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手稿〉研究》概要
韩立新注6
《巴黎手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经济学笔记》的统称)是青年马克思最重要的一部遗稿，在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本成果就是对《巴黎手稿》的一部系统解读著作。
一、研究的目的、方法与创新性
本成果提出了一个关于早期马克思的新解释，即马克思从早期向成熟时期的思想转变完成于《巴黎手稿》，具体体现在《穆勒评注》中。马克思在这里完成了思想框架从孤立个人向社会关系的转变，并确立了从外部的经济关系来阐明人和社会本质的基本立场，从而促成了唯物史观的诞生。这一新解释在国内尚属首次提出，亦可以与国际上的阿尔都塞和广松涉的解释相抗衡，可视为我国学者对世界马克思研究的一个贡献。
关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是否存在着一次思想转变的问题，在研究史上也被称作“卡尔·马克思问题”。关于“卡尔·马克思问题”，存在着三种可能的解释模型。“解释一”：马克思的思想转变发生在1843年春到1844年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其标志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和《德法年鉴》中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解释二”：马克思的思想转变发生在1844年的巴黎时期，其标志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手稿》)和《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简称《穆勒评注》)；“解释三”：马克思的思想转变发生在1845年春到1846年的布鲁塞尔时期，其标志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
“解释一”的代表人物首推列宁，他曾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完成了“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注7的转变。“解释三”是目前影响最大，几乎被公认的权威解释。它不仅是苏联教科书体系所确立起来的正统观点，而且也被法国的阿尔都塞、日本的广松涉等人所支持，在我国也被广泛接受，譬如陈先达教授以及张一兵教授就持这种观点。本研究不同意上述两种解释。在本研究中，作者将力图建构一个“解释二”模型，即马克思的思想转变发生在1844年的巴黎时期。
本研究在方法论上的主要特点及其创新之处如下：
第一，本研究吸收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成果，并依据这些成果对《巴黎手稿》进行了系统解读。(1)《巴黎手稿》概念的确立。《巴黎手稿》不再仅仅指《手稿》，它还包括马克思对斯密、李嘉图、穆勒等人著作所做的《经济学笔记》，其中最为核心的是《穆勒评注》，两者在内容上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对《手稿》的研究必须与《经济学笔记》结合起来，将两者作为同一个《巴黎手稿》来予以考虑。(2)《巴黎手稿》的写作是按照《第一手稿》→《穆勒评注》→《第二手稿》→《第三手稿》的顺序进行的，其中《穆勒评注》的经济学水平明显高于《第一手稿》。对《巴黎手稿》的解读需要遵循这一写作顺序原则。
第二，在国际上，“解释三”的最著名解释是广松涉的“从异化论到物象化论的飞跃”和阿尔都塞“从意识形态到科学”的断裂说。这两种解释的共同特点在于，它们都把马克思对异化论的态度当作了划分早期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的标准，并认为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马克思抛弃了异化论。这种解释在客观上带来了对《巴黎手稿》，特别是对其中的异化论的轻视，从而导致人们消极地对待《手稿》的理论成就，甚至将《手稿》视为一部带有费尔巴哈人道主义残渣的著作。本研究则从根本上推翻了他们的解释，将马克思的转折点提前到《第一手稿》和《第二手稿》之间的《穆勒评注》，并以《穆勒评注》中“交往异化”概念重构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从而改变了传统的早期马克思研究框架。
