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结构篇
（一）结构竞争力评价分析
构建结构竞争力评价体系的意义在于：“转方式调结构”是我国“十二五”规划的主线，结构合理与否成为衡量外贸及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志。结构分项竞争力从高度化（产品技术含量高低）和多元化（产品和市场数量的多寡、分布是否均衡）两个方面进行评价。
2012年结构竞争力30强有11座城市发生更替，15座城市连续3年榜上有名（见表6）。其中，外贸大市表现稳定，出口值高于200亿美元的浙江宁波、绍兴、杭州、金华，广东广州、佛山，福建厦门，山东青岛8座城市均连续3年入围榜单30强；中小城市稳定性较差，除辽宁铁岭凭借多元化指标稳定优异的表现，荣获结构榜单“四连冠”外，上年出口规模在20亿美元以下的5座城市全部掉出榜单。受限于整体规模，中小城市无论是企业数量还是商品种类都较为有限，环境变化、行业兴衰、龙头企业调整市场策略和产品方向均能导致榜单排名大幅波动，例如，2010年30强的四川巴中、达州，2011年均掉出百名开外，2012年又双双再次上榜；2011年第5位的陕西延安，2010年和2012年均在200位开外。
表6 2012年我国城市外贸结构竞争力30强排名
东南沿海地区是结构榜单的中坚力量，城市上榜数量较上年增加1席共14席，其中，长三角地区9席入账，江苏镇江、江苏常州取代江苏宿迁、浙江丽水上榜；海西除福建厦门和龙岩外，三明时隔4年后再次入围30强；珠三角的广州和佛山连续2年上榜。中部和东北地区同属席位不多但发挥稳定的资优生，中部继续占有6席且排名全部进入前15位，安徽合肥和江西南昌两座省会城市连续两年入围；东北3座入席，辽宁铁岭四连冠，辽宁沈阳连续6年进入榜单。环渤海地区以连续4年入围的山东青岛和河北沧州最为亮眼，河北石家庄进步最快，比上年提升6个位次，山东济南取代山东潍坊上榜，而北京仅以0.1分的微弱差距，屈居第31位抱憾榜单。四川巴中、达州的强势回归使西南地区2012年避免了交白卷的窘境。西北地区仅甘肃兰州一根独苗，虽然连续3年入围但排名持续下滑，从2010年的亚军掉落至2012年的第30位（见表7）。
表7[JZ（]2012年与2011年各地区结构竞争力单项指标进入前30名的城市分布表 单位：座
（二）出口产品高度化分析
全产品出口高度化指数由当地产业特征决定，代表某城市所有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其变化意味着该城市输出产品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变化。
2012年，纳入评比的291座城市“全产品出口高度化”指标平均值62.2，比2011年提升1.6%；从产品档次看，高附加值产品（注：指标值大于75，表明该城市整体出口产品中电子产品、机械设备以上加工程度商品出口比重较大，定义为“高附加值产品”；指标值介于50~75，表明该城市整体出口产品加工程度最多达到传统劳动密集型商品的水平，定义为“中间档次产品”；指标值低于50，表明该城市主要出口经济作物和矿产资源等仅经过简单加工的初级产品，定义为“低附加值产品”。）为出口主流的城市21座，比2011年增加1座，平均值78.2，比2011年增加0.5%；低附加值产品为出口主流的城市数量逐年减少，2012年分别比2010年、2011年减少15座、10座，为30座，但指标平均值不升反降4.3，低至30.1；中间档次产品为出口主流的城市240座，占所有参评城市总量的82.5%，平均分值64.8，比2011年增加0.3%。
该指标30强榜单结构稳定，仅有6座城市发生变动，并集中在出口分值最高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长三角以地区平均分值70.4继续领跑，但2011年排名前30位的浙江温州，江苏南京、扬州、泰州以2分左右的下滑幅度跌出30强，导致长三角上榜城市数量较2011年减少50%至4座；珠三角以70的地区平均分值紧随其后，入围城市由2011年的7座增至9座，其中，广东汕尾、珠海和梅州以不到2分的进步挤入前30位，削弱了长期以来长三角在该指标的绝对优势。然而，平均城市分值介于60~65之间的地区，覆盖了我国大部分的地理版图：西南地区在2011年5席的基础上新增3座城市上榜，四川资阳得益于出口分值较高的铁道机车迅猛增势，指标排名提升46个位次进入30强，广西百色连续2年排名在第30~40位之间后如愿进入30强；中部地区占据5席，比2011年减少1席，其中，江西上饶受欧盟取消光伏发电补贴和美国反倾销的阻碍，光伏组件出口大幅下滑64.5%，排名下跌42位无缘榜单；环渤海和东北地区上榜城市保持不变；西北地区则以50.4排名垫底。此外，海西和西北城市连续2年零上榜，再次无缘30强。
