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思维特点
孙郁[1]
一
梳理鲁迅话语方式的人，大约都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在面对鲁迅文本的时候，他同时代的诸多理论显得有些简单，契合的地方殊少。鲁迅文本都很生动，但是要归纳出来，却难矣哉。显然，我们可能有一个思维上的盲区，无法进入其精神的核心地带。鲁迅几乎没有被任何理论所左右，形成了一种属于自己的认知方式。每一种理论与他都是非重叠的。研究鲁迅，差不多都要遇到描述的困难。
爱因斯坦与维特根斯坦都强调思维比知识更重要，这是对的。“追求科学知识的人类则正在落入一个陷阱”（注：《维特根斯坦笔记》，99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鲁迅恰是在思维落入陷阱的时代，开始了自己的孤苦之旅。知识可求，而获得奇异的思维则非易事。鲁迅的思维，挣脱在谎言的幻象里，非一般逻辑可以概括；横跨在现代科学与非理性哲学之间，旧学与新知之间，殊难爬梳。他的一些话，需要放在一定的语境里来理解，否则易被曲解。他言说的特点是一直警惕陷入迷津中，这就把现实性的语态引入话语之间，但又不是拘泥在现实性里；总是在和历史与现实交流，东方与西方对话，精神是飞腾的。这样的复杂的交流，给我们许多别样的印象，和士大夫的语言与绅士阶级的语言就不同了。
可以说，他既有启蒙主义的思想痕迹，又有一点“反本质主义的非本质性”意味。这出自对传统文化和近代文化的各种悖论的警惕。在坚持个性主义的同时，又提防现代性给人带来的诸种刺激。这使他变得极为复杂。鲁迅很不幸，他死后，那些解释他的语言，都与他的精神相去很远。我曾经说，我们曾经用先生最厌恶的语言来解释他，这是他与后人奇怪的联系。
究竟从哪一方面来认识鲁迅的思维，有着视角的难度。鲁迅其实是个杂家。他样样都有点兴趣，样样都不太专门。最熟悉的，当是中国文学史吧。而他对文学史的把握，和其所析赏的文学理论，又多有不同。有过创作经验的他，知道艺术乃精神不确切性的展示，理论却偏要纠缠于确切性中。一方面不断进入感性的幽微之地，一方面寻找认知的亮度，这给他的思维带来斑驳之色。因为这样的选择，便把精神的悖谬之处呈现出来了。
他一生翻译占了很大篇幅，比其创作的作品还要多。所以我说他首先是个翻译家，其次才是作家。因为翻译多，遂有诸多异端的思想，也因为总在关注现实，就把书斋的东西放弃了。鲁迅的翻译不系统，多按照兴趣而来。那些异样的文本都是认知的刺激。其一部分的思想也由此刺激而来。不系统，但趣味一以贯之，就有了色调的一致性；而在语法上，借用了日语、德语的词组，这也加大了其语言的回旋力度。
在日本的时候，鲁迅写过《科学史教篇》《人之历史》那样学理很强的文章。同时还有《文化偏至论》那样有尼采味道的檄文。这是两种思维，他都学到了一点。《科学史教篇》《人之历史》偏于理性的确切性，《文化偏至论》则有否定思维的特点了。一方面相信确切性的存在，一方面感到选择中存在着盲点，或许先生在一开始就把科学史看成否定之否定的历史吧。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他不是增长了盲信，而是看到了人的残缺性。思考使其思维进入了审我的境地。
审我，不是审美与禅意的反视，而是追问自己的问题。这种追问，很像苏格拉底，是在与他人的对话中完成的。我觉得鲁迅是个很有自我批判意识的人。他攻击别人最厉害的时候，自己也非居高临下。不是把别人看成恶魔，自己呢，竟成了天使。不是这样的。他看到的不是美好的存在，而是自我的缺失。比如他说:
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为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偏激的声音。（注：《鲁迅全集》，第11卷，2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这样的话，很坦率，没有一点做作的痕迹。他选择什么，是有意图在的。可是也有惶惑的时候。他的惶惑，不是把自己推向非理性的极端，而是在自讽中上升到精神盘诘的层面。比如他说：
