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流行文化的现代性定义

现代流行文化是同资本主义的发展紧密相关的社会文化现象。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流行文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它的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著名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隆代尔（Fermand Brandel,1902—1985）和德国社会学家埃里亚斯（Nobert Elias,1897—1990）都很重视流行文化同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前者在《十五至十八世纪的文明》三卷本著作中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和贸易的发展，促使日常生活商品化，而日常生活的商品化和流行化，又反过来刺激和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繁荣。所以，在他看来，日常生活的奢侈化、商业贸易的发展以及人们世界观的变化，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同时构成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三大动力。（Braudel，F.1967—1979）

埃里亚斯在《文明的进程》第一卷《生活方式和习俗的历史》（Elias，N.1978［1939］）和《宫廷社会》（Elias，N.1983［1969］）两本重要著作中，同样强调了日常生活和习俗的变化同西方整体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他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流行的事物，并不是偶然的或某种脱离整体社会运作逻辑的神秘而不可理解的现象。他特别细致地分析了中世纪西方社会中，宫廷生活方式同整体社会生活方式、民众习俗以及社会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宫廷生活方式，作为占统治地位的上流社会人士的生活方式，对于整体社会起着示范和带头作用。（Elias，N.1939；1969）埃里亚斯认为，上述在宫廷社会中流行于统治阶级中的奢侈生活方式，在西方社会转化为资本主义社会时，成为新兴的资产阶级效法的榜样，以便他们显示自己的特殊社会地位和身份，有利于在当时的社会斗争中扩大资产阶级本身在整个社会的影响。埃里亚斯在上述研究中熟练地运用了主体间行为互动的分析方法，强调社会文化生活中各个主体思想和行为之间复杂互动的关系网络结构的重要意义。布隆代尔和埃里亚斯对于流行文化的上述历史分析，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现代流行文化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的复杂内在关系。

20世纪西方文化的全球化、媒体化、科技化以及计算机信息的网络化和数字化（digitalized），一方面使世界各国流行文化原有的民族特色进一步淡化，另一方面又加强了各地区、各国和各民族流行文化的本土化和特殊化。西方文化的全球化，使当代流行文化的起源、种类和流行周期，在很大程度上都决定于西方国家，特别是决定于它们的全球性垄断企业集团。而信息计算机的网络化和数字化又进一步加强了西方流行文化的全球垄断和宰制地位。这也就是说，西方占优势的商业和经济势力及其强大的竞争力，再加上它们在计算机信息网络方面的垄断和统治，早已使流行文化超出国家和民族的范围，成为20世纪末和21世纪人类社会文化的一种特有的和重大的全球化现象。

20世纪下半叶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发展，使流行文化本身，不论就其内容或性质，还是就其形式而言，都发生了新的根本变化。当代流行文化的新特点是同当代社会基本结构和基本心态的变化紧密相关的。如前所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以消费文化的生产为主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流行文化具有以下新的特点。第一，流行文化更加缩短其生产和再生产的周期。第二，流行文化采取更多元的形式。第三，流行文化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成果，更加技术化和复制化。第四，流行文化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采取数字化和网络化的途径，越来越符号化和幻影化。第五，流行文化的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发生了颠倒现象，即当代流行文化将其形式的变化置于比其内容更加优先的地位。第六，流行文化更多地采用神秘化的形式，离理性主义的传统文化形式越来越远，正如艾柯所说：“古典理性主义将野蛮人等同于那些语言功能不发达的人（从辞源学上来说，野蛮人［barbaros］指的正是讲话结巴的人）。而现在，事情却颠倒起来。那些难懂的外国话或类似于外国话的异国情调、异国事物变成了神圣的东西，充满了禅意和天机。对于希腊理性主义而言，一个东西如果是可以理解的，它就是真理；而现在，真理却主要是那些无法理解的东西。”（Eco，U.et ali.1992）所谓“神秘性”，作为流行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无非就是“不可理解性”，或者，甚至就是某种“不需要理解的东西”。第七，流行文化更多地同“性”和身体结合在一起，以至于可以说，当代流行文化几乎等于性和身体的特殊文化。第八，流行文化更加消费化和商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