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总论
第一章唐前诗文总集及其对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的影响
唐前丰厚的文化积淀，如荀子“三不朽”论、司马迁发愤著述说、挚虞《文章流别论》、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钟嵘《诗品》、萧绎《金缕子》、刘勰《文心雕龙》以及魏晋六朝文体辨析习尚、魏晋以来的宗教思想、先秦以还的诸子哲学思想等，均对唐人编选诗文总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然而，纵观唐人诗文总集编纂史及编纂成果，魏晋六朝诗文总集的编纂对其影响尤为显著，故本章拟重点予以考察。
第一节唐前诗文总集述论
唐前诗文总集的编纂至早可上溯到《尚书》、《诗经》。晋挚虞《文章流别集》可视为编纂家自觉编纂诗文总集之滥觞。挚虞后，魏晋六朝成为我国诗文总集编纂的第一个高峰期。本节拟研究这一时期编纂家之选学观、选编方法、选编体例以及总集的面貌特征，旨在进一步探讨唐前总集编纂对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的影响。
一、诗文总集编纂的萌芽与初步发展
《尚书》、《诗经》以后，有汉诗文总集编纂经历了一个相对沉寂的时期。除《楚辞》等少数具有总集特征者，《汉书·艺文志》录《宗庙歌诗》五篇、《汉兴以来兵所诛灭歌诗》十四篇、《出行巡狩及游歌诗》十篇、《临江王及愁思节士歌诗》四篇、《李夫人及幸贵人歌诗》三篇、《诏赐中山靖王子哙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诗》四篇、《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九篇、《邯郸河间歌诗》四篇、《齐郑歌诗》四篇、《淮南歌诗》四篇、《左冯翊秦歌诗》三篇、《京兆尹秦歌诗》五篇、《黄门倡车忠等歌诗》十五篇、《杂各有主名歌诗》十篇、《杂歌诗》九篇、《洛阳歌诗》四篇、《河南周歌诗》七篇、《河南周歌声曲折》七篇、《周谣歌诗》七十五篇、《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诸神歌诗》三篇、《送迎灵颂歌诗》三篇、《南郡歌诗》五篇等，虽然具有“合而编之”的特点，但皆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总集。尽管如此，《汉书·艺文志》所录者具有以下特色，此应当引起研究者注意：
第一，归类方法多样化。首先，是以地域为标准归类，如《邯郸河间歌诗》、《洛阳歌诗》、《淮南歌诗》、《南郡歌诗》。尤其是出现了以某种条件而组合的多层次归类，如《吴楚汝南歌诗》、《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邯郸河间歌诗》等。其次，是以诗什所反映的内容特点归类，如《汉兴以来兵所诛灭歌诗》、《出行巡狩及游歌诗》、《临江王及愁思节士歌诗》、《诸神歌诗》等。再次，是以诗篇所涉及的人物身份为前提条件归类，如《临江王及愁思节士歌诗》、《李夫人及幸贵人歌诗》、《诏赐中山靖王子哙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诗》等。从方法论上溯源，《诗经》无疑是采用地域归类编纂总集之滥觞。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著录者，显示了由《诗经》到魏晋这一总集编纂过渡时期的特征。