第三，本研究一改我国学界以实践(主客关系)概念来说明马克思思想本质的做法，而以社会关系范畴作为解释的新坐标。从这一新坐标来看，《第一手稿》基本上属于孤立个体的主客关系结构，而《穆勒评注》则属于私有者之间的社会关系结构。前者所对应的是马克思的“资产阶级社会”(Bourgeoisgesellschaft)认识而后者所对应的是马克思的“市民社会”(di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认识。尽管在理论层次上，前者高于后者，但从马克思的思想形成来看，发现后者的意义比发现前者的意义更为困难。因为正是认识到市民社会的必然性，马克思才摆脱了青年黑格尔派的理想主义的桎梏，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奠定在科学的基础之上。《穆勒评注》的作用大致相当于《资本论》“商品”章，正如没有商品理论就没有科学的剩余价值学说一样，没有《穆勒评注》的交往异化理论，《第一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就无法成为科学。在这个意义上，《穆勒评注》的思想水平高于《第一手稿》。这种解释与我国通常的说明相反，在国内尚属首次提出。
第四，本研究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的经济学和辩证法思想，并将这些思想应用到对《巴黎手稿》的研究中。本研究提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理性”章和耶拿《精神哲学》草稿中的“物象本身”概念是青年马克思“从个人到社会”转变逻辑的原型的假说，这一假说不仅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学界，甚至对我国的西哲学界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从1978年起，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逐渐进入到市民社会。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东方古国(亚细亚共同体)而言，这绝对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什么是市民社会？我们该如何面对市民社会？这无疑是我国理论工作者需要回答的。《巴黎手稿》则恰恰是马克思第一次直面市民社会，与市民社会理论的缔造者斯密和黑格尔对决时所获得的理论结晶。在这个意义上，本研究对于解释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成果的主要内容和结构
本成果与传统的马克思思想分期标准，即马克思何时摆脱了以费尔巴哈和赫斯为基础的人道主义异化论框架不同，而是以马克思何时超越孤立个人的解释框架而转向了社会关系框架为标准的。本成果从以下四个方面对这一转变予以了证明，即：
(1)从国家到市民社会；
(2)从异化劳动到交往异化；
(3)从孤立人到社会概念的形成；
(4)从费尔巴哈到黑格尔。
1.从国家到市民社会
第一章和第二章是对马克思写作《巴黎手稿》之前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的研究。笔者提出，马克思在1843年春到1844年2月经历了一个思想框架从国家到市民社会的转变过程。这一转变也意味着从哲学向经济学的转变，这是马克思能够在巴黎时期批判地吸收国民经济学以及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
首先，第一章“从国家到市民社会(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研究”是对马克思为什么后来放弃自己所热衷的国家哲学转而去研究市民社会的原因的分析。本章指出，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属于以国民经济学为背景的经济学范畴，他的《法哲学》相当于国民经济学；马克思之所以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比黑格尔还黑格尔地坚持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分，是因为他接受了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的经济规定；马克思放弃黑格尔的国家哲学转而去研究国民经济学的真正契机是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尽管当时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认识还笼罩在黑格尔的国家观之下，还没能摆脱黑格尔左派的国家批判和宗教批判的政治立场，但是他毕竟已经迈出了走向“市民社会的解剖学”的第一步。
第二章“从国家到市民社会(下)——《德法年鉴》上的两篇论稿研究”是第一章的继续，其重心是对《德法年鉴》中的两篇论稿“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解读。在这两篇论稿中，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认识虽然还没有达到黑格尔和斯密的水平，但是他通过对鲍威尔“政治解放”概念的批判，论证了在市民社会中实现“人的解放”的意义，否定了黑格尔试图通过国家来解决市民社会矛盾的路径，转而依靠市民社会来解决市民社会的矛盾。从结果上看，尽管当时有些性急，但是马克思毕竟摆脱了曾在自己的思想中占支配地位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分框架，取消了国家一极，这不仅意味着他从国家到市民社会转变的完成，而且还意味着他彻底走上了独立地建构自己的哲学观的道路。
