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与解构：从马克思到后现代的思想谱系》概要
宋 伟注10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伴随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形而上学等后现代性理论话语的兴起，如何看待和理解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逐渐引起学术思想界的广泛关注，并成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沿热点问题。本研究密切关注当代学术发展的前沿动态，积极介入这一当代思想史的论争题域，着力探究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复杂关联，以期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阐释提供具有参照性价值的文化语境与理论资源。
长期以来，在理解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主要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兴起，不仅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甚至宣告了马克思主义的终结。换言之，在后工业时代、信息时代或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日常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马克思主义已经无法应对社会发展的转型新变，因而丧失了其阐释当下现实的有效性。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当代社会生活日益时尚化、碎片化、平面化的文化表征，是一种具有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色彩的文化思想模式，是一种拒斥深度、反对崇高的语言游戏，因此，后现代主义与具有崇高革命理想、追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马克思主义之间不仅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而且是两种截然对立、水火不容的思想体系。虽然上述两种观点的理论立场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前者站在后现代主义立场上宣告马克思主义的终结，后者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斥责后现代主义的虚无，但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在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存在着无法对话沟通的鸿沟。与上述两种观点不同，本研究致力于从批判哲学视域出发来理解或阐释马克思批判理论与后现代解构策略，将其置于批判性思想谱系之中，指认两者之间存在的内在亲缘关联，以寻找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相互对话的可能性。
作为当代思想史论争的热点问题，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主要关涉两个层面的理论探讨：一是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出发批判性地分析后现代主义；一是如何从后现代语境出发重新解读或阐释马克思主义。本成果认为，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上看，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复杂关联。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复杂关联，向我们提出了许多敏锐而复杂的崭新问题，因此，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复杂关联，关涉到在当代语境中如何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关涉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命运及其未来走向。简言之，对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关系的当代阐释是一个直接关涉到如何理解当代思想史的十分重大的理论议题。因此，在两者之间展开广泛而深入的互文对话，不仅有助于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理解后现代主义，对其进行批判性的分析质疑，更有助于我们在当代语境中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以激活其阐释当代问题的理论活力。
本成果认为，离开当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转换的整体背景，就难以认清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真实内容与理论意蕴，也难以洞悉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历史关联，因而也就无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时代超越性，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对后现代主义理论题域所提出的诸多问题仍然具有的重要理论意义与价值。
众所周知，20世纪西方哲学发生了诸多重大的转向，如现象学转向、语言学转向、生存论转向、解释学转向，以及实践论转向和后现代转向等。从哲学思维方式上看，伴随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当代哲学已进入后形而上学时代：海德格尔将其指认为“哲学终结之后的思”，罗蒂将其指认为“后哲学文化”，哈贝马斯将其指认为“后形而上学思想”，利奥塔将其指认为“后现代知识状况”，詹姆逊将其指认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这些指述表明，当代哲学转向已生成出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方式或新的理论范式。从后形而上学视域看，20世纪西方哲学以及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诸多变革和转向，依然并未超出马克思哲学的理论视域，因为，批判黑格尔主义、终结意识形态、颠覆形而上学、解构实体本体论哲学，正是马克思哲学的理论起点，是马克思当年已经基本完成的理论任务。马克思对传统形而上学哲学的批判，在西方哲学史上实现了一场真正的思想革命，提出了一种新的哲学观和新的哲学思维方式，开创了当代哲学的新时代。马克思以实践哲学思维方式完成了西方哲学的革命性变革——实践存在论转向，从而开启了对西方传统哲学本体论形而上学的批判与颠覆。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经由马克思，哲学进入了终结阶段。也正是在此意义上，福柯把马克思学说理解为一种与18、19世纪完全不同的崭新模式。马克思哲学在终结形而上学、瓦解逻各斯主义、摧毁实体本体论的过程中，实现了西方哲学史上真正的思想革命，开创了全新的哲学思维方式，开启了后形而上学的哲学视域。这意味着，20世纪西方哲学以及当代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理论题域，并未超出马克思的理论视域，或者说，我们所处的时代依然是马克思哲学所表达和把握的时代。在此意义上，我们说马克思哲学是当今时代难以超越的维度。