第二，《汉书·艺文志》所录者已明显具备“选”的特点。如《吴楚汝南歌诗》、《周谣歌诗声曲折》、《汉兴以来兵所诛灭歌诗》等即是据一定的标准将不同创作时代、不同作者的诗歌结合在一起，已具有“选”而“集”之的特点，且“选编”标准已有多样化迹象。如《吴楚汝南歌诗》的组合方式是“地域+诗体”，《汉兴以来兵所诛灭歌诗》乃以“时代+特定内容+诗体”的方式，将诸诗什组编在一起。
第三，《汉书·艺文志》所录者已具有“集”之雏形。如《宗庙歌诗》、《淮南歌诗》、《南郡歌诗》等，明显可见《诗经》编集的影响。而《临江王及愁思节士歌诗》、《李夫人及幸贵人歌诗》、《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等，以诗人身份归类，应当受汉以后文人踏上诗坛的影响。如此类者，其收录对象非一人所为，此已经具有总集之特点。故，这一时期可谓诗文总集编纂的萌芽与发轫阶段。
二、魏晋之际诗总集的编纂及其特点
如上文所云，真正意义上由编选家自觉编纂诗文总集始于晋挚虞《文章流别集》。此后，南北朝出现了我国诗文总集编纂史上的第一个高峰。《隋书·经籍志》设集部，将总集与别集分列，其后，史志及其他公私书目文献，多于集部中置总集类，如《旧唐书·经籍志》下集录总集类、《新唐书·艺文志》四丁部总集类、《宋史·艺文志》八总集类、《崇文总目》卷一一总集类、《郡斋读书志》卷二○、《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五、《通志·艺文略》八总集类、《玉海》卷五四总集类等，均略同《隋书·经籍志》。诸书目文献著录总集集名、卷目等或有差异，然公私史志书目所著录者，乃研究集部总集之重要文献。《玉海》卷五四著录，起魏迄唐，诗文总集有七十五家。实际上，远不止这个数目。以《隋书·经籍志》等为参考书目文献，据集名考察，起魏迄隋所编纂的总集，计有二百余部。其中，主要的部分是诗总集。概括起来，这一时期诗总集的编纂有以下特点：
第一，通代诗总集数量较多。见于《隋书·经籍志》，据集名知其属于通代总集者，有徐陵《六代诗集钞》《六代诗集钞》四卷，《隋书·经籍志》四总集类著录，未题集撰人；《旧唐书·经籍志》四集录总集类著录，题徐陵集撰；《新唐书·艺文志》四丁部总集类、《通志·艺文略》八诗总集类、《玉海》卷五九《六代诗集抄》条均两出是集，卷目相同，一题许凌，一题徐陵，今存疑待考。本书据《隋书·经籍志》与《旧唐书·经籍志》，暂录一种，题徐陵集撰。、昭明太子《诗苑英华》、徐陵《玉台新咏》、张湛《古今九代歌诗》等。另，据傅刚《<昭明文选>;研究》考证：“由于文集地位的提高，齐梁时期的诗文总集已具有品评的内容，所以‘不录存者’一般地被采作通例。”傅刚：《<昭明文选>;研究》，3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故史志著录，如佚名《古诗集》、《古乐府》、《古歌录钞》、《诗林英选》、疑为虞绰等纂集之《诗缵》与《诗录》等，其选诗当属于通代诗总集。亦有部分诗总集，或以其佚失之故，《隋书·经籍志》著录于某集注释中。如其总集类著录《诗集》五十卷，题谢灵运撰，注曰：
梁五十一卷。又有宋侍中张敷、袁淑补谢灵运《诗集》一百卷；又《诗集》百卷，并例、录二卷，颜峻撰；《诗集》四十卷，宋明帝撰；《杂诗》七十九卷，江邃撰；《杂诗》二十卷，宋太子洗马刘和注；《二晋杂诗》二十卷；《古今五言诗美文》五卷，荀绰撰；《诗钞》十卷。亡。
此注释之“《古今五言诗美文》五卷”，据集名“古今”二字，知其为通代选诗总集。《隋书·经籍志》中这样的例子甚多，又如，《百志诗》九卷，注曰：“干宝撰。梁五卷。又有《古游仙诗》一卷；应贞注应璩《百一诗》八卷；《百一诗》二卷，晋蜀郡太守李彪撰。亡。”此注释所录“《古游仙诗》”，据集名，其当为通代诗总集。又，清姜宸英《湛园札记》（见《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下文同）卷二：“干宝《百志诗集》五卷、崔光《百国集诗》二十九卷，此选诸家诗之祖也。”《百国集诗》详考待后。据姜宸英所记，干宝《百志诗集》疑为通代诗总集。