2.从异化劳动到交往异化
第三章至第六章分两部分：第三章和第四章是对《巴黎手稿》的前提性研究；第五章和第六章是对《手稿》的《第一手稿》的解读。
第三章“我们是否真的需要‘回到赫斯’——赫斯与马克思《巴黎手稿》的关系”是对赫斯与马克思《巴黎手稿》关系的重新评价。针对国际学界和国内学界夸大赫斯之于马克思影响的风潮，本章通过对科尔纽、山中隆次和畑孝一、广松涉、良知力、侯才和张一兵等人的赫斯研究的回顾，以赫斯的《行动的原理》和《论货币的本质》为文献依据，提出解读赫斯的基本框架是“费希特和费尔巴哈”、“实践和异化”这两组范畴；《论货币的本质》根本就没有达到马克思《穆勒评注》的思想高度，并以日本的“回到赫斯”运动为教训，指出以赫斯为坐标轴来重构早期马克思的尝试所蕴含的理论风险。
第四章“《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及其意义”是对《巴黎手稿》文献学研究成果的系统介绍和评述，同时也是对本成果为什么对《巴黎手稿》的解读遵循“《第一手稿》→《穆勒评注》→《第二手稿》→《第三手稿》”的写作顺序原则的说明。本章系统地介绍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学界以及欧洲学界(拉宾、罗杨、陶伯特等人)在《巴黎手稿》文献学研究上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将焦点会聚在《穆勒评注》与《手稿》的关系上。本章还对有关的文献学结论进行检验，指出陶伯特所提出的《穆勒评注》写于《手稿》之后这一假说所存在的理论困难，支持了拉宾和日本学者关于《穆勒评注》写于《第一手稿》和《第二手稿》之间的结论。最后，还针对目前我国关于《巴黎手稿》文献学讨论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我国学者在面对国外文献学研究成果时所应该具备的科学态度。
第五章“异化劳动规定上的破绽——对［异化劳动和私人所有］一节的研究(上)”是对《第一手稿》中［异化劳动和私人所有］一节的一个研究。在这一章中，作者主要讨论了马克思异化劳动规定本身的内在破绽，即马克思当时的异化概念框架的局限以及四个异化劳动规定之间逻辑上的不自洽问题。作者从对黑格尔的异化概念与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的分析入手，指出这些缺陷主要是由当时马克思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孤立人异化逻辑，而没有接受黑格尔的异化等于主体间性的逻辑所致。当然，这一对异化劳动内在逻辑缺陷的分析，并不是要否定早期马克思的思想成就，而是要揭示早期马克思从孤立人的视角向社会关系视角转变的必然性。
第六章“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究竟是不是循环论证——对［异化劳动和私人所有］一节的研究(下)”讨论了《手稿》研究史上著名的异化劳动与私人所有是不是存在着“aporia”或者循环论证的问题。笔者在对卢森贝、大井正、望月清司、广松涉、山之内靖等先行研究的回顾的基础上，对照马克思成熟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经济学手稿》)，提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解决方案，即马克思在《第一手稿》［异化劳动和私人所有］一节最后提出的私人所有的起源问题是一个关于资本出生证明的历史理论，即人的“对象化活动”(“异化劳动Ⅰ”)带来了“基于自我劳动基础上的私人所有”(“私人所有Ⅰ”)，这种私人所有又带来了“属于他人的异化劳动”(“异化劳动Ⅱ”)，而这种异化劳动最终生产出了“资本主义的私人所有”(“私人所有Ⅱ”)。如果说［异化劳动和私人所有］一节开头马克思用以说明资本主义私人所有来源的异化劳动理论相当于成熟时期的剩余价值学说的话，那么该节结尾所提出的私人所有起源问题大致相当于成熟时期的资本原始积累理论，两者只不过是角度不同，根本构不成循环论证。
尽管如此，马克思要最终完成从异化劳动到私人所有的证明，还必须将理论框架从孤立人的主客关系转变到社会关系上来。马克思是在《第一手稿》的最后才意识到这一必要性的，并在后面的《穆勒评注》中通过“交往异化”概念成功地完成了这一转变。
3.从孤立人到社会概念的形成
按照前面的预设，马克思必须要在《第一手稿》之后的《穆勒评注》中来完成从个人到社会的转变，但是，在《穆勒评注》中我们却无法找到马克思对此的说明。为此，作者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设，即马克思关于孤立人向社会关系的过渡逻辑来源于黑格尔，他在批判地吸收《精神现象学》中从个人到社会演进逻辑的基础上，将黑格尔的逻辑转化为自己的逻辑，在《穆勒评注》中完成了视角转变的任务。第七章、第八章和第九章就是关于这一假设的证明；第十章是对马克思本人如何从异化劳动到交往异化，以及如何从孤立人到社会关系的总括性说明；第十一章是对异化和物象化这两个概念的辨析以及对与此相关的日本“早期马克思论争”的评述；第十二章是对马克思的社会概念以及共产主义观的分析。
