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流行文化社会学简史

由于流行文化在当代社会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代社会学已经进一步加强了对它的研究。一般地说，西方社会学对于流行文化的全面研究，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经正式开始。这是因为从那时起，西方社会的生产和消费能力都已经达到新的阶段，以至于生产出来的产品不但大大过剩，远远超出社会的自然需要，而且有相当一部分的产品也已经超越商品经济的范围而成为文化产品，并具有浓厚的流行文化性质。从那以后，这项研究经历了四大阶段。

一、流行文化研究的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为止。此时，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繁荣而又充满危机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消费现象，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而在整个社会中蔓延开来。消费的膨胀及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发展的主导作用导致商品的流行化，同时也使流行文化进一步商品化，从而也加速了流行文化的传播。从那时起，流行文化和消费与资本主义整体经济之间构成了相互紧密关联的三大重要因素，并使三者相互依赖和相互促进的循环发展模式从此定型化和模式化。这个时期研究流行文化的社会学家，最有成果的是英国的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德国的齐美尔（Georg Simmel, 1858—1918和松巴特（Werner Sombart，1863—1941）、美国的维布伦（Thorstein Bunde Veblen，1857—1929）以及法国的托克维尔（Charles Alexis Clerel de Tocqueville，1805—1859）和加布里埃尔·德·塔尔德（Gabriel de Tarde，1843—1904）等人。斯宾塞最早发现流行时装礼仪的社会意义。他认为流行是社会关系的一种表演活动，人的天性促使人在社会生活中追求时装的外观形式（appearance），而且，通过时装外观的讲究和不断变化，各个阶级和阶层的人相互间实现了相互模拟和区分化。（Principes de sociologie，1877—1896）齐美尔在这一时期，不但深入研究了西方文化及其资本主义发展形式，而且也特别研究了流行文化。（Simmel，G.1890；1892—1893；1894；1895a；1895b；1895c；1902a；1902b；1903；1904；1906；1908；1909a；1909b；1911；1912；1916a；1916b；1950；1980；1986；1990；1994）松巴特不仅是一位社会学家，而且也是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在这一时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松巴特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与奢侈的消费生活密切相关。他在1913年发表的《布尔乔亚：论现代经济人的精神思想史》（Der Bourgeois：Zur Geistesgeshcichte des modernen Wirtschaftsmenschen）和《奢侈与资本主义》（Luxus und Kapitalismus）是最典型的流行文化研究著作。他认为，自17世纪以来，欧洲各民族朝奢侈生活的方向的发展可以说是突飞猛进。这是具有重大社会历史意义的事件。欧洲社会的决定性转变，恰恰在于当时的奢侈生活方式总是传播于更大的社会集团中。松巴特认为，奢侈生活方式的传播迅速地改变了欧洲社会的结构和人民的精神心态。他所揭露的奢侈生活方式正是现代流行文化的雏形。美国社会学家维布伦（Thorstein Bunde Veblen, 1857—1929），同时又是经济学家和社会批评家。他在流行文化研究方面，主要是撰写了《悠闲阶级论》（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1899）。他在书中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美国社会统治集团竞相追逐豪华奢侈的生活方式，特别是过着“炫耀性消费”（conspiscious consumption）的寄生生活。他认为，这种炫耀性消费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商业性所决定的。这种生活方式的扩散导致流行文化的泛滥。他在后来的著作《营利企业论》（Theory of the Business Enterprise，1904）、《改进技艺的本能》（The Instinct for Workmanship，1914）以及《工程师和价格体系》（The Engineers and the Price System，1921）中，更进一步批判了美国资本主义的“掠夺性”和“寄生性”，期望有朝一日那些无聊的休闲阶级能被工程师所取代，使人们改进技艺的本能逐步占据社会中的统治地位。法国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德·塔尔德试图探讨流行时装在社会中的传播和运作逻辑，强调“模仿”（Imitation）行为的重要意义。（Les lois de limitation，1890）

其实，这一阶段的流行文化研究，如同流行文化本身的形成过程一样，是经历过相当长的历史准备的；也就是说，它们的出现及其成果并非偶然。正如诺贝尔特·埃里亚斯（Nobert Elias，1897—1990）在他的《文明的进程》两卷本（The Civilizing Process.Vol.Ⅰ.The History of Manners.Elias，N.1978［1939］；The Civilizing Process.Vol.Ⅱ.State Formation and Civilization.Oxford：Basil Blackwell.Elias，N.1982［1939］）及《宫廷社会》（The Court Society.Oxford：Basil Blackwell.Elias，N.1983［1969］）中所指出的，流行文化的最初形态，早在近代社会的初期，即十六至十七世纪，就已经在当时的所谓“上流社会”产生，并慢慢泛滥于整个社会。因此，对于流行文化的研究，也可以上溯到更早时期。值得指出的是，法国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在其所写的《民主制在美国》（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1835—1840）中，曾经以相当大的篇幅分析了美国的庶民文化及其最早的流行文化性质。一般人总是简单地认为他的这部著作只是一部政治或社会著作，但实际上，他在这本书中，以非常生动、具体和经验直接描述的方式，叙述了美国人民的日常生活方式，其中有很多地方实际上属于流行文化的范畴。

二、流行文化研究的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在这一时期，在美国，先是由哈佛大学教授索洛金（Pitrim Sorokin，1889—1968）开始，接着，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1863—1931）和移居美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先后对流行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显著成就。米德等人所创立的符号互动论及法兰克福学派所遵循的异化批判理论，对于后来的流行文化研究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与此同时，在处于封闭状态的苏联，有一位杰出的文化研究者米哈伊尔·莫哈伊洛维奇·巴赫金（Mikhail Mohaiilovitch Bakhtin，1895—1975），对流行文化进行了独特的研究。出类拔萃的才华及敏锐的目光，使巴赫金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的角度和方法，提出了“嘉年华理论”（Carnival Theory），作为流行文化研究的基础。遗憾的是，由于苏联的封闭状态，巴赫金的重要理论和方法并未能及时地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学术界。他的理论和方法，严格地说，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才广泛地传播到西方各国，并从此很快地成为西方学术界研究流行文化的重要理论和方法。