除《隋书·经籍志》著录外，两《唐志》、《崇文总目》、《通志》等公私书目亦收录唐前编纂的众多选诗总集。然其总集数目、集名等或有差异，一一列举实非易事，此仅例录数种，旨在例证唐前选诗总集的编纂特点，详考且俟他日。以所列总集观之，唐前纂集通代选诗总集有二十余种。这个数字与唐以后总集编纂发达的历史时期相比，虽然有些相形见绌，但若与魏晋总集编纂初始阶段的实际情形相比，则是颇值得关注的。
第二，这一时期产生了本朝人选编本朝诗歌的总集。唐前的断代诗总集，首先应当注意的是《陈郊庙歌辞》三卷，《隋书·经籍志》总集类著录，注曰：“并录，徐陵撰。”《通志》卷六四歌辞类著录略同。徐陵，《陈书》卷二六有传，《隋书·经籍志》别集类并录陈尚书左仆射《徐陵集》三十卷。据集名及编者，《陈郊庙歌辞》乃迄今可考本朝人选本朝诗较早的选本。
除《陈郊庙歌辞》外，这一时期的本朝人选编本朝诗总集还有很多，据《玉海》卷五四云：
昭明《古今诗苑英华》，《元嘉宴会》，干宝《百志》，崔光《百国》，应璩、李夔《百一》，伏滔《元正宴会》，颜延之《西池宴会》，齐之《清溪释奠集》，徐伯阳《文会》，北齐《文林诗府》，以至刘孝孙、郭瑜之《类聚》，终于《歌集录》，皆集诗也。
进一步研究王应麟这段评论，昭明《古今诗苑英华》（当为《诗苑英华》。笔者注，下文同，不复注）属通代诗选集；干宝《百志诗》，据魏晋编纂特点，疑其未录存者；刘孝孙、郭瑜乃唐人；《元嘉宴会》，疑为《元嘉宴会游山诗集》，共五卷，《旧唐书·经籍志》四总集类、《新唐书·艺文志》四丁部总集类均著录，未题集撰人，据集名知其为宴饮唱和诗总集。这类总集，常常于唱和事之后未久便编纂结集，旨在以诗总集的方式载录文士唱和事迹。
崔光《百国》，即《百国诗》。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曰：“又，《通志》有崔光《百国诗》四十三卷。检光传，乃知光答李彪《百三郡国诗》，国为一卷。《通志》书名、卷数皆误，此或因仍前史，然光传失考，亦郑之疏也。”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31页。查《魏书》卷六七《崔光传》曰：“初，光太和中，依宫商角徵羽本音而为五韵诗，以赠李彪，彪为十二次诗以报光。光又为《百三郡国诗》以答之，国别为卷，为百三卷焉。”魏收：《魏书》，149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故胡应麟是，郑樵非。实际上，并非只有《通志》误录，王应麟《玉海》亦误。据《魏书》崔光本传，该集乃唱和集。
应璩《百一诗》，据六臣注《文选》卷二一《百一诗》注曰：
善曰：张方贤《楚国先贤传》曰：汝南应休琏作百一篇诗，讥切时事，遍以示在事者，咸皆怪愕。或以为应焚弃之。何晏独无怪也。然方贤之意，以有百一篇，故曰《百一》。李充《翰林论》曰：应休琏五言诗，百数十篇，以风规治道。盖有诗人之旨焉。又孙盛《晋阳秋》曰：应璩作五言诗百三十篇，言时事颇有补益，世多传之。据此二文，不得以一百一篇而称《百一》也。今书《七志》曰：应璩集谓之新诗，以百言为一篇，或谓之《百一诗》。然以字名诗，义无所取。据《百一诗》序云，时谓曹爽曰：公今闻周公巍巍之称，安知百虑有一失乎？百一之名，盖兴于此也。萧统编，李善等注：《卞臣注<文选>;》，39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下文同，不复注。
