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创造和叛逆是生存美学的基本实践

（1）以游戏态度进行试探性研究

福柯在批判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一再强调树立游戏态度和贯彻游戏策略的重要性。所以，同他的生活历程一样，福柯也在其创作中体现游戏的精神和策略，使其自身的创作活动成为生活美学化的重要过程。

什么是游戏？ 如前所述，“游戏”这个词，在法语中，含有游戏、赌注、赌博、竞争、较量和“干一场”的意思。游戏是一种特殊的活动，同时也是对于活动本身的态度问题。作为一种特殊的活动，游戏的特质就是在某种形式规则限定的范围内，进行无规则的竞赛活动，以便达到游戏者的胜利。作为一种态度，游戏关系到游戏者对于游戏规则的实际贯彻程度及其策略。所以，在游戏中，往往体现了游戏者自身的游戏技艺以及他的实际游戏经验。

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0)曾在他的《真理与方法》一书中探讨了游戏的性质，并指出游戏作为活动形式，是以“来回运动”为基本特质的。(Gadamer, 1986［1960］)伽达默尔还探讨了游戏中的技巧及其与游戏者的实践智慧的关系问题，但伽达默尔并没有进一步就游戏中的策略进行深入分析。这也许因为他毕竟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书生气十足，尚未注意到游戏中的各种不可见和不可言说的实践部分，特别是在策略方面同社会权力关系网之间所表现的具体复杂状况。

福柯则明确地指出，进行游戏是一种策略；进行游戏实际上是策略竞争。而且，游戏问题实际上也是一种对待现代性的态度问题。正如福柯本人在谈到现代性的创始人波德莱尔时所说，现代性本身就是一种态度问题。现代社会本身，作为一个法制化的民主社会，所有的法规和规范从表面和字面来看，都是经民主正当化程序建构和运作起来的“理性论述”。但在法规和规范的实际运作过程中，任何法规和规范，都包含字面形式和实践运作、可见的程序和不可见的策略两大面向。其中，以更细致和更微观的角度进行解析的话，还包含许多无法言说、不可言说和故意避免言说的层面，而最关键的因素，是权力和社会地位的实际较量状况，最终决定法治和民主的贯彻程度及其实际效果。所以，就其实质而言，现代社会中的任何法规和规范，都是由实际掌握实权的统治者所掌控，并为他们的实际利益服务。如果说，在现代社会的各种法制运作游戏中，确实也存在着“游戏规则”的话，那么，这个游戏规则，只是在其对游戏参与者“人人平等”的幌子下，在社会生活的实际竞争中，一方面掩盖了统治者等实力派在暗中筹划阴谋诡计和狡诈伎俩的活动，使法规实践中这些未被正面论述的不可见部分，取得“正当化”的地位。另一方面，所有明文规定的因素，其实际诠释及其实施状况，都由社会统治阶级所决定，它们不折不扣地只是有利于掌握实权的阶层，成为他们控制被统治阶级的游戏规则。也就是说，法规范围内所规定的游戏规则，只是用来宰制被统治者的手段，统治者却可以由其实际权力的运用，利用法规的不可见部分进行各种黑暗的交易，并使法规中的不可见部分永远不浮现出来，任统治者以其实权加以利用。在这种情况下，福柯认为，必须以实际的态度面对现代社会的各种游戏规则和法规体系，使自身不沦落为游戏规则的奴隶，反过来被它们所约束，使自身自毙于对游戏规则的书生态度中，自毙于对游戏策略的无知之中。

所以，福柯指出，游戏活动势必使游戏本身面临复杂的策略问题。在福柯那里，策略完全是为了游戏的目的而设计和使用的，因此，它首先包含了三方面的意义。首先，它是为达到一个目的而选择使用的手段。也就是说，它是为达到一个目标而采用实施的“合理性”。其次，策略始终是在与游戏对手的竞争关系中决定、调整和运用的，所以，策略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对于游戏对手的实力、意图、计谋及其实施计划的估计，也包含对手对自身状况的掌握及估计的程度。在这个意义上，策略实际上总是把对方掌握自身的状况程度估计进去。第三，策略是为了解除游戏对手的竞争手段，使对手在竞争中减少或失去战斗力。所以，策略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为达到游戏中竞争的胜利的手段。总之，策略的上述三大含义，势必在游戏竞争中交错在一起，以便使竞争对手失去战斗的能力。策略也就在这种情况下，意味着取胜方案的抉择。(Foucault， 1994： Ⅳ， 241243)由此可见，没有策略，就没有实践的逻辑，就没有权力竞争的运作程序。策略乃实践和权力运作的灵魂所在。

