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中国符号学理论的方向和中国学者的仁学心志学

值此中国社会文化现代化百周年之际，一次“国际人文科学理论研讨会”——“2012南京国际符号学第十一届大会”，即将在中华两千年历史文化胜地南京召开了。东方历史文化古都和西方现代人文理论的此一历史性会聚，含蕴着重大而深远的民族性和世界性意义。首先，此一人文盛会，在今日全球唯物质主义商业化盛行之际，突显了中华文明的伟大精神潜力和抱负，并向“唯钱是求”的全世界宣告：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绝非使其子孙仅能跟随西方物化文明方向亦步亦趋；在全世界只关注物质生产之际，中华文明自有继踵先贤的人文学士，不仅为本民族，而且为全世界，认真关心着新世纪人类文明的精神建设问题。而今日的人类精神事业，既非复兴“诗词曲赋”之属，亦非制作“文娱消遣”之类，其核心意涵只应是指现代化的新人文科学理论建设事业。时当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民族的世界影响力，定然亦应相关于其精神文明建设。此精神文明之核心，非应指大众化的文学艺术，亦非应指向世界展示中华祖先文物遗产的活动，而应首先指现代化的人文科学理论的建设。一个民族有无现时代有效的精神和思想力量，首先即表现于其有无能力融会现代“文史哲宗艺”的世界前端人文科学理论。一国之“现代科学”，必然应该同时包含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学之中又以人文科学为一民族精神力源之中心。中华文明的传统精神自然主要是指其古典型态的人文精神，“复兴中华文明”当然首先也须指传承和发扬此人文精神，其现代化型态则为人文科学理论。

人类文明的进步的确主要体现为自然科学的进步。相比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社会科学的显著发展，人类人文科学理论何其落后乃尔。人类文明必待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齐头并进方可称之为趋于健全完满。一个重大认识误区是，在此现代科技文明时代，人们满足于仅将传统人文学术或民俗信仰看作是自然科学的“文化对应方”。有如不少海外高级科技界人士把“人文”浅解为“诗词曲赋”教养一类，其观念似乎是：自然科学应该不断现代化，而“人文学”则只能维持其传统型态和通俗化型态？似乎自然科学可以有高端理论，人文科学只需要有通俗理论即可！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科技工商、文学艺术、民俗信仰这三大片现代社会文化之主体，对现代人文科学应如何发展，从不认真关注。由科技工商主宰的海外华人媒体，几十年来从不触及人文科学理论讯息（除了那些不可能列入人文科学主体的“西方汉学”讯息外），直视之为根本不存在一般。的确，世界各处均视人文科学为无足轻重，而人文科学事实上也的确无足轻重。这正是人文科学家们今日的尴尬处境：一方面面对着自身学术之科学性不足，另一方面面对着社会主流和大众对其长期的忽视。正是此一艰困局面促使有识者今日觉醒到，百年来的中国社会文化现代化中所最应增强者即为：首先，如何更有效地将前科学时代的传统人文学术转化为科学时代的现代化人文科学；其次，如何积极参与世界人文科学现代化的革新事业？中华文明在来自西方的物质建设方面跟随之、超越之，可谓不遗余力，却对自身传统上所擅长的精神文明建设问题长期不以为意？一直在说的“复兴中华文明传统”的意思中，此“复兴”是应指文化传统中原已有之的部分呢？还是指原所没有但应增加的部分呢？在此我们是应该说“复兴”呢，还是应该说“发展”呢？

