸御千人，伐吴”。用现在话说就是：精通水性的水军二千，经过训练的战士四万，可靠的亲信近卫军六千，非战斗人员（包括后勤）一千。这个配备的比例是很有意思的。这明显是过太湖北上的水陆两用战术。这是北方所缺的。北方是用战车，讲“千乘”“万乘”。吴、越先后横行于江、淮一带。吴、越后来归楚。楚亡以前还东退到淮南，即吴地。项羽、刘邦起兵也在东南。这都不是偶然的。

〇：说得太远了。我还有一点不大明白。我看商鞅和范蠡这两套“软件”，一是长城、兵马俑式，有坚固的阵势，却不灵活，因而同时又脆弱。另一是运河、流水式，或有江有湖式，很灵活，善投机，但缺少实力，若看错时机又很危险。所以秦和越的国家政权都不长久。反而楚国松松垮垮倒能维持很大地区而且拖得很久。这是为什么？秦和越都重实效而不大讲道德。商鞅残忍，范蠡狡猾，怎么又能和孔、孟、老、庄、伊尹、吕尚连在一起？这不是阳刚、阴柔，象棋、围棋，农业、商业，政治、经济，都混在一起了吗？

□：不仅如此。虚实相生，方圆并用，只用其一便难长久。但断而又续，绵绵不绝。和中国历史相比，东、西罗马帝国的热闹就显得逊色了。吴越地区就统治者说是短命，就国力和民间说却不然。三国时只吴国最为稳定。中原的袁绍、董卓、曹操、司马懿不停换班，兵戈不息。刘备只是夺了本家刘表、刘璋的地盘，也不如孙权长久。吴国大都督周瑜、鲁肃、吕蒙、陆逊继任没有出问题。南朝、南宋在此地偏安。明初经营东南。大运河是为使南方财富北上。江、淮、太湖的水、地、人力长期没有耗尽。这也不是偶然的。说流水文化不如说江湖文化，有江还得有湖，才是“积居”。又通，又存，不填塞，不挖尽，有节奏，是音乐，不是噪声。

〇：你又扯远了。就我们谈的题目说，两套经济软件的思路不同。一个认为积聚的才是财富而流通的不是财富。一个认为流通的才是财富而积聚的不是财富。前者是长城、兵马俑文化，后者是运河、江湖、流水文化。不积聚便少大古董遗留下来。用现在经济常识的话说，一个着眼于生产和分配，舍不得在流通上用力量。一个着眼于流通，而把生产和分配附属在交换上。用简单含糊的话说，可以算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但这是抽象说法，实际上两者是并存的。欧洲人的划格子思路不大合用。这样说，不知道对不对？

□：照你这样说，那么，大战前的德国和日本是用商鞅软件而英国、美国是用范蠡软件了？

〇：也不尽然。两套程序是可变的。战后的西德和日本就改用范蠡软件了，仿佛是打了败仗的越国。两套程序都可以快速见效，但效果不一样。日耳曼、德意志，名称很古，但成为现代国家是从一八七一年普鲁士邦将其他一些邦统一起来才开始的。二次大战后分立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西德从一九四八年起整个换了战前程序。日本虽然有称为“万世一系”的天皇，但成为现代国家，尊王抑幕府，有了中央集权政府，是从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开始的。战后也改变了程序。就两国的民族和文化传统说，都是古国，但就现代意义说，都是新兴国家，采用两套程序的时间都很短，见效都很快。两国都是轮换采用两套软件。能不能同时应用？有些第三世界国家试来试去，总是来回摇摆，很少见效。为什么？英国患了衰老病，还赶不上它原有而现在独立的有的殖民地。美国患臌胀病，天天想减肥而不见效。北欧所谓福利国家也有些消化不良，循环阻滞。可见单一程序未必有长效。为什么？

□：这个问题不好简单化。两套软件虽可说是一实一虚，似乎可以虚实并用，实际却不然。范蠡是不断转移阵地的。他总是能白手起家，散了又聚，由实而虚又由虚而实。那时没有金融信贷，他凭任么能使“财币行如流水”？日本的流通加速发展到全世界，担心流通不畅，近来有再乞灵于商鞅的迹象，但还是学习陶朱公。日本人爱好围棋，应当明白虚实相生之理。日本处于西欧、北美和东欧、亚洲之间，仿佛是陶朱公所说的陶，又先后兼用过商鞅、范蠡两套软件，所以现在的动向为全世界所注目。

〇：不要再空谈天下大势了。说到围棋，我们不妨在三百六十一个交叉点上用黑子、白子作实地试验吧。这是争先又争空的，是以虚为实又以实为虚的。范蠡和商鞅若下棋定是国手，和清代的范西屏、施襄夏一样，也是两种风格。

□：孟子说孔子是“圣之时者也”。老子说：“不为天下先。”我们且到棋盘上去争时、争先吧。

（一九八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