但是，以上对于策略的理解，仍然停留在一般层面上。我们应该进一步就策略运用的具体条件，分析策略的更深含义和性质。首先，关系到权力竞争关系中的策略。这种策略是为了使权力关系网络及其相关的措施得以运作和维持下去。实际上，在权力运作及其相互关系中，策略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同游戏本身那样，策略也是随着不同的具体环境和状况而随时发生变化。在这方面，福柯所采取的态度是开放的。他认为，游戏不应该被游戏规则本身所限制；相反，游戏规则是游戏者为其游戏胜利的需要而建构的，游戏规则必须为游戏本身的自由进行服务。所以，游戏不应该仅仅是在游戏规则范围内进行，游戏不应该成为受约束的封闭性的活动。游戏越开放，游戏者在其中的活动和创造自由就越多，他所可能开辟的新领域就越大。

游戏策略还涉及运用策略时的冒险态度问题。要敢于冒险和逾越。参与游戏的快感还在于游戏中的冒险态度以及历经风险的刺激性。游戏策略的贯彻要求游戏者以酒醉的精神和态度对待游戏中的胜负和来回运动，不计较竞争中的困难和艰苦，也不顾忌斗争中的曲折性及其往返重复性。只要有可能取得胜利，就应该勇于冒险，并把冒险本身当成策略的一个表现场所。策略不是在平静的和封闭的思考中想象出来的，而是在实践和冒险的尝试中逐渐形成其轮廓，并又在实践中充实它的内容，填充和修改它的具体内涵。所以，策略的形成和运用，都是含有明显的实践性和战斗性。

福柯自己在其写作中，始终不忘对于策略的思考和具体运用。为了要写出一部关于“疯子”的书，福柯说，必须首先使书本身成为“疯狂”，使书的作者也变成“疯子”。只有“发疯”的作者和“疯狂”的书，才能描述“疯子”的真正的故事。

对于福柯来说，创作本身只是为了不断地改变自己，使自己的生命不断地获得重生。因此，创作不应是死板和形式化，不应顺从于外在的规则或听从他人的旨意，也不应受到历史先例的制约，而是顺着个人自身思想自由的思路，依据生活美的展现过程的需要，进行大胆的和冒险的试探。许多人往往从传统惯例来分析福柯的著作，分析福柯的思路，试图从中找出前后一贯的逻辑，但其结果都不免陷入一片迷茫之中，无法把握福柯思想的重点及其动向，甚至错误地认为福柯的理论观点及其研究历程前后矛盾。有的人试图依据传统逻辑，将福柯的思想重点加以归纳，结果也发现他的思想呈现相当大程度的跳跃性和中断性。为了避免读者的误解，福柯自己一再承认他的思想及研究对象的变动性。在和意大利记者特龙巴多里(D.Trombadori)的交谈中，他说：“我完全意识到，不论在我所感兴趣的事物方面，还是在我所思考的问题方面，我都始终在变动着。我从来都没有思考过同一个事物，主要原因是我把我的书当成我的尽可能完满的经验。一种经验，就是指某种有关人从其自身中走脱出来而发生变化的事物。假如我要求自己在我开始着手写以前，就应该写一部表达我所思考过的问题的一本书，那么，我就永远都没有勇气来完成它。我之所以要写一本书，只是因为我还不能准确地知道该如何思考我所意欲如此思考的事物。因此，我所写的书改变着我，也改变着我所思考的东西。每本书都改变着我在完成前一本书时所思考过的东西。我是一位实验者，而不是一位理论家(je suis un expérimentateur et non pas un théoricien)。我所说的理论家，是指那些或者通过演绎、或者通过分析的途径而建构一个一般的体系的人，而且，他们往往对于不同的领域都始终采用同一种方式。我的情况不是这样。我是一位实验者，指的是我是为了改变我自己，为了使自己不再像以前那样思考着同一个事物而写作。”(Foucault,1994: Ⅳ, 4142)同样地，福柯还强调，当他写一本书时，他不但不知道最后将怎样想，而且，甚至不知道将采用什么方法去写。(Ibid)他认为，他所写的书都是探索性的书(livres d'exploration)和方法性的书(livres de méthode)。(Ibid)书是在写作和创作的过程中写成的。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写到哪儿，又把思想本身引导到新的境界。其结果，往往是在写作过程中，思想本身和写作方法，也不断发生新的变化。甚至连书名本身也由于写作过程的转变而同书本的内容产生距离。福柯为此承认，他的有些书名根本已经同书本的内容不相符合。但他宁愿保留原有的书名，因为对他来说，书名是否合适，已经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只要书写出来了，他也就心满意足了。(Ibid:704)对于这些在写作中出现的变化，就连福柯自己也无法预料。自由创造式的写作的结果，往往是为新的思路开辟更多的可能性，使思想创作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和多向化。越是自由地思考，越使思想本身得到解脱和获得开放，并同时向各个微观结构的深度钻研。这表明，福柯进行写作的目的，不是建构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也不是遵循同一种方法。他所写的书，一方面是为了探索，另一方面是为了开创一种新方法；而所有这一切，就是他的生存美学本身的一种实践。