索洛金最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贡献，集中在他的主要著作《社会文化动力学》（Social and Cultural Dynamics，1937）四大卷中。这部著作的最大优点，就是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探索在社会总体结构的宏观运作中被社会整合的文化体系的运作逻辑。整部著作探讨被整合的文化的性质、变迁及其动力学，探讨其各种类型、过程、趋势、浮动、节奏和时间长短。索洛金所遵循的研究方法，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同‘因果—功能分析’相结合的‘逻辑—意义分析’方法（the logico-meaningful，combined with the causal-functional）”（Sorokin，P.1937：Vol.I.XI）。这种综合性研究方法的优点，如同他自己所说，“就是一方面给予逻辑思考的一般化和分析性过程以充分的自由，另一方面又同时通过与相关经验事实的关联，证实它的归纳性演绎过程”（Ibid）。显然，索洛金对于流行文化的研究方法是逻辑意义分析与实证经验调查统计方法的结合。他强调，忽视其中的任何一方面都是片面的。他说：“纯粹‘发现事实’（pure fact finding）是毫无思想性的，而且也很少取得重大成果。纯粹逻辑思考在社会科学中将是无所成就的。”（Ibid）索洛金在第一卷的第一部分概括地说明了整合文化的基本问题，而在第二部分中，集中论述了绘画、雕塑、建筑、音乐、文学及文艺评论等艺术领域的浮动性（fluctuations）。第二卷的第一部分论述科学的浮动性，建构了他的知识社会学，第二部分则论述伦理及法律领域的浮动性。第三卷第一部分论述社会关系的各种类型及其浮动性，第二、第三、第四部分分别论述战争、内乱的浮动性以及文化同心态的相互关系。第四卷则总结社会文化变迁的一般理论，并在其最后一节以评论涂尔干《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作为全书的总结。索洛金显然不是单纯说明文化的表面现象，而是触及了社会文化现象的最基本范畴及其基本研究方法。

索洛金认为，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在社会中的任何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都是具有某种意义并属于某种类型的人类互动（Each sociocultural phenomenon is always a meaningful human interaction）。所谓互动就意味着在一个情境中，某一方以其特有方式影响着另一方的外在行为或内在心态（Interaction means any situation in which one party influences in a tangible way the external actions or the state of mind of another）。而所谓“有意义的”，“必须把它理解为某种对于理智来说比互动的纯粹外表物体属性更多的意指体系（by meaningful one must understand that which，for the intellect，is the indication of something more than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of the interaction）”。所以，任何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都是互动，而其中，某一方对于另一方所施展的影响是具有一定意义和特定价值的；而且，这些意义和价值，都以一定形式或方式，凌驾于纯物理性或纯生物性的外显行动之上。一旦所有这些意义或价值被排除掉，任何社会文化现象就立即变成纯物理或生物现象。

对于任何社会文化现象，索洛金建议集中分析其中的三大因素：载体（vehicle）、意义或价值（meaning or value）以及行动者（agent）。不要以为载体只是完全被动的事物，它在社会文化现象的生命运动中，对于价值或意义以及行动者来说，都会发生重大影响。在他的知识社会学中，索洛金特别强调上述有关载体和行动者对于意义的复杂影响。在他看来，只要载体或行动者发生变化，就会对意义发生重大影响，以至于从根本上改变意义的内容。总之，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有意义的人类互动。所谓社会文化现象，就是这种有意义的人类互动。

载体的重要性表现在：第一，没有载体，非物体的无形的意义或价值就无法表达出来，也无法传达出去。就此而言，载体对于意义或价值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同样的载体可以运载一定数量的意义。例如，同一个姿势，可以表示许多不同的意思。当一个人手中举着一张银行票据时，既可以表示一种未付清的债务，也可以表示一张工资单，还可以表示偿付的证据，等等。载体运载多意义的可能性，是载体成为意义灵活运转或转化的中介。从这个意义上说，载体比意义更具有明显的伸缩性。第三，在有些情况下，凝缩在载体中的意义结晶发生了转变，而载体本身却继续具有自律性，继续与某一个特定的意义保持联系。载体与其意义的这种联系的稳定性，使载体有可能成为各种各样的崇拜对象。

索洛金所说的行动者实际上包含行动者的身体表现、行动中的心态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三方面。正是靠行动者上述三方面的复杂交错渗透的动态结构，载体及其意义才能在行动者的互动中发挥出复杂的功能和效果。

索洛金关于文化动力学的上述论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社会学家当成文化研究的理论典范。在他的文化动力学中，他已经清醒地看到了社会文化现象本身的生命力及其高度自律性。而且，索洛金的文化动力学还很重视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以及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的必要性。索洛金认为，经验主义的调查统计分析固然重要，但也应该强调文化研究中进行哲学理论诠释批判的必要性。正是因为社会文化现象具有其不同于一般自然现象的特征，而且它在许多情况下往往富有自身的自我生产和自我参照的能力，所以，索洛金一再敬告社会学家不要自我封闭在经验统计的数据资料中。显然，他的经验将有助于当代社会学家及一切流行文化的研究者更灵活地使用各种研究方法，避免陷入僵化的单一方法之中。

作为芝加哥学派的重要成员，米德的贡献在于分析文化运作中的“自身”（Self）、“他人”（Other）和“社会”（Society）的相互关系，并指出符号互动的重要意义。（Mead，H.G.1932；1934；1938）他以象征互动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探讨了社会中的各种文化表演活动对于建构和巩固个人个性、人际关系以及社会整合过程的重要意义。米德本人将自己的社会学称为社会行为主义（social behaviorism），以区别于华特森等人的正统心理行为主义。他在研究文化时，强调社会行动者（social actor）的社会意识心理、自我意识以及自我调节的机制。自我是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人类在社会互动中扮演他人的角色（taking the role of the other），从而将想象中的他人与实际的他人的态度都转化成自己的意识结构。他以库里的“镜中自我”的概念说明“主我”（I）与“客我”（Me）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转换。人们是在不断的社会互动中不断扮演各种角色，使社会群体的价值观逐渐内化成自身的价值观，并在此过程中，学会和熟悉语言和象征的社会运用，达到逐步脱离自然影响而调整人际关系的目的。

