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社会管理的精神内核：包容共享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管理要搞好，必须加快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使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这点明了社会管理的精神内核：包容共享。
那么，为什么说包容共享是社会管理的精神内核呢？所谓包容共享，是指在合理差别的基础上，为人们创造平等的发展机会，要让社会发展的优秀成果和福祉尽可能地惠及每一个人。让社会发展的优秀成果和福祉尽可能地惠及每一个人，这是社会管理的根本所在。因为它与每一个老白姓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事关民生大计。
民生问题可以说是社会管理的根本问题。包容共享，让社会发展的优秀成果和福祉尽可能地惠及每一个人，其根本点也是为了改善民生，解决民生问题。至于民生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既是对民生问题上社会公平的很好的表达，又是对社会成员安居乐业的很到位的说明，更是对民生目标的喜闻乐见的阐述。实际上，如果这些民生问题解决不好，老百姓享受不到社会发展的优秀成果和实惠，再好的社会管理都是没有根基的，都是脆弱的。古今中外有无数鲜活的例子都表明，如果不给老百姓实惠或少给老百姓实惠，社会就不可能和谐稳定。可以说，社会管理能否成功，社会能否和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百姓的合理需求能否得到满足。
所以，社会管理必须要把包容共享作为所有工作的精神内核，要把民生问题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国古代长达数千年的社会思想中，就有大量的民本思想。《尚书》中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样经典的句子。它表达了这样的理念：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基础，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就能太平。《孟子》中则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同样经典的话，把老百姓放在至上的位置。
所谓民生为重，就是要求我们必须做到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国家要把更多的财力、人力、物力，投放到改善民生、保障民生、增加福利上，而不是主要放到与民生福利无关的或关系不大的领域，现在已经有条件这样做了；另一方面，又要把这些改善民生、增加福利的社会资源和机会，更加合理地加以配置，例如把我们的补缺型的民生福利转变为适度普惠型福利，最后达到相对意义的全普惠型福利。通俗地说，就是要把本国老百姓辛苦赚到的钱更多地真正用到本国老百姓身上，防止这些钱被少数人不合理地或不合法地拿走，造成两极分化，更要防止这些钱被外国人吸走，变成外国人的各种福利。这就是说，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是否合理配置，归根结底，要以是否以贯彻“民生为重”来衡量。
特别是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管理更应该坚持民生为重，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生问题是和谐社会建设最根本、最基础的必要条件。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社会成员安居乐业，各得其所，人际关系协调。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既是对民生问题上社会公平的简明表达，又是对社会成员安居乐业的到位说明。
第二，当前民生问题是社会矛盾产生和凸显最基本的根源。在我国社会转型期，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市场化的推进，社会分化加剧，出现了新的贫困问题，形成了生活困难的社会群体——社会弱势群体。他们是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等民生困难的主要承受者，因而有较强的不公平感，甚至有相对剥夺感。不解决他们的问题，和谐社会无从谈起。
第三，民生问题是个人安全和整体社会安全的联结点。安全是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需要。现在我国社会已经进入社会发展的风险期，或者说进入风险社会或高风险社会，安全问题更加突出。一个社会的安全需要涉及两个基本方面：一是整体社会和国家的安全需要，二是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安全需要。后者是每一个社会成员更经常、更普遍面对的问题。当前我国社会成员的不安全感，主要产生于两个方面：“现实困境”，即个人生活中已经遇到的实际困难或问题；“未来威胁”，即可能对个人生活造成影响的威胁或风险。这两方面都与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有关，都与民生问题有关。可以说，民生问题是个人安全和整体社会安全的联结点。现实困境导致“现实性的烦躁”，未来威胁引发“预期性的焦虑”。它们都会构成人们的后顾之忧，严重影响社会成员的安全感，降低社会安全指数。
第四，改善民生在现阶段是取得老百姓信任的基本途径，是对党执政能力和合法性的直接考验。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无不表明，只有能够使群众安居乐业的党，才能得民心，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才能保持长久的执政地位。党中央一直强调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十七大报告又把“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放在这样重要的地位，表明了我们党作为一个与时俱进的政党，主动接受考验的决心以及克服社会建设征途上必将出现的一个个困难的信心和力量。
在现阶段，由于种种社会原因和个人原因，如所受教育不同、从事的职业不同、所在地区不同、所处地位不同、健康状况和年龄大小不同，社会成员彼此间获取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能力不同，所获社会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亦差别较大，因此，社会成员彼此间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必然有差距，甚至差距很大。这种不同，社会学上就用以职业为中心的、各种社会因素（包括生产资料占有在内）综合考虑的阶层范畴来表示。所谓阶层，就是由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配置不同所形成的社会群体。民生领域可以说是阶层差异凸显的领域，因而也是社会公平与否表现较为明显的领域。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差别，没有差别社会就会死气沉沉；一个社会也不能差别过大，差别过大社会就会动荡不稳。因此，保持合理的差别、大多数社会成员可以认可的差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谓公平，实际上就是保持合理的差别。这当然也要体现在民生问题上。总之，能否大力解决民生问题，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民生问题，是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最切实而严峻的挑战，是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重中之重的任务和主题。