就现实而言，新时期30年来，中国的人文科学事业实际上正处于百年来最为发展的时期。其进取精神体现在人文学者在三个方面渐渐产生的积极态度：即对传统学术、现代化初起的前期学术乃至作为中国学术现代化主要楷模的现代西方学术，均能一方面亟思研习继承，另一方面开始积极反省和批评。也就是：既不满足于对古人亦步亦趋，也不再满足于对洋人亦步亦趋。这样的反省自强态度，不是为了要与古人洋人争长短，而是为了认真提升自身的学术理论水平。没有这样的反省和自强态度，就谈不到人文科学事业的真实提升。此一学术态度的转变相关于学术价值观的转变。如果视人文科学为职业工具或渠道，这样的实用主义态度可谓无关于学术的实质性进步，因为任何程度的学术资源均可作为职业化科教制度中运作之工具。如是，以往“著名学者”的著述遗存即足以作为文科职场内操作材料之用，至于其真正的科学性价值问题则可略而不计。在人文学术职业制度化操作下形成的“大师系列”所根据的是其一时性的市场知名度，却不一定相关于其科学价值性成就。为什么我们在自然科学领域能够采取真正的科学性标准组织自己的学习、研究和实践，而在人文科学领域却要排除科学性标准而采取准市场化的“知名度”（文化性商标）标准呢？自然科学按照科学真理知识加以组织运作，人文科学则按照历史上的“大师知名度”来组织运作。为什么？这样的安排会给民族文化学术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呢？结果，在自然科学领域我们能够科学地、扎扎实实地前进，在人文科学领域学人则被训练成对“历史大师们”有进行欣赏能力的专业人士。二者显然担负着完全不同的文化任务：一个是科学性，一个是玩赏性。如果人文学者都以对历史文人偶像歌功颂德为“最终目标”并希冀自身身后也可被列入同一“先贤祠”系列，却对相关科学性知识获取问题不予重视，中国的人文科学能够进步吗？自然科学按照客观学术价值标准加以评判和组织运作，人文科学则按照主观人为的知名度等级制度加以评判和运作，二者间的学术效果之异，岂非一目了然？

那么什么是现代人文科学中有效的科学价值标准呢？如果百年来中国社会文化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尚不成熟的人文科学并不足以成为可靠的学术价值标准，那么现代国外现代化程度远高于中国的人文科学学术价值标准，就可视为现成可靠的学术价值标准了吗？在此我们可能遇到一个更为严重的学术价值观挑战。如果把现代西方人文科学制度及其产物看作是绝对可靠的科学价值标准，就会首先混淆了两类不同的西方学术现象：科技学术和人文学术。现代西方科技学术必可称之为可资遵循的科学标准之来源，现代西方人文科学的情况则完全不一定如此，或者根本不如此。因为，西方人文科学和东方人文科学的科学价值性差别可能仅是“百步”与“五十步”之间的差别，二者均经受着同一“人类人文科学尚非真正科学”现实之拖累。这样，我们受到两种人文科学认识之误区：一种是把古往今来任何著名人文作品传承均当作是“现代人文科学”之主要内容，即将“历史材料”当成了学术成品，从而忽略了人文科学的理论现代化标准问题；另一种是把西方当前人文科学事业当作现成之典范，对之亦步亦趋，并以此满足于“与世界接轨”之渴望。实际上，人文学术上的“文物古玩化”和“全盘西化”倾向，均会阻碍中国人文科学发展的事业。在人文领域不提倡科学和理性，其结果之一必然是各类迷信泛滥（1980年代各类特异功能迷信盛行，正因为那时人文科学认知几乎一穷二白）。因为科技工商知识分子尽管具有高级专业知识却只有低级人文科学知识，二者之“合力”恰恰有利于各类社会迷信之滋长。现代化科技时代世界各地迷信事业反而盛行，一方面缘于科技工商没有相关知识条件对其进行科学理性判断（自然科学之“科学理性”不同于人文科学之“科学理性”，所以科技人士反而容易为迷信思想所蛊惑），另一方面正是缘于科技工商财力甚至于也乐意为其进行着错误判断的迷信活动提供支持（迷信活动最害怕的就是现代人文科学理论，最喜欢的就是自然科学技术。西方不少信仰学派一贯视“哲学”为其“大敌”，原因即在此。迷信要求人们只需“信”，不需“思”，而理性主义哲学的本质就是要人思在信前）。