据《玉海》、六臣注《文选》之《百一诗》注，疑《百一诗》为应璩诗选集之一种，其应属应璩别集。又，李夔有《百一诗》，其选录特点待考。
《玉海》所谓《元正宴会》，即《晋元正宴会诗集》四卷。《旧唐书·经籍志》集录总集类、《新唐书·艺文志》四丁部总集类、《玉海》卷五九《晋元正宴会诗集》条均著录，《新唐书·艺文志》注曰：“伏滔、袁豹、谢灵运集。”《旧唐书·经籍志》作《晋元氏宴会游集》，两《唐志》、《玉海》注略同。伏滔，《晋书》卷九二有传。袁豹，《晋书》卷一九《礼志》上、卷九九《段仲文传》有其事迹。谢灵运，《晋书》卷七九有传。据史传所载三人事迹以及集名，知该集编于东晋。又，《晋书》卷二一《礼志》下曰：“晋氏受命，武帝更定元会仪，《咸宁注》是也。傅玄《元会赋》曰：‘考夏后之遗训，综殷周之典艺，采秦汉之旧仪，定元正之嘉会。’此则兼采众代可知矣。”房玄龄等：《晋书》，64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由这些材料推测，《晋元正宴会诗集》乃宴饮唱和集。
《元嘉宴集游山诗》五卷，《旧唐书·经籍志》四集录总集类、《新唐书·艺文志》四丁部总集类著录，与《晋元正宴会诗集》、《元嘉西池宴会诗集》并列，未题集纂人。《元嘉西池宴会诗集》三卷，《旧唐书·经籍志》四集录总集类、《新唐书·艺文志》四丁部总集类、《通志·艺文略》八诗总集类均著录是集，题颜延之集撰。颜延之，《宋书》卷七三有传。元嘉（424—453）乃宋文帝刘义隆年号，故这两部诗总集编于刘宋时期。据集名，知其乃宴游唱和集。
《清溪诗》三十卷《清溪诗》名称，诸典籍有异。本书参《隋书》，1084页。，《隋书·经籍志》四总集类、《通志·艺文略》八诗总集类著录，皆注曰：“齐宴会作。”《旧唐书·经籍志》四集录总集类著录，题齐武帝命撰，《新唐书·艺文志》四丁部总集类著录，题“齐武帝敕撰”。据此知该集亦乃宴饮唱和集。
徐伯阳《文会诗集》四卷，《隋书·经籍志》四总集类、《新唐书·艺文志》四丁部总集类、《通志·艺文略》八诗总集类著录。《隋书·经籍志》注曰：“陈仁威记室徐伯阳撰。”考《陈书》卷三四《徐伯阳传》曰：“太建初，中记室李爽、记室张正见、左民郎贺彻、学士阮卓、黄门郎萧诠、三公郎王由礼、处士马枢、记室祖孙登、比部贺循、长史刘删等为文会之友，后有蔡凝、刘助、陈暄、孔范亦预焉。皆一时之士也。游宴赋诗，勒成卷轴，伯阳为其集序，盛传于世。”姚思廉：《陈书》，468~46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2。故该集亦唱和集。
另有《文林馆诗府》，《隋书·经籍志》四总集类、《通志·艺文略》八诗总集类、《玉海》卷五九均著录，《隋书·经籍志》注曰：“后齐文林馆作。”《通志》著录甚为简约。《旧唐书·经籍志》四总集类、《新唐书·艺文志》四丁部总集类著录，集名作《文林诗府》，注曰：“北齐后主作。”《玉海》卷五四曰：“北齐《文林诗府》……皆集诗也。”据此，疑是集为唱和集。
此外，《隋书·经籍志》四总集类、《通志》卷六四歌辞类著录《乐府新歌》十卷，题秦王记室崔子发撰。又，《隋书·经籍志》总集类、《通志》歌辞类著录《乐府新歌》二卷，均题秦王司马殷僧首撰。又，《隋书·经籍志》总集类、《通志·艺文略》八诗总集类著录《今诗英》八卷。据集名，疑此三部总集皆选录存者诗什。
因此，据《隋书·经籍志》、《通志》、《玉海》等典籍所录，魏晋时期已经编撰了约十种本朝人选编本朝诗什之总集。从总体上看，其主要特点为“编”而非“选”。唯徐陵《陈郊庙歌辞》例外，其可谓真正意义上的本朝人“选”本朝诗。然，《陈郊庙歌辞》的编选体裁、内容皆具有局限性，与唐人之《国秀集》、《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唐诗类选》等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异。这也从一个方面显示了这一时期诗总集编纂的特色。