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以霍克海姆（Max Horkheimer，1895—1973）、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1903—1969）和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1898—1979等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在他们移居纽约和加利福尼亚期间，加强了对于大众文化的研究，其中包括对于流行文化的研究。他们从社会批判理论出发，以“异化”（Alienation；Reification）概念为基本支柱，主要揭露流行文化制造和传播中的商业和意识形态性质，并集中批判资本主义文化的商业化以及统治集团利用流行文化宰制人民大众的策略。霍克海姆除自己写了《理性的销蚀》（Eclipse of the Reason，1946）以外，还和阿多诺一起出版了《启蒙的辩证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1947）一书，批判流行文化的理性异化实质。阿多诺本人在这一时期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性论文，分析美国采取“文化工业”形式而泛滥的流行文化，并深入分析批判了流行于美国平民大众中的“爵士乐”等大众文化的“异化”性质。阿多诺认为，由于交换价值规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不断扩大，商品中原有的使用价值有逐渐被取代的趋势。而且，交换价值本身也逐渐地抽象化，使得商品本身可以自由地发挥其代用品（Ersatz）的功能，不断地产生商品的“次级”使用价值。阿多诺的这种观点，后来被法国的鲍德里亚进一步加以发挥，提出了著名的“记号价值”的新符号论，有助于人们深入分析文化产品与当代媒体相结合的社会效果。通过这种理论，人们将更深入地理解，为什么当代流行文化产品可以借助于媒体、广告宣传以及日常生活中城市建筑景观的空间表演，直接进行走马灯式的影像生产，为什么现代商业和消费商品的生产过程又可以借助于影像生产来引诱、刺激和再生产消费者的欲望。阿多诺的上述理论的重要性还在于，当代消费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并不仅仅是对于“物”的崇拜——那种古典时代的商品崇拜，而且，更重要的是，还包括刺激人们产生无数梦幻式欲望的影像文化。正如英国当代新马克思主义者、文化研究者豪格（W.F.Haug，1936—2007）所说，当代消费社会并不单纯是占主导地位的“物欲主义”的释放，而且还是一种强迫消费者面对他们所没有期望过的影像爆炸的社会。在其中，人们时时刻刻必须面对无数梦幻式的影像，接受这些影像对于他们的强迫性叙说，并被迫使自己的审美感非现实化，被引导到虚幻的影像消费中。（Haug，1986：52；1987：123）马尔库塞也在其著作《爱欲与文明》（Eros and Civilization）和《单一维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中，以异化理论深入批判美国文化的“单维度”（unidimensional）性质。（Marcuse，H.1955；1964）此外，法兰克福学派的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1889—1966）、洛文达尔（Leo Lowenthal，1900—1993）等人，也分别对流行文化的研究作出了特殊贡献。克拉考尔早在1927年便发表了《论大众装饰物》（The Mass Ornament），批判“娱乐制造厂”（Distraction Factories）对于大众文化的扭曲，从而最早提出了类似于“文化工业”概念的重要观点。克拉考尔于1941年移居美国后，先是担任纽约现代艺术和电影资料馆的研究人员，然后又在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科学部工作，更深入地批判了美国的流行电影，从事电影文学艺术的评论工作，发表了《从卡里加里到希特勒》（From Caligari to Hitler，1947）和《电影理论》（Theory of Film）等重要著作。洛文达尔也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把研究重点放在美学的主题上，同克拉考尔等人一起，在《人民舞台》（Die Volksbühne）杂志上发表关于美学和艺术的研究论文。他到了美国以后，同阿多诺等人继续研究流行文化和大众文化，发表了《文学、大众文化和社会》（Literature，Popular Culture and Society）、《文学与人的形象》（Literature and the Image of Man）以及《文学与群众文化：社会中的沟通》（Literature and Mass Culture：Communication in Society）等著作，不但深入探索18世纪英国大众文化的起源，而且也分析批判发表于当时报刊中的各种流行文学作品，包括流行传记作品在内。洛文达尔认为，所有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通俗文学作品都是以市场为取向的商品，是类似于“文化工业”的东西。他还通过对于流行文化的研究，进一步探讨了为芸芸众生的消费而生产的阅读文本中所描述的各种典型行为和信仰方式的基本模式，探讨了人民大众在欣赏这些文本时的各种希望和恐惧心理的基本模式。而且，洛文达尔还深入批判了当时的媒体传播系统对于大众文化的恶劣影响。他所写的《骗人的预言家》（Prophets of Deceit）一书，同古德曼（Norbert Gutterman）一起，批判揭露了当时的美国“鼓动家”骗人和蛊惑的伎俩，强调他们之所以能够在社会中飞扬跋扈，是因为他们与他们所操纵的传播媒体系统沆瀣一气。洛文达尔在他的《从历史取向探讨大众文化》（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Popular Culture）一文中，尤其高度精确地总结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

在当时的情况下，美国文化的发展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典型地表现了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性质。因此，米德和索洛金以及刚刚移居美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阿多诺等人，对当时美国文化所出现的许多新现象特别感兴趣。但就方法论而言，当时对流行文化的研究还明显地显示出时代的特点。米德所采用的是立足于语言符号论基础上的互动论，而索洛金所采取的是经验主义的实证分析方法。至于阿多诺等人所采取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文化批判方法，也明显地表现出忽略群众主动精神的缺点。他们的批判，过多地揭露出流行文化的消极因素，只看到其与权力统治集团的关系，只看到理性的异化方面，看不到它的积极面向以及群众在流行文化创作中的主动精神。而且，在阿多诺对于当时美国爵士乐的批判中，也似乎表现出传统知识分子蔑视群众创作的“精神贵族”态度。严格地说，索洛金、米德和阿多诺等人的方法论，都仍然脱离不开传统的主客二元对立模式。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中，同样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没有移居美国的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在流亡法国期间，对于流行文化的研究表现了独特的风格。他一方面批判资本主义社会金钱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对文化的消极影响，揭示当代技术复制文化而破坏艺术氛围的悲剧，另一方面又高度肯定现代科学技术对文化普及所作出的历史贡献。（Benjamin，W.1936）在这一时期的法国，涂尔干学派和年鉴学派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以毛斯、布隆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等人为代表，也深入研究了资本主义文化，并在理论和方法论上创造出特有的风格。他们对于“交换”、“礼物”以及“仪式”的研究，尤其为流行文化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典范。