我至今终于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么。比方做土工的罢，做着做着，而不明白是去筑台呢还是在掘坑。所知道的是即使是筑台，也无非要将自己从那上面跌下来或者显示老死；倘是掘坑，那就当然不过是埋掉自己。总之，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早逝去，要逝去了。——不过如此，但也为我所十分甘愿的。（注：《鲁迅全集》，第1卷，28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先从自己开始，审视精神里的问题。把内心的毒汁清洗一过。在颠覆别人的时候，已经先将自己颠覆过了。
他说：
我曾经说过：中国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会被吃。但我现在发见了，我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注：《鲁迅全集》，第3卷，45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是的，他不自恋。因为他时时记得自己的有限性。外在的徽号在他看来颇为可笑，自己剩下的只是一颗平静的心。王乾坤在《鲁迅的生命哲学》中说：
鲁迅一生不愿意以“圣贤”“善人”“君子”“师表”自塑，而宁可化为泼皮，宁可寻野兽与恶鬼，宁可残缺若孑与，宁可做速朽之野草。在价值论上我们可以说这是个性主义，而从生命哲学上说，这里要突现的是人的有限性。他要以此打破无限性、普遍性的统治。（注：王乾坤：《鲁迅的生命哲学》，5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鲁迅的对有限性的揭示，是一个动人的发现。在他越丰富、越激动、越复杂的时候，空漠的孤寂却越多，印满了追问中的未果之憾。他的有哲学意味的表述，就把自己与知识群落剥离开了。当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面对苍凉的世界，所有的存在都被赋予别样的色彩。世界被谎言占据了，只有自己的肌肤的感受才是真的。他忠实于这样的感受，同时又穿越到陌生的时空。在别人以为没有意义的地方，他发现了意义。
二
他永远在走着，从不回到昨天的地方。熟悉其文本的人都承认，他是个很少重复自己思路的作家。他的小说都各自成篇，路向不同。杂文也是这样，变化很多，篇篇有趣。不愿意重复自己，是有很强的创造欲的人才有的现象。有趣的是，鲁迅是个有好奇心的人。他曾译介过日本学者关于好奇心的文章。那是对儿童而言的文章，可是在鲁迅看来，中国的成年人何尝不需要它？从他的藏书可以看到，各类科学的书很多，都是新兴的学科的。直到晚年，这样的儿童般的好奇心，一直保存着。
周作人回忆中讲到鲁迅对各类学问的兴趣。在《关于鲁迅二》里谈到了鲁迅留日时期的翻译和阅读生活，内容很详细。如何欣赏俄国诗人与小说家，怎样细读日本的小说。这些对他的知识结构都是一种展示。从留日时期的一些资料可以看到，鲁迅对科幻小说、地质学、科学哲学都有兴趣。但域外小说给他的冲击可能最大。在初期创作中，域外文学的影子很重。学安德莱夫的阴郁，得其神，灰暗与无奈都那么美地流溢着；仿夏目漱石的忧思，得其体，国民性的批判是毫不温吞的；而对果戈理的无事的悲剧的习用，得其意，黑色的惬意无声地流着。某种意义上说，是杂取种种，得意忘形的。
重要的在于，这种好奇心使他闯过了思维定式的魔力，将既定的感知问题的方法颠覆了。他喜欢撕碎旧有的语言，进入道德之外的话语领域。好奇心的结果，是多了一种怀疑主义的判断力。保罗·利科在《历史与真理》里讲道：“语言也生产；语言不提出要求。只有怀疑能把语言变成问题，把提问变成对话，即变成了回答的问题和对问题的回答。”（注：［法］保罗·利科：《历史与真理》，207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鲁迅是一向把表达当成问题的。他意识到，那些不受奴隶语言和奴才话语方式诱惑的人，才可能说出真话。
只有忘掉旧话，使用新鲜的语言，才获得表达的快慰。虽然他知道很难做到这一点。他在新文化运动初期，使用的不是胡适那一套语言，到了左翼时期，语言也很少有政治意味。在最偏激的时候，他保持了与政治话语的距离。在翻译卢那察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的文本时，他喜欢的是文学批评的表述，而非政治的表述。以非革命的话语表述对革命的理解，恰是他老实的地方。而钱杏邨等人的翻译腔下的理论言说，倒是与革命距离很远了。
