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需求结构变化的一般模式：跨国经验

前述跨国证据虽然表明，没有一个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所有时期的需求结构变化一般模式，但这并不表明需求结构变化没有规律。实际上，无论是早期的钱纳里和赛奎因研究，还是近期的跨国比较分析，消费率变化与人均收入水平上升都有很强相关性，消费率高低与经济增长率同样高度相关。本节遵循钱纳里和赛奎因的研究思路，依然通过跨国数据的比较分析获得需求结构在各经济体变化的共同特征。但与前者不同的是，本节并没有包括那么多国家样本，而是在前者国家样本基础上做了一定删减，剔除所有发生过内战的国家、面积较小的岛国以及数据缺失严重的国家，最后的样本国家数量是43个。除此之外，考察的时间段也存在明显差异，可以说本书所考察时间段是前者1950—1970年的一个自然延续，即1971—2009年。考虑到钱纳里和赛奎因研究仅考虑收入转换效应和规模效应的内在缺陷，本书在收入效应和规模效应基础上，将反映经济内部结构变量纳入计量分析模型，以尽可能反映内部结构差异对需求结构的影响。^注2

图1—1至图1—3从直观上刻画了不同国民收入水平下居民消费率和固定资产投资率变化的一般特征。^注3从中看出，无论混合样本还是分类样本，居民消费率总体上均随收入水平变化呈下降趋势；相对于居民消费率，投资率变化则比较稳定。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特征也非常明显，即在收入水平达到2000美元之前，消费率与投资率间的界限非常清晰，消费率显著高于投资率；当人均收入超过5000美元后，尽管消费率处于一个相对较低水平，但与投资率之间的界限同样明显。但在2000~5000美元这个区间，消费率和投资率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消费率和投资率差异较小，有相当部分国家居民消费率低于40，但投资率超过40的国家依然很零星。上述特征与人口规模变化没有明显关系。如果按照这个规律，尽管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到40%以下，但并没有超出收入转换效应可以解释的范围。和居民消费率相比，我国近年来40%以上的投资率偏离了收入转换效应所反映的投资率变化一般模式。

图1—1 混合样本投资率消费率与人均国民收入对数散点图

图1—2 大国收入变化与需求结构变换

图1—3 小国收入变化与需求结构变换

上述截面数据分析说明，居民消费率变化具有显著收入转换效应，但不具有规模效应。接下来，我们考察相同收入水平国家需求结构随时间变化的一般特征。图1—4描述了与我国国民收入水平较为接近的中等收入国家和中上等收入国家需求结构变化的一般特征。从中可以看出，居民消费率变化的收入转换效应同样非常明显，但和截面数据反映的情况不同；投资率变化总体上呈上升趋势；相比较而言，政府消费占比在20世纪80年代后基本保持稳定。和上述时间序列数据反映的一般特征相对照，除了政府消费变化模式基本一致外，居民消费率和投资率变化模式明显存在偏离。图1—4显示，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居民消费率基本上遵循居民消费率变化的一般模式，但在经历了跳跃性下降后，开始偏离。不过如果剔除这次跳跃性下降因素，在2000年之前，我国居民消费率在变化趋势上与一般模式基本一致，只是2000年以后，我国居民消费率开始偏离这一模式，但程度有限。相比较而言，我国投资率变化却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就偏离投资率变化的一般模式，不仅水平更高，而且上升速度更快。表1—1对上述变化模式和偏离情况作了一个总结。从中可以看到，在同一个发展水平上，我国需求结构偏离程度是非常明显的。投资率不仅初始水平较高，而且上升速度几乎是一般模式中投资率变化的2倍。和投资率相比，虽然居民消费率下降速度超过一般模式的程度更高，但如果剔除1978年的跳跃性下降因素，居民消费率偏离的程度要小得多，并且偏离主要发生在90年代末期之后。

图1—4 相近收入国家需求结构随时间变化的一般模式

表1—1我国需求结构变化与相同发展水平的一般模式对比情况

说明：表中初始水平为1971年数据。增长率为真实增长率。

上述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截面数据和相同发展水平国家时间序列数据开展的分析虽然描绘了需求结构变化的收入转换效应和时间趋势特征，但由于忽视了国家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所刻画的需求结构变化一般模式并不具有普遍性。所以在上述分析基础上，下面通过对国家作更进一步细致分类，考察需求结构变化一般模式在不同分类地区间是否存在某种共同特征。图1—5刻画了不同地区需求结构变化的一般模式，纵轴度量居民消费率与投资率之商，横轴表示时间。从图中看，分地区比较与混合分析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异，尽管居民消费率整体呈下降趋势，但这种特征在不同地区并不是普遍的。其中北美地区居民消费率是整体上升的，所以需求结构表现出偏居民消费率特征非常明显。和北美地区一样，拉丁美洲地区需求结构也是整体表现为偏居民消费率。为何两个收入差距如此悬殊的地区会有基本相同的需求结构变化模式？通过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实际上两个地区需求结构的内部变化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也塑造了两种不同的经济增长表现。北美地区，主要是美国，偏向居民消费率的需求结构表现为投资率下降和居民消费率上升，经济增长最终遭遇金融危机。拉丁美洲地区，偏向居民消费率的需求结构表现为投资率和居民消费率都上升，但前者上升幅度小于后者，经济增长最终遭遇中等收入陷阱。对于这两种需求结构变化模式，我们可以将前者称为消费过度型，将后者称为消费早熟型，两种模式都遇到一定问题。相比较而言，欧元区需求结构虽然也表现出一定的居民消费率偏向型，但这种偏向型主要因为投资率的快速下降。这种需求结构变化模式的增长表现是经济增长比较平稳，但速度较低。最后再看东南亚地区，该地区需求结构变化总体表现为偏投资型，1997年之前，投资率上升较快，居民消费率也下降。但2000年之后，这种状况有所改变，投资率略有下降，居民消费率由下降逐步转为上升，尽管幅度较小。两者的综合效应使得1997年之后东南亚地区的需求结构逐步从投资型偏向转向居民消费型偏向。这种需求结构变化模式遭遇的增长问题是，增长率在需求结构转换过程中出现较大波动。和上述四种模式相比，我国需求结构变化模式比较接近东南亚地区，但在20世纪90年代末，东南亚模式开始偏离其原先轨迹，我国则继续保持投资型偏向的需求结构变化模式。两种变化模式在增长上的差异也很明显，我国经济在1998年之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上述分析在表1—2中得到更为直观的说明。

表1—2不同地区需求结构变化模式及其增长绩效

说明：表中投资率初始水平为1971年数据。

图1—5 分地区需求结构变化的一般模式比较

前述分析表明，需求结构变化存在明显的收入转换效应，但其变化模式在地区间存在显著差异。为将这两种情况结合在一起考察，我们比较了1000~4000美元之间不同地区需求结构变化是否具有某种规律。从表1—3数据反映的情况看，有两个现象非常值得关注，一是居民消费率年均变化率与经济增长率关系，二是投资率平均水平与经济增长率关系。前者呈明显反向关系，即居民消费率年均变化越低，经济增长率越高；后者呈现出显著正向关系，投资率平均水平越高，经济增长率越高。从数据反映的需求结构区间特征看，地区间没有某种一般模式可循。从规模因素看，表1—4显示，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需求结构在1000~4000美元期间都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投资型偏向，这种需求结构偏向的增长效应虽然不是很大，但还是较为显著的。

表1—31000~4000美元期间分地区需求结构特征比较

说明：发达经济体包括欧元区和北美地区国家样本。

表1—41000~4000美元期间大国和小国需求结构特征比较

说明：大国中不包括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