只有同时提高对传统人文学术和西方人文学术的研究和判断水平，才能做到既对其认真学习又对其客观评估，即“既学习之又批评之”，二者必兼而有之，方为今日中国人文科学工作者应有的态度。面对着这样的问题，中国学者三十多年来从不同渠道和不同方面接触和研习了现代西方符号学学术。正是这一最前沿、最无所不包的人文科学领域，使我们得以进一步观察和反省当前人文科学的根本问题。符号学，不是什么形式化游戏，而是从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发展经验中产生的学术批评思想和理论分析技术。符号学不是众学之“一门”，而是众学之“关系学”，是“学际关系学”，是相关于人文科学古今中外各个领域学术方法理论革新之学，也因此是与中国新时代新人文科学发展战略息息相关的认识论、方法论的认知对象。如果世人对此一直未能领悟，正因为长期以来世人把“人文学术”范畴浅解为“文学艺术”之类（不能区别“研究”和“创作”这两个不同的文化范畴），因此误认其为人人“不学而能”者。自然，今日人文科学内容多数仍然滞留于其前科学化阶段。一种严重的偏见正表现于视自然科学的理论化为当然，视人文科学的理论化为并非必要！一个直接的证明是：世人往往把“小说故事”形式和人文学术研究的功能不加区分，好像人文思想表达仅通过“编故事或抒情文字”（以及加上今日媒体上的“叙事化宣传报道”）等手段即可加以实现。结果，主要担任现代“思想表达”者的，竟然主要是欠缺人文学术知识和理论的各类传统型的文士们！殊不知，其结果是将民族文化的高层人文科学建设目标，与“大众文娱消遣和感性发泄”的通俗文化目标混为一谈，社会文化的整体水平必然因此难以提升。今日为科学化时代，所谓“知识就是力量”其知识乃指“科学知识”，不是指“经验常识”；对于人文科学的知识本来也应如是看待。而此“知识”的核心今日必然应指其“科学性理论”部分。自然科学知识要理论，人文科学知识不要理论，那不就等于甘愿让后者“不能成其为知性力量”吗？人文科学不能成为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知识力量”，正因为其还没有完成从传统时代的知识型态向现代型态的过渡。此外，不要忘记：在不同的程度上，中外情况皆然！古今中外的人文学术“知识”，其科学性程度远远不能相比于自然科学，因此也就成为欠缺“理性力量”之学。20世纪的符号学运动正是针对着人文学术如何进行科学化提升的目的而兴起的。联想到后现代主义欲将人文科学和符号学变成“准艺术类学术”的主张，其目的岂非正是要颠覆现代符号学的原初科学理性目标从而使其长期“没有效用”吗？

但是，我们的国际人文科学工作者们大多数并不这么看。当前国内外人文科学事业的发展问题，首先还不是科学化程度的问题，而是学者治学的态度问题。在由西方文明开其端绪的全球物质化、商业化大趋势下，人文学术的“求真”准则已经全面地为“求成”（求利）准则所取代。新时代的人文科学事业正处在全面地商业化、职业化、制度化过程中；在此过程中，人文学术的内容仅成为职业化运作的工具。因此人文科学的职业制度化体系内之“成功”，主要取决于学术和文教市场的“决定机制”，而不再取决于什么“客观学术真理”了。几十年来国际人文科学知识分子及其理论家的学术态度普遍朝向着学术市场机制决定论方向转移。几十年前还曾存在的各种富有创造性的人文科学思想，冷战前后的几十年间，已成为过去。当前西方人文理论界正遭遇着全面的理论停滞化，其主要原因即为此社会结构内普遍强化了的制度化机制本身：一切决定于学术文教职业的市场化机制。我们的“国际符号学领域”也完全如此。百年来两次符号学运动高潮（20世纪初和六七十年代）产生的主要理论成果，今日西方已难有可与之相比的进一步发展。由于相当机械化的博士培养制度和市场化决定的就业制度的制约，按照“预定制度化程序”受训的学生一代，其自由思想创发力必然受到结构性的限制。当然，我们的国际符号学界的朋友们并不这么看。他们也“不能”这么“自我贬低”，因为他们生存于“职场竞争”中，谁敢说：“我的理论不成！”而且，不仅是个人性问题，也是集体性共识问题：教授们必然倾向于集体地维护其学术权威地位和形象。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对其学术技术性方面大大超过我们的国外人文科学理论进行“挑剔”呢？这首先是为了我们自己人文学术发展的需要。我们必须首先对于“老师”的学术理论“实情”具有正确的判断，然后才知道应该如何向其学习和与其合作。困难在于，此一“实情”却不可能仅从其在职场制度内的地位和学界名声来了解和判断。