本成果强调，从批判的视域与立场出发，对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加以理解和把握，有助于我们更为清晰地呈现其理论的社会历史意义及文化价值内涵，以揭示其真正的精神实质及内在的理论意蕴。在本研究看来，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批判精神与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批判精神，共同纳入怀疑批判的思想传统之中加以理解和把握，有助于高扬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批判精神，凸显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理论旨趣，这无疑构成当代文化政治学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议题。长期以来，人们之所以在理解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问题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主要原因在于较少从批判的维度来理解和把握这一问题。法兰克福学派对批判理论的张扬以及福柯注重以“批判态度的历史”来梳理思想史的知识考古学探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思想史的重要视角。批判作为一种理论态度，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应该成为审视评判思想史流派的基本视域和尺度。因而，从批判的视域和立场出发，来理解和界定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共同纳入批判性的思想谱系之中，有助于祛除其难以辨识的庞杂歧义性，使其真正的精神实质及内在的理论意蕴逐渐清晰地呈现出来，从而显露出两者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对话的可能性及其意义之所在。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虽然存在着诸多的差异和不同，但两者都坚持从批判的立场出发对理论与现实进行质疑批判。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方式，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思维策略，都可以说是一种批判性的思考方式，因此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理论旨趣上具有一定的家族相似性，两者同属于批判理论的思想谱系。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才可以在后现代主义解构精神与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之间建立起内在的关联，这种内在关联性构成了在两者之间进行比较分析的基本理论前提。在批判性哲学的维度上，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可以展开广泛而深入的互文对话。马克思主义不仅为批判性的后现代主义提供了丰厚的理论思想资源，同时也为我们批判性地分析后现代主义提供了丰厚的理论思想资源。
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辩证批判中，在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处，在现代性哲学的终结地，开启了一种新的哲学思想范式。也正是这种崭新的哲学思维方式具有了鲜明的后现代意蕴，从此意义上说它标志着现代性理论的终结与后现代性思想的开端。因此，停留在现代性传统范式中，将马克思哲学理解为一种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势必遮蔽其颠覆形而上学、批判现代性的后现代性意蕴，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真实内容及其当代意义将难以呈现和展开。纵观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历程，怀疑批判一直是贯穿马克思理论学说的主旋律，并构成其内在的精神旨趣。马克思以质疑批判的精神，终结了传统形而上学，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革命性变革，从宗教神学批判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从形而上学批判到意识形态批判，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到资本主义拜物教的批判，马克思的批判锋芒直指现代资本主义世界，凸显出思想精神的批判性、革命性和实践性。从此意义上说，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变革，也就是从非批判性哲学到批判性哲学的变革；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也就是从非批判性的思维方式到批判性的思维方式的变革。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批判，开启了现代性批判的理论视域，为后现代主义终结现代性、颠覆现代性、解构现代性提供了批判性理论资源。
作为当代的文化思想潮流，后现代主义庞杂繁复、纷纭难辨，构成歧义丛生的思想星丛。然而，从批判性的立场和视域出发，我们可以对后现代主义进行基本的理论定位，描绘出大致的思想图景，勾画出家族相似的精神谱系。从批判哲学视域看，后现代思想范式，究竟是一种批判性的思考方式，还是一种非批判性的思考方式？如果后现代思想范式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批判性的思考方式，那么，应从何种意义上看待后现代批判理论与马克思批判理论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以识别其在批判性思想传统中的意义与价值？从批判的视域和立场上看，后现代并不是一种时尚，它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危机意识的表征，一种批判性的理论话语。本成果认为，应该将后现代主义置于批判的维度上加以理解和把握，关注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批判精神，并将这种解构批判精神纳入怀疑批判的思想传统之中加以考察，以见出批判理论的内在连续性。