在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早年流亡英国的原德国社会学家和思想家埃里亚斯（Nobert Elias，1897—1990），以独特的风格在其著作《文明的进程》和《宫廷社会》中，研究了流行文化的最初形态及其与现代社会产生的相互关系。其著作包括《文明的进程》第一卷《生活方式和习俗的历史》（The Civilizing Process.Vol.Ⅰ.The History of Manners）（Elias，N.1978［1939］）、《文明的进程》第二卷《国家的形成和文明》（The Civilizing Process.Vol.Ⅱ.State Formation and Civilization.Oxford：Basil Blackwell）（Elias，N.1982［1939］）、《宫廷社会》（The Court Society.Oxford：Basil Blackwell）（Elias，N.1983［1969］）、《知识与权力》（Knowledge and Power：An Interview by Peter Ludes.In N.Stehr/V.Meja，Eds.Society and Knowledge.New Burnwick：Transaction books）（Elias，N.1984）、《两性之间均衡的变迁》（The Changing Balance of Power Between the Sexes.In Theory，Culture & Society，1987：4，2-3）（Elias，N.1987a）、《卷入与超脱》（Involvement and Detachment.Oxford：Basil Blackwell）（Elias，N.1987b）以及《象征理论》（The Symbol Theory.London：Sage）（Elias，N.1991［1989］）等。

实际上，英国对流行文化的研究，在马修·阿尔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的影响下，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当时，著名文学评论家利瓦伊斯（Frank Raymond Leavis，1895—1978）开始注意到流行文化的群众性特征。他在20世纪30年代初连续发表《群众文明与少数派文化》（Mass Civilization and Minority Culture）和《文化与环境》（Culture and Environment，with Denys Thompson）等重要著作，试图应用马修·阿尔诺德的文化政策和原则，分析20世纪30年代初出现的“文化危机”（Cultural Crisis）。他认为，20世纪的人类文化正日趋颓废和衰落。利瓦伊斯及其追随者的重要历史贡献，正如当代英国流行文化研究专家贝内特（Tony Bennett，1926—2013）所指出的，对于一向只重视专业精英文化的英国传统文化研究而言，利瓦伊斯等人对于民众文化创作的重视，至少开辟了流行文化研究的先例。（Bennett，T.1981：56）

在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分支，以霍加德（Richard Hoggard）、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汤普森（E.P.Thompson，1924—1993）、霍尔（Stuart Hall，1929—）、默多克（Graham Murdock，1908—1974）和约翰逊（Richard Johnson，1927—）为代表，从20世纪50年代起，成功地将英国原有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传统与英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结合在一起，并进一步吸收了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符号论和当代各种思潮的多元化观点，加强了对大众文学和其他类型大众文化的研究工作，从而开创了英国当代流行文化研究的先例，也为英国在20世纪60年代后的流行文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流行文化研究的第三阶段

20世纪60年代后，由于西方各国整个社会文化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且，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方面也进行了带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变革，因而社会学连同其他相关的社会科学在流行文化研究方面出现了新的面貌。这是继20世纪20年代以来流行文化研究的第二次大飞跃。这就说明，20世纪60年代以后，不但流行文化本身的性质，而且研究它的方法论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切，使对于流行文化的研究进入了第三阶段。

在第三阶段中，研究流行文化的著名社会学家，包括法国的社会学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鲍德里亚、布隆代尔、古尔维茨（Georges Gurvitch，1894—1965）、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德勒兹（Gilles Deleuze，1925—1995）、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08—2009）和利奥塔（Jean-Franois Lyotard，1924—1998）等人，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理论家哈贝马斯（Jüergen Habermas，1929—）等人和科隆大学教授柯尼斯（René Knig，1906—1992），以及美国的贝尔（Daniel Bell，1919—2011）、葛兹（Cliford Geertz，1926—2006）、哥夫曼（Erving Goffman，1922—1982）、贝克（Howard Saul Becker）和加尔芬克尔（Halord Garfinkel，1917—2011）等人。

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神话学，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罗兰·巴特所提出的后结构主义符号论流行社会学（Système de la mode，1967），布隆代尔对于15世纪至18世纪物质文明的研究成果（Braudel，F.1979），福柯的后结构主义论述解构理论，德里达对于传统逻辑中心主义的解构主义批判，鲍德里亚的消费文化理论，利奥塔的后结构主义文化理论，德勒兹的精神分裂文化理论，都是新一代文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20世纪晚期的流行文化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没有法国思想家的这些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成果，新的流行文化研究就不可能取得历史性的伟大进展。