语言要新，必须输血。古语当然可用，而离我们毕竟远了。那么民间呢？自然可用，方言、口语都可入文。他的小说，就是一例。还有一个，那就是从翻译中来。
鲁迅曾被人讥刺为世故老人，可是他一直对童话抱有热心。比如所译的童话多多，占了翻译中一定的比例。他译介爱罗先珂的童话，滋滋有味。别人以为价值不大，而他却自有心得。盲人写作，是有自己的想象力的，那种特殊的表达，给人的是思维的快乐。没有禁区，用语奇异，句子跳跃，都把既定的套路打破了。人们抱怨他翻译的都是小作家的作品，似乎没有眼光。而鲁迅大概觉得，小作家的远离名家的话语方式，可能更有价值，莎士比亚、歌德自然伟大，伟大到人所熟知的程度，而二、三流的作品也许整体看不行，但闪光点才是要摄取的。每个存在都有与人不同的地方，对这些异样的东西，要敏感地拿来。这很重要。
他采用的都是灵光碎片，表达的也是片言只语，没有体系是自由的。同代人那些努力堆积的理论大厦，用钱锺书的话说，一个个都坍塌了。
三
许多现代文人都说过中国的坏话。雅一点叫国民性什么的。鲁迅也说过许多中国的坏话。但他说的时候，自己心动，我们也随之心动。
他批判旧时代的遗存时，总站在人本的立场。无论什么文化，如果阻碍人的生存，大概就会有点问题。在教育部工作的时候，他看到官僚体系的运作过程，深味其间的荒唐。世界被几个政客设计的时候，文化就变色了。而未曾变色的，却不在士大夫的视线里。回避和远离官的文化，才是本然。用这个眼光看以往的历史，问题显而易见。过往的遗存不过灰尘，谈到国粹问题，他讲道:
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处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
…………
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
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它是否国粹。（注：《鲁迅全集》，第1卷，30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显然，讲这段话时，鲁迅是站在无权的弱者的立场的，和统治者是对立的。可惜，以往的文化，多是站在统治者的一边的。民之苦乐，有大的空间，可不在汉语书写的场域。文化自然是要寻找这样的场域。这也可以提供认识他加入《新青年》活动的线索，平民文化和乡野文化的瞭望，庶几缓解我们文化的衰朽的步幅。
他讲许多话时，都是这样。
《祝福》这样的作品，是他精神的注脚。那立场，就完全是民间的。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无形的精神权力空间，民间信仰被完全污染，汉文明的信息作为一种符号充当了扼杀人的精神的武器。这种从对弱小者的爱欲里思考问题的姿态，是本然的反应，可是没有几个读书人意识到这些。由此也能够看出他的一种思想逻辑，其加入“左联”的内在动机也可以解释了。在他最“左”的时候，这个立场是强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向“左”转，乃不满于压迫的人性的力量使然。他晚年几篇文章的“左”倾化倾向，含着一种激愤。《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说：
我们的劳苦大众历来只被最剧烈的压迫和榨取，连识字教育的布施也得不到，惟有默默地深受这宰割和灭亡。繁难的象形字，又使他们不能有自修的机会，知识的青年们意识到自己的前驱的使命，便首先发出战叫。这战叫和劳苦大众自己的反叛的叫声一样地使统治者恐怖，走狗的文人即群起进攻，或者制造谣言，或者亲作侦探，然而都是暗做，都是匿名，不过证明了他们自己是黑暗的动物。（注：《鲁迅全集》，第4卷，28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懂得了讲话的立场如此，就能够知道他为什么不喜欢胡适、梁实秋、徐志摩这些人。因为那些人属于绅士阶级和有闲阶层。鲁迅的文字，最厌恶的大概就是这些。他的写作的逻辑起点，是不是由此可以找到？