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才可以在后现代主义解构精神与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之间建立起内在的关联，也正是这种内在关联性构成了对两者进行比较分析的前提。因此，应恢复或返还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本性，显露后现代的批判性锋芒，以祛除当下语境中对后现代的时尚化或妖魔化理解。与时尚化的后现代主义理解不同，从批判的视域和立场看，后现代思想的产生与几个世纪建立起来的西方现代社会及其所呈现的诸种危机息息相关。从此意义上说，后现代思想可以说是关于西方现代社会的危机意识，是全面彻底反思现代性危机的危机意识。后现代性理论话语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覆解构，因此，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批判的哲学”。后现代主义哲学，以延异、增补、播撒、踪迹的解构策略，批判在场的形而上学；拒斥宏大叙事的语言游戏，批判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以非同一的否定性思维，批判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同一性哲学；以现实文化政治的当下关注，批判先验决定论的历史主义。后现代性理论话语所主张的反本质主义、反理性主义、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反基础主义、反在场形而上学、反历史主义等极富颠覆性的理论，是对科学至上、技术统治的西方现代性文明种种症候的诊断，也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所蕴藏或显露的种种危机的预警和批判，由此形成十分鲜明的批判性特征，成为反传统形而上学的“后形而上学”哲学思潮。
基于上述思考，本成果认为，从现代性批判视域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批判，开启了现代性批判的理论视域，为后现代主义终结现代性、颠覆现代性、解构现代性奠定了理论基础。从哲学思维方式上看，马克思对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开启了后形而上学的理论视域，为后现代主义的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奠定了理论基础。从政治实践层面上看，马克思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批判，及其人类解放的理想目标，为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政治批判提供了理论资源。
在现代性批判题域中，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均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颠覆批判，但两者对待现代性的态度有所不同，前者是辩证的批判，而后者是激进的批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但并不否认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步意义，认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确实起过非常大的革命作用。马克思始终以辩证批判的眼光看待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两重矛盾性，他指出，资本主义“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像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象，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注11。本着辩证批判的思想原则，马克思在现代性批判过程中，批判地继承了启蒙运动的精神遗产，发扬了启蒙运动中具有革命性的理性批判精神，将追求人的自由解放的启蒙精神作为其批判哲学的理想追求。在后现代主义题域中，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别名，“现代性的另一个根本意义，这就是全世界范围里的资本主义本身”注12。因此，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也是一种针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它们将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推向极端，完全否定启蒙现代性的精神遗产，宣告启蒙理性规划已经彻底破产，认为启蒙所致力追寻的自由解放理想不过是乌托邦的宏大叙事，应坚决予以拒斥，这就取消了批判哲学的价值理想维度。这种现代性的极端否定态度，导致后现代主义摒弃所有的意义追问与价值向度。问题是，取消了批判的价值向度，同时也就意味着无法提供取代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替代方案，这种极端的批判也就变成了无根基、无目的、无理想的批判，由此，极端的批判势必走向极端的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
从哲学层面上看，提问方式、思考方式和解释方式的变革，必将导致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型，反之亦然，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型也必将导致提问方式、思考方式和解释方式的变革。这里的问题是，马克思哲学变革与后现代理论转向在这一转型变革中，各自处于何种位置，它们之间又构成了一种怎样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具有何种意义？在此，我们将马克思哲学与后形而上学思想均置于20世纪范式变革与转换的整体时代背景之中加以考察。在形而上学批判或理论批判的题域中，马克思以革命的实践哲学终结了传统的形而上学哲学，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注13，认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理论批判是现实批判的理论前提，此理论批判必须服务于社会政治革命实践。因此，马克思的批判哲学是一种实践性的批判哲学，一种现实的批判哲学，一种行动的批判哲学。应该指出的是，在经典阐释模式的影响下，马克思所创立的革命的、批判的辩证法，蜕变为一种客观知识形态的形而上学，辩证思维方式成为一种思维工具、一种逻辑运演规则。表面上看，它似乎可以确立马克思哲学的科学合理性，但实质上却将其置于一种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之中，将马克思的思想学说理解为一种客观中立的知识形态或形而上学化的永恒真理。这种科学主义话语一经确立，马克思辩证哲学思维方式中所蕴含的革命的、批判的意义与精神，势必被科学客观中立的外表所遮蔽。马克思哲学是革命的、批判的理论学说，它始终关注资本主义境况下的人类生存，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揭示人类异化的历史现实，探寻人类自由发展的解放道路。后现代主义也不遗余力地颠覆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形成了“后形而上学”的哲学思维方式，它不仅呼应了马克思“消灭哲学”、终结形而上学的理论宣言，还将这种解构颠覆的理论运动推向了极端。然而，马克思批判哲学是一种诉诸政治革命的实践哲学，而后现代主义批判则主要侧重于哲学理论的文本解构。后现代主义以其犀利的解构策略，彻底地颠覆瓦解了基础主义、本质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等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根基，但后现代主义不能辩证地处理理论批判与现实批判之间的关系，它在将理论批判推进到极端的同时，也使其自身陷入理论的隧洞之中，无法返回现实批判的场域。