如果情况如是，我们为什么还要对符号学大会在中国的召开如此看重呢？理由很简单：由于中国学界的职业制度化还没有像国外那样严格化，所以还存在着在学术制度内按照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追求科学真理认知的“余地”，从而有可能超越流行的国际等级制度偏见来把握国外学术理论的“实情”。一方面我们要向其学习各种技术性知识，另一方面要认真评估其优缺点并亟思在此基础上进行自我学术改进。因此，我们所关注的，不应是如何借西方现存符号学知识来增加我们的“学术花样”，而是关注着“中国人文科学”朝向真正科学方向发展的可能性。我们已经认识到，所谓中国人文科学的发展问题，绝对不是简单化地模仿以下学术：（a）传统学术、（b）现代前期学术和（c）西人学术。而是应该在三者的知识和经验积累之上为人文科学系统重新设计真正科学化的目标、内容和方法。为此，首先就得客观地掌握此三类学术资源的优缺点，而不能将三者视之为已趋完善的“学术资源”，从而对其盲目追随，并借其满足于任何职业功利主义的需求。为什么在强大西方现代人文科学面前我们中国学者反而有可能这样反功利地进行独立思考呢？正因为我们生长于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体内，一些人自然可能具有朝向高级精神目标的意识和意志。此种我们可泛称之为“仁学精神”的传统意识，遂有可能使我们在此全球唯物质主义时代不致肤浅地跟随各种功利主义的（必然也是机会主义的）目标前进，而有可能像王阳明精神所要求的那样“反躬自省”以朝向真理价值，秉持义利之辨的古训而投身于真正的人文科学建设事业中去。为此，我们的学术研究态度必然是批评性的，而批评性态度不仅不是要我们削弱对国外人文知识的研习，反而是要进一步强化之，首先是强化学习其方法论技术知识。我们欢迎国外符号学家们到中国来，使我们获得向他们直接学习的机会，此为一。其次，我们要邀请他们一道来共同面对和检讨人类人文科学理论以及特别是符号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和有待克服的困难所在。其中又包含着两个方面：西方符号学的问题和全世界符号学的问题。对于后者，由于涉及非西方思想学术传统，他们对此未必熟悉，我们有责任协助他们了解相关问题的性质和意义。最后，我们要（有违西方学术实用主义风格地）使符号学和人文科学的关系问题，成为符号学界的关注点，以此来扩大今日跨学科跨文化的新世纪符号学的研究范围。我们对“符号学”重要性的增强的和扩大的认知，也会是超出外国专家的职业性共识的。因为，这种扩大的符号学认识论表明我们不会将西方符号学在现行职业制度内形成的“教学内容”，即当作符号学的“标准性”内容。我们还要进而检讨西方符号学学术教学科研制度的运作方式本身。因为，有什么样的“操作制度程序”就有什么样的“学术产品”。这样，我们将不仅是不满足于他们现有的学术内容和方式，不满足于他们的学术传统规范，而且干脆不满足于他们的学术制度本身。而一切学术功利主义者必然以选择现存具方便可行性的制度性渠道作为其急功近利实践之方向和途径。