罗兰·巴特的《流行体系》以后结构主义符号论作为基本方法，将流行时装当做一种重要社会信号加以研究。他认为，为了深入分析时装这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必须善于运用符号论，集中解剖时装的纯粹图像想象形式（imaginaire），集中分析它的纯粹理智表现形态（purement intellectif），即它在专门的时装杂志上所呈现的那些模样。他通过当时最流行的法国两大时装杂志《她》（Elle）和《时装花园》（Jardin des modes）的文本和图案，区分了三大种类的时装——“图像时装”（le vêtement image）、“书写时装”（le vêtement écrit）和“实际时装”（le vêtement réel）。图像时装是被拍摄或设计的图案化的时装，书写时装是通过语言并被改造成语言的时装，实际时装是被出售、展览和穿戴的那些时装。罗兰·巴特指出，书写时装通过口语和普通语言的翻译，决定并生产着时装的意义。所以，书写时装是时装意义的生产和再生产场域。在罗兰·巴特看来，并不是实际时装这个实际呈现的物体对象，而是它的名称，也就是透过书写文字的加工而被赋予特定意义的那些书写时装，促使追求者产生追求时装的欲望，这是真正的时装流行的内在推动力。因而，也不是人们心目中的幻想或美的理念，而是书写制造出来的意义，使时装可以被广泛而普遍地销售和传播开来。（Barthes，R.1967：10）这就表明，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晚期阶段，由于文化的全面普及以及科学技术的广泛使用，只要通过人造符号和文本，而不需要通过实物，就足以引诱和挑起消费者的欲望，并促进他们对于各种人造符号和“意义”的崇拜和追求。正是因为这样，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的流行文化产品并不局限于实际物品的生产，还无限制地扩大到各种人造符号和承载着特定意义的产品中。

罗兰·巴特并不满足于一般地分析流行时装的各种社会表现形式，而是更深入地解剖流行时装的生产者和设计者们如何制造和生产时装意义的过程及其社会效果。他认为，最关键的是要揭露语言符号与实际时装物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相互转化过程。它们两者是在时装杂志的编辑室中相遇的，并在那里由一群被商人和当权者所雇佣的广告知识分子、设计人员以及作家，在玩弄符号游戏的过程中，将流行时装的意义生产出来。符号与其意义的关系，始终是在符号与实际时装之间游荡，一会儿是从符号转向实际时装实体，一会儿又颠倒过来，从它们之间的翻转关系中寻找新的意义。时装杂志在这过程中，始终是在想象中创造。能指符号无非就是意义本身（le signifiant nest rien dautre que le sens lui-même），因为流行时装永远只能是某种虚空的信号体系（la mode est un système de signes vides）。罗兰·巴特在其著作《符号论要义》中指出，传统符号论所说的“所指”，实际上已经不是实物，不是“一件实际事物”，而是想象中的“再现”，是一种属于思想精神事物的人造因素。他称之为“思想表象”（mental representation）。现代人正是将这种“思想表象”当成实物本身，也就是将虚无的表象当成实际存在的实物加以追求。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一点，是因为当代社会科学技术和管理能力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以至于各种人为的虚构都可以制造得很逼真，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目的；而且，现代人自己也由于精神空虚，自愿地在各种虚假的符号中游荡和享乐，进行自我消遣和自我陶醉。

在分析符号以及由符号所负载的“意义”的时候，罗兰·巴特强调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之外的其他重要因素，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它们运作时所处的环境及其意境。“意境”指的是除了环境的客观因素以外的主客观关系及其复杂网络。不仅不同的符号会在不同的环境中产生不同的意义，而且，也会在不同的意境中产生变化。在他的《爱情絮语》中，罗兰·巴特详细地分析了情人间由于双方的情感所产生的对于对方身体各个组成部分的想象意境，及其“意义”指涉范围的多重变化。

罗兰·巴特为了更深入地揭露时装符号意义的人为性质及其被操作过程，进一步越出严格意义的时装的范围，在时装的那些所谓“周边附件”中，探索时装符号同意义的复杂关系。这些时装周边附件包括各种脸上和身上的化妆品，从头顶的帽子到脚底的袜子和鞋子等。罗兰·巴特指出，在符号与其意义的运作中，毫无意义的和严格意义的、功能性的和任意性的两方面的因素，始终相互混淆又相互区分，其目的就是为了掩饰流行时装意义的人为性质及其虚空本质。他说，谈论流行时装的论述修辞学是空洞无物的，“流行时装所创造的，是一种经过周密制作和掩饰的语义悖论体系（paradoxe précieux dun système sémantique），其唯一目的就是将其耗资精心制作的意义加以掩饰”（Barthes，R.1967：287）。

鲍德里亚在1968年出版的《物体体系》（Le système des objets）和1970年出版的《消费社会》（La société de consommation）两本书，是这一时期从商业经济和消费角度分析批判流行文化的最有典型意义的著作。鲍德里亚认为，消费活动并不是商品功能的使用或拥有，不是商品的简单相互交换，而是一连串作为象征性符码的商品不断发出、被接受和再生的过程。因此，在消费过程中，进行交换的商品必须成为具有消费者追求的意义的某种符号，才能成为被消费的物品。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不再是将消费品视为纯粹的物品，而是当成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商品的交换和流通，实际上只是具有意义差异的符号之间的转换和更新过程。消费已经超出经济的范围，成为靠符号转换和交换而进行的文化活动，成为以符号差异化为基本机制的象征性交换活动。

从某种意义上说，鲍德里亚的基本观点与罗兰·巴特的符号论有类似之处，因为他也同样将商品符号意义的转换和再生产当成一切消费活动的关键机制。为此，鲍德里亚集中分析了运作这场机制的核心部分：符号意义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特别是作为物品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中介因素的广告商的广告运作策略。

同一时期，主张以历史和日常生活观点研究流行文化的主要理论家是米歇尔·德·舍多（Michel de Certeau，1925—1986）。他首先是在1975年出版了《历史的书写》（LEcriture de lHistoire），接着在1980年又出版《日常生活的创造性》的第一卷《日常生活的创造性：工作的艺术》（LInvention du Quotidien：I.Arts de faire）。他从日常文化的最简单的构成元素日常语言开始分析，注重探讨日常语言具体使用中的策略，然后深入探讨各种有关日常实践的理论，比较了在这个领域中的两位最杰出的人物——福柯和布尔迪厄。舍多还研究了现代都市、旅行、交通与各种超级市场结构及其对于现代人日常生活的影响。（Certeau，M.1984［1980］）他的观点和方法后来产生了重要影响。