在政治革命实践的题域中，马克思批判哲学是一种诉诸改造世界的政治实践哲学，而后现代主义则主要是一种诉诸文化政治的话语实践哲学。虽然，在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眼中，后现代主义用激进的多元民主取代传统的阶级政治的做法无疑是一种“去政治化”的策略，后现代主义因此被指责为逃避政治责任的一种游戏或革命政治失败后的犬儒主义表现。但一些坚定的后现代主义者却对此提出了反驳，他们坚称解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并非是一种政治的逃避，反而是一种新事态下的政治诉求。因为，解构关乎政治，关乎民主，关乎正义，只不过它不再以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罢了。虽然，批判性的后现代理论不无社会政治批判的实践蕴涵，不无对现代性历史事件的切身关注和政治哲学反思，但始终难以走出文本解构的文化理论视界，更由于后现代理论日趋时尚流行化甚至嬉戏狂欢化，其解构颠覆、批判反思的精神维度被逐渐平面化。后现代主义在解构传统理论的同时，也解构了马克思主义本身，认为马克思有关阶级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已不再适用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后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形式越来越呈现出复杂的差异多样性，产生了多种多样的新的政治对抗形式，而这些新的对抗形式不应简单地还原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这也就是说，马克思有关阶级革命的理论丧失了阐释当代社会政治的有效性。后现代主义反对将无产阶级作为历史的主体，强调不同阶层、不同种族、不同性别的身份认同危机，关注知识与权力、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共谋关系，认为激进民主政治的主要展开形式是文化领域的话语霸权争夺。为此，后现代主义将总体政治转换为差异政治，将宏观政治转换为微观政治，将阶级政治转换为身份政治，将革命实践转换为话语实践，将现实批判转换为文化批判。
从批判的立场和视域看，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同属于怀疑批判的思想谱系，共同具有质疑批判的理论精神。然而，强调两者之间共同具有某种家族相似的精神气质，并不等于完全抹平其间的差异不同，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毕竟是两种不同的理论表达，在具有相通、相近、相似的理论旨趣的同时，两者之间存在着诸多不同之处。后现代主义作为批判理论的一种激进化的当代表征形式，是传统批判理论的一个变体。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激进批判理论，而马克思主义则是一种辩证批判理论。或者可以说，批判性后现代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一种激进化的当代变体。一方面，后现代主义认同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价值取向，强调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重要意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当代意义，它以极端化的方式将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进一步推进发展，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思想文化进行新的探讨和分析，激活了马克思主义当代批判的理论活力；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核心范畴已经失去了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有效性，主张解构和否定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一些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消解马克思主义批判传统的一些基本向度，并力图通过激进的解构方式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这种激进化的批判，以极端化的方式将批判理论推进到自我瓦解的境地，最终陷入难以摆脱的理论困境之中。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国内学界，尤其是哲学、文学理论、文化研究等领域，将后现代作为一种新的思潮大量地译介，后现代性理论话语已成为一种时尚充斥于各类文本之中。由于没能运用马克思哲学观点来解读后现代，由于不了解后现代与马克思哲学之间的复杂关联，有观点认为随着后现代性理论话语的兴起，马克思哲学已经成为过去，成为过时的理论。此种观点未能看到马克思哲学所具有的时代超越性，更无法了解马克思哲学在当下的后现代题域中依然具有的活力。与此相应，一些固守传统的学者视后现代性理论话语为哗众取宠的怪异之谈，看不到后现代性理论话语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时代品性，不能识别后现代题域所涵蕴的问题乃是当代社会所面临的当下性课题，更不了解马克思哲学与后现代性理论之间存在的相互关联。上述两种倾向的产生，均源于他们割断了后现代性理论话语与马克思哲学之间的关联。这种断裂使马克思哲学在当代的发展面临着一种非此即彼的困境：不是追逐新的后现代思潮，抛弃马克思哲学的传统；就是固守传统的马克思哲学，置后现代理论的兴起于不顾。本成果认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有利于解决马克思哲学与后现代思想所面临的理论困境。马克思哲学在当今的后现代境遇中应处于怎样的位置？马克思主义应如何回应诸多后现代性理论话语？马克思主义对后现代题域中所提出的当下问题具有怎样的理论意义和当代价值？诸多问题都需要我们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高度予以解答。本成果认为，只有认清马克思哲学变革所开启的新范式的意义，才可能理解马克思哲学在当代不可超越的高度，才可能理解马克思哲学如何为后现代性理论话语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批判动力，从而激活马克思哲学在后现代境遇中的理论活力，增大其阐释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