第七章“《精神现象学》中从个人到社会的演进逻辑”主要以《精神现象学》的“自我意识章”→“理性章”→“精神章”为例，分析了黑格尔的个体从个别性上升为普遍性的逻辑进程。其中主要以“理性章”的“物象本身”(die Sacheselbst)概念为核心，论证了“孤立的个体→作品→物象→物象本身→物象→作品→社会性个体”的过程，指出了个体从个别上升为普遍，或者说从个体性向社会性的过渡，是必须借助于一个异化结构来完成的。
从黑格尔的论证过程来看，“物象本身”概念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但是，这一“物象本身”概念究竟是怎样被发现的？它又是怎样成为说明社会形成的原理的？《精神现象学》对此交代得并不清楚，相反在《精神现象学》之前的耶拿《精神哲学》草稿中却有非常具体和系统的论述。第八章“耶拿《精神哲学》草稿中从个人到社会的演进逻辑——兼评卢卡奇的《青年黑格尔》和霍奈特的《为承认而斗争》”就是回到了耶拿时期的黑格尔，对黑格尔如何建构与自然法思想家不同的社会解释模型，以及如何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吸收以“物象本身”逻辑克服了承认理论的二律背反的说明。本章主要分析了耶拿时期的三部精神哲学手稿，即耶拿前期的《人伦的体系》(System der Sittlichkeit)、1803—1804年《耶拿体系草稿Ⅰ》(Jenaer Systementwürfe Ⅰ)中的《精神哲学草稿Ⅰ》、1805—1806年《耶拿体系草稿Ⅲ》(Jenaer Systementwürfe Ⅲ)中的《精神哲学草稿Ⅱ》中的经济学和辩证法的思想，以及黑格尔通过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创造自己的“精神哲学”的过程。此外，本章还以卢卡奇的《青年黑格尔》和霍耐特的《为承认而斗争》为例，揭示了黑格尔个人到社会演进逻辑的独特性及其意义。
总之，在耶拿时期，黑格尔主要是用“劳动”、“交换”、“异化”、“陶冶”、“良心”这样五个原理或者契机来完成个人到社会的证明的。黑格尔的证明包括这样几个特点：(1)个体的社会化与个体的异化具有同步性。(2)通过“物象本身”逻辑，个体在从个别上升为普遍的过程中无须做出自我牺牲，当然也无须他者做出牺牲。(3)从“物象本身”中推出了人的社会性，类似于从外部的经济关系出发来说明人的本质、社会的本质。熟悉马克思的读者都知道，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命题。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是马克思的先行者。
第九章和第十章是对马克思《穆勒评注》的文本解读。第九章“《穆勒评注》中的新视野——《穆勒评注》解读(上)”对比了马克思的货币、私人所有和营利劳动概念与黑格尔的“物象本身”、“自我意识”和“剩余劳动”概念的异同，指出马克思虽然继承了黑格尔的“物象本身”逻辑，但他更强调异化概念的批判意义，并且在《巴黎手稿》中已经认识到了市民社会与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差异，正尝试着构建一条与黑格尔不同的从个人到社会的道路。第十章“《穆勒评注》中的交往异化：马克思的转折点——《穆勒评注》解读(下)”是对马克思如何在《穆勒评注》中完成从个人到社会转变的概括说明。本章接着第五章和第六章的叙述，以“交往异化”概念为核心，总结了马克思从《第一手稿》到《穆勒评注》的思想发展过程，指出《穆勒评注》中的交往异化不仅是《巴黎手稿》整个异化理论的应有之义，而且还是马克思走出孤立人的自我异化逻辑的关节点。
第十一章“异化和物象化——兼评日本的‘早期马克思论争’”主要辨析了“异化”和“物象化”这两个对于解读《巴黎手稿》而言至关重要的范畴。与此相关，以日本《手稿》研究史上的“早期马克思论争”为例，分析了论争双方广松涉和望月清司在对待马克思异化论上的差异，批判了“物象化”者广松涉竟然忽视了《穆勒评注》中交往异化概念的错误，同时对望月清司试图结合异化劳动和交往异化的做法予以了肯定，最后指出了日本的“早期马克思论争”对于中国《手稿》研究的意义。第十二章“马克思共产主义观的转折点——对《第三手稿》中共产主义思想的解读”是对《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共产主义观的分析，指出《巴黎手稿》中的共产主义观并非来自法国社会主义思想，而是马克思本人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和对德国自我意识哲学的改造而独自建构起来的，其核心规定是社会概念。社会概念的诞生意味着马克思从个人到社会转变逻辑的完成。
总之，本部分是本成果的主体部分，它揭示了马克思的思考框架从个人到社会的整个过程。
4.从费尔巴哈到黑格尔
