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剧《杨贵妃》的另一面

观看歌剧《杨贵妃》是5月底的事了。当然就有想说点什么的冲动，只怕不冷静，所以有意拖延了下来。两个月过去，除了一篇座谈会纪要见诸报端之外，几乎没见到正式的评论文章。我的同事景作人应《歌剧》杂志之约，写了评论，居其宏为《人民音乐》写了评论，周期缘故，尚未面市。于一部歌剧新作来说，这种无人或少人喝彩的现象也有点令人匪夷所思。不想评？不值得评？还是不该评？我确信这层窗户纸的另一边一定有我不了解的隐情，我也不认为我在这个时候写下这篇短文就等于把窗户纸捅破，只是说说自己的看法，而已。

坦率讲，我对杨贵妃这个题材不大感兴趣，我觉得帝王与女人的事大多纠缠不清，难断真伪。好多年前舞剧《杨贵妃》出台时，我就表述过自己的观点。后来又有电视剧问世，那是更不值得一评的。能卖钱就是成功，已成了电视剧的主要衡量标准。所以，评与不评，都成了次要的问题。歌剧不然，无法与电视剧的投入和产出相比，也赚不到钱，选择任何一个题材来做歌剧，都是为了留下点东西，我想《杨贵妃》也不例外。对创作者和表演者而言，“留下点东西”这个概念可能还偏于保守。如果有关人士都是这么考虑，那么这部歌剧的问题就更要谈一谈。

节目单上，有这样一段界定性的文字：“给世界一个震撼的传奇，还贵妃一个浪漫的真实”。假如这部歌剧确是编了一个浪漫的传奇故事，倒也罢了，必须指出的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故事的确“震撼”，但一不真实，二谈不上“还”（读huán），因为那故事的后半段本来就是传奇，并不是非杨贵妃莫属。文化程度再低的人，想必也该懂得，传奇与真实，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也没有相近的含义。既然如此，此戏的制作者为什么要做这种混淆概念的事？就值得深思了。

戏中的传奇部分是在马嵬坡之后。此前的杨贵妃，我们在《长升殿》、《长恨歌》等作品中都早已相识，此后的这个女人，依传奇的概念，到了日本，见到了日本女皇。女皇听她叙述了“开元惊世鉴”的故事后大表同情，替贵妃死去的日本遣唐使贞子姑娘的事迹令众多日本人动颜，合唱唱道：“贞子啊贞子，我们民族的好儿女，你用那年轻生命，铸就我们民族英魂。”女皇传旨：摆祭酒。贵妃向女皇表示要替贞子向女皇尽忠尽孝。女皇大度地对贵妃说（唱）道：“东瀛是你第二故乡，这里都是你的亲人！”音乐大肆渲染。

固然，日本的什么地方至今还保留着贵妃庙，但那毕竟是传奇，是日本人的传奇，不是中国人的传奇。自古至今，什么时候日本人对中国人真的表示过这种态度？做出过这种举动？如果真有一例，何必放弃真事不去讴歌，而要大唱一个传奇故事呢？

前两年出现过一部介于昆曲和歌舞剧之间的《贵妃东渡》，讲的也是这个传奇，我看了一半，中途退场，因为我接受不了这个传奇，也无法忍受满场日本中年女人近于变态的叫好声。两部戏异曲同工的那一面，意图何在？难道仅仅是满足于用戏剧手法讲述一个横跨两个邻国的传奇故事吗？我不懂，望行家指教于我。

看新编的京剧《梅兰芳》时，我有点不解的是陈薪伊导演的这个戏对梅兰芳抵触当年侵华的日本鬼子这一点上赋予了浓墨重彩。联想到前述《杨贵妃》和《贵妃东渡》两部戏，不解顿时化解，而且站在一个中国人的立场上，我认为《梅兰芳》这样的戏才应当张扬、赞扬、宣扬。我想这该是民族立场，而不是民族沙文主义。

剧本乃一剧之本，剧本立不住，再谈《杨贵妃》的音乐、导演、舞美及表演等等，就显得没那个必要了。但两天的戏看下来，贵妃主要唱段的音乐还是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两组主要演员也都有可圈可点之处（首场演赤雄的那位日本票友除外）。这个新戏，剧本之外的第二个大问题，我认为是舞美和服装设计。设计师名气不小，已创立出自己的时装品牌，还有自己的模特表演队伍。但这些因素在戏中的过多出现，起到的只是喧宾夺主的作用。一幅宋徽宗的名画，成了唐朝宫殿的背景，也是不该出现的常识错误。

我现在拭目以待的是只演过两场的歌剧《杨贵妃》下一步要往哪儿走，是原封不动地走，还是修改之后再走。走向与目的是有一定关联的，它的走向，肯定还会给我们一些更明确的答案，也许那就是它的另一面。

2004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