正因为如此，社会管理必须始终坚持“包容共享”这一精神内核，要让社会发展的优秀成果和福祉尽可能地惠及每一个人，要以民生为重，不断改善民生。那么，社会管理如何才能真正做到包容共享呢？这要求我们在社会管理中必须要重视社会资源与社会机会的合理配置，特别是要重视“包容性增长”。
中国文化对“包容”的崇尚其实早已存在。先从这个概念本身说起。“包容性增长”，汲取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门社会科学的成果。在社会学中，一直就有“社会包容”和“社会排斥”两个相对应的概念。我们常说一个人被身边人“看不起”，说他在各方面得到的对待低人一等，这就是社会学所说的“社会排斥”。所谓社会排斥，就是说，在社会意识和社会政策等层面，占据社会主流地位的强势群体对边缘化的弱势群体采取歧视性态度，施以不公平政策。相应地，所谓“社会包容”，也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爱无差等”、“人人公平”。
这些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概念被运用到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中去，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它为我们勾画出一个美好的愿景：让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参与到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消除社会群体之间的隔阂和冲突。这个共同的指向，让我们找到了它与中国传统智慧的结合点。
在张岱年先生看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两个最主要的基本思想：一是人伦和谐；二是天人协调。人伦和谐是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和谐共处，天人协调是说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之间协调发展。人伦和谐、天人协调，这堪称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与核心的八个字，是我国提倡包容性增长的文化根基。可以说，正是在这片追寻和谐的文化热土上，包容性增长的理念顺利且迅速地扎下了根须。
如果说中国古人“和而不同”的追求与包容性增长一脉相通，那么时代演进到今天，中国又用“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的现代理念与包容性增长遥相呼应。
中国人早已清醒地意识到，通过牺牲一方来使另一方得益获利，正如一场没有赢家的“零和博弈”，到头来伤害的却是双方的利益。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有了这个认识，中国开始强调科学发展、社会和谐，而这种以人为本，全面、协调、持续发展的理念，就是通向双赢互利，甚至多赢互利的最佳路径。我们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如何使我们的城市和乡村、东部和西部、经济和社会、人和自然携手并进，共同发展？如何真正实现民生为重，更为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而这些也正是“包容共享”最为本质的呼唤。
由此可见，我国强调包容共享，并非单纯的“拿来主义”，它既有中国历史文化悠久的传统根基，又有当今社会现实深层的时代内容。
那么，包容共享究竟将对中国的社会发展、百姓的日常生活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先从现实情况看起。
从现在多发凸显的社会矛盾看，从燃点多、燃点低的社会问题看，引燃这些矛盾的最粗的那根“导火索”是什么？毫无疑问，就是经济发展的成果落实不到老百姓的民生福利上。应该说，这是最大的脱离群众。老百姓得不到实惠或者只能得到很少的实惠，怎么可能保持和谐安定？现在确实有些干部舍不得把钱花在普通百姓身上，这是十分短视的。单靠刚性的手段来维稳，成本很高，收效甚微，甚至造成越维稳，群发事件越多的困境。这是因为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是治标，而非治本。
社会管理必须采用一种新的思路——既是治本的，也是柔性的，这体现为关口前移，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而不是停留在应急性、“灭火式”的管理上。这一思路的核心就是包容共享，要以民生为重，不断改善民生，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弱势群体的收入。这是有效得多的办法，也是社会管理必须努力解决的关键问题。正因如此，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当然，增加弱势群体的收入不是要实行平均分配，平均分配是另外一个极端，我们吃过亏，也要避免。
包容共享的观念也贯穿在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翻开《十二五规划的建议》第八节，可以看到，这一节从就业、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人口、社会管理六个方面，对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这六个方面并举，事实上是提出了一种标本兼治、刚柔相济、社会服务与社会管理相结合的新型社会管理模式：前五条都直接涉及改善民生，涉及老百姓的安居乐业，涉及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最大公平。它们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带有基础的、根本的性质，主要是从治本的视野，从柔性的和社会服务的角度，来寻找社会和谐稳定的通路。而第六条，主旨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更多地表现出应对当前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社会风险的性质，可以说是以治标为主的。
总而言之，包容共享乃是社会管理的精神内核，也是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和方向。只有社会管理真正做到包容共享，坚持以民生为重，不断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使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社会管理才能健康有序推进，社会管理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社会才能更加和谐，秩序才能长久维系。一言以蔽之，这种充分体现了包容共享精神的社会管理模式，无疑为中国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开出了一剂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