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义利观下的税收利益
一、义利辨析
义利中的“义”属于我国儒家哲学和伦理范畴，指通过内心的自我调节使思想行为符合一定的规范(准则)，即思想行为符合道德理想。“义者，宜也。”(《中庸》)“宜，所安也。”(《说文》)“义”往往与“礼”、“仁”连用，与“善”联系。一般指公正合宜的道理，合乎正义、公益、情谊等。
义利中的“利”一般指利益、功利。在道德价值观中，常与“义”对举。墨家“尚利”，以“兴天下之利”为行为的价值取向，并作为区别善恶的标准。可见，“利”有公利与私利之分。而在财务与会计中，“利”可以体现在收入、收益、利息、股利、利得、利润等概念之中。
如何认识义与利并处理两者的关系，即义利之辩(之争)，是贯穿于我国哲学与伦理思想史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关于道德规范和物质利益的关系及人们如何对待两者的理论。其影响绵延几千年、涉及各方面，其中就包括税收问题。
如果将“利”界定为狭义之“利”与广义之“利”。那么，狭义之“利”指物质上的实惠，“义”指精神上的道义，即便如此，两者之间也并非截然对立、不可协调；而广义之“利”有物质之利和精神之利，“义”其实也是一种利，是包含在“利”之中的。
二、义利对立观
(一)重义轻利
儒家始祖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论语》)“夫仁人者，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宋明理学家大多也认为义与利是互相排斥的，将仁、义、礼、智视为人的本性，认为是天赋予人的义理之性注1；力倡仁义，讳言功利。从这种人性论出发，提倡“存天理，去人欲”的学说。程颐认为：“不独财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遗书》卷十六)朱熹认为：“凡事不可先有利心，才说着利，比害于义。圣人做处，只问义边做。”(《朱子语类》卷五十一)
(二)重利轻义
宋代功利主义思想家则是重利轻义。李觏主张：“人非利不生，曷何不可言？……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李觏集·原文》)王安石认为“理财”为治国之本，“理财乃所谓义也。”(《王文公文集·答曾立公书》)对传统的“义”作了新的价值界定。明李贽认为：“夫欲正义，其利之也；若不谋利，不可正矣。”(《德业儒臣后论》)清颜元则将董仲舒的话改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四书正误》卷一)与董的认识正好相反。近代以来，西方的功利论传入中国。严复抨击儒家道义论，质问“功利何足病”，认为“民之所以盼盼勤劳者，为利进而”。梁启超更认为：“人而无利己之思想者，则必放弃其权利，驰掷其责任，而终至，于无以自立。”
三、义利双行观
在《孟子》开篇中有这样一段问答，国君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日‘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后人据此认为孟子与孔子一样，均是主张“重义轻利”。事实上，孟子不但不反对“利”，而且把“利”看得很重，认为“利”是人们向善的基础。他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滕文公上》)意思是说：一个人必须有稳定的收入(财产)，这样才会有行善的念头(基础)；如果吃了上顿没下顿，那就很难说了，没准什么时候就会干出杀人越货的勾当来。孟子反对的是片面地追求利益，因为人心是很难满足的，尤其是掌权者，如果只是一味求利，不加收敛，最终就会见利忘义，盘剥不休，征战不已。朱熹说，“王所谓利，盖富国强兵之类”，富国强兵是为了穷兵黩武，而孟子是主张王道与仁政的，当然没有谈“利”的雅兴。这也表明他不屑一顾的“利”具有特殊含义，并非逢“利”必反。孟子所说的“义”，指的是执政者如何治理国家的一种理念，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其基本内涵是以民为本、民贵君轻，让利于民、与民同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南宋思想家、文学家陈亮认为义利并非水火不容，而是互不可分。仁义须功利体现，没有“生民之利”，仁义即无以存附。提出“王霸并用，义利双行”的观点，并说：“禹无功，何以成六府？乾无利，何以具四德？”(《宋元学案·龙川学案》)主张农商并重和有利于富民商贾的措施，指出“商籍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求以相病。”(《龙川文集·四弊》)肯定道德与事功不可分割，反对将义与利、理与欲对立起来。认为物质生活的欲求乃出于人的天性，“天理人欲可以并行”。永嘉学派的陈傅良将陈亮的功利观归结为“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致陈同甫书》)，道德和功利可以统一。
四、税收角度的义利观
在义利之辩(之争)中，儒家重义轻利的道义论无疑占据着统治地位。在《论语》中，“君子”一词出现了107次，即使那些没有提及“君子”的条目，也大多是冲着君子说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论语》就是一部由孔子的弟子及弟子的弟子们汇编的孔圣人的“君子论”，其在修身、治国方面的作用和影响延续至今。按《论语》的界定，君子应是才德出众的人，是干大事、当官执政、施仁政的人。因此，其主旨是论证“如何当个好官”。但若仅用“义”与“利”来划分君子与小人(贤与不贤)，尤其是将两者对立起来，未免失之偏颇，有点形而上学，似乎君子就不食人间烟火。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真君子应该知晓(重视、看重)义。但追求(追逐、看重)利，做对自己有利的事，就一定是“小人”吗？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重视(关心)道德、法律(法制、法度)固然应是“君子”所行、所为，但重视(关心)土地、实惠(物质利益)就是“小人”吗？
