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创新面临的严峻挑战——公有资本内含的矛盾
毫无疑义，像一切客观事物一样，公有资本也包含着内在的矛盾。问题在于这个内在矛盾是什么、如何理解这个内在矛盾。
第一，按照以往的观念来理解，公有资本的内在矛盾具有不可兼容性。
从既有理论上看，资本作为私有制经济的产物，它不是单纯的“物”，也不是单纯的货币价值，而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私有经济制度，是以剥削剩余价值为特征的生产关系。从经济结构变迁的角度来看，资本作为一种剥夺社会劳动和社会财富的大私有制，一来到世间就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从市场关系与资本关系结合的实际情况来看，以贯彻“自由、平等、所有权、边沁”原则为特征的商品经济活动，一旦与资本发生联系，其内在因素的辩证发展，就会不可避免地使商品所有权规律转化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于是，“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他人无酬劳动或它的产品的权利，而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成了似乎是一个以它们的同一性为出发点的规律的必然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6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从资本成长过程来看，资本的成长取决于资本的积累，而不管是资本的原始积累还是现代积累，都是以资本积聚或集中的形式占有社会财富，资本已经积累起来的越多才越能更多地积累；资本积累的前提，是在社会范围上的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相分离；资本积累的实质，则是把对过去无酬劳动的所有权，作为现今以更大规模占有活劳动的社会条件；资本积累的社会后果，必定是一边是财富一边是贫困的两极积累；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是资本集中的内在规律必定导致资本外壳的自我爆炸或资本关系的自我扬弃。
公有经济，虽然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是私有经济产生的温床（注释1，注释见各章末，下同），但是，无论在现代经济生活中还是在理论分析体系中，它都是资本主义经济在20世纪发展的对立物。在国际社会中，它表征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制度体系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抵御国际资本主义剥削压榨以及政治欺辱的经济力量。在中国，它是支撑劳动者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总之，以公有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是一面旗帜。这面旗帜，代表历史上走过的路，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血战到底、争取独立自主、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路，历史表明只有这条道路能够救中国；这面旗帜，代表当代和未来中国改革之方向，这个方向就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因为只有社会主义的改革才能使中国人民走上共同富裕之路。因此，在当代市场经济的总体框架下，虽然许多范畴可以通用，但在东西方主流经济学观念中，资本与公有经济这一对范畴，在本质上仍然是相互对立的矛盾，彼此之间并不具有相互依存、相互兼容的可能性（注释2）。
第二，从实践的角度考察公有资本，同样不能忽视它所内含的公有制经济与现实资本经济之间的矛盾。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国有企业的困境实质上是公有制经济的困境。国有企业是我国公有制经济的主体，从1998年起它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国企改革的目标为，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一要通过资本运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产业资本的经营而是通过企业产权资本的重组或兼并）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二要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样两个目标本身实际上已经十分清楚地说明了我国公有制经济在现阶段所经受的艰难。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原则解决公有资本产权人格化的归属问题，如何按照资本经营的规则解决法人治理结构方面存在的管理者的作用及其经济利益问题，如何解决公有资本在融资、投资、管理、运营和获取收益的全过程中所遇到的效率低下、效益低下的问题，如何解决国有企业经理人腐败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几乎都要集结到公有制经济与资本之间的所谓的不可兼容性上。
第三，从公有资本在一体化市场运行中将要遇到的问题来看，公有制经济与资本的内在矛盾不解决，无论如何也不能在“与狼共舞”中战胜对手。因为加入WTO后，公有资本运作的环境不仅包括国内市场而且还包括国际市场。在国内国际逐渐统一的市场环境中遇到的竞争对手，不仅有国内的各种非公有经济性质的资本，而且还有成熟的国际资本。这些国际资本每一次增殖、每一次成长，都伴随着发展中国家付出的惨痛代价；这些国际资本在运作过程中带给发展中国家的进步也都是附带着极为苛刻的条件的。虽然应当承认，这些国际资本，一方面由于自身的日益强大，另一方面也由于国际社会的制约，它们也有趋于文明的倾向；但是从结果的角度来看，这种文明发展比暴力剥夺所造成的两极积累，速度更快，后果也更为严重。我们必须看到，所谓一体化的市场模式，其实是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安排为中枢的配置全球资源的机制，所谓经济全球化所包含的内容，不外乎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应把关税降低至很低，取消外汇管制，开放包括电信、金融、证券、保险等在内的市场。这种市场环境绝不是公有制经济与资本简单相加就可以对付的。
第四，从公有资本自身的产业基础来看，它与国际资本相比，除了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有一定的优势外，在其他许多方面，例如在劳动力素质、生产技术的装备、拥有的资源、特别是在资本运作的经验和管理上都处于整体劣势。在这样的力量对比之下，公有资本与国际资本按同一市场规则竞争，其艰难险阻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市场竞争的规则就是优胜劣汰、弱肉强食，资本的竞争就是综合实力的竞争。市场不相信眼泪，它要消灭的就是弱者！市场更不在意旗帜，它臣服的只是资本！因此，我们必须看到，公有资本参与市场竞争，对于发展中的我国社会主义来说，首先是事关生死存亡的挑战，而后才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第五，从解决公有资本内在矛盾的角度上来看，在实践上，国有企业的公有财产转化为公有资本这一步操作起来并不太难；难的是对公有资本的性质、作用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的理论判断和对实践后果的应对。例如，公有资本的性质到底是由公有经济决定的还是由资本决定的？公有资本带来的生产力的发展能给中国大多数工人阶级和农民带来幸福生活吗？公有资本最终能够在国际社会上，成为与国际资本竞争的“金箍棒”进而成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定海神针”吗？如果能，那么这种效能是由资本带来的还是由公有经济带来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如果不能，那么是否就意味着公有经济会流失或瓦解，是否就意味着公有资本会成为国际资本大亨的“小跟班”？
其实，上述这些就是公有资本内在矛盾的实质，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对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大多数人民一样不无忧虑。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八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语重心长地说：“要在路线方针政策上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党的十五大提出要积极探索能够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允许搞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国外有些人就以为中国要搞私有化了。而我们有的同志也产生了类似的错误认识，结果在一些地方的工作中出现了某些偏差。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五十年的发展，我们的国有资产已达八万多亿，这是属于全国人民的财产，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经济基础。如果头脑不清醒，随意地加以处理，比如不加区分、不加限制地把国有资产大量量化到个人，并最终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那样我们的国有资产就有被掏空的危险，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失去经济基础。那时，中国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我们靠什么来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靠什么来巩固人民的政权，靠什么来保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所以，正确地认识和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正确认识和处理公有制经济同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注：《人民日报》，199971。）2011年，胡锦涛同志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90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信任和支持。全党必须警钟长鸣，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有力的举措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我们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行使权力就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决不能把权力变成牟取个人或少数人私利的工具。各级干部都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注：《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http：//www.gov.cn/ldhd/2011-07/01/content_1897720_2.htm。）2013年，习近平同志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当前，国内外环境都在发生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比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等。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深化改革。”（注：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15/c_11816429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