（2）以折叠艺术的游戏方式运用语言

为了美化自己的生活，使生活本身具有艺术美的价值，提升到生存美学所要求的境界，必须善于发现使自身发生变化并不断更动自身生活环境的具体社会条件。这是一种对自己的生存条件提出问题和发出怀疑的技巧和艺术。福柯曾经将这种怀疑的艺术和技巧，称为“成问题化”或“使之成为问题”(problématiser; problématisation)。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与生存美学紧密相关的思考模式，也是生存美学的一种基本实践。福柯指出，“成问题化”是他在法兰西学院所从事的“思想体系研究工作”(recherche des systèmes de pensée)的基本任务，其目的在于把握对自身的生存、所作所为以及生存的世界环境提出怀疑的条件。(Foucault, 1994: Ⅳ, 544)

福柯所提出的“成问题化”或“使之成为问题”的技巧，实际上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成为当时一部分思想家的一种“生存艺术”。古希腊的一部分思想家认为，“成问题化”是使自身生活提升到艺术境界的一种必要程序，是使自身生活实现艺术化的技艺。它首先关系到一系列反思的和自愿的实践方式，以便在自身的行为过程中，寻求某种具有艺术美价值的特定风格和特定生活方式，并同时力求发现能够体现自身生存风格的特定规则，以便不断完成自身的自我改造和完善化，使自己的生活在多种多样真正自由的生活历程中，变成一种具有自身特质的艺术品。(Ibid: 545)在瑞士巴塞尔大学任教的德国艺术史、文明史和美学史专家布尔克哈(Jakob Burckhardt, 1818—1897)以及另一位文化史专家格林柏拉特(S.Greenblatt)，都在福柯之前深入研究过上述与生存美学所倡导的生存艺术密切相关的“成问题化”程序。他们发现，早在文艺复兴时期，“成问题化”的方式一直是人们实行生存艺术的主要途径。

由此可见，第一，福柯所进行的各种怀疑，并不是不加选择的无方向的否定，并不是绝对的怀疑一切。怀疑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它的贯彻和实践，必须伴随和表现为复杂而机智的生活技艺；而且，怀疑和提出问题的范围，首先就是自身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文化条件。要把思想创造中的怀疑，同对于自身生活条件的怀疑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并不是什么人都有能力进行艺术式的怀疑。这不但不同于笛卡儿所主张的理性主义的怀疑，而且也不同于无所创造的虚无主义。作为生活技艺的怀疑，就是首先明辨发生怀疑的条件，以便掌握怀疑的要点，抓住怀疑的要害和关键。

第二，福柯所说的怀疑及其“成问题化”的正确方式，并不限于字面上或停留在语言论述层面，而是同一系列行动方式、策略、社会文化制度以及权力运作措施紧密结合的复杂实践程序。(Foucault, 1994: Ⅳ, 293; 544545)这种怀疑，既要同颠覆环绕着旧有生活条件的社会文化制度相联系，又要同促使自身生活艺术化、导致自身的自我反思及自我熏陶相结合。

正是通过这种“成问题化”的程序，福柯逐渐揭露了传统的真理游戏的各种诡计、策略和措施，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整个社会文化制度的运作过程。福柯在谈到他的“成问题化”程序的实施过程时，很激动地说，他自己就是通过“成问题化”而逐渐远离传统的思考方式，并由此而使自身的生命年轻化，并获得一次又一次的新生。