●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为追求利益而行事，就必然会招致他人的几多怨恨吗？不尽然。与其看着他人富足而徒生怨气，倒不如自己去努力奋斗、勤劳致富。
笔者对孔子的“义利观”不完全认同，但也不会苛求前人。孔子对弟子的教诲也是用心良苦，因其时空的局限性，后人完全可以理解。同样，重利轻义的功利主义也有局限性；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更不足取。“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难道人们仅仅为了利，甚至为了那么一点蝇头小利，就蜂拥而至或各奔东西吗？总该有道德底线，精神富足比单纯的物质追求更具持久力、更有幸福感。其实，在《论语》中，孔子也不是完全排斥“利”。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利益、财富，人人都想得到、拥有，但如果不是以正当的方式得来，宁可不要。说明圣人孔子也认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注2子曰：“富而可求也，谁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如果能够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方式)得到财富，当然应该乐意为之；否则，就不该去做。此言更是万般中肯。
早在孔子之前，我国春秋初期的伟大政治家、思想家管仲就提出了“富民、富国、王天下”的财税思想，其许多深邃的见解和主张在今天看来，也非常令人叹服。如“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牧民》)的物质利益决定观，礼义廉耻“四维”(《牧民》)的社会道德规范，“以人为本，本固则国固，本乱则国危”(《霸言》)的人本主义思想，“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基石)民也”(《小匡》)的对社会分工(阶层)、社会经济结构的认知，“政之所兴，在顺民心”(《牧民》)的治国方略。他还强调国家对经济的调控职能，通过控制货币发行，调节物资余缺敛散，平衡物价，促进经济发展；提出“官山海”，即利用齐国山海资源优势，实行盐铁等国家专卖，开创了国家专卖制度的先河，时至今日，国家专卖仍是现代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
特别在税收方面，管仲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强调征税要有度有量，即“取民有度”的人。在《管子·权修》篇中提出了“取民有度”的税收原则。这一原则体现了古人对税收负担和税收负担能力的关注，“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量度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从管仲开始，历代思想家都强调国家(君主)必须实施德治，重民保民，勤政节省，取民有度。但因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对“有度”标准的认识也不尽相同。如孔子认为征十分之一的税最为公正，而其他思想家对不同的税种提出了不同的税率，但都强调征税量不能超过人民负担能力所允许的限度，体现了古人对税收负担和税收负担能力的思考和探求。管仲还提出了“薄税敛，毋苛于民”(《五辅》)的税制设计原则，主张灾歉减免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不同年景税率不同，将“度”落在实处。“相地而衰征”是我国奴隶制社会的一次重大税制改革，它根据土地的肥沃(贫瘠)程度的不同而实行差异税制，即根据纳税人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体现税收的实质公平原则。
纳税人的税务筹划就是在合理合法或守法的前提下，所进行的旨在最大化税收利益的行为，是坦坦荡荡的行为，怎么会长怀忧怨呢？我们不应将义与利对立，而应坚持“义利平衡”或“义利兼顾”。再者，追求税收利益的也不仅是纳税人一方，政府同样也非常看重自己的税收利益。所不同的是，纳税人希望减轻税负，使自己税后收益最大；政府希望增加收入，使自己可支配财力最多。作为利益攸关方，重视自身利益是正常不过的事，但征纳双方都应该以税收法规为准，谁都不能破坏税收游戏规则，谁都不能只顾利而摒弃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诚信的基础作用主要体现为表率作用和引导作用。政府的诚信程度如何，往往就是一面镜子，带动和影响一大批人。政府讲诚信，公民就有凝聚力、向心力，国家才有号召力。注3
利益一般指经济利益，经济利益即物质利益，是指在经济上的得益(获益)。在阶级社会中，经济利益是人类从事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动因。当然，利益也有正当与不正当之分，不正当利益不可取，正当利益应该有。同一经济事项会涉及利益攸关方，企业对利益的追逐会形成一定的博弈关系，进而影响博弈对象的利益。
人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也应受道德伦理的约束。在利己的同时，如果能够做到利他，这是道德标准的上限；如果在利己的同时，即使做不到利他，但也不能损(害)他，这是我们必须坚守的道德标准下限(底线)。正所谓——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国家爱财，取之有度。
安贫乐道是一种境界，富而好礼也是一种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