第三，纂集标准趋于多样化。以不同标准选诗纂集，是纂集家自觉选诗结集的重要标志之一。唐前编纂的诗总集，从纂集标准上说，首先是以时代为遴选范围。如前文述论《诗苑英华》、《六代诗集钞》、《陈郊庙歌辞》、《晋元正宴会诗集》、《元嘉西池宴会诗集》等，均涉及时间范畴。另，见于《隋书·经籍志》者，还有《春秋宝藏诗》、《二晋杂诗》、《晋歌章》等，据集名，知诸总集选编标准之一乃其时间范畴。唐前以时间为标准编集者，有通代诗总集，有断代诗总集，也有诸如《元嘉西池宴会诗集》等以某一特定时间为编选范围的诗总集。
其次，以遴选对象艺术成就高低为纂集标准。如昭明太子纂《诗苑英华》，其《答湘东王书》曰：“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又往年因暇，搜采英华，上下数十年间，未易详悉，犹有遗恨。而其书已传，虽未为精核，以粗足讽览。集乃不工，并作多丽。”《答湘东王书》，文原题作《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见《梁昭明太子文集》卷三，《四部丛刊》本。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犹有遗恨”、“集乃不工，并作多丽”等可知，在纂集《诗苑英华》的过程中，萧统已经注意到编纂总集的艺术标准问题。另，据《隋书·经籍志》著录《五岳七星回文诗》、《众诗英华》、《今诗英》、《诗英》等，以及《隋书·经籍志》在《吴声歌辞曲》注释中所叙及的《三调相和歌辞》五卷、《三调诗吟录》六卷、《回文集》十卷、《织锦回文诗》一卷等，均可以看出，艺术成就乃唐前选诗标准之一。
最后，以诗人身份特征为标准分类结集。以诗作者身份特征为标准归类，《汉书·艺文志》著录《临江王及愁思节士歌诗》、《李夫人及幸贵人歌诗》等已经采用。魏晋以后，这一方法得到较好的继承。《隋书·经籍志》著录之《文林馆诗府》等即是例证。尤其是，选女性诗什总集的产生，标志着以诗人身份特征为标准的纂集方法发展到更高阶段。虽然，这类诗总集数量较少，今可知者有：《妇人诗集》二卷，《旧唐书·经籍志》四集录总集类、《新唐书·艺文志》四丁部总集类、《通志·艺文略》八诗总集类皆著录是集，题颜竣集。颜竣，《宋书》卷七五有传。《妇人集》，《隋书·经籍志》四总集类著录，二十卷，注曰：“梁有《妇人集》三十卷，殷淳撰，又有《妇人集》十一卷，亡。”殷淳《妇人集》，《新唐书·艺文志》、《通志》总集类均载录，三十卷。《妇人集钞》二卷，《隋书·经籍志》著录，未知集纂人姓名。又，《隋书·经籍志》录《杂文》十六卷，注曰：“为妇人作。”《杂文》十六卷，《隋书·经籍志》注“为妇人作”，对“为”的理解，争议较大，故考察时，可作为参考。后两部集子，编纂人未详。此外，昭明太子《文选》、徐陵《玉台新咏》等，虽然女性诗什仅为选本内容一部分，然其均选女性诗，亦可视之以纂选对象身份遴选之例证。据现存资料，有唐一代，至李康成《玉台后集》始选女性诗，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至《又玄集》、《才调集》又得到进一步发展。然而，唐人选编本朝女性诗什专集，可考者唯蔡省凤《瑶池新咏》。和魏晋相比，唐人在这一领域没有能很好地发展（详考见本书第三章第三节）。
三、魏晋之际文总集的编纂及其特点
唐前文总集的编纂亦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和诗歌总集相比，这一时期编选文总集有以下特征：