第三，“成问题化”也是一种真理游戏，其目的在于怀疑和颠覆原有的真理论述，以新的真理论述取而代之。在这种情况下，“成问题化”的目的，并不是要发现什么“真理”，也不是单纯揭露社会或它的意识形态，而是促使自身懂得自己所生活的社会条件及其运作机制，使自己了解自身应该怎样才能恰当地思考问题，同时也使自身熟悉和融会贯通关怀自身的实践方式。福柯在其一生中所实行的考古学、系谱学和生存美学的研究和实践本身，就是“成问题化”的典范。

第四，“成问题化”涉及复杂的实施形式。福柯曾以相当大的篇幅论述和说明“成问题化的形式”(les formes de problématisation)。在西方文化史上，从古希腊、罗马帝国、基督教伦理统治时期，到文艺复兴，几乎每个历史阶段都出现过不同形式的“成问题化”方式。所有这些“成问题化”的方式是同生存的艺术以及社会制度紧密相关的。

第五，“成问题化”是一种思想方式。福柯指出，思想和观念不同，也不同于知识。福柯不同意把思想当成行动的内在指导力量，也不认为思想会给予行动任何意义。在他看来，思想在本质上就是自由，它不应受到任何限制；而它开展活动的主要内容就是提出问题及其解决方法，分析各种面临的困难及其性质。这就是所谓“成问题化”。(Foucault, 1994: Ⅳ, 597)为了实现思想的自由，思想总是从与它相关的行动向后倒退，同行动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便不受行动的影响而进行它自身的自由想象，反思它所思考的对象及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成问题化”就是思想的工作(la problématisation comme un travail de la pensee)。(Foucault, 1994: Ⅳ,598)思想一旦开展起来，就可以创造各种真理游戏的可能形式，使人成为知识的主体。(Ibid:579)经思想自由而建构的主体，可以在其活动中，选择各种可能的方式，对各种面对的规则与法规，决定其采取的肯定或否定态度。由此，进一步使自身建构成一个社会主体(sujet social)、法律主体(sujet juridique)、伦理主体(sujet éthique)，并决定自己对自身的态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思想不能单纯地在理论范围内进行分析，而是要在它同行动、人的行为举止以及说话的关系中加以分析。换句话说，思想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当成行动的形式(forme de l'action)，但必须考虑到它势必包含着关于真理的游戏。这意味着它可以自由决定如何面对各种规则和法规，也可以决定如何对待他人和自己。(Ibid:579580)（本书第十二章第六节将更集中探索生存美学中的思想艺术以及“成问题化”的技巧。）

思想自由的展开要靠语言的灵活运用。真正的作品，对于福柯来说，只有在非理性的领域中，才能真正找到它自身的栖居场所；因此，也只有在无意识中运动的语言，才有资格成为作品的非理性创作动力。(Foucault, 1994: Ⅰ, 188)福柯以语言的一再重复化(reduplication du langage)的特征，作为自身进行思想创作和处理生活的榜样。语言在其运用过程中，具有自身的自律，不断地进行自我再现和自我生产。福柯认为，语言的自我再现(autoreprésentation du langage)，典型地体现了理想的思想创作和生活的模式。(Ibid:253)语言的这种自我再现，在表面看来，似乎只是一种计谋和捉弄人的哄骗游戏，但实际上它掩盖或故意背离语言和死亡之间所玩弄的游戏关系：语言的自我再现，一方面不断地重复它对死亡的表白，另一方面又背离死亡而展示自己，并以作品的形式昂然树立。