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是对［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的研究，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从费尔巴哈异化观转向黑格尔异化观这一过程的分析。马克思《巴黎手稿》中的异化概念主要来源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而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观是不同的。黑格尔的异化，一方面，是指主体的自我异化和自我复归的过程；另一方面，是指主体将自己的所有物转让给他人，通过这一转让而获得社会性的过程。因此，黑格尔对异化的理解是积极的；而费尔巴哈的异化则正好相反，他对异化的理解是消极的。异化只是指主体的自我丧失，不包括主体的自我复归过程。因此，与黑格尔鼓励人们去异化相反，费尔巴哈拒绝让人们去异化。当然，个人不异化，也就不可能社会化，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黑格尔的异化理解明显高于费尔巴哈。
第十三章“从费尔巴哈到黑格尔的转变——［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解读(上)”首先讨论了费尔巴哈的黑格尔批判，以及受费尔巴哈影响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然后揭示了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一节又是如何从费尔巴哈转向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如何将黑格尔的异化辩证法与共产主义理论结合起来的过程。即在《第一手稿》中，马克思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异化观，构建了异化劳动理论；而在《第三手稿》中接受了黑格尔的异化观，开始肯定异化的积极意义。从《第一手稿》到《第三手稿》，如果借用阿尔都塞的话，就是马克思从费尔巴哈的“总问题”转向了黑格尔的“总问题”。
第十四章“对象化与异化是否同一——［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解读(下)”则是借助于对“卢卡奇命题”的分析，重新定位了早期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关系。在《巴黎手稿》的研究史上，卢卡奇曾提出过一个“黑格尔将对象化等于异化，而马克思则严格区分了两者；黑格尔肯定了异化，而马克思则否定了异化”的命题。本章提出：如果仅就《第一手稿》的［异化劳动和私人所有］部分而言，这一命题是正确的；而对《第三手稿》的［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而言又是错误的。卢卡奇之所以犯这样的错误，是因为他没能看到马克思对异化概念所做的“狭义”和“广义”之区分，没能看到《第一手稿》和《第三手稿》中异化概念的差别。本章是对第十三章中提出的马克思从费尔巴哈到黑格尔这一命题的补充。
总之，青年马克思通过从国家到市民社会、从异化劳动到交往异化、从孤立人到社会概念的形成、从费尔巴哈到黑格尔这样几个具体的思想变化，确立了从社会关系出发解释社会历史的新坐标，从而完成了向成熟时期马克思的转变。
三、成果的学术贡献与影响
本成果的学术贡献包括以下几点：
(1)本成果提供了一个研究早期马克思的新模型，即以社会关系视角为解释的坐标轴。
(2)本成果提出了一个关于马克思思想形成的新解释，即马克思是在1844年的《穆勒评注》中完成向成熟时期马克思的转变的，这一转变的实质是从个人到社会。
(3)本成果大量地引入了国际上《巴黎手稿》研究的新成果，特别是《巴黎手稿》的文献学和日本的《手稿》研究成果，对这些材料的吸收和全面运用在我国是不多见的。
(4)本成果在某种意义上重新开启了从黑格尔的角度解读《巴黎手稿》的进路。其中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理性章”的解读，对耶拿《精神哲学》草稿的解读，对黑格尔“物象本身”逻辑的重构等，都是本成果的独特贡献。其影响将不仅局限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学界，还将影响到我国的西哲学界。
(5)本成果重新评价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恢复了《巴黎手稿》在马克思思想史中的基础地位。由于本成果将马克思思想的转折点提前至《巴黎手稿》，这会在客观上改变以往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消极评价以及我国早期马克思研究的传统格局。这一改变无疑还会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文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而这在当今的中国是迫切需要且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