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目的、方法与策略的灵活结合

福柯采用考古学和系谱学是为了实现他对于现代社会的分析批判。从根本上说，他的考古学和系谱学是一种“批判的机器”(une machiine critique)。(Foucault, 1994: Ⅱ, 644645)当福柯将他的考古学和系谱学称为“批判的机器”时，他显然是将批判的内容、目标、目的、方法、战术和策略联系在一起。所以，福柯在谈到他关于监狱的著作的写作方法时，特别强调了采取灵活而有效的方法论的重要意义。他认为，由恰当的“策略”、“战术”(tactique)和“目标”(objectif)等概念所组成的方法论，是保证批判与创作顺利进行的基本条件。(Foucault, 1994: Ⅳ, 19)对于福柯来说，方法绝不仅仅是研究手段和研究工具，而是同研究的目的、过程以及同现代社会的整体问题密切相关。所以，要弄清考古学和系谱学的真正意义，就不能单纯地将它们理解为福柯的研究方法，而是要把它们同福柯研究的基本内容、主题、态度、风格及过程联系在一起，并使之与传统的批判活动进行比较。为此，福柯坚持将他的考古学和系谱学，放置在西方思想和文化的近代史框架内，并同启蒙运动以来所进行的各种批判进行比较。

在他的《什么是启蒙》专文中，福柯较为详细地谈到他的考古学和系谱学批判的特征。他说，他的考古学和系谱学作为批判的方式，首先试图对我们自身进行历史的分析，特别是将我们自身同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们自身，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由启蒙运动决定的。整个西方文化及其基础思想和理论，都是在启蒙运动时期奠定下来的。但是，这种历史的分析并不是进行历史的回溯，更不是寻求合理性的内在本质；而是跨越各种极限和限制，以便使我们自身不再成为传统的“主体”，而是成为能够进行自决、具有高度自主性的我们自身。这就表明，福柯的考古学和系谱学，除了作为研究方法而被使用以外，还紧密地同福柯研究的目的相联系，即将它们当成批判传统主体论的工具，也当成改造我们自身，使我们成为自身的真正主人的重要手段。

其次，这种批判并不打算过于简单地将启蒙精神同人文主义等同起来。它所追求的，毋宁说是由此而实现对于传统人文主义的彻底批判。(Foucault, 1994: Ⅳ, 573574)显然，福柯不打算让他的考古学和系谱学同人文主义等同起来。与此相反，在福柯贯彻其考古学和系谱学的过程中，经常同时进行对人文主义及各种传统论述的批判。

在此基础上，福柯把他的考古学和系谱学批判进一步同传统的形而上学区分开来。福柯指出，作为方法、策略和目的的高度结合，考古学和系谱学所要实现的，并不是先验的或超越的批判，并不是为了建构某种形而上学体系。他说，批判的特征，就其目的性而言，是系谱学的；就其方法而言，是考古学的。考古学和系谱学的结合，正是其批判方法与目的相结合所要求的。所以，考古学和系谱学的批判，是为了将贯穿于我们思想、说话和行动过程中的各种论述，当成历史事件进行彻底的批判，并由此使我们自身变得更加自由。(Ibid：574)

正因为考古学和系谱学的批判是为了达到真正的自由，所以，考古学和系谱学又同时必须是实验性和探索性的。作为实验性和探索性的批判活动，考古学和系谱学将展开一系列未定的和不确定的历史考察，同时又进行对现实和实际世界的调查研究，以便寻求开辟新的可能性的适当场所和视野，使对于现实的改造活动能够尽可能地实现。福柯认为，考古学和系谱学，作为方法与目的的结合，在贯彻过程中始终要考虑到一般性与具体性、普遍性与局部性、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所以，每当福柯开展其考古学和系谱学研究，总是要坚持开展对于实证主义和抽象形而上学的双向斗争：一方面，他力图使考古学和系谱学同单纯追求经验和实证调查的实证主义相区别；另一方面，他又使其同传统形而上学及一切不切实际的哲学抽象活动区分开来。他说：“系谱学的批判活动，正如你们所看到的，一点也不意味着把理论的抽象统一性同事实的具体多样性对立起来。同样，也根本不是否定思辨的方法，并使之与任何科学主义以及严格的知识对立起来。所以，系谱学并不是通过系谱学研究计划而实现的某种经验主义，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实证主义。”(Foucault, 1994: Ⅲ, 165)因此，他的考古学和系谱学，在实际批判中，一方面表现为对于具体知识领域、地区性和局部性问题（如精神分析学、精神病治疗学、精神病治疗实践、语言学、监狱制度等）的深入批判，另一方面又不使这种批判堕入实证主义的陷阱；而是将普遍性和具体性结合起来，使考古学和系谱学的批判既达到批判目的，又脚踏实地地开展活动。由此可见，考古学和系谱学的批判，总是从最具体的领域和最局部性的问题入手，非常重视实际的档案和具体实例的调查。同时，它并不打算寻求最一般性和最普遍性的解决方案，就像传统形而上学所做过的那样，幻想寻找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终极答案”。归根结底，这是一种对于我们自身的自由命运的历史性和实践性的考察，是为我们自身的自由寻求新的广阔可能性的试探活动。它一方面拒绝进行抽象的形而上学探讨，所以要同最具体的局部经验相联系，要对长期被掩盖的历史事件进行最具体和最细微的调查研究，从大量的档案材料中，发现那些有意被掩饰或被篡改的事件真相；但另一方面，它又不是局限于我们自身所熟悉的几个有限领域，而是尽可能在我们自身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将各种历史的实践经验及现实的状况结合起来，使批判活动充分显示其游戏和创造的特质。福柯明确地指出：“概括地说，考古学是对地区性论述的分析方法，而系谱学是揭示局部性论述的策略。”(Foucault, 1994: Ⅲ, 167)接着，他又说，考古学是一种方法(méthod)，而系谱学是进行批判战斗的战术(tactique)。(Ibid)

