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流行文化及其研究的重要意义
第一节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流行文化
为了深入理解流行文化的重要意义，我们首先从总体社会宏观现象的层面，以感性经验的粗略观察方式，对流行文化进行初步分析。由此，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流行文化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一种重要社会文化现象。正如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2007）
所指出的，“流行，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当代表演，如同市场一样，是一种普遍的形式”（Baudrillard，J.1976：139）。流行文化不仅具有普遍性（universality），而且也具有一般性（generality）和渗透性（pervasiveness）。如果说在一百多年以前，面对古典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结构，马克思得出了“商品是社会的普遍形式”（Marx，K.1867）的结论，那么，现在，当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产品随着全球化而充斥于世界的时候，不仅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在全球各个角落，普遍存在并渗透于社会各个领域的东西，就是已经彻底商品化和全球化的流行文化产品。既然在马克思的时代里，他抓住了商品这个“最普遍”的社会存在形式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结构的基本细胞，那么，现在，为了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也可以甚至应该抓住流行文化这个社会中“最普遍”的东西，作为我们分析当代社会的出发点。
流行文化虽然早已在古代和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但其盛行及其在社会中的普遍化和渗透，则明显地只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事情。当代流行文化不仅已经完全市场化，而且也进一步全球化，成为整个资本主义市场的主要商品，也成为市场的主要运作机制，甚至成为市场生命力的主要来源。不仅如此，流行文化还远远超出经济生活和经济活动的领域，同时具有普遍而广泛的意义。当代经济的全球化趋势，更使流行文化成为无所不在的政治经济文化力量。它在社会生活中不仅已经成为最普遍的事物，而且也成为社会中最重要的因素和力量：（一）当代流行文化已经成为社会区分化和阶层化的重要杠杆（Simmel，G.1890；1904；Frisby，D./Featherstone，M.1997：199—200；Veblen，1899；Elias，N.1988［1936］；Braudel，F.1981［1979］；Bourdieu，P.1980）；（二）成为社会权力分配和再分配的强大象征性力量和指标；（三）也是推动社会改革和社会现代化的因素（Dant，T.1999：1—5；Lury，C.1996：1—9）；（四）不仅如此，而且，流行文化与当代商业和媒体系统的高度结合，又使流行文化同时具有文化、商业和意识形态并重的三重性质；（五）在当代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全球化过程中，流行文化又成为最活跃的力量和酵母，通过媒体和各种大众传播的中介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改造和更新各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以及人们的基本心态和生活方式；（六）流行文化的日常生活化使它不仅成为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成为他们协调个人与社会整体相互关系的基本中介，使它同时成为社会大众实现个人社会化和社会整合的重要环节；（七）流行文化不仅是社会大众和上层“精英”分子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且也是他们的精神面貌、生活喜好、内心欲望和整个心态的表现。
时装表演构成流行文化向社会渗透的最普遍和最有效的形式。
20世纪末，巴黎时装春季表演展吸引了全世界各国时装界巨商、重要媒体代表以及文学艺术界明星数千人。表演展历时两周，并在巴黎内外各著名时装中心及名胜古迹同时举行。其中，尤以在凡尔赛宫路易十四举办过节日宴会的场所的时装表演最引人注目。
流行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蓬勃发展及其极为重要的社会影响，并非一个孤立和偶然的事件。尽管它无疑是一种文化现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继续以传统文化的角度和观点去分析，但它在实际上已经超出文化的范围，要从整体社会结构和性质的复杂变化状况进行综合观察和探索；而且，还要从流行文化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的互动和相互渗透的角度，从它同人们心态和精神状况的紧密关系的方面进行研究，才能对它的性质及其运作逻辑有更全面的认识。