一方面骂传统是吃人，另一方面骂绅士阶层的梁实秋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都不是气话，而是一种文化选择的姿态。因为这些存在，和民众的生存疾苦没有亲缘的联系，甚至只能是这个世界的合谋者。这也可以解释他何以亲近苏联，何以译介马克思主义文献。因为那些属于大众，属于中国的被压迫者。
可是被压迫者没有自己的表达空间，他们的书写是空白的。鲁迅自己是主动放弃那些士大夫的表达方式，开始寻找新的语言世界。
然而新的语言如何成立，也并不知道。在参加大众语的讨论时，不免有乌托邦的冲动。新的语言应从民间来，可书写的还是读书人。世界是知识阶层描述的。要颠覆文人的文本，实在是大难之事。因为难，才显出价值。精神的立足点就与人不同了。
之所以会感到他的文本的鲜活和流动的美，那恰是先生不断出走，贴近泥土的缘故。
四
读者在欣赏鲁迅的天马行空的一面的时候，也注意到了用语的讲究，是节俭和小心的。遣词造句，都别有深意。他背后的表达，可以看出思考的谨慎。一些语句的繁复，大概是为了修复表述的漏洞。在他的眼里，语言漏洞殊多，所以他的表达总是具体、细微而又跳过习惯用语。
言语需要限定。在限定里表达自己的思想。而那时候人们多是空泛地谈论国家、民族等问题。即便是讲身边的琐事，也似是而非，模棱两可。比如革命文学的理论描述，比如写实观念的达成，都非严谨的思路使然。
在日常谈吐里，能够看出他的考虑问题的周到和深切。他的学生问他结婚的问题，意思是是否可以结婚了，鲁迅的回信是这样：
结婚之事，难言之矣，此中利弊，忆数年前于函中亦曾为兄道及。爱与结婚，确亦天下大事，有此而定，但爱与结婚，则又有他种大事，由此开端，此种大事，则为结婚之前，所未尝想到或遇见者，然此亦人生所必经（倘要结婚），无可如何者也。未婚之前，说亦不解，既解之后，——无可如何。（注：《鲁迅全集》，第12卷，1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大彻大悟之后，是无言的沉默，而要说出，则难以言之。这是典型的鲁迅的思维。人选择了什么，就会遇到什么问题。问题是随着选择而出现的。人必须选择，但又必须有选择中的警惕。这是存在的悖谬。只有从悖谬出发，才能体味人生。《野草·墓碣文》也可以看出他的一声多调、一影多形的特点。他是在反语和内省里颠覆语言的秩序的。因为人生所经历的不都在语言中，语言的世界也多虚幻的一面，客体被虚幻的词语描述的时候，恰是被分解的时候，你不会走近真实的所在地：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注：《鲁迅全集》，第2卷，20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鲁迅表达自己的看法的时候，从不说“是”或“不是”，比如关于公平的讨论，他并不反对公平，但首先是，对手是否讲公平，如果不是，那就不能一味说公平。民主是好的，可是对一个不讲民主的人，只能用革命的方式解决。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不是笼统的表述。
不笼统，具体化，是他言说的一个特点。早年，在讨论当下的问题时，他说：“我们的当下，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注：《鲁迅全集》，第3卷，5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但他接着又说：“我之所为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注：《鲁迅全集》，第3卷，5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所有的表述，都有限定，不限定，就会漫漶，无所根据。在使用语言的时候，一直小心翼翼，因为语言也是陷阱。你不能不感到他的缜密、多虑，他对习惯用语的警惕，不亚于对外在的荒谬存在的警惕。鲁迅对文字的苛刻，超过了对人生的苛刻。
理解鲁迅，应当看到思想的彼此限定。他发现中文的问题是难以限定，确切性就消失了。于是在翻译中，不断以硬译的办法为之，但这硬译的结果，是不被人识别了，成了天语。既不合严复的“信达雅”之规，也非钱锺书所谓的“化境”。鲁迅的修改母语的实践，有点堂吉诃德的样子，那结果，自然是失败了。