与此同时，法国社会学家德康（M.-A.Descamps,1927—2003）细致地分析了流行时装的“十二向量”（douze vecteurs de mode）及其社会功能，逐一指出“价值”（valeur）、“性”（sexe）、“变化”（changement）、“规范”（norme）、“社会”（société）、“阶级斗争”（lutte des classes）、“政治”（politique）、“经济”（économie）、“工业”（industrie）、“商业”（commerce）、“诱发”（inspiration）、“再现”（représentation）这十二向量在研究流行时装中的重要意义。（Psychosociologie de la mode，1979）

而在英国，原来由霍加德、雷蒙德·威廉斯、汤普森和霍尔等人所开创的文化研究活动继续取得重大成果。值得指出的是，以雷蒙德·威廉斯等人为代表的英国大众文化研究队伍，在20世纪60年代不仅找到了用以指导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而且也终于建立了自己的研究基地。雷蒙德·威廉斯于1961年出版《漫长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一书，在系统地总结英国文化研究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和制定了流行文化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这本书出版三年之后，霍加德在伯明翰大学创办了“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这个研究中心的建立标志着英国文化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此以后，他们以“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为主要阵地和论坛，形成了伯明翰学派对于当代文化的独特研究方法和风格。他们取得的成果是为国际学术界所公认的。

1961年，雷蒙德·威廉斯出版《漫长的革命》一书可以构成英国流行文化研究的新里程碑。这位出身于威尔士工人阶级家庭并任剑桥大学戏剧美学教授的学者，在这部划时代的著作中，明确地从三个方面界定了“文化”的定义。第一，作为理念的文化。通过这个概念，人们表达了他们所追求的最高理念和价值，而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就是某种人性完满的状态或过程。依据这样的文化观点而从事的文化研究，就是要通过对于活生生的现实或作品的分析和描述，寻求或发现那些足以构成永恒完满秩序以及作为普遍人类生活条件的参照标准的价值。英国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早期文化研究，以利瓦伊斯为代表，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第二，作为文件记载的文化。依据这种概念，文化基本上就是文本创作和文化实践经验的记录，它是以人类思想和想象力所创作出来的文本作品为主体的体系。依据这种观点，文化研究的任务就是对于文本中所记载的经验进行评估或评论。第三，作为特定生活方式的文化。这是一种有关文化的社会定义。正是这第三种文化定义，对20世纪60年代后的英国文化研究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在其著作中，雷蒙德·威廉斯关于文化的上述社会定义引进了对于文化的三种新的思考模式。第一，采用和吸收人类学对于文化的研究成果，将文化看做“对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就在文化研究的领域中，架起从人类学到社会学以及语言学、符号论、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等跨学科视野的多重结构的桥梁。第二，文化是某种意义和价值的表达方式。第三，文化分析和研究的基本任务，就是揭示隐藏于特殊生活方式或特殊文化中的所有那些明显的和隐蔽的意义和价值，从而使文化研究与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实际活动的研究结合起来。（Williams，R.1975［1961］：57）

雷蒙德·威廉斯的上述文化理论及其基本概念，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文化研究的方向。按照他的定义，文化研究者应该首先把文化当成一种在实际生活中到处存在和表现出来的实践活动，一种在社会中活生生地运动着的“生活方式”。这样一来，文化从原有狭隘的概念化系统中走脱出来。其次，文化研究应该关心在社会广大人民群众中流传的那种生活方式。

20世纪60年代后，来自法国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及其他各种思潮，进一步改变了英国的流行文化研究。威尔·莱特（Will Wright,1891—1962）首先应用结构主义方法分析美国好莱坞西部影片和西部小说的结构。如同原始文化中的神话一样，威尔·莱特也认为西部影片中的所有故事几乎都采用二元对立结构的模式。但是，威尔·莱特强调他所主要关心的，不是像列维斯特劳斯那样去发现神话中所隐藏的思维同一结构，而是揭示社会神话（the myth of a society）是如何借用其特有的结构而向社会所有成员传达某种概念中的秩序（a conceptual order）。（Wright，W.1975：17）威尔·莱特认为，西部影片的威力就在于应用西部故事结构向所有的人传达美国人心目中的生活理念。在威尔·莱特看来，西部影片采用的象征结构是非常简单的，也就是说，它们几乎采用千篇一律的形式，传达极其深刻的“美国生活方式”的理念。一般说来，西部片的发展史经历了三大阶段——经典（classic）、过渡性主题（transition theme）以及专业性（professional），而所有西部片都贯穿着二元对立模式——在社会内的“善”、“强大”和“文明”，永远与社会外的“恶”、“弱”和“野蛮”相对立。但威尔·莱特并不满足于揭示情节的二元对立结构，而是进一步指出其特殊的“叙述结构”（narrative strcuture），指明故事情节发展及其冲突解决所采用的基本方式。为此，威尔·莱特应用原籍俄国的结构主义评论家弗拉基米尔·普洛浦（Vladimir Propp）的分析方法，将一般“经典”西部片的故事情节发展及其解决方式分为十六段“叙述功能”（narrative functions）。

除了威尔·莱特的结构主义文化分析以外，还有属于后结构主义的爱德华·萨德、属于新马克思主义的马舍利（Pierre Macherey）以及从属于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阿尔图塞结构主义者（Althusserian）威廉森（Judith Williamson）、葛兰西主义者赫伯狄格（Dick Hebdige）和霍尔等人的作品。近二十年来，属于后结构主义学派的新女性主义思潮，也在研究一般文化和流行文化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她们的代表人物有莫德列斯基（Tania Modleski）和柯瓦德（Rosanlind Coward）等。