第一，文体分类较为细密。唐前编纂的文总集，查《隋书·经籍志》总集类、两《唐志》总集类，诸典籍所录有碑、策、诏、书、赋、俳谐文、启事、箴铭、赞、军国书、颂、表、奏等以文体分类纂集的总集。仅就某一种文体而言，其又划分为不同的子目。如七体，见于《隋书·经籍志》者，有《七林》十卷，注曰：“梁十二卷，录二卷。卞景撰。梁有又有《七林》三十卷，音一卷，亡。”《七悟》一卷，注曰：“颜之推撰。梁有《吊文集》六卷，录一卷；《吊文》二卷，亡。”又如碑文集，《隋书·经籍志》著录《杂碑集》二十二卷，注曰：“梁有《碑集》十卷，谢庄撰；《释氏碑文》三十卷，梁元帝撰；《杂碑》二十二卷，《碑文》十五卷，晋将作大匠陈勰撰；《碑文》十卷，车灌撰；又有《羊祜堕泪碑》一卷，《桓宣武碑》十卷，《长沙景王碑文》三卷，《荆州杂碑》三卷，《雍州杂碑》四卷，《广州刺史碑》十二卷，《义兴周处碑》一卷，《太原王氏家碑诔颂赞铭集》二十六卷；《诸寺碑文》四十六卷，释僧祐撰；《杂祭文》六卷；《众僧行状》四十卷，释僧祐撰。亡。”据诸例可以看出，唐前文总集纂选家注重以文体分类纂集。有以文体兼及内容分类者，如《释氏碑文》、《羊祜堕泪碑》、《诸寺碑文》、《长沙景王碑文》等。有以文体的特点分类者，如《七林》、《七悟》、《吊文集》、《吊文》等。有以文体兼及时间分类者，如《桓宣武碑》等。有以文体兼及地域分类者，如《荆州杂碑》、《雍州杂碑》、《广州刺史碑》、《义兴周处碑》等。值得注意的是《太原王氏家碑诔颂赞铭集》，不仅以文体、地域为标准，而且亦具有家集的特点。该集与《隋书·经籍志》总集类著录《李氏家书》等可以视为唐人家集的滥觞。据此管窥，由于文体辨析等学术风气的影响，唐前文总集依据文体等多角度分类，使总集编纂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
第二，产生了断代文总集。唐前纂选家纂集断代文总集，其编选范围限定在某一具体的时间范围之内。如《魏名臣奏》三十卷，见《隋书·经籍志》四总集类《梁中表》注、《通志·艺文略》八奏议类，题陈长寿集撰。据集名，知该集选录魏名臣奏文。又如，《隋书·经籍志》四总集类著录《宋永初杂诏》十三卷，注曰：“梁有《诏集》百卷，起汉迄宋；《武帝诏》四卷，宋《元熙诏令》五卷，《永初二年五年诏》三卷，《永初已来中书杂诏》二十卷。亡。” 据《隋书·经籍志》注，疑“梁有《诏集》百卷”纂于梁，《武帝诏》、宋《元熙诏令》为选录梁前诏令总集。再如，《晋朝杂诏》九卷，《隋书·经籍志》注曰：“梁有《晋杂诏》百卷，《录》一卷。又有《晋杂诏》二十八卷，《录》一卷；又《晋诏》六十卷，《晋文王、武帝杂诏》十二卷，亡。”又如，《录晋诏》十四卷，《隋书·经籍志》注曰：“梁有《晋武帝诏》十二卷，《成帝诏草》十七卷，《康帝诏草》十卷，《建元直诏》三卷，《永和副诏》九卷，《升平、隆和、兴宁副诏》十卷，《泰元、咸宁、宁康副诏》二十二卷，《隆安直诏》五卷，《元兴大亨副诏》三卷，亡。”据《隋书·经籍志》注，《晋杂诏》百卷、《晋武帝诏》十二卷等，乃选录晋代诏令之总集。又如，《旧唐书·经籍志》下著录《梁中书表集》二百五十卷等。这些总集，编撰人、编撰时代多佚失难考，疑其特点以“编”为主。
值得关注的是，唐前出现了本朝人选本朝文的总集。如《梁中表》十一卷，《隋书·经籍志》注曰：“梁邵陵王撰……”《通志》卷七○著录该集于表章类，故知该集为梁表章类总集。邵陵王纶，字世调，高祖萧衍第六子，《梁书》卷二九有传。又如《霸朝杂集》，李德林集纂，《隋书·经籍志》总集类、《旧唐书·经籍志》四集录总集类、《新唐书·艺文志》四丁部总集类、《通志·艺文略》八制诰类著录。《隋书·经籍志》总集类著录该集集名为《霸朝集》，三卷。余者均录为五卷，名《霸朝杂集》。是集选编内容范围，据《隋书》卷四二《李德林传》曰：“五年，敕令撰录作相时文翰，勒成五卷，谓之《霸朝杂集》。序其事曰：‘……檄书露板，及以诸文，有臣所作之，有臣润色之。唯是愚思，非奏定者，虽词乖黼藻，而理归霸德，文有可忽，事不可遗。