流行文化成为当代人类生活中的一种重要社会文化现象，主要表现于它在社会生活中的极度的普遍性，以至于可以说它真正地在整个社会中无孔不入：在空间上无所不在，在时间上不仅无时无刻不起作用，而且也不断重复地发生；不论是专业文化活动，还是政治、经济领域以及日常生活，都渗透着它的精神，都可以感受到它的活动气息。流行文化几乎成为全社会的社会文化现象：一方面，它成为整个社会文化运作的重要中介力量，使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都不得不靠它的介入才能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充分发挥其作用；另一方面，它本身又深受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的牵制，成为一种史无前例的超文化社会力量，也成为具有“全社会性”的新型社会文化现象。流行文化同整个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复杂因素之间的紧密互动，使它自然地成为分析和揭示当代社会文化性质及其特征的关键因素。
由于它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紧密关系，又由于它通过日常生活的频繁活动而时时发挥其社会区分化（social differentiation）和社会区隔化（social distantiation）的功能，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强调从日常生活实践和行动者“生存心态”（habitus）的互动关系角度去分析流行文化的性质及其社会区分化功能（Bourdieu，P.1979；1980）。由于它的普遍性和群众性，又由于它的普遍性和群众性已经远远超出传统文化的狭隘范围，当代英国及西方各国大多数文化研究者，干脆就把“大众文化”当成“流行文化”的同义词，并把“大众文化”当成“当代文化研究”（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的中心任务（Bennett，T.1981；1986a；1986b；1992；1993；1995；Brantlinger，P.1990；Clarke，J.1991；Fiske，J.1986；1989a；1989b；1993；Gray，A./McGuigan，J.1993；Grossberg，D.1992；Hall，S.1980a；1981；1990；1992；Inglis，F.1993；Johnson，R.1983；Kellner，D.1995；Leavis，F.R.1994；McGuigan，J.1992；McRobbie，1981；Morley，D.et ali.1995；Murdock，G.1989；Shiach，M.1991；Storey，J.1997；Turner，G.1996；Valda，B.et ali.1993；Waites，B.et ali.1982；Williams，R.1975［1961］；Willis，P.1990）。英国伯明翰大学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Birmingham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CCCS）从它成立以来，就明确宣称“大众文化”是它的主要研究对象，而当代文化研究不同于传统文化研究的地方，正是在于它不但以大众文化作为其研究重点，而且还鼓励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这项研究活动。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政府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都关心、重视并亲自参加各种重要的流行时装表演活动。以当代流行文化的重要生产基地法国为例，国家领导人，包括总统和总理以及各相关部长在内，从80年代起都亲自参加著名的流行时装表演活动及其仪式。1985年，法国政府工业部长克勒松夫人（Edith Cresson，1934—），在文化部长贾克朗（Jack Lang，1939—2013）和密特朗总统夫人的陪同下，正式主持成立“法国时装研究院”（Institut Franais de la Mode）。接着，1987年，法国政府又正式命名里昂第二大学为“法国时装大学”（LUniversité de la Mode）。除了法国以外，几乎所有的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的政治领袖，不论在其正式的政治活动中，还是在其他的活动中，都很重视进行“文化修饰”或“文化秀”，尽可能地采用流行文化的形式和方式把自己“包装”起来。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夫人希拉里（Hillary Clinton）在纽约州竞选参议员时，为了博得广大选民的好感和支持，决定请整容医生进行面部拉皮手术，除去眼袋并收紧日益松弛的下巴肌肤。她的整容医生说：“莱温斯基性丑闻对克林顿和希拉里的打击都很大。希拉里的眼部和颈项都明显地松弛了不少。她看起来筋疲力尽。”为此，医生建议收紧她眼部四周的肌肤，抽除眼肚位置多余的脂肪和液体，使眼睛看上去更有精神和年轻，同时还要除去她下巴中多余的脂肪组织，使下巴收紧。这一切，标志着西方各国政府对于流行时装和整个流行文化的高度重视，也典型地表现了当代流行文化与最高国家政权机关及其权力运作过程的紧密结合。不仅如此，而且，流行文化与当代商业和媒体系统的高度结合，又使流行文化同时具有文化、商业和意识形态的三重性质。这种状况尤其使流行文化成为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力量进行竞争和角力的重要手段和工具。