（3）在与历史的对话中解构现实

从来不存在纯粹的所谓“客观”的历史；历史总是在语言中显现，并通过某一主体的话语，隐含着未来的趋势，又呈现在现实中。所以，历史(histoire)是通过语言而同现实、同未来交织在一起的特殊论述体系。因此，让历史在现实中重新复活，从历史事件的实际运作过程中释放出它自身的能量，使之成为透视现实的锐利武器，并让获得了新生命的历史，以其广阔的时空视野，穿透被层层纱幕掩盖的现实，进一步解构现实和透视未来。这就是福柯的考古学和系谱学的方法，也就是他研究和批判现实的艺术。所以，对于福柯来说，根本没有传统历史学家所说的那种纯粹过去了的历史，有的只是由历史学家所制造的历史话语，以现时的表现形态，潜伏着未来的活生生的历史。这种历史是用语言说出和写出的“话语中的历史”，因而它只能是从属于写和说的主体及其存在脉络，并在现实的权力和道德的交错关系中被扭曲。因此，历史绝不是连续展现，并以历时表演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历史是在现实中活动的话语力量，被各种社会文化关系脉络所控制，成为现实社会文化境遇的组成因素。历史，对于福柯来说，并非被埋葬了的过往遗物，而是隐含在现实深处的神秘力量，可以唤起思想和语言网络的象征性力量，参与到现实的各种权力竞争中。正因为这样，历代统治阶级总是利用历史话语，控制时代发展的动向，以决定社会的未来状况。

因此，福柯主张使历史从话语体系中解脱出来，还原成它的实际结构，揭示其中隐含的权力斗争状况，并使之成为“诊断”和改造现实的批判手段。同时，还要让历史重新讲述它自身被阉割的过程，展示它自身的本来面目，以利于社会大众认清自身被宰制的历史原因。

为了使这种方法和研究艺术变得越来越熟练，福柯不惜一再将现实折叠到历史中，并不断地又将历史的脉络展现在现实的社会结构中，让历史的活生生的被扭曲的图景，重新呈现在当前的论述之中。在他的题为《必须保卫社会》的法兰西学院演讲中，福柯以大量篇幅，分析了西方的各种战争话语和历史话语的相互重叠及相互转换，以揭示当代历史学为统治势力服务的真正面目。(Foucault, 1997)

（4）在作品中实践和贯彻生存美学

福柯的思想发展是非常复杂的。这不仅是因为他所探索的领域包括了整个西方社会的根本问题，跨越了许多正常的学科界限，而且，还因为他本人始终都不愿意使自己的思想，维持在固定不变的思考方向中，更不愿意使自己陷入一种受外界力量限定的框框之中，同样也不愿意使自己套入自我限定的思路和方法之中。因此，他采取了极其特殊的研究方法。他所研究的论题随着他的思想展开以及他所遇到的问题而经常发生变化，不论就其研究对象还是领域而言，都是难以用通行于当代科学的分类方式加以分析。

福柯把写作当成自身寻求乐趣、探索自由以及实现快乐的方式。“我必须强调，我并不是无条件地使我自己归属于我所写过的书本之中。归根结底，我写作，是为了写作的快乐罢了(au fond, j'ecris pour le plaisir d'écrire)。”(Foucault, 1994: Ⅱ, 645)

福柯的作品是他的生存美学的直接产物。他说：“每当我试图从事一种理论活动的时候，我总是从我自己的亲身经验出发，始终都是同环绕着我并在我周围发生的各种过程相关联的。这是因为我认为我是从我所看到的事物中认识事物，我是在我所遇到的制度中认识制度，我也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了解他人……正因为这样，我的理论活动实际上也是由我的自传的某些片段构成的。”(Foucault,M.1981a)从他最初写作开始，福柯就试图把他自己的生活风格及精神面貌，透过文字的表达形式，显示在他的作品中。但是，他也很清楚：在作品的写作中，他自身会不知不觉地超出他自己预先设想的范围，成为他的另一个自身，并在写作的过程中又不断地蜕变，使自己通过写作演变成像精神分裂的疯子那样，任凭狂风暴雨和惊涛骇浪，无所畏惧地向前探险。其结果就是，每次写作总是把他带入新的境界，经历多样化的自我分裂过程。福柯反复强调指出，他的书不同于一般的书的地方，就在于它们都是他个人经验的总结，也是西方现代人的生活经验的总结。作为总结经验的著作，它们的内容和方法随时都发生变化；不仅如此，而且它们的功能，也正是为了促进作者和读者在写作和阅读的过程中，随着书本内容的展开和显示，产生必要的自我改变。福柯说：“人们在阅读中，正如经验在不断改变一样，自身也发生变化。通过这种变化，可以阻止使自身永远是同样不变的。”(Foucault, 1994: Ⅳ, 47)所以，福柯说，他的书不同于一般自称是“真理的书”(un livre-vérité)，他的书是真正的“经验的书”(un livre-expérience)。(Ibid)

