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传统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

这里所指的传统发达国家是指较早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主要包括欧洲及其海外国家。这些国家在17、18世纪就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也是世界上最早发生人口转变的前沿阵地。

18世纪的欧洲正处于一个风起云涌、风雷巨变的历史时代，它站在了整个世界新旧制度交替的门槛之上，经济、政治、人口等各个方面都面临着巨大的变革。交通的改善使商业活动、殖民地扩张和奴隶买卖活动繁荣兴盛，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在这些条件的激发下迅猛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也随之形成。农业革命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虽然无法彻底解决食物短缺的问题，却永远终结了欧洲发生大规模饥荒的历史。工业革命完成了从手工作业向机器生产的重大转变，生产效率大为提高。启蒙运动之光照亮了整个欧洲，知识和理性受到推崇，文化受众的扩大增强了它的公共性。

此时的欧洲仿佛是世界变革的引擎，资产阶级革命、启蒙运动、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这一系列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事件都发端于此，不难想象这片大陆也成为世界人口转变进程的肇始之地。此前，和世界上其他地区一样,欧洲也饱受严酷气候、饥荒、病毒和战争的困扰，所以人口数量一直徘徊不前、增长缓慢。例如，1347—1353年，一场被当今历史学家称为“黑死病”的灾难席卷整个欧洲，整个欧洲人口的1/4~1/3都死于这场瘟疫(科林·麦克伊韦迪、理查德·琼斯，1992)。但是，从18世纪中期开始，欧洲人口增长的速度开始加快，各国的人口数量都有了显著的增长(见表3—5)。1600—1750年期间，欧洲人口的年均增长率只有0.15%，而1750—1850年期间就增加到了0.63%(马西姆·利维巴茨，2005)。

表3—5部分欧洲国家的人口数量(1600—1850年)单位：百万

资料来源：［意］马西姆·利维巴茨：《繁衍：世界人口简史》，3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这种增长标志着这些地区人口转变进程的开始，它也开启了世界人口转变的新纪元。增长的源泉来自死亡率和生育率的差异，一方面死亡率迅速下降，另一方面生育率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甚至有所增长。18世纪初期开始，前文所提及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引发了欧洲各国死亡率的下降，农业革命和经济组织方式的进步使农产品的种类和产量大为扩充，营养状况的改善和医疗技术的进步使传染病破坏程度和大规模瘟疫的发生频率有所下降，文化公共性的增强有助于传染病防治知识和实践的传播。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欧洲许多国家的死亡率出现了下降的情况。值得一提的是，欧洲各国死亡率的下降并非一个一帆风顺的平滑过程，由于疾病和战争的威胁因素仍然存在，死亡率的变化趋势仍处于一个波动的过程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波动的幅度越来越小，并在此过程中体现出一种下降的趋势。如表3—6所示，瑞典和法国的死亡率差值呈现出一种在波动中缓慢下降的趋势。

表3—6瑞典和法国的死亡率(18—20世纪)

资料来源：［意］马西姆·利维巴茨：《繁衍：世界人口简史》，3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进步也同样促进了生育率的下降，只不过这种下降比死亡率的下降滞后了一些时间。在1890年至1920年期间，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已婚生育率都下降了。如果把已婚生育率下降10%(并且之后没有增长)视为生育率下降的标志，那么图3—3清楚地显示出了欧洲各国各省开始生育率转变的时间演变过程，从1780年开始到1940年结束，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为集中，有大约60%的地区在1890—1920年开始生育率转变。1850年前下降的地区多数属于法国，它们的生育转变过程明显早于欧洲的其他地区。据计算，从1870年至1930年间，整个欧洲的已婚生育率平均下降了40%的水平(A.J.Coale,S.C.Watkins,1986)。下降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死亡率的降低减少了家庭生育补偿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人们自身时间的经济价值的提高使抚养孩子的经济成本提高，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使抚养孩子的收益减少，生活方式变动增加了人们对闲暇时间的需求，传统宗教或社区的控制减弱使人们受到的生育压力减小，再加之控制生育技术的进步，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各国的生育率都无一例外地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当然，虽然一再提及欧洲的人口转变这个概念，但并不表明欧洲内部各国的人口转变差异可以被忽略。根据普林斯顿人口研究所协调组织的欧洲生育率项目的研究结果，生育率的转变在欧洲内部存在着明显的时间差异，它最早出现在法国，然后扩展到欧洲其他较为发达的地区，包括北欧的丹麦、挪威、瑞典和西欧的英格兰、比利时、荷兰等国，进而普及到南欧的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和东欧各国，最后延伸到地理或文化传统的边缘地区(地中海、爱尔兰地区)，而且各国在开始转变过程时的社会经济水平也不尽相同，并不存在一个触发人口转变进程的统一条件(A.J.Coale，S.C.Watkins, 1986)。

