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考古学是研究档案的学问

福柯总结知识考古学的基本内容时说：“我使用‘考古学’这个词主要有两个或三个理由。首先是因为只有使用考古学这个语词，才能玩这场（对现代知识进行解构的）游戏。在希腊语中，‘考古学’的基本词根‘Arche’包含着‘始基’、‘开始’的意思。在法语中，我们也有‘archive’这个词，是‘档案’的意思。它同时又表示论述事件被记录和被概括的那种形式。所以，‘考古学’这个词表示一种研究形态，它试图把论述的事件概述成它们在档案中的那种记录形式。我使用这个概念的另一个理由，关系到我所坚持的研究目标。我力图从整体方面重建某种历史场域，从它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性的所有方面来重建。我的重点是寻求有利于分析建构论述过程的那些问题。因此，我的工作计划就是历史学家的工作，但主要是为了发现为什么以及如何在那些论述事件之间建构起关系。我做这项工作，其目的是为了了解我们现在之所以如此这般的原因。我的研究重点集中于我们现在何以如此、我们的社会究竟是什么。我想，在我们的社会中，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样态中，会存在着一种很深的历史维度和视阈，而在这个历史空间中，那些只是在近几个世纪中所发生的论述事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可避免地同论述事件发生牵连。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无非是近几个世纪、几个月，或几个星期以来所说过的话的结果。”(Foucault,1994:Ⅲ， 468469)

福柯在1967年谈论撰写历史的方法时，又一次谈到他的考古学研究和档案的关系：“我的目标不是语言，而是档案，也就是说，是论述的连续积累的存在。我所理解的考古学，既不同地质学（作为对地下物的分析）也不同系谱学（作为对始初及其后果的描述）相关，它是在档案的模式中分析论述的方法。”(Foucault, 1994: Ⅰ, 595)

由此可见，福柯对于知识这种论述性事件是如何以档案形式被记录和被概括的历史过程甚感兴趣。所以，福柯又将其考古学称为“对于档案的描述”(Foucault, 1994: Ⅰ, 786)。

作为档案的形式而留存下来的知识论述事件，表现了现代知识形成和传播的重要特点。福柯指出，西方社会只有进入到19世纪的时候，才有可能运用已经充分发展的科学技术，发明“档案”和“图书馆”这两种“停滞的语言”(langage stagnant)的文献储存形式。所以，档案是近代社会的产物，也是近代社会的一种象征。相对于19世纪以前西方人所说的“作品”(Opus)而言，档案这种“停滞的语言”，显然只是“内部使用”的“封闭的语言文献”。(Foucault, 1994: Ⅰ, 429)西方人发明档案，其目的是将已经发生的各种历史事件，纳入一种以共时形式而留存的有限范围之内。正因为这样，福柯也说，所谓档案，实际上就是被封闭在一个地方的历史时间。(Foucault, 1994: Ⅳ, 759)通过档案及其储存，本来活生生地呈现为多维度的具体而复杂的历史事件，以共时的形式，被概括成没有血肉、没有具体关系网络结构的死亡文献。档案的实质由此可见一斑。

福柯指出，19世纪以前，西方人使用的“作品”概念，包括了已经公开出版的著作在内的所有作品，其中还包括片断草稿、文笺、书信以及死后发表的文本。现在绝大多数人都承认，历史文集的大部分已经散失。福柯强调，不同于档案，“作品”是“外向性”的语言，至少它是像商品一样采用“一种消费的形式”。所以，“作品”属于“流通的语言”(langage circulant)。(Foucault, 1994: Ⅰ, 429)档案完全丧失了“作品”的开放性、公开性和流通性，成为不折不扣的被少数特权集团所控制、管辖和垄断的文字工具。

正是在知识论述的档案累积、选择、分类和储存的过程中，知识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权力的组成部分，作为某一个历史时期整个社会的制度和机构网络的支撑点，其生命和灵魂被抽干和被剥离而被列入档案架和封闭在档案袋中。正因为这样，知识的现代档案形式，表现了当时当地社会力量对比及其分布网络的实际状况，也是这种状况的运作的产物。

作为档案的形式而留存下来的论述性知识，表现了现代知识形成和传播的重要特点。各种档案的基本特点，就是它们的层次性、类别性、限制性和规范性。档案以其层次性、类别性、限制性和规范性的形式，实际上就把档案中的各种被记录的内容，分门别类地区分开来，并依照制造和管理档案的人的意图，对档案的内容进行神秘化、区隔化和正当化的程序。

档案在人类文化史上的出现，意味着一切过往的历史的重组和改造，意味着历史被纳入到新的秩序中，特别是意味着历史通过现代技术的干预和改造而成为非历史的人造技术结构。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加工和掩饰下，档案以其“客观呈现”的形式，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偷偷地对历史进行人为的篡改。尤其带有讽刺意味的是，任何档案都一定采取分类的方式，将档案自身的内容进行自我分割，或按时间顺序、或按性质、或按内容的重要性程度、或按秘密的程度，进行排列组合，呈现出档案本身的阶层性和类别性。档案的这种特点，典型地显示了整个社会结构的阶层性、类别性及区别性。所以，档案的形式本身表现了社会阶层化和区别化的特征。

档案的形成及其结构是由特定的社会力量关系所决定的。作为档案的知识论述，它们为什么在形成中，采取如此这般的形式，又为什么是由某些特定的人群去从事论述的制作，为什么在制作中会导致它们所预定的效果?……所有这一切，都表现了论述事件发生过程中的复杂力量关系网络及其生命运动，也表现了它们的实际社会效果。所以，知识考古学就是要像档案那样，把知识论述形成过程中的那种活生生的力量紧张关系重新显示出来。

为了开展考古学的研究，必须尽可能收集及分析特定历史时期的所有相关档案。在考古学研究中所使用的档案，福柯认为，已经不是“档案”(document)，而成为一种历史事件的见证，作为“纪念碑”(monument)而呈现出来。所以，“严格地说，考古学就是关于这种档案的科学”(archéologie est, au sens strict, la science de cette archive)。(Foucault, 1994: Ⅰ, 499)

因此，在福柯的考古学中的档案，已经改变了它的原有性质。正如福柯所说：“我所说的档案，不是由某一种文明所保存的文本整体，也不是人们从那些文明的浩劫中所能够拯救出来的遗迹的总体，而是一系列规则的游戏。这种游戏决定了文化中的各种陈述的出现或消失、它们的更改或取消以及它们作为事件和事物的吊诡性的存在。在档案的整体因素中对论述的实际状况进行分析，就是一点也不把它们当成‘文件’，而是把它们当成‘纪念碑’。这种研究，既同一切地质学的隐喻无关，也一点都与寻求根源的研究无关，同时也并不试图寻求什么始基。这样的研究，根据词源学的游戏规则，可以称之为考古学。”(Foucault, 1994: Ⅰ, 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