在上述丰富多彩的思潮和研究方法的带动下，英国的流行文化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后发生了重大变化。如同19世纪时期英国在人类学方面的文化研究一样，英国人首先重视的是在制度上的改革和重建。如前所述，在这方面，他们最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就是迅速地在伯明翰大学建立了“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这是由伯明翰大学英语系教授霍加德于1964年创立的文化研究所。这个研究所的建立标志着英国流行文化研究的新阶段。该所在霍加德及其继承者霍尔、约翰逊等人的领导下，在近四十年来取得了为国际学术界所公认的显著成就。最主要的成果可以归纳如下：第一，实现了跨学科的整合研究。具体地说，他们不仅是在社会人文科学领域内进行多学科的综合交叉研究，而且还和媒体、教育、青年文化、性、种族等领域进行广泛的合作。第二，他们不仅是进行理论层面的研究和探索，而且很重视实际的调查、统计和经验方法分析。上述“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自建立以来，先后进行了研究者个人或集体性的经验调查工作，对于流行文化在英国各地区和各个历史时代的具体表现，进行长期的或短期的、部分的或全面的、专题性的或整体性的调查研究工作，收集了各种类型的经验资料，有助于今后从各个方面对流行文化进行基础性的研究分析，也有助于更进一步的理论提升工作。第三，他们把对于流行文化的研究与广泛的社会政治文化批判联系在一起，使这种研究没有停留在学术理论研究的层面，而是成为广泛的社会文化改造运动的一部分。为此，他们把流行文化的研究具体地与意识形态、文化霸权以及日常生活意义探讨等实际社会文化运动结合起来。就这样，他们的流行文化研究也变成对于英国现实社会和文化的改造运动。第四，英国的流行文化研究集中在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问题上。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都是当代流行文化的主要表现形态。第五，他们的流行文化研究成为广泛的文化理论探索活动，既有个人的理论研究，又有集体的或群体的研究成果；既有该中心成员的研究专著，又有该中心以外的参与者或合作者的联合研究成果；既有大型的和成体系的成果，又有短篇的或散篇的论文。现在，对于流行文化的研究已经形成以伯明翰大学为中心的全国性和国际性的研究网络，形成跨国和跨区域的综合研究。第六，他们还定期发表研究成果，以该中心的杂志为论坛，并有计划地出版整体性或专题性的书籍。由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已经取得重大成果，从1988年起，该中心进一步扩大成为专门培养当代文化研究人员的独立系所，成为隶属于伯明翰大学社会科学院的“文化研究系”（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within Social Sciences），同时设有大学部和研究所。

“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创立以后，出版了许多研究著作，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对于英国流行文化研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其中的三本书，保尔·维尔的《向劳动学习》（Paul Will，Learning to Labour，1977）、戴维·莫雷的《全国范围的观众》（David Morley，The“Nationwide”Audience，1980）以及霍尔和杰斐逊合编的《采取仪式形式的对抗：战后英国青年的次文化》（Stuart Hall and Tim Jefferson，Eds.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Youth subculture in Post-war Britain，1976）。

在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在研究流行文化方面有新的突破。他除了继续批判流行文化的大众性及其受宰制性，还进一步研究与流行文化相对应的中产阶级的“装模作样文化”，即所谓“半教育”的文化。他于1959年出版的《半教育理论》（Theorie der Halbbildung；Theory of Pseudo-Culture）深刻地揭示了居于社会中间地位的中产阶级的文化性质。如果说，文化工业理论涉及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靠科学技术手段大量进行商业生产的复制性文化产品的话，那么，“半教育理论”涉及的是所谓有教养的中产阶级的“装模作样文化”。（Adorno，Th.W.1959）这种“装模作样文化”产生的社会背景，与大众性的流行文化稍稍有所不同。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50年代的德国历经战后的经济文化重建，一方面出现了经济文化繁荣的景象，另一方面又导致美国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在德国的泛滥，造成德国原有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重构。当时，不但美国式的超级市场和文化工业以入侵的方式势不可当地汹涌而来，而且，电视等媒体系统也发生巨大变化，不仅改变了德国人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他们的心态。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的生产和扩散，不再是德国传统式的精心制作和精雕细刻，而是以快餐方式，采取类型化和模式化的方式，通过定型模拟的消费活动来进行。社会上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为了将他们的文化鉴赏和品味与人民大众区分开来，往往以简单化的分类程序将高级的复杂文化产品及其鉴赏过程加以形式化，以便显示他们在占有和鉴赏文化方面的特征。这种半教育文化与流行文化的关系是戏剧性和讽刺性的。因为半教育文化的拥护者，一方面享有高于一般人民大众水准的文化权力，另一方面又难以抵挡泛滥于整个社会的流行文化对于他们的冲击，致使他们在有意将自身与人民大众区分开来的同时，又不得不急于缩短掌握文化的过程，致使他们采用官僚行政机构的公式化分类方式去消化和掌握文化。所以，阿多诺说，半教育是“一种已经沉淀下来的否定性的客观精神”（Adorno，1959：93）。文化在本质上就是否定性的。这就使文化从一开始到将来永远是否定的。但文化的否定性又迫使它采取现实化的运作程序，致使它永远都只好以文化产品的特定形式在社会中存在，并由此导致它对它本身的自我否定。半教育文化的鉴赏者不懂得文化的这种充满矛盾而又同时具有悲剧性的特征。

法兰克福学派新一代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在系统研究德国和整个西方社会文化历史转变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沟通行动理论（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以及“主体间性”（Intersubjektivitaet；Intersubjectivity）的新典范，主张从主体间性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入手，深入研究新社会的新文化性质，强调新市民社会中以“沟通合理性”（Kommunikative Rationalitaet；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为中心所建立起来的“商讨的伦理”（Diskursive Ethik；Discoursive Ethics）的重要意义，期望建构一个以“生活世界”为基础，实现“生活世界与社会系统相互间合理沟通”的新社会。（Habermas，J.1964；1981；1983）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及其“主体间性”新典范的提出，对于流行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德国理论界也广泛展开了对于“实践哲学”（Praktische Philosophie）的研究，强调日常生活的实践对于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性。（Appel，K.-O.1970）在实践哲学研究的影响下，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越来越重视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文化现象，直接地推动了德国流行文化研究的全面展开。在方法论方面，阿多诺同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之间展开的“实证主义大论战”（Positivist Debates），以及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哲学本体论诠释学”（Philosophic-Ontological Hermeneutics）的建立和推广，也同样深深地影响着这一时期德国和整个西方国家对于文化的研究工作。