外贸大市是高分军团，2012年出口值超千亿美元的广东深圳、上海、江苏苏州分别为80.8，79.4和77.6；天津，广东东莞、佛山、惠州、中山，江苏无锡等传统外贸重镇以及承接产业转移的中西部省会城市河南郑州、湖北武汉、四川成都和重庆也均超过75；其余8座高分值城市多拥有左右当地出口技术含量的大型制造业龙头企业，如安徽芜湖的奇瑞汽车、湖南株洲的中国南车、广东汕尾的信利半导体、四川绵阳的长虹彩电、广西柳州的柳工机械和五菱汽车、山西晋城的富士康。而低分值城市主要集中在内陆中小城市：除福建漳州、广东湛江、山东莱芜和山东菏泽外，其余26座为内陆城市且出口值均不足5亿美元，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当地经济作物和矿产资源上，加工程度较低导致指标分值始终处于低位；甘肃陇南、宁夏固原出口值均在千万美元以下，高度化分值以6分的超低表现垫底，出口品种分别集中在苹果和苹果汁、保鲜蔬菜。
无论是被动承接沿海地区逐渐加快的产业转移脚步，还是主动培育特色产业、提升高科技产品，内陆地区都在升级之路上探索前行，2012年共计11座内陆城市脱离低分值区域：云南昭通抓住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有利时机，主动出击，先后到广东、浙江、福建等地开展招商引资活动，成功引进广东南海玩具加工、浙江诸暨袜业等一批企业集群，出口重心由2011年的资源性产品猪鬃、猪毛转向服装、箱包和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促进该指标分值提升92.9%至60.2；宁夏吴忠强化闽宁对口扶贫产业转移衔接，积极推进与中东部发达地区、国内大企业集团联合办园，实现共建共享，塑料制品和贱金属制品逐渐成长为主打产品，2011年最大的单一出口商品已梳动物细毛比重从49.7%降至22.4%，促进指标分值提升42.1%至56.4；吉林白城抓住国家实施新一轮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机遇，坚持引进增量、盘活存量、做大总量，对重点企业采取异地扩能改造等措施，自推进运送平整机械出口激增3.3倍使指标分值大幅增加21.5至42.6。
（三）多元化指标评价分析
多元化指标（包括市场和产品）由“等价数目”和“离散度”两个4级指标构成，共同刻画城市出口市场、产品的数量和分布形态，只有兼具“多而均”的特征，才是均衡合理的状态。
从最低值广西崇左1个到最高值辽宁铁岭23.2个，2012年所有参评城市的“出口市场等价数目”平均值为8.2个，比2011年略增0.4个。分区域看，环渤海城市以11.3个市场等价数目的平均值居各区域之首，比上年增加0.8个；长三角10.2个紧随其后，增加0.8个；中部地区9.4个，增加0.9个，提升幅度最大；海西9.4个，东北地区8.3个，分别增加0.2个和0.6个；珠三角、西南和西北地区分别为6.7个、6.5个和5.3个，比2011年减少0.1个、0.1个和0.2个。受地理条件以及经济落后产业单一制约，内陆边境城市的外贸辐射范围狭窄，企业倾向于与接壤国家贸易，例如，广西崇左对越南出口比重高达97.6%，云南临沧对缅甸出口占84.2%，内蒙古呼伦贝尔对俄罗斯出口占79.5%，黑龙江牡丹江对俄罗斯出口占61.7%，新疆喀什对吉尔吉斯斯坦出口占50.9%，上述城市的出口市场等价数目均不超过3个。
2012年，所有参评城市的“出口产品等价数目”平均值为34.1个，比2011年增加5.3个；其中最大值由2011年的227.2个升至232.6个，最小值由1.3个降至1.2个，城市间差距拉大。从区域分布看，长三角实力雄厚，平均每座城市拥有同等出口规模的产品数量最多，以77.3个的优异成绩居首，比2011年增加11.6个，其中独具特色的民营小商品经济为浙江在多元化指标上赢得多个前排名次，勇夺五连冠的杭州出口商品多达3472种，出口比重超过0.1%的商品220种，排名前10位的宁波、金华、嘉兴出口商品均超过2600种；海西地区在2011年基础上增加7.1个至68.2个；相比之下，作为电子加工制造业基地，珠三角出口结构以电子电器产品为主，平均每座城市同等出口规模的产品数量35.1个，低于环渤海和东北地区水平，比2011年减少1.4个，是出口产品数量唯一出现逆势下滑的地区。此外，与在“出口市场等价数目”上地位一致，西南和西北地区“出口产品等价数目”垫底，分别为20个和18.3个。