作为一位思想家，福柯始终把他的作品当成生命本身。他说：“我们所完成的作品，并不是单纯的事物，并不是一件物体、不是一种文本、不是财产、不是发明物，也不是一种制度。总之，作品不是留在我们身后的遗产，而是我们的生活和我们自己本身。”(Foucault, 1994: Ⅳ, 615)“我所写的所有的书——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没有一本不同我的个人直接经验相联系。我有过与精神病、与精神病治疗学之间的复杂关系。我还有过与疾病和死亡之间的某种关系。当我写《诊疗所的诞生》以及将死亡导入医学知识的时候，也正是这些事物对我个人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对于监狱和对于性的问题，也是由于不同的原因，具有类似的状况。”(Foucault, 1994: Ⅳ, 46)作品和自身生命的相互结合，也就是生命在作品中的延长和更新。如果说他的生命是不断变动的话，那么，他的作品在方法和内容方面的变动性本身，也就是他的生命特征的表现。这使福柯的作品如同他的生活那样，在内容、形式和风格等各个方面，都显示出极大的变动性、试探性和挑战性。

福柯一向反对只是把作品当成文本的综合结构。他说：“表面看来，谈到作品，似乎它只是关系到由某一个专有名字签署的文本总体。但是，这个指称并非单一的同质结构。也就是说，某一位作者的名字，并不一定以同样方式，表示他以同样名字所发表过的其他文本；而且，也不表示由他采用笔名所写的其他作品，同样也不同于在他死后所发现的其他草稿，或者说，不同于其他只是由他潦草地、断续地和片段地所记下的各种笔记、感想和随感。所以，一部完整的作品或著作，实际上是由一系列难以确认和概括的理论性选择过程所构成的。”(Foucault, 1994: Ⅰ, 703)所以，“作品不能被当成一个直接的统一体，也不能被当成一种确定的单位，不能被当成单质的单位”(Ibid:704)。在福柯的不同作品之间，差异性大于类似性和延续性，多质性大于单一性。只要仔细分析福柯的各种作品，就会发现，在不同时期所写的作品，其内容、形式和风格都是不可通约的。

当然，作品会和生命一样消亡。世界上并没有不朽的作品，也不会存在具有永恒价值的作品。作品的珍贵之处，正是在于它是可死和必死的。作品的必死性，同生命的必死性一样，使原本只能有限存在的作品和生命，反而通过其死亡而骤然地在虚空中再生；而且这种在虚空中的再生，比原来实际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生命，有更加广阔的展现和延续的可能性，因为作为虚空的死亡，就是一切可能性中最有希望和最有意义的一种可能性。所以，不论是对于自己的生命，还是对于自己的作品，福柯都看到了它们的死亡本质，并把它们的死亡当成一种最高的美、当成他所追求的最高目标。福柯同意瓦莱里所说：“只有当作品能呈现为不同于它的原作者所完成的那种模样的时候，它才能留存下来。”(une oeuvre dure en tant qu'elle est capable de paratre tout autre que son auteur l'avait faite)(Valéry, P.1956)福柯并不在乎他的作品在他死后的遭遇。作者总是要死的，其作品同样也是要死的。正是由于作者及其作品之死，才为他和它的留存创造了条件。

严格地说，作品不属于作者的主体本身。如果作者真的试图以理性主义的原则确立自己的主体性，那么，他所写出的作品就会丧失其主动创造的风格。所以，福柯把写作当成自己脱离自身主体性的最好机会和时机；他在作品中所表达的，正是他脱离“正常状态”的人格时期的语言。那确实是“发疯”的语言，但他所要的，就是这种类型的疯言疯语。为了突出他在作品中的语言的疯狂性，福柯一再说“唯有语言才能成为非理性(seul le langage peut être delirant)”，而且，他还特别强调指出“在这里，‘发疯’是现在分词(delirant est ici un participe présent)”(Foucault, 1994: Ⅰ, 703705)。也就是说，只有语言的非理性，才是能够在实际的现实生活中展现其疯狂威力的强大物质力量。

福柯在其作品中所寻求的，就是和生机勃勃的生命那样的不确定性。福柯所写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力图在其变动中显示其生命力。(Foucault, 1994: Ⅰ, 208)