当代流行文化的渗透性和普遍性，主要表现在：第一，它已经成为社会基本结构的重要构成部分。一切构成社会基本结构的领域，都存在着流行文化的痕迹。它甚至成为影响社会基本结构的主要因素。例如，社会的硬件和软件部分都受流行文化的影响。作为社会基本结构的基础单位，当代家庭在流行文化的冲击下已经冲破传统家庭的基本形式，也改变了传统家庭的基本功能。流行文化从社会的最基础的家庭结构开始，改变着整个社会的结构模式及其运作方式。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认为，双向运动着的当代社会结构（structure sociale）和心态结构（structure mentale），是通过流行文化的“中介”（mediation）而运作的。流行文化与权力、媒体、意识形态和商业的紧密结合，使它具有宰制社会运作的神秘性质。英国社会学家季登斯（Anthony Giddens, 1938—）认为，流行文化通过全球化、媒体化、信息化和符码化的过程改造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他还认为，流行文化同当代社会基本结构的紧密关系，使它成为社会现代化过程的重要力量。第二，流行文化直接影响了社会的基本组织状况。流行文化渗透到社会组织的各个层面，不但重建各级社会组织内基本成分的相互关系，也调整了各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网络。它改造了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基本成分，也改变了社会组织的运作逻辑。第三，流行文化改变了社会变迁的基本过程及其形态。如前所述，流行文化已经深深地影响了现代化的进程。在当代，不论是社会变迁的温和平稳过程，还是其改良或革命状态，都不可避免地同流行文化相结合。第四，流行文化成为社会阶层或阶级结构变化的酵母，使社会阶级的划分和重构脱离不了它的影响。自从流行文化兴盛以来，社会阶级的划分标准和各阶级间的关系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往那种注重财富、权力以及职业区分的阶级分析模式，逐渐地让位于对流行文化享用和品味程度的分析模式。当代社会阶级的划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于流行文化的态度，取决于他们享用流行文化时所表现的不同生活方式及生活风格。受流行文化深刻影响的生活方式和生活风格，是当代社会各阶级或阶层结构评定的主要标志。（Goldthorpe，J.et ali.1968—1969；Bourdieu，P.1980）第五，当代流行文化在广大民众中的渗透，也使流行文化本身成为人民大众的一种新型生活方式。这就是说，流行文化的生命与人民的实际生活息息相关。流行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使它毫不逊色地可以成为时代精神的“晴雨表”，成为人们观察社会文化动向的敏感标志。
流行文化在社会中的显著地位和重要作用，表明人类文化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重要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第一，文化创造和鉴赏活动并不单纯限于专业文化艺术界，而是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实际活动。第二，文化活动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渗透到传统文化领域以外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活动中，成为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文化的普及和提高过程采取了崭新的形式。第四，文化的创造并不单纯靠专业文化工作者的内在创造能力，而且还大大借助于科学技术的复制能力，借助于商业和媒体的中介力量，因而文化的创造和再生产采取了崭新的方法。第五，文化的生产和再生产已经远远超出人与自然之间单纯相互对立关系的模式，广泛地在人造的“第二自然”，甚至所谓“第三自然”和“第四自然”的范围内进行。也就是说，当代社会中的文化生产和再生产，更多地发生在由科学技术所创造的人为环境中。这种状况虽然有它的好处，但它明显地导致了对于原有自然界的破坏。文化同自然的相互关系，不但没有因为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而更加协调，反而更加对立，甚至最后有可能导致损害人类的自然生活环境本身。