谈到这里，人们可能会对本文立场产生一种疑问：当中国符号学事业正在起步阶段时，我们有必要使自己的学术实践如此复杂化吗？即正当我们急需向西方符号学成就广泛深入学习之时，为什么要特意复杂化自己的研习和教学的内容呢？回答是，我们在此宏观视野内的设问，正是为了使人们对于此一活动获得多层面的全局性把握（所谓广义的“务虚”），以便更明确地了解相关具体工作在此“全局”中之位置和作用。符号学家与其他学科学者不同，他们自然地具有自发组织者的职能，因为符号学的跨学科、跨文化特征使其学术活动必然超出单一学科领域，因此有待于学者学生主动地进行跨行业、跨领域的动员和组织工作。我们的教育与科研制度都是按行业分别组织的，因此欠缺现成的跨学科合作科研渠道。这是从符号学活动的具体特点考虑的。如果深一步看，符号学作为人文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之主要研究课题，它也自然地关系到人文科学各个领域，因此符号学家不仅需要以本专业为基地开展与其他学科的合作，而且从理念上说也需要关注人文科学整体性的理论问题。如果再从民族文化发展整体角度看待符号学和人文科学的任务，就会认识到符号学研究相关于人文科学的全面革新目标，而此革新事业又直接相关于未来中华文明、文化构成的特大问题，其学术性责任又远非单一学科的专家们可以相比了。因为其他单一学科的内容不会如此广泛地联系到人文科学整体，符号学由于其跨学科、跨文化特性，内在地迫使它在理论上、理念上必须联系到社会、文化和学术的“全局”。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人文科学基本上都是按部门加以制度化管理的，学者学生都是“生存于”专业制度框架内的。因此所谓的符号学跨学科实践，大多数仍然是以单一学科为基础的某种类型的“跨学科”研究，因此我们有“文学符号学”、“语言符号学”、“艺术符号学”等。但是当考虑到符号学整体的理论性问题时，必然直接涉及诸学科间的多元理论互动问题。在西方，这样的全面性“跨学科”符号学研究大多数存在于少数哲学系或其他系内的“哲学专业”里。因哲学系和其他人文科系不同，具有其传统的知识范围全面性。这一现象一方面缘于西方哲学界学术发达以及与符号学的传统密切关系（在中国还远远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所以哲学系对符号学反而了解较少），而另一方面其“认识论障碍”也恰恰在此。我们以此为例说明，当代西方人文科学理论、哲学、符号学理论不仅面临着其前述硬件制度性的限制，而且面临着软件制度性的限制：此即相关于“跨学科的”符号学理论和“单学科的”哲学理论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成为今日阻碍着西方符号学理论发展的关键所在。我们在大会的节目内容中安排了这样的论题项目，就是要关注今日西方人文科学理论和符号学理论关系这个符号学认识论课题领域，以及直接向西方哲学本位的符号学理论提出质疑。顺便指出，这也绝不是西方学者会具有的一种理论意识，不是他们有意愿触及的“职业敏感性”问题。因为这一根本性思考方向可能意味着在向西方学界之“共识”进行“挑战”。顺便指出，西方学者们对于“自我保护”的意识一点不比中国学者为少。注意跨学科的符号学理论和哲学的符号学理论的关系，也就是关注当前西方人文科学理论的基础问题。这样的观察和介入角度也显示着中国人文科学和符号学的治学态度，我们并不满足于简单化地直接将西方相应学术成果和学术制度照单全收（遗憾，国内颇有一些学术势力在硬性推行这样的“唯西方学术等级制度”马首是瞻的选择方向，表面上是在促进人文学术的发展，实际上在促进一种被动性功利主义的学术实践，其根本原因在于学术上的急功近利心态。这类学术势力因为自身不事研习，所以反而特别不乐意看到中国学者有和西方学者平等相处的局面出现。这类学界“阴暗心理”的存在，自然也与我们符号学所倡导的跨文化的国际学术平等对话方向不一致），而是要促使他们自我反省并与我们共同反省（他们颇不习惯于非西方学者在理论层次上持有独立学术态度，这次大会在中国举行，我们一步步地使他们渐渐习惯于接受这样的文化平等原则：应尊重不同文化传统中产生的独立治学态度，“理论”为天下之公器，不是西方人的“专利”。百年来他们太习惯于留学生制度下海峡两岸及香港、澳门地区形成的“我们是你们的学生”、“在西方任职的中国学者学术等级上必然高于本国学者”这样的等级化观念了。殊不知，这样的学术等级化意识形态，正是导致中国人文科学理论难以有效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正是“中国符号学”学术领域的形成，促使我们客观地、理性地认识到：不仅为了中国人文科学理论的发展，而且为了世界人文理论的发展，中国理论工作者绝对不能只对古人和洋人（也就是对由二者构成的学术势力资源）“亦步亦趋”，而要平等、积极地介入理论对话平台（阳明学精神正体现在发扬学者主体能动性、摆脱任何人为的等级制度性限制方面。所以今日提倡阳明学，自然不应该在此名目下再来进一步制造新的学术等级分划）。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的举行的深意正在于此。如果中国人文学者，盲目遵循一些以抄袭古人和抄袭洋人为方向的“双向抄袭的治学路线”，中国的人文科学必将永远停留在“次级模仿学术”的水平上了。