在当时的德国，除了法兰克福学派以外，科隆大学社会学家柯尼斯也在研究流行时装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所写的《流行社会学》（Sociologie de la mode，1967）一书，论证了流行时装与当代消费活动之间的必然关系。

在美国，受符号互动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和现象学派的影响，流行文化研究也取得了重大成果。在符号互动论方面，贝克深入研究了爵士乐和其他流行音乐，他的著作《局外人》（Outsiders：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t，1963）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是很有影响的，尤其影响了英国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及“次文化”（Subculture）研究。

四、流行文化研究的第四阶段

西方社会学对于流行文化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起，进入到第四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和德国以及英国社会学家都在其流行文化的研究中取得显著成果，法国的流行文化研究也在原有成绩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流行文化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后之所以进入新的阶段，是因为从那以后，西方社会和社会学研究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的特点是：第一，西方社会更显示出它的晚期资本主义性质，显示出明显的消费社会和“后现代”性质。在这个时期，全球化和后殖民时代的历史特征有显著进展。第二，在社会学研究方面，各种新的社会学研究取向和方法以及理论典范都陆续出现和传播开来，显示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崭新阶段。

就具体国别而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学术界加强了对流行文化的研究，迅速扩大了伯明翰学派所取得的成果，使他们在这方面迅速地跃居世界前列。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社会学家以及社会人文科学各学科的专家学者，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和方法进一步加强对于流行文化的研究，使这方面的学术著作出版量有大幅度增长的趋势（Featherstone，M.1991；1995；Fine，B./Leopold，E.1993；Finkelstein，J.1991；Gamman，L./Makinen，M.1994；Gilloch，G.1996）。德国社会学界也在法、英等国理论家的影响下，加强了对于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中的实际文化的研究。鲁曼

（Niklas Luhmann,1927—1998）

和贝克从不同的观点和方法加强了对于现代社会文化活动冒险性的研究；在埃里亚斯的影响下，汉（Hahn，A.）、威德尔（Vetter，H.-R.）、舒尔兹（Schulze，G.）、瓦格纳（Wagner，P.）以及沃斯（Voβ，G.-G.）等人注意到现代社会文化活动与实际生活之间的新关系，集中研究个人生活经历、生活风格以及整个文化发展过程对于现代社会结构和行动者行动逻辑的决定性影响。（Beck，U.1986；Hahn，A.1980，1982，1987，1988；Luhmann，N.1986，1992，1993，1994，1995a，1995b；Schulze，G.1992；Vetter，H.-R.1991；Voβ，G.-G.1991；Wagner，P.1995）法国的流行文化研究也进入到新的历史时期。一大批新起的社会理论家和社会学家都把研究的注意力转向文化，特别是流行文化方面，其中包括布尔迪厄、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舍多、鲍德里亚和利奥塔等人。美国社会学家也不甘落后，在20世纪末的关键时刻，加强了对于流行文化的研究，并明显地广泛采用除美国传统方法论以外的最新研究方法，使美国社会学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活跃局面。美国社会学家特别重视对于各种不同种类流行文化的专门研究，例如对流行服装、麦当劳（MacDonald）现象、流行音乐、流行电影等具体流行文化形式都给予深入的经验调查研究和分析，凸显了美国社会学界原有的传统研究方法的优点，并在接受新型欧陆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也发展了对于流行文化的一般理论研究。

总之，西方社会学界对当代流行文化的研究，在20世纪经历了四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第三阶段是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末，第四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四个阶段的研究不仅表现出内容和重点的区别，也显示出方法论的不同。

在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方法和方法论的问题对于大众文化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论是美国、英国，还是法国、德国的研究史，都显示出方法和方法论对于文化研究的决定性意义。在这些国家中，文化研究早就已经进行了很多个世纪。但对于流行文化的研究，只有当索洛金、阿多诺、布尔迪厄等人以及伯明翰学派提出和应用其特有的方法和方法论之后，流行文化的研究才真正地进入一个富有成效的崭新阶段。

正如格列姆·特纳（Graeme Turner）在谈到英国流行文化研究时所指出的，英国现代文化研究虽然一般都认为由霍加德和雷蒙德·威廉斯等人所开创，但真正得到国际性的赞赏和公认，则是到了英国理论家们找到行之有效的理论和方法之后。格列姆·特纳认为，早期的英国文化研究只限于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这是一种非常传统的方法，主要受到英国传统文学评论方法的影响。1958年由霍加德写的《学文化的用处》（The Uses of Literacy）和由雷蒙德·威廉斯所写的《文化与社会：1780—1950》（Culture and Society，1780—1950），虽然都开始对流行文化有所注意，但仍然继续利瓦伊斯的传统文学作品分析方法，只集中研究文本的文学形式；纵然也研究了文本与社会文化的一般关系，也探讨了文本对于社会的基本意义，但并没有从整体的角度去分析文化本身。（Turner，G.1992：12）

霍加德和雷蒙德·威廉斯在那个时候也都试图在其研究中突破对于单纯文学文本的分析范围，对于当时的流行歌曲和流行小说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探讨。然而，由于他们尚没有掌握有效的方法，他们只能集中研究文学文本的美学特点和意义，而无法深入揭示这些文本的社会基础及其创作的社会机制。只有到了20世纪50年代，法国的结构主义有了扩大性的影响，才被英国的文化研究者所应用，并进一步将它与当时流行的精神分析学、符号论和马克思主义等其他思潮结合起来。从此，英国的文化研究才确定了自己的系统研究方法，富有自己的特色，并因而蓬勃地发展起来。

按地区和国别来说，西方各主要国家的理论家自19世纪以来就很重视对流行文化的研究。英、美、法、德各国的研究，除了有其共同点以外，也表现了不同的传统。最近三十多年来，意大利和澳大利亚等国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和人类学家，也在流行文化研究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中最重要的有前面已经提到的澳大利亚学者格列姆·特纳。他在澳大利亚创办了专门研究文化的两份著名刊物：《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报》（Australi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和《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围绕这两个学术刊物，澳大利亚近十几年来也在研究流行文化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