福柯对于作品的独特见解，使他在有生之年倾尽全力写作。他的作品不限于已经发表的著作，而且还包括大量的笔记、随感录、草稿、对话录和演讲稿。所以，福柯的作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他的正式出版的研究著述，第二类是他在法兰西学院的讲演稿以及后来整理出来的各种访问录。他于1970年被正式选为法兰西学院的讲座教授，在1970年12月2日发表了就职演说，题名为“论述的秩序”(L'ordre du discours.1971.In Foucault,M.1972)。此后，自1971年1月到他1984年6月去世为止，除了1977年他因休假而停课以外，每年他都开设一门课，连续地讲述他在法兰西学院的课程主题：“思想体系的历史”(histoire des systèmes de pensée)。这些讲演录，同福柯所正式出版的书籍相平行，是他的主要思想成果的重要构成部分。在福柯生前，所有这些讲演稿都没有正式发表。在他逝世之后，人们根据记录和录音加以整理并出版。这些讲演稿，由于是在边想边讲的过程中，面对在场的听课者说出来，表现了特有的优美而灵活的文风。

福柯现已发表的主要作品，包括《精神病与人格》、《精神病与非理性：古典时期精神病的历史》、《论康德人类学的形成及其结构》(Génèse et structure de l'anthropologie de Kant, 1961)、《诊疗所的诞生：一种医学望诊的考古学》(Naissance de la clinique. Une archéologie du regard médical, 1963)、《雷蒙德·鲁塞尔》(Raymond Roussel,1963)、《语词与事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1966)、《知识考古学》(L'archéologie du savoir, 1969)、《论述的秩序》、《监视与惩罚：监狱的诞生》(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1975)、《性史》第一卷《知识的意愿》(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I: La volonté du savoir, 1976)、《性史》第二卷《快感的运用》(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Ⅱ: L'usage des plaisirs, 1984)以及《性史》第三卷《对自身的关怀》(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Ⅲ:Le souci de soi, 1984)。

在他逝世之后，他的学生和朋友将他生前来不及整理和发表的言论及著作收集成《言论与写作集》四卷本。此外，在他去世后，福柯的亲友还陆陆续续地出版了他的各种短文和演讲集，包括他在法兰西学院的讲稿《必须保卫社会》、《异常者》、《主体的诠释学》和《精神病治疗学的权力》等。除此之外，尚有法兰西学院讲稿《知识的意愿》、《惩治理论与制度》、《惩治的社会》、《安全、领土与居民》、《生命政治的诞生》、《对活人的统治》、《主体性与真理》、《对自身与对他人的管辖》、《对自身与对他人的管辖：真理的勇气》等讲稿，正在准备排印中。

（5）像生活一样美丽的创作活动

从福柯上述著作所论述的题目以及他在法兰西学院的讲稿来看，他的创作及其思路的变化，是从最初对现代社会中各种“不正常”现象的关怀、从分析当代将人分割成“统治”与“被统治”两大类型的社会制度入手，以精神病治疗学及其医疗制度为典范，集中解析现代社会制度建构的知识基础及其论述的奥秘，然后逐渐把他的研究重点从知识的单纯论述结构的范围扩大到“论述实践”的领域，探索“论述实践”中，论述的形成及扩张与社会权力网络的斗争的内在关系，并进一步揭示统治权力的实际运作机制及其微观结构的各种程序，特别是对现代监狱这个最典型的规训机构进行解剖，揭露了现代社会利用理性知识和法制相结合的手段，通过“科学的”和“合理的”严密规训体系，建构“主体性”的复杂策略，最后，通过对于性史和西方“自身的技术”的历史解构，再次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返回到现代知识所论证的“真理主体”的建构过程及其实际程序。所有这一切，使福柯终于发现：“对自身的关怀”(le souci de soi)这种自古希腊以来，一直作为西方社会文化及个体生活的实践原则的东西，究竟如何逐渐地随着基督教道德、现代伦理及社会制度的改革，特别是通过启蒙运动以来现代知识论述所玩弄的“真理游戏”，变成目前现代人“主体化”过程中，集权力运作、知识运用和道德伦理控制于一身的、三位一体式的基本原则，并成为“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及整个西方文化的关键问题。