2012年，在平均出口规模、产品技术水平等领域，长三角与珠三角不相上下，城市的全产品高度化指标值的差距不足0.5，但在多元化指标表现以及区内发展均衡方面，长三角的相对优势明显。长三角平均每座城市出口产品等价数目高出珠三角42.2个，差距较上年继续拉大44.9%，出口产品等价数目超过100个的城市4座，仅2座城市低于25个，而珠三角出口产品数目最多的广州也不足100个，9座城市低于25个；长三角平均每座城市出口市场等价数目高出珠三角3.5个，差距比上年继续拉大34.6%，4座城市入围榜单，排名最低的浙江嘉兴也有7.6个，而珠三角14座城市排名低于嘉兴，陷于榜上无名的处境。此外，长三角城市出口规模有序扩散，结构上也更趋合理，长三角以“沪杭甬”和“苏锡常”两大经济圈为核心，周边的江苏南通、常州，浙江嘉兴、台州2012年出口值均超100亿美元，最不济的浙江衢州也有18.6亿美元；外贸大市在高度化指标上领军，外围城市则在多元化指标上大放异彩，江苏徐州、浙江衢州一南一北两座城市入围市场多元化榜单，浙江嘉兴，江苏镇江、宿迁、盐城跻身产品多元化30强。而珠三角城市外贸发展贫富落差较大，小城市出口市场和产品也更为集中，结构失衡明显。珠三角出口超200亿美元的7座城市深圳、东莞、广州、佛山、惠州、中山和珠海全部坐落在珠江出海口边上；珠海之后的江门、汕头、揭阳出口值分别为130亿美元、61.6亿美元、38.1亿美元，中等规模出口城市断档明显；出口低于20亿美元的城市有7座，西侧的茂名、云浮和北侧的韶关出口值均不足10亿美元，东侧的梅州也仅为12.7亿美元。7座小城市虽然高度化指标表现良好，但除阳江外，其余6座城市市场和产品多元化两项指标排名均在百名开外。
由于中小城市出口基数小，市场需求和策略的微弱变化会使多元化指标结果产生实质性的改变：2012年“市场多元化指标”30强榜单13座新晋城市中有9座出口值低于20亿美元，出局的13座城市有11座出口值低于20亿美元。例如，黑龙江七台河2011年出口值仅为2347万美元，2012年雄鹰经贸有限公司异军突起，出口商品遍及87个国家，出口值超百万美元的市场达39个，左右全市94.8%的出口规模，拉动七台河出口市场等价数目排名提升118个位次，出口产品等价数目排名提升131个位次；2012年，四川巴中宏润畜产品有限公司出口实现从无到有，产品销往118个国家，占该市出口的41.6%，拉动全市出口市场由67个增至137个，出口市场等价数目排名提升168位跃居亚军，出口产品等价数目升至第13位；而陕西伊天果汁有限公司对日本出口苹果汁激增31倍，促使延安对日本出口比重增加15.8个百分点，产品和市场多元化指标分别从2011年的第2和20位滑落至第181和173位。
（四）高度化与多元化的综合分析
一方面，外贸大市产业分工层次高，但市场分布集中局面难以改变。目前为止，外贸先行城市的出口模式尚未完全摆脱为国外品牌做嫁衣的阶段，与此同时，受限于开拓新市场成本较高、海外营销经验不足等短板，这些城市仍主要面向消费能力强的美、日、欧等国家和地区，导致市场集中度较高。2012年，出口值超200亿美元的25座城市“全产品出口高度化”平均值为74.5，入围高度化榜单30强的有14座，但进入高度化榜单的城市无一登上市场多元化榜单。另一方面，相对封闭的内陆城市易产生对龙头企业的过度依赖。从深圳基地搬迁后，富士康建在河南郑州的iPhone手机、山西晋城的摄像机、四川成都的笔记本电脑生产线都对当地外贸和经济发挥了关乎全局的作用，分别占所在城市出口比重的76.7%，41%和39.5%，高度化指标榜上有名，同时，由于产业结构过于集中，导致出口产品等价数目仅分别为1.7个、4.4个和5.4个，离该指标第30名山东泰安的71.9个遥不可及；四川资阳中国南车的机车、河北保定英利能源的光伏组件、广西柳州的柳工机械和五菱汽车，上述产品在带动所在城市进入高度化榜单的同时，出口产品等价数目均不足15个。龙头企业的垄断使诸多城市“高度化”与“多元化”步伐不能同步迈进，一旦产品市场需求发生变化或者企业转型升级受挫，所在城市出口结构将更加不容乐观，难以在整体结构上具备抗衡的竞争力。
2012年多元化与高度化指标排名均在200位开外的城市有36座，上述城市出口仍然停留在“只对传统市场出口经简单或初步加工的当地矿产资源和主要经济作物”的最初级的阶段。广西来宾重晶石出口占52.9%，陕西榆林未锻压的镁出口占52.7%，云南保山未焙炒、未浸除咖啡碱的咖啡出口占41.9%；3座城市高度化得分均低于50，市场和产品等价数目均低于5个。镁是航空工业的主要原料，也用来制造照相和光学仪器；重晶石的下游产品碳酸钡是光学玻璃的重要原料，氯化钡是一种农用杀虫剂，硝酸钡用于焰火和玻璃工业中，高锰酸钡是一种绿色颜料；咖啡豆制成的袋装速溶咖啡是全球各地餐厅、酒店的日常消耗品。如果将上述城市的出口商品进行深加工后再出口，不仅可以提高产品附加值空间，还能降低对单一市场过于依赖的风险，促进城市外贸结构的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