中国传统伦理精神和学术思想精神都是强调学者以“立志”为先的。我们的学术实践之“志”，按照中国仁学精神传统，必然相关于民族文化精神、民族思想方向、民族理论方向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大方向。在此“人能弘道”的民族人本主义理性精神的鼓舞下，我们的人文科学和符号学的“志向”必然不应该是模仿性的，而应该是有其创造性的精神深广度的，是敢于面对今日世界最前端的人文科学论题的，是必然在艰难复杂的思想理论的挑战面前勇于迎难而上的。

就“符号学”作为一种实际的学术领域而言，我们的符号学理论思维角度还可进一步深化和拓广。我们不是仅能或必须按照当前西方理论符号学界的规范和方式来思考符号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由于中华仁学伦理学精神之滋养，中国学者必然在对符号学的潜质深入了解后有勇气超越其国内外现实职业性运作渠道，以探索更合乎科学理想的“新世纪符号学”之理想的构成问题。这就是，我们要根据历史上符号学在人类知识全体中所发挥的各种实际作用来重新反思“符号学”今日“应该”包含有哪些积极方面，并相应地将其纳入我们的学术运作规划内。于是，考虑到人文社会科学的现状和发展需要，我们发现今日不必也不能再把符号学狭隘地看作是“有关符号或记号的研究”了。这样的西方符号学史上的定义已经不能涵括今日已大为发展了的“符号学理论系统”之全体。我本人在最近向比利时列日大学提交的论文中正式提出了这样的符号学新“定义”的问题，认为semiotics可扩大为有关“意义、文本、通讯”的生产制度和读解制度的结构性研究（这样也就可以解决一个在中国逻辑学界、符号学界和语言学界存在的译名分歧问题：如sign应译为“符号”还是“记号”的问题）。有关记号或符号（实际上这类意义单元的类别名称极其繁多）的研究自然也被包括在内。我们这样的提法，其实也相关于对西方理论家提出一个关键性问题：我们符号学家应该使“符号学”发挥较大的理论性作用还是发挥较少的理论性作用呢？如果按照传统的说法——符号学是关于符号的研究，我们就必然要大大窄化符号学的功能和潜力。这一expanded semiotics（扩大的符号学）范畴的提出必然使一些西方专家不快，特别是基于行为主义、科学主义、实用主义的符号学家们感到不快。其中的原因固多，最主要的却是功利主义动机方面的：他们太自以为是，特别是在非西方学者面前！此外，他们担心这会影响到他们在目前采取的学术程序和制度内所自诩具有的那种权威性。而此学科权威性直接相关于他们的职业性利益（他们都是带有这样的职业性利益关怀来中国参加大会的）。而按照仁学的科学伦理学原则（原始的提法是：只计其义不计其功），我们只关心科学真理的正误问题，不考虑科学职业的利害问题。此外，此一倡议还牵扯到一个对于非西方符号学界更为重要的方面：如果把符号学只按照此类窄化定义加以采取和运用，将难以使其对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的现代化、理论化革新事业产生积极作用。也就是，如果只按照国外一些符号分类学教条主义来描述中国传统文化对象，我们往往不过是对同一学术性表述赋之以不同的描述词语而已。结果，一些“袭用者”就会满足于此类肤浅的“中学西化法”，并接着根据“西学高于中学”（今日海外学界普遍认为在西方的中学比在中土的中学在学术等级上还要高）的偏见而进一步地阻碍中国自身人文科学的独立发展。中国的现代人文科学事业，要朝向高远，敢于独立探讨，而非仅仅是急功近利地追求所谓的“国际认可”标准。今日两岸人文科学发展的共同问题正是要避免制度性地崇洋媚外和趋炎附势（不是根据学者的学术成就本身而是根据其在职业机构内所占据的等级地位来进行学术价值判断）。二者均有违阳明学精神。如果我们一方面在强调学习本民族传统的思想精神，另一方面又强调要依附于“国际学术等级制度”，那不是在自我制造矛盾吗？我们是应该跟着阳明仁学伦理学原则走（求知求真），还是应该跟着国外学术等级制度走（求利求名）呢？

