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流行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基本结构

第一节 流行文化的多重特征及其结构

马克思在分析商品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中最普遍、最基本和最常见的社会现象时，首先分析了它的二重性，即揭示其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二重性结构，然后一步一步地揭示其内在矛盾。作为我们的主要分析对象的流行文化，并不是像商品那样简单地表现为二重结构，而是具有复杂的多重结构。同时，这些多重结构也呈现为相互交叉的盘根错节状态及多变的不稳定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分析当代的流行文化比商品困难得多。而且，这也表示，流行文化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晚期阶段的基本现象，比古典资本主义的一般商品复杂得多。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单纯地采用单一的分析方法，同样也不能试图只是靠一次分析就可以把流行文化说明白。换句话说，分析流行文化不但不能单纯执著于单一的分析方法，也不能满足于一次分析，以为靠一次分析就可以直接揭示它的本质。

为了分析流行文化的复杂现象，必须分许多层次进行，并在完成了一次分析流程之后，反复地按照它的不同阶段表现形式，再作具体深入的分析。流行文化作为一般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形式，也具有一般文化的基本特征。首先，同任何文化一样，流行文化是人在社会生活中创造出来的。作为人工产品，它不同于一般文化的地方就在于，它以流行的形式，在不同的特定时期内，更紧密地和更实际地环绕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不仅如此，而且，它更多地体现为各种各样的“人工制品”（artefact）。它们的人工制品性质，使它们又不同于一般环绕着人的自然物。其次，流行文化也同其他文化一样，是由一定的符号和象征所组成的，而且这些符号和象征都代表或意指一定的意义。罗兰·巴特曾经就时尚的符号与意义的特殊结构指出：“时装是由两个方面所组成的。它一方面是形式、材料和颜色，另一方面是社会情境、状况、地位、心态和性情。简单地说，它一方面是服装，另一方面是世界。所以，时尚就是服装同它在其中被穿戴和被描述的那个社会相结合的产物。”（Barthes，R.1983：31）

流行文化的“人工制品”性质以及罗兰·巴特所说的上述流行文化的两面性，实际上是流行文化所固有的双重两面性：第一层次的两面性，是指它一方面具有实际物质质料因素，另一方面又具有特殊的表现形式、构造和存在方式；第二层次的两面性指的是，它一方面具有符号与意义的两面性，另一方面，它的实际构成形式同现实世界的相应关系也呈现双重面向。所以，流行文化所包含的形式、材料和颜色部分以及社会情境、状况、地位、心态和心情部分，又可以更深一层地各自再划分为两种成分：其中的形式、材料和颜色，实际上就是形式和物质两大成分，而社会情境、状况、地位、心态和心情部分则可以分为社会环境和人的心态两大成分。由此可见，罗兰·巴特所说的流行“双重结构论”（或“二重说”），又可以被称为“四重结构论”或“多重结构论”。

从符号与意义的关系而言，流行文化所采用的符号形式不同于一般语言所表现的符号形式。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在其符号同意义的相互关系方面，第二是在符号形式本身。首先，一般语言的符号意义关系，用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话来说，是作为“能指”的符号同作为“所指”的意义之间的二元对立统一关系。索绪尔认为，语言中的一种符号总是意指一定的意义。但流行文化所表现的符号结构，并不一定只有一个特定的、与之相对应的意义，也不一定只是采取二元对立形式。其次，流行文化的符号不同于一般文化，它们往往采取更加多样的形式，具有更多的自律性，除了在某些情况下采用一般语言符号的形式以外，还采取极其灵活而又实际的形式，包括直接地采用人的身体（这一方面，本书将在有关身体与性的部分详加论述）。因此，流行文化的语言符号有其独特性质，本书将在本章的专门一节中论述流行文化的语言符号特征。