图3—3 欧洲各国各省开始生育率转变(已婚生育率下降10%)的时间分布

资料来源：A.J.Coale and S.C.Watkins，The Decline of Fertility in Europ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p.38。

但是，尽管存在着内部差异，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其中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与后来发生人口转变过程的地区相比，欧洲人口转变过程经历时间较长，整个过程非常和缓，无论是死亡率、生育率还是自然增长率，变化都非常缓慢，而这正体现了欧洲各国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的先行地位。19世纪中期，无论是经济发展带来的营养改善，还是对传染病控制能力的增强，其进展都是异常艰难和缓慢的，各种传染病和战争还在欧洲大陆上肆虐，只是发生频率和破坏程度有所下降，这使得欧洲的死亡率下降过程体现出波动和渐进的特点。在人口转变前期，与其他大陆的国家相比，欧洲各国的初婚年龄比较晚，而且结婚率比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生育水平起到了抑制作用。从18世纪初避孕技术开始出现，到19世纪这些技术在整个欧洲得以普及，人们才实现调节生育机制从婚姻控制向避孕控制的转变。也正是由于婚姻控制阶段的过渡作用和避孕技术的发展普及过程，欧洲出生率的变动趋势也显得比较和缓。从图3—2可以看出，对人口转变的先驱国家而言，20世纪中期以前，出生率和死亡率两条曲线几乎是保持平行的，只有两个时期发生变化。一是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此时死亡率有所下降，出生率还在原来的水平上维持了一段时间，所以自然增长率出现了一段时间的升高现象；二是20世纪后期，由于出生率的继续下降，死亡率的相对稳定，自然增长率出现缓慢下降的趋势。总体而言，自然增长率的变化幅度也很小，峰值时期的水平也只不过在12‰~13‰。

19世纪开始，随着欧洲人口的迅速增长、海外殖民地的扩张以及经济发展对土地、劳动力资源相结合的需求日益增强，促成了大量欧洲移民的产生。1880年，每年移居美国、加拿大、拉美、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欧洲人达到了50万，30年后，这个数量增加了3倍，截止到1930年，欧洲的外移人口达到了6 000万(罗宾·温克，2009)。无论从文化、语言还是体制传统上来看，这些国家都无可辩驳地拥有了近似欧洲各国的特质，它们的人口转变过程也体现出与欧洲国家的相似性。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人口转变进行对比，会发现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它体现了语言和文化对人口转变过程的影响力(陈卫，1996)。但是，时代和国情特征也已悄然在它们的发展轨迹上留下了线索。首先，这些国家的人口转变体现出很强的移民特征。比如，在生育率转变发生之前，这些国家的生育率要明显高于西欧各国，尽管它们在自然属性上是如此相近。一方面的原因来自移民本身的选择性，经过长途跋涉而在异乡生存下来的人口具有更好的身体素质，自然生育率本就更高。另一方面的原因是新大陆有着较低的人口密度、适宜的生存条件和更为宽松的社会条件，人们更早地结婚生育。有学者曾将17世纪法裔加拿大拓荒者和同期法国人口进行比较，发现法裔加拿大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为20.9岁，总和生育率为6.88，而同期的法国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为23.0岁，总和生育率为6.39 (H.Charbonneau, 1984)。其次，这些国家的人口转变也体现出很强的时代特点。欧洲海外殖民地的人口转变过程略晚于欧洲，但是与欧洲发生在相同的时代，影响人口转变过程的各个因素也在这些地区起了相同的作用。相似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技术、理念的传播使这些后起之秀的人口转变水平能与欧洲国家并驾齐驱。虽然生育率的起点高于西欧国家，发生转变的时间也相对略晚，但这些国家生育转变比起欧洲国家来更为迅速，到19世纪中期已达到相似的水平。例如1800年，美国的总和生育率为6.90，英格兰与威尔士的总和生育率为4.68，而到了1850年，美国的总和生育率下降到了4.48，同期英格兰与威尔士的水平为4.56(马西姆·利维巴茨，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