这是我们在研究流行文化时所要予以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所以，文化创造和再生产的实现过程，并非仅限于传统的专业文化界，不仅限于学校、科学院、歌剧院、音乐厅、研讨会、研究所等传统文化机构之内，而是涉及政治、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各种复杂因素，同时又有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和共同享受，从而成为整个社会上下各阶层成员实际生活的具体方式和基本形式，使流行文化的生命运作变成全社会整体结构性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当代流行文化在社会中的显著活跃状况，已经使社会和文化的因素进一步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文化固然是人类经验累积的结果，甚至包含相当程度的习俗因素，但在很大程度上，文化是需要经过学习，经过相当程度的系统教育过程才能获得的。因此，在人类历史上，在以往的各种社会中，文化总是按层次地先由少数知识分子掌握和垄断，成为专业文化人士的特殊职业活动，然后才通过严格的教育手段和制度，慢慢地和有条件地在社会中推广开来。文化的这种特点，也使它长期以来被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集团或势力所控制，远离了社会中广大民众阶层的实际生活。但是，近一百年来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政治自由和经济繁荣，以及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优越条件，使文化的提升和普及有可能采取崭新的形式和程序。当代流行文化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兴起的。当代流行文化的全面活跃，既是社会文化高度发展的结果，又是文化发展新阶段的重要标志。流行文化的兴盛和蔓延，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化本身的基本概念。文化已经不再是少数知识分子或精英分子所垄断的精神财富，也不是单靠高深知识才能掌握的学问；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和演变，文化已经变成整个社会的成员共同关怀和实际参与的实践活动，成为现实生活的一部分。（Bauman，Z.1999；Bennett，T.1995；Bennett，T.et ali.1986；Certeau，M.de.1984［1980］）如果我们从文化发展史的宏观观点来总结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过程的话，我们可以说，人类文化经历了三大历史时期，并相应地采取三大基本形式。第一时期就是原始文化时期。在这一时期内，文化与人类衣食住行紧密地相互交错在一起，人类文化创造直接表现在衣食住行的基本形式上面。第二时期是文化从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中脱离开来，成为少数专业知识分子的社会职业，这是由社会分工的发展所决定的。第三时期是文化又回复到原始文化时期的状态。一方面，文化与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与社会大众的衣食住行紧密相关，从而成为社会大多数人的日常实践活动。另一方面，文化创造又更多地采用原始时期的文化创造形式，例如诉诸最简单和最形象的象征性符号，采用较为模糊和不确定的形式。当然，这种对于原始文化的回归并非意味着当代文化的倒退或简单的复古，而是在新的基础上重复原始时代的形式。就以日常生活方式而言，原始时期人们只能满足于最低限度的基本生活需要，只要能活着就满足了。现在则不一样，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使人们日常生活的需求，特别是肉体方面的欲求，必须达到极度的“舒适”（fitness）（Becker，H.S./McCall，M.M.1990：215），不仅仅是一般地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问题，而是“无止境地要求舒适、再舒适”。正如法国社会学家所指出的，在这方面，人们的要求可以说是“永远不满足”，“永远还要再增加”（toujours plus）。谈到现代人的无止境欲求，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早在1964年就指出：“我们要区分真正的需求和虚假的需求。所谓虚假的需求是指特殊的社会利益压迫从外部强加于个人之上所产生的。这种需求始终是圈套式的、带攻击性的、贫困的和非正义的（perpetuate toil，aggressiveness，misery and injustice）。绝大多数居于主流的对于休闲、找乐子和消费的需求，都是与广告相配合，引导人们去爱和恨其他人所爱和恨的东西。”（Marcuse，H.1964：5）“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都是在他们的商品性中认识他们自己的身份的，他们是在他们的汽车、音响设备、套房和厨房设备中发现自己的灵魂的。连接着个人和社会的机制已经发生转变，而社会宰制立足于社会所生产出来的虚假需求之上。”（Ibid：9）当代流行文化的兴盛就是人类文化发展到第三时期的基本标志。
所以，研究流行文化，不仅是观察当代文化动向所需要的，而且也是研究和深入探讨整体社会结构及其运作逻辑的一个出发点，同时也是深入分析未来人类文化重构动向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