我们希望此次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的参加者们能够高瞻远瞩，超越个人性计虑，而能关心于民族性、国家性、人类性、精神性的学术大目标。我们虽然起步甚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自限精神抱负，仅满足于个人性利得。我们“符号学家”们将以多重性身份（个别学者、学术组织者、人文科学推进者以及文化前途关注者）介入此一国际学术活动，借机了解人文科学的世界大势，以激发自身的参与革新人文学术的热情，并在全世界只重物财和感官享乐的时代，勇于体会和参与民族和人类的人文科学理论革新事业。这个世界的文化学术事业不是只能由不懂人文科学的科技工商大佬及代表其利益的媒体势力来判断和支配的，而是应该有新一代人文科学理论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这正是我们符号学界学者所义不容辞者。

符号学学者作为跨学科跨文化的学术推动者、组织者，作为中国人文科学现代理论化事业的前导者，直接参与着中国文化和人文学术在认识论上层次提升的重要任务。中国未来的高端人文理论的发展完全依赖于学者的主动创发精神，而非依赖于职业制度性规范。中国未来高端理论创发事业不仅相关于中华文明未来的走向，而且相关于中国社会文化未来的走向。中国文化未来是沿着商业化、庸俗化、娱乐化、迷信化方向发展，还是沿着精神化、思想化、理性化方向发展，这样的有关中国文化前途的特大问题，基本上取决于中国人文科学理论事业的未来成就。而这个高端人文理论化的发展目标是不可能按照无论是本土的还是西方的常规制度化渠道来批量产生的。西方商业化导向的、本质上是寄生性（寄生于科技工商势力）的文教制度，不可能为中国学术发展提供全面科学性的模型（虽然在技术性层次上必然是我们的楷模）。中华文明的未来精神建设和理论创新事业有赖于发扬中国本有的伦理精神传统，这就是高倡个人主体创发意志力的仁学精神传统（智仁勇三维的“价值学三角”），它更体现在中国各地最近所提倡的发扬“阳明精神”之内。所以我们符号学家们以及人文科学理论家们，也应该秉承阳明学精神，将“致良知”意识应用到人文学术事业中来，将此伦理精神转化为理论探索的促动力。没有这样独立于常规制度的主体自发创造精神，我们将长期陷于学术职业化窠臼，结果不过是沿着西方次级寄生性人文学术轨道亦步亦趋而已。如是，符号学不过成了另一种“标新立异”之具，那并不是值得追求的。

即将到来的南京符号学大会还具有重大的象征性意义：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显示中国人文科学知识分子的远大抱负和高尚情怀。我们要让世界人文知识分子注意到：今日的中华文明后继者并非仅关注于物质财富建设。几千年文化的深厚底蕴必将本“日日新”故训也关联于现代化的精神建设，此精神事业的现代化只能体现于高端思想性、学术理论化的现代世界前沿领域内。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应该朝向世界思想理论的最前端进行创造性的精神探索。这样的精神探索事业是科技工商资源不可能直接带给我们的。中华文明的几千年传统是人文传统，所谓传统文明的“复兴”，当然首先是指高端人文事业现代化发展，当来自西方文明的物质性建设提升到一定程度时，精神方向的建设必然也要跟随而进。而今日的精神事业之核心，也不可能再是上一世纪的“文学艺术”（形象思维“创作”）形式了；它必应按照新世纪的“人文科学”（抽象分析“理论”）形式进行实践。中国人文科学界师生们，本其民族仁学精神传统，应有决心、有能力也在世界人文科学理论发展事业中，发挥其创造性作用。即将到来的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至少会使全世界注意到：今日中国人文学者也已正式走向世界人文科学理论的平台。周末抒怀，谨以此与学界同仁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