前奉敕旨，集纳麓已还，至于受命文笔，当时制述，条目甚多，今日收撰，略为五卷云尔。’”明梅鼎祚《隋文纪》卷三录《霸朝杂集序》所载亦同。又，《隋书》卷四二《李德林传》曰：“高祖省读讫，明旦谓德林曰：‘自古帝王之兴，必有异人辅佐。我昨读《霸朝集》，方知感应之理。昨宵恨夜长，不能早见公面。必令公贵与国始终。’”魏徵等：《隋书》，1200~1202页。《北史》卷七二《李德林传》亦曰：“开皇……五年，敕令撰录作相时文翰，勒成五卷，谓之《霸朝杂集》。”李延寿：《北史》，250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故《霸朝杂集》纂于隋开皇五年（585），乃李德林奉敕命纂集断代文总集。又如《皇朝诏集》九卷、《皇朝陈事诏》十三卷，《隋书·经籍志》著录，是二集编纂人待考，据集名知其为断代文总集。
这几部断代文总集，均具有“编选”的特征，其编纂特点与唐代王方庆纂《王氏神道铭》、吴兢纂《唐名臣奏》、李吉甫纂《类表》、五代南唐张易纂《大唐直臣谏奏》等略同。据此可窥见，有唐诸编纂家受唐前的影响。
第三，编撰动因具有复杂性。唐前总集编纂的主要动因，《隋书·经籍志》谓之“采擿孔翠，芟剪繁芜”，昭明太子《答湘东王书》谓其选编《诗苑英华》“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集乃不工，并作多丽”等，据此可见，唐前总集编纂之动因，一方面旨在存录诗文，一方面为了辨析文体，同时，也兼及品鉴诗文艺术。《太平御览》卷五九○《文章流别论》释“铭”曰：
夫古之铭至约，今之铭至繁，亦有由也。质文时异，论既论则之矣。且上古之铭，铭于宗庙之碑。蔡邕为杨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后世以来之器铭之嘉者，有王莽《鼎铭》、崔瑗《杌铭》、朱公叔《鼎铭》、王粲《砚铭》，咸以表显功德。天子铭嘉量，诸侯大夫铭太常，勒钟鼎之义，所言虽殊，而令德一也。李尤为铭，自山、河、都邑，至于刀、笔、平契，无不有铭，而文多秽病，讨论润色，言可采录。李昉等：《太平御览》，《四部丛刊》三编本。下文同，不复注。
文亦见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二。由论所谓“古之铭至约，今之铭至繁”、“质文时异”、“所言虽殊，而令德一也”、“文多秽病”知挚虞选文既注意遴选对象的艺术水平，也重视被选铭文的思想内容，又注意到被选对象的社会功用。《隋书·李德林传》录《霸朝杂集序》谓其纂集动因亦曰：
皇帝内明外顺，经营区宇……让受终之礼，报群臣之令，有宪章古昔者矣，有随事作故者矣……发言吐论，即成文章，臣染翰操牍，书记而已。昔放勋之化，老人睹而未知，孔丘之言，弟子闻而不达……变大乱而致太平，易可诛而为淳粹，化成道洽，其在人文，尽出圣怀，用成典诰，并非臣意所能至此。伯禹矢谟，成汤陈誓，汉光数行之札，魏武《接要》之书，济时拯物，无以加也。属神器大宝，将迁明德，天道人心，同谟归往。周静南面，每诏褒扬，在位诸公，各陈本志，玺书表奏，群情赐委。臣寰海之内，忝曰一民，乐推之心，切于黎献，欣然从命，辄不敢辞。比夫潘勖之册魏王，阮籍之劝晋后，道高前世，才谢往人，内手扪心，夙宵惭惕。
据序文“皇帝内明外顺”、“其有词理疏谬，遗漏阙疑，皆天旨训诱，神笔改定”、“化成道洽，其在人文，尽出圣怀，用成典诰，并非臣意所能至此”、“济时拯物，无以加也”、“在位诸公，各陈本志，玺书表奏，群情赐委”、“潘勖之册魏王，阮籍之劝晋后”等，知《霸朝杂集》编纂，既注重选集的艺术水平，又注重被选内容的政治实用功能和教育功效，也注重体现选纂家政治主张。又，颜之推《颜氏家训》卷四亦曰：