译文的诸种经验，却带来了其杂感文的丰富与表达的确切性。在很东方的思维方式的背后，其实已经将白话文的路向改造了。
五
周作人说鲁迅受到了夏目漱石的影响，一般人并非能一眼看出。在阅读鲁迅的文本的时候，常常可以感到一种很强烈的荒谬感。这在夏目漱石和果戈理那里是时常出现的。不过真的情况是鲁迅自身的幽默感的强烈，也有现实的刺激的超常性反应。荒诞的背后倘还存在真诚的话，便是一种无语或者说失语的沉默。可是一旦表达起来，就感到空虚。也就是“我沉默的时候，感到充实，我将开口，就感到空虚”。这是典型的现代表达的悖谬。
德里达认为，符号作为一个有差异的结构，其一半始终“不在这儿”，另一半始终“不在那儿”。（注：转引自乔瑞金：《非线性科学思维的后现代诠释》，50页，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德里达接着认为，只有在一个整体的文本中才能赋予符号真正的意义，表达才是完整的，那些永远缺席的符号才能给在场的符号以意义。而言说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注：参见乔瑞金：《非线性科学思维的后现代诠释》，54页，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用这个观点看鲁迅，似乎是有呼应的地方。1927年，国民党杀人如麻，鲁迅被吓得目瞪口呆。他叹道：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注：《鲁迅全集》，第3卷，53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类似的感觉很多，文辞的盘绕其实是现实难以理喻的盘绕。语言永远在现实的后面，而要还原现实，则只能盘绕词语，使其陌生化。杂感文的不断改变形态，实在是现实刺激的结果。
无意间，他的诸多感叹更接近着玄学的意味。人间的不可理喻性的思索，其实就有玄学的一面。鲁迅的气质更合乎此点无疑。在厦门的时候，他为《朝花夕拾》写下了这样的题记：
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返顾。（注：《鲁迅全集》，第2卷，23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鲁迅发现了记忆的不可信性，那么语言都可信么？世间流行的信仰、期许是否都有陷阱也未可知。尼采在《苏鲁支语录》里，写到了言语的无助，自己是自己的敌人，那么语言也是语言的敌人吧？智慧会欺骗自己，语言也难逃落网。岂止如此，语言的虚幻也恰因了存在的虚幻。因为诸多的存在是无法用词语理喻的。鲁迅从许多域外的诗人与作家的文字里，看到了此点——经常使用悖反的语言讨论问题。鲁迅所译介的诗文里，有许多是这样悖反的语言的。比如裴多菲的诗歌：
希望是什么？是娼妓：
她对谁都蛊惑，将一切都献给；
待你牺牲了极多的宝贝——
你的青春——她就抛弃你。（注：《鲁迅全集》，第2卷，17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诗人的触角太鲜活了。在鲁迅的所翻译的尼采、安德烈夫、迦尔洵、有岛武郎的作品里，这样的句式很多。好的作家是撕裂流行的语言的，他们的思想穿越了流行的空间，建立了自己的诗学宇宙。
鲁迅晚年的文字的荒谬感异常强烈。他写青年的死，看到了自己的苟活的悲哀。语言有什么用呢？作家的文字不过如此罢了。在《我要骗人》里，他说出自己身份的尴尬，言说中的无定性，反而使表达更荒谬了。一面慢条斯理地写着文章，一面觉得对不起读者。这是怎样的心境？
好像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写，而所写出来的不过是对原意的遗漏。鲁迅在作品中传达的是这样的空漠的感受。也因此，文章有了寒冷中的暖意。福柯觉得，欲求是可以超出语言表象的。（注：参见［英］路易丝·麦克尼：《福柯》，56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那么鲁迅心绪的浩渺在语词里得到突围，则给研究者带来了谜语般的诱惑。
六
在鲁迅内心，以为周围的思维语境坏掉了。这造成了他追问的心理，对思维定式的颠覆，在他的文字中比比皆是。中国人喜好圆满、团圆的结局。但鲁迅偏偏不是这样。他亵渎假的神灵，以为那不过一个影，是不真实的。比如所有的县都有十景，不过数字的附会，和真的现实无关。所有的戏曲的故事，结局都是皆大欢喜，空得了美名，与苦难的人生相去甚远。