流行文化具有什么样的基本特征呢？第一，它是风格变化多而快的文化产品。（Wilson，E.1985）第二，它是靠广告和各种大众媒体推波助澜而持续发生周期性变化的文化产品。第三，它既有独创性、创造性和主动选择性的一面，又有受控制、被宰制和被人为推广的另一面。（Hebdige，D.1979）第四，它可以作为人民大众进行物质和精神消费的手段，又可以作为他们表现其自身及其社会身份的象征形式。第五，它既可以成为社会上层统治和精英集团的品味、风格、身份的表现形式，并成为他们进一步宰制社会大众的手段，又可以成为广泛传播于人民大众的消费性产品。因此，第六，它进一步消除了传统的精英文化、精致文化或高雅文化同大众文化、群众文化或粗俗文化的区别和差异；当代流行文化的盛行和传播，使以往关于精英文化同流行文化、大众文化的差异成为过时的现象。最后，流行文化的出现和泛滥，使文化本身的定义、内容及其运作原则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使文化从此进一步同一般社会生活相互渗透和相互促进。从这个意义上说，流行文化的出现和泛滥导致文化同社会大众实际生活的进一步结合，使“文化生活化”和“生活文化化”能够双向共时地进行。

流行文化结构方面所呈现的双重性以及这种双重性本身的不断自我双重化，使它明显地表现出多样的“双重特征”。安玛利·谢勒贝尔格（Ann-Mari Sellerberg）曾经将之归纳成以下六方面：（1）流行既简化社会复杂性，又同时增加社会复杂性。这是因为流行功能运作的特殊途径使它以越来越精细和模糊的差异性与区别性不断地产生新的社会复杂性。（2）流行就其本身而言包含着非常细致和严谨的规则，但它在实际运作中却又充满着变量和不规则，甚至在许多情况下是非常反叛、非常抗拒常规的。（3）流行一方面同物质性的和实际活动的事物无关，但另一方面它又要仰赖具体和实际的环境，需要这些具体因素为它提供养料和动力。（4）当代社会人们对于流行的态度一方面涉及许多因素，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不偏不倚的超然形式。（5）流行既涉及责任感，又需要脱离责任感的无限自由。（6）流行既是可随从的，又是不可企及的；它既是参与随和的，又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神秘事物。

实际上，安玛利·谢勒贝尔格所归纳的上述双重特征，并没有穷尽流行文化在这方面的实际状况。因为，正如我们一再指出的，流行文化的复杂性质及结构，使它的结构和表现形态等方面的种种特征难以使用归纳或化约的方法进行描述和说明。上述安玛利·谢勒贝尔格的分析只是作为一个供人们进一步分析和探讨参考的范例。

流行文化的形式本身也不同于一般文化的形式。一般文化的形式基本上是决定于其内容。也就是说，一般文化的形式相对于其内容而言，是第二位的。一般文化将其内容列为首位，它是内容高于形式。但是，同一般文化相比，流行文化更多地将形式放在首位，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玩弄形式，不但以形式的多变取胜，而且还不顾内容的高低或精劣，不顾其形式是否具有明确的指涉意义，同样也不顾其形式所指涉的意义是否被公众承认或接受。它反复地和重点地在形式的更新方面下工夫。这种情况是因为当代社会已经进入信息和数字时代，完全以制造信息的媒体为主导，而当代媒体所推广的信息和符码，都是任意地以科学技术能力和商业的需要设计出来的。本身以媒体的宰制和传播为其生命线的当代流行文化，当然要任凭媒体信息的状况去创造其形式。流行文化既然已将其本身的“意义”抛弃不顾，就只有靠其形式的转变来维持生命。在这一点上，保罗·李文森说得好，重点不在内容，而在规格和形式。（Levinson，P.1999）也就是说，在当代流行文化横行的新时代，一切文化的竞争，其胜负主要决定于形式和规格的转换是否切合社会大众的心理要求，决定于规格是否有利于其生存和发展。形式和规格高于内容。这种状况也切合鲍德里亚所说的“无指涉”或“无意义”的符号的特点。在当前的消费社会中，文化消费化和消费文化化，使文化再生产和更新的规律发生了根本变化。它不同于20世纪上半叶以前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地方，就在于整个文化及文化再生产本身的性质及其社会功能都发生了变化。文化与文化再生产同整个社会、同社会政治、同社会经济的关系，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也就是说，文化和文化再生产不再是作为整个社会或社会政治和社会经济的附属品，而是成为社会本身的关键事物，成为渗透于社会整体结构、渗透于社会政治和社会经济的主要因素。文化与文化再生产不仅具有文化生活的意义，而且成为整个社会的主要支柱和杠杆。同时，由于社会经济生产的过剩和物质产品的过度丰富，更由于当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创造能力，文化与文化再生产成为经济生产和再生产的主要表现形式，出现了上述“文化消费化”和“消费文化化”的新现象。文化与文化再生产就把形式和规格的改变列于首位，而文化与文化再生产的内容和意义就不再是重要的事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形式多变为其主要存在形式的流行文化，就成为社会文化和文化再生产的最具效力的文化形式。