福柯强调，为了考虑到同时实现考古学和系谱学的方法和目的，他的批判必须充分利用最近二十年来的社会实践经验，特别是深刻分析在我们自身的生活方式、思想模式、权力关系、性的关系以及对待精神病方面所展现出来的各种具体经验。如前所述，福柯所说的“经验”，并不是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所标榜的那种仅靠统计数据归纳起来的片面资料。他所说的“经验”，是要以历史档案为基础，同时又能够有助于我们自己找到摆脱现状的出路。所以，福柯的考古学和系谱学批判，往往集中指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制度——现代自由主义(libéralisme moderne)。为此，福柯晚期曾向加利福尼亚大学提出合作研究计划。其中，主要是针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现代自由主义制度进行批判。后来，伯克利分校与福柯合作研究的师生，针对20世纪3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政府统治心态的变迁，曾在1984年给福柯寄来一份研究计划。这份计划表明，福柯很重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社会在社会生活、经济计划化及政治组织三大方面的重建过程，因为最切近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改革，显示了西方社会自启蒙以来所建构的社会制度的特征及其历史变化的性质。而且，这些最切近西方人现代生活及其现状的社会历史事件，是他分析批判“我们自身”及其历史命运的现实基础。

福柯在描述其考古学和系谱学批判的特质时，强调它们并不是在无秩序和无规则的条件下进行，而是同样具有它的一般性(généralité)、系统性(systématicité) 、同质同型(homogénéité)和赌注性(enjeu)。

系谱学的历史批判活动的一般性，指的是在现代史上它所批判的主题，诸如理性与非理性、疾病与健康、罪行与法律的对立关系，一直不断地循环式地呈现出来。正因为这样，系谱学将以“成问题化”的提问方式，对所有这些带普遍性的问题进行历史的考察。

系谱学的系统性，指的是它所批判的论述实践，始终都围绕着三大关系的范围，即关于掌控者与他们所掌控的事物的关系、对他人的行动的关系以及对自身的关系。这三大关系领域并不是相互割裂，而是相互关联。但系谱学的历史批判必须围绕这三大主轴，并分析它们各种相互区别的特殊性。

系谱学的同质同型，指的是它所依据的参照领域的同质同型，即关于西方人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的行动方式的同质同型。

系谱学的赌注性就表现在“能力与权力的相互关系的吊诡性”(le paradoxe des rapports de la capacité et du pouvoir)中。问题要回溯到启蒙运动时期的许诺和基本口号：控制事物的技术能力的增长与个人自由的提高，将是按比例地和谐地发展。但是，实际上，掌控事物的能力的增长，并不是如同预先所承诺的那样和谐地发展。人们所看到的，是权力的关系形式，始终都贯穿并干预各种技术发展的过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为经济目的服务的生产技术、调整社会关系的制度以及沟通的技术，都很紧密地同各种权力关系的运作结合在一起。各种各样的关于控制个人及集体的规训制度、以国家权力的名义实行的正常化程序以及控制社会人口等政策，都显示了权力对于技术的干预，也显示了能力增长与权力关系增强的不协调性。(Foucault, 1994: Ⅳ, 575576)

福柯对于系谱学的上述特性的描述，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考古学和系谱学归根结底是一种态度：一种对于我们自身的现状的态度，对于现代社会制度的态度，对于批判自身的态度，对于我们自身能否超越现代社会的限制的态度。正如福柯所说：“对于我们自身的批判的本体论，不能被当成一种理论、一种学说，也不是一种累积起来的始终如一的知识体；而是一种态度、一种心态、一种哲学活动。根据这种态度，对于我们自身现状的批判，一方面是对于强加于我们的各种限制的历史分析；另一方面，又要验证超越这些限制的可能性。”(Foucault, 1994: Ⅳ, 577)

总结以上各个方面，福柯指出：“存在着三个系谱学研究的可能领域。首先，是就我们同真理的关系而探讨的我们自身的本体论。通过这一领域，我们把我们自身建构成认识的主体。其次，是就我们自身同权力场域的关系而探讨的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正是在这里，我们将我们自身建构成对他人实行各种行动的主体。最后，是探讨我们同道德的关系的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由此使我们有可能成为伦理主体。”(Foucault, 1994: Ⅳ, 618)福柯还进一步明确指出：“由此可见，一种系谱学有三个可能的主轴。这三大主轴都在我的《精神病的历史》一书中出现过，尽管采取了多少有点含混的形式。我是在我的《诊疗所的诞生》和《知识考古学》中探讨真理的主轴。而我在《监视与惩罚》中展示了权力的主轴，在我的《性史》中展示了道德的主轴。”(Ib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