在没有问题的地方，他提问出了诸多问题。也由此遭到质疑、不满和攻击。1930年代，正是梅兰芳走红的时候，鲁迅却写过多篇文章，对京剧提出批评。《略论梅兰芳及其他》说：
他未经士大夫帮忙时候所做的戏，自然是俗的，甚至于猥下、肮脏，但是泼辣，有生气。待到化为“天女”，高贵了，然而从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怜。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数人是倒不如看一个漂亮活泼的村女的，她和我们相近。（注：《鲁迅全集》，第5卷，58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许多人对鲁迅的批评是不满的，以为是对民族遗产的不恭。而鲁迅以为，士大夫对社会的不断美化和涂饰，与百姓的经验殊远，非真正的艺术。问题在于中国的读书人，总要在虚幻中造一条路，把人引向迷途。不去掉士大夫气，文学总是有问题的。
旧式思维造成了人们的懒惰。一切新的棘手问题出现的时候，以奴性的语言怎么能够解释清楚？国家败亡的时候，鲁迅说文人美女竟成了替罪羊，似乎和权力者无关。此系奴隶之思维。文人写了几句真话，被看成社会动乱的原因，却没有人敢说是现实的结果。这也是奴隶时代的话语方式。30年代，看到乡下的百姓迷信的风气，鲁迅痛心地说出改变愚民教育的渴望。因为百姓的精神在囚牢里真的久矣。思维定式的结果，就是不思变革，精神在过去的世界，对新来的一切都持拒绝的态度。于是便形成一个僵死的舆论环境，底层的市民气，与上层的官气，都呈现出一种气韵，那就是思想杀人。或以道德罪构陷，或因政治罪砍头，真的不像在真的人间。《论“人言可畏”》中对市民与小报的流言之毒的愤恨，让人看到了国民劣根的本源。
鲁迅对国民的积习的失望，使他从艺术中找到对应的存在。思维定式总是在时间的限定里，在习惯的语言空间。撕碎这样的空间，才能出离某种误区。于是不断在与历史的对话里，看民族性凝固的一面带来的问题。要让人们在麻木的地方发现问题，在没有破绽的地方看见破绽，则有一种穿透的力量在。《名人和名言》里，揭示了“博识家的话多浅，专门家的话多悖”的窘境，那结论便是：把“名人的话”和“名言”分开，不可以为“名人”都有名言者也。
我们在鲁迅的作品里一再可看到出其不意的笔法。在小说《故事新编》中，他常常在历史叙述中加上现代的元素，黑色幽默的意味出现了。《铸剑》乃复仇的故事，而结局不是圆满的辉煌，却是同归于尽的悲壮，荒诞的场面，把一切所谓争议的美名都消解了。
在一些作品里，他一直希望挣脱文化史对人的限定，在肯定民间戏剧的鬼魂意象的同时，他嘲笑了被宫廷御用的艺术。《补天》描述了女娲造人的辉煌的场景，那么纯美、伟岸，没有丝毫的猥琐和阴暗。但后来作品中出现了道学气的小丈人，就把历史空间拉到了现在，有了另外的韵致了。
在这里，士大夫的习惯用语和历史惯性遭到了颠覆。被抑制的时间之流流到了另一个地方。这种不限于有限的无限的可能性，是其书写惬意的地方。把现实的元素和历史的元素重新排列的时候，既成的历史思维定式就摇撼了。果戈理在《死魂灵》中以荒诞的笔法写到了现存世界的不幸，那也是一种撕裂，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的笔意也有类似的意味。鲁迅在借用域外的小说灵感的时候，找到了进入中国问题的入口。一个密封的时空系统就这样被撕破了。
七
在鲁迅那里，是存在着一个批判性的话语的。这个话语的逻辑结构是什么，也让人难以琢磨。鲁迅的语言有攻击性，但不是居高临下的攻击，那些带刺的文字，是智慧、趣味、忧愤、爱意的盘绕。
传统的文人批判世界的时候，只会在幽默和志怪文本里含蓄地影射，直面道来则有失儒雅。问题是人们大多深味世故，而鲁迅喜欢的恰恰相反，是不通世故，或远离世故。30年代的青年喜欢他的文章，乃因为其内心的纯美的闪动，而中国那时候的文人的装腔作调何其之多。随波逐流易，而逆俗则大难。《世故三昧》描述了一种心态：
你最好是莫问是非曲直，一味符和着大家；但更好是不开口，而在更好之上的是连脸上也不显出心理的是非的模样来。（注：《鲁迅全集》，第4卷，59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他知道这样活着很好。可是这是有问题的，他偏偏不去作这样的选择。他说：