流行文化的双重结构，还可以从它同它所处的现实世界的相互关系来分析。一定的流行表现出它所处的社会的基本精神。所以，一种流行可以代表一种世界。一种流行文化总是一种世界的浓缩反映；有什么样的世界，就有什么样的流行。流行的变化性和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这个社会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表现了这个社会寻求未来可能性的倾向及其努力程度。同时，流行文化的状况也表现了一个民族文化的内在精神，同时表现出这种文化中所隐含的危机及其可能采取的克服方案。反过来，流行的变化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的变化，决定其变化方向。这是因为流行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已经成为整个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现象，而文化因素在整个社会结构动力学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流行文化的双重结构还可以从另一角度去说明，这就是从构成它的物质成分和它的精神因素两方面去说明。近来有许多社会学家把时装、流行鞋及其他流行商品称为一种特殊的“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因为它们不是像其他普通的物质性商品那样，它们具有明显的文化性质。（Dant，T.1999：11）物质文化这个称呼表明流行文化既有物质结构，又有文化性质。它的物质属性并不像传统商品那样，可以决定它的使用价值。它的物质性是从属于它的文化性。也就是说，作为物质文化的流行文化，其物质性是作为工具和手段表现出来的，而其文化性质则更显示它的象征价值。

但流行文化的文化性不同于一般文化的地方，主要还在于它同商业之间的特殊关系。这就是它的销售性和消费性。流行文化中的相当大部分都是以销售作为其目的的商品。服装和其他流行商品的共同特点，就是为了推销的目的而被生产和推广起来。因此，社会学家又把流行文化这种物质文化称为“消费文化”。（Brydon，A./Niessen，S.1998；Lury，C.1996）

由上可知，显然，罗兰·巴特是从符号论的角度，而社会学是从流行文化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功能的角度进行分析。两者所分析的流行文化结构，不仅观察角度有所不同，而且，其方法也不相同。关于这一点，本书将在稍后关于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章节中，进一步详尽论述。

根据流行文化在社会交流中的价值表现来看，它实际上包含了三重价值结构。第一，它作为消费文化产品，也和一般商品一样具有使用价值，而这是同构成它的物质质料的性质相关的。第二，它也具有交换价值，并同一般商品一样是由创造它的过程中所耗去的平均劳动时间的多少来决定的。第三，它作为当代消费文化产品，在其交换的过程中，还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和价值，而这是它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所遇到的符号游戏的结果，其内容是随时变动和不确定的，并不是如交换价值那样是稳定的。

按照另一部分社会学家的说法，流行文化的基本结构实际上包含四个层面：（1）符号（sign；symbol），（2）“意义”或“价值”（signification；value），（3）作为流行文化存在基础的质料（material）以及（4）流行文化的外观（appearance）。上述符号与质料部分，实际上就是所谓载体（vehicle）。它是用来负载其意义和价值的，它同其意义是不可分割的。所以，载体同其符号和意义也构成一个统一的结构。正因为这样，上述四重结构实际上就是三重结构。

但是，上述流行文化的三重结构，按照索洛金的说法，又处在行动者（agent）及其环境（circumstance；situation）的包围之中。所以，流行文化本身的三重结构，始终是存在于由流行文化、行动者及其环境所组成的更大的三重结构之中。流行文化本身的三重结构不能脱离其所属的大三重结构。小三重同大三重的紧密关系，使流行文化的运作及其转化变得更加复杂。索洛金的文化动力学，就是针对流行文化的上述复杂三重结构而创立的。

由此可见，关于流行文化的基本结构的理论，按其分析和观察的不同角度，可以分为二重结构论、三重结构论、四重结构论以及多重结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