如果我们将福柯的上述思索路径及其变化比做交响乐的演奏的话，那么，福柯的上述创作历程，依据其思考重点及风格的转变，大致地可以划分为四大乐章。

第一乐章是以精神病治疗学及诊疗所的考古学研究为主(1946—1965)；第二乐章以人文科学知识论述解构及知识考古学研究为主调(1966—1970)；第三乐章则集中研究西方权力系谱学、社会规训制度和监狱史，展示知识论述及其实践和权力关系网络之间的盘根错节结构(1970—1975)；第四乐章则从集中研究“自身的技术”和“性”的问题入手，以身体、思想、行为、文化和权力的相互关联为中心，以自身与他人的复杂社会文化关系的建构和运作为主轴，对西方人实行主体化和客体化的双重过程进行系谱学的历史考察，深入探讨所谓“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的问题，探索“生存美学”及其建构的可能性(1976—1984)。

福柯思考重点的不断转移及旋转，如同交响乐的演奏一样变幻无穷，既有高低潮的交错，又有回旋和重复，伸缩曲折、委婉动听。但福柯的交响乐又不同于一般的演奏，它既没有固定主调，也没有明确的目的和终点。其唯一试图向我们传达的信息，就是要我们不断地反身自问：我们现在的存在条件，究竟是如何在西方文化的历史发展中，被建构和运作起来的？我们自身的现在这样的状况，究竟是经历什么样的历史过程而被建构的？西方人在实行其自身的主体化和客体化过程中，究竟积累了什么样的历史经验？西方人采用了什么策略和程序，完成其自身的主体化和客体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条件反身自问：我们自身的现状，究竟有没有可能不这样？换句话说，福柯所研究的是历史，但他始终关怀的却是我们自身的“在场”(présent)。他试图反思的基本问题，一直是我们自身的“不在的在场”，即被传统的主体化历史运作过程所扼杀、扭曲、篡改、限制和控制的“可能的在场”。这些属于现实的“在场”之外的“我们自身的在场”，是“被丢失的在场”或“丧失掉的在场”(présent perdu)，值得我们自身努力去争取和创建。在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所谓“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也就是“我们的在场的历史存在论”。总之，福柯试图向我们传达的信息，就是使我们自身不要陶醉和满足于这个所谓“科学”、“文明”、“民主”、“平等”和“合理”的现代社会，不要满足于我们自身的现状，而是应该以“成问题化”的怀疑态度和冒险精神，以酒神的非理性想象力为动力，不断地逾越出现代法制和规范的界限之外，在现实世界的“外面”，努力寻找和创建我们自身的可能的生存条件。

真正具有艺术美的作品，是同死亡相关的作品。传统艺术和美学强调艺术美的永恒本质，试图以“不朽”作为美的标准。但福柯的生存美学持有相反的观点和准则。福柯始终认为，真正的美是在死亡中存在的。美之所以美，不是由于它是永恒和不朽，而是由于它是必死，由于它是永远缺席。死亡和缺席使美成为唯一可贵的存在。正如福柯所说，文字与死亡有密切的“亲属关系”(la parenté de l'écriture  la mort)。(Foucault, 1994: Ⅰ, 793)文字和各种符号及象征的基本特点，就是它们始终以“不在”、“缺席”和“虚无”，作为其存在的首要前提。也就是说，文字、符号和象征，是从“不在”、“缺席”和“虚无”出发，又以另一时空中的“不在”、“缺席”和“虚无”作为中介和媒介，转化为新的“不在”、“缺席”和“虚无”。文字、符号和象征的这种不在性和缺席性，使它们成为变化无穷的创作手段，也成为浪漫诱人的创作场域。人们可以在文字、符号和象征的虚空中，凭借想象的自由翱翔，从一个自由王国飞往另一个自由王国。在文字和符号的转化中，不存在实际时空的限制。文字的死亡本质，使它能够在变幻无穷的虚无中，脱离存在的局限性，成为一种真正的不存在的存在。所以，福柯的创作过程，往往借用文字的死亡性逾越传统语言的限制。

福柯非常赞赏贝克特对于作品及文字的态度。贝克特曾说：“谁在说话并不重要，某人说‘谁在说话不重要’，也并不重要。”(Qu'importe qui parle, quelqu'un a dit qu'importe qui parle)重要的是：第一，说了什么；第二，为什么和在什么情况下说话；第三，说话的过程究竟卷入了哪些社会文化的因素；第四，说话的效果及其社会效应如何。福柯认为，贝克特的上述名言，表明他对作品的作者很不在乎，抱一种无所谓的泰然自若态度，同时也表现了贝克特等人对待文字作品的一种道德原则。(Foucault, 1994: Ⅰ, 792)这种新的道德原则，呈现了福柯的生存美学的精神和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