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理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形似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过笔，也就是被欺辱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注：《鲁迅全集》，第3卷，24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这样的态度，就把自己放到了荒原里，一切都不顾及了。于是在他那里呈现出一种苍凉悲壮的画面。将思想从利害中离出，就只能在庸众之外的世界里独语。《华盖集》题记云：
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体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摸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豪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注：《鲁迅全集》，第3卷，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这是鲁迅的个性。艺术之宫的既定的套路早已朽矣，只有在陌生的环境直面世间才可能发现隐秘。雅斯贝尔斯在论述苏格拉底时说：“苏格拉底不直接告诉人们什么是知识，而是让他们自己去发现。”（注：［德］卡尔·雅斯贝尔斯：《大哲学家》，68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鲁迅快意于在孤寂中的发现。一切既成的说教都不及自己体验得来的知识那么亲切。人的终点不过是坟，但是在通往死灭的路上，自我的反抗可能更接近真实之路。
而他从未以为自己是个英雄。如果是的话，也只是失败的英雄。
这样的决然和坚定，在儒家文化信条里不多。也有不通中庸之道的可敬。看似不近人情，实则真性情的流露。儒家讲人情最多，可是后来却以反人情的方式进入人情。鲁迅则把它完全颠倒过来。这也是为什么他的极端的话语方式赢得儒家文化场域最深的人们的好感。因为他保留了我们民族最纯粹的东西。真与善的话语在他极富晦涩的逻辑里变得平常了。或者不妨说，他的不得不冒险的自我放逐，结果是回到人性的基本点。其惨烈、峻急背后的归宿乃一种温情，这似乎都可以找到理解其思维方式的视角。
善于冷嘲的鲁迅，在内心保存的这份柔情，乃精神迷人之所。所有的逆向选择，在非情理的背后，却有度己度人的暖意。中国六朝以前的文人的朗然之意，杂然其间：
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往。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到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土崩瓦解”这四个字，真是形容的有自知之明。
总有“不齿最后”的人的民族，无论什么事，怕总不会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些虽然失败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争者，和见了这样竞争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注：《鲁迅全集》，第3卷，14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完全是与常人不同的思路。可以说，这是鲁迅苦心的所在。他的孤独前行的一种内在动力也在此间。这种生命的选择，决定了其语言的选择的奇异性。思想诞生于直面习惯势力的反诘之中，精神如果不进入初始的境地，将永远在幻象中盘绕。在人们安于铁屋子里的混沌时，鲁迅把一扇通往曙色的门打开了。
注释
[1]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