吾家世文章，甚为典正，不从流俗，梁孝元在蕃邸时，撰《西府新文》，讫无一篇见录者，亦以不偶于世，无郑、卫之音故也。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26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2。
“郑、卫之音”，《乐书》卷九曰：“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颜氏家训》谓“梁孝元在蕃邸时，撰《西府新文》”，查《隋书·经籍志》四总集类、《旧唐书·经籍志》四集录总集类、《新唐书·艺文志》四丁部总集类、《通志·艺文略》八总集类，皆题萧淑集撰，诸典籍著录疑有误者。据颜之推这段述评，知《西府新文》除注重遴选对象的政治教化功能，亦注重体现选纂家自身的审美观。
四、唐前诗文总集的编纂体例
据傅刚先生《<昭明文选>;研究》考证，唐前编纂诗文总集的编纂体例主要有四种：一是以作品收集的时代划限，二是不录存者的体例，三是在内容上采取“以类相从”的体例，四是书名下系作者小传。参见傅刚：《<昭明文选>;研究》，31~37页。除此以外，唐前诗文总集编纂还有两种体例：
一是以文体划限、分类。如挚虞《文章流别集》，《隋书·经籍志》云：“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其《文章流别论》论及文体有诗、赋、箴、铭、诔、哀辞、哀策、碑等。这种编纂体例的特点：一是分类，二是文体。这类总集，往往收录文体众多，具有文体辨析的特点。随着编纂经验的积累与探索，唐前很快便产生了以某一种文体为遴选标准的专集，而且往往划限非常具体细密。如《隋书·经籍志》著录《吴声歌辞曲》一卷，注曰：
又有《乐府歌诗》二十卷，秦伯文撰；《乐府歌诗》十二卷，《乐府三校歌诗》十卷，《乐府歌辞》九卷；《太乐歌诗》八卷，《歌辞》四卷，张永记；《魏宴乐歌辞》七卷，《晋歌章》十卷；又《晋歌诗》十八卷，《晋宴乐歌辞》十卷，荀勖撰；《宋太始祭高禖歌辞》十一卷，《齐三调雅辞》五卷；《古今九代歌诗》七卷，张湛撰；《三调相和歌辞》五卷，《三调诗吟录》六卷，《奏鞞铎舞曲》二卷，《管弦录》一卷，《伎录》一卷；《太乐备问钟铎律奏舞歌》四卷，郝生撰；《回文集》十卷，谢灵运撰；又《回文诗》八卷，《织锦回文诗》一卷，苻坚秦州刺史窦氏妻苏氏作；《颂集》二十卷，王僧绰撰；《木连理颂》二卷，晋太元十九年群臣上；又有鼓吹、清商乐府、宴乐、高禖、鞞、铎等《歌辞舞录》，凡十部。
这里，“歌辞”又分出“乐府歌辞”、“太乐歌诗”、“歌辞”、“魏宴乐歌辞”、“晋歌诗”、“祭高禖歌辞”、“三调雅辞”、“三调相和歌辞”、“三调诗吟录”、“太乐备问钟铎律奏舞歌”等，据此可见编集分类设限的精细。若此类，《隋书·经籍志》著录甚多。如《古今箴铭集》十四卷，注曰：“张湛撰。录一卷。梁有《箴集》十六卷，《杂诫箴》二十四卷，《女箴》一卷，《女史箴图》一卷，又有《铭集》十一卷，又陆少玄撰《佛像杂铭》十三卷，释僧祐撰《箴器杂铭》五卷，亡。”编纂家将“箴铭”类分为“箴”、“杂诫箴”、“女史箴”、“铭”、“杂铭”，或以文体兼及艺术，或以文体兼及内容，分类细致入微。据此知唐前编纂家以遴选对象文体形式为纂集体例的特点。
二是以国别、地域划限。唐前编纂的诗文总集，以地域、国别划限者可溯至《诗经》，如“风”有十五国风。魏晋编纂家较好地继承这一方法。如《隋书·经籍志》总集类著录佚名《吴朝士文集》十卷、《录魏吴二志诏》二卷、《荆州杂碑》三卷、《雍州杂碑》四卷、《广州刺史碑》十二卷、《太原王氏家碑诔颂赞铭集》二十六卷、《后魏诏集》十六卷、《后周诏集》八卷、《吴晋杂笔》九卷等。此等，或以国别，或以地域结集，其编纂体例对唐以后诗文总集的编纂有很大影响，本章第二节有详论，此不赘述。
五、唐前续集略论
唐前产生了续集，有代表性者三部：《续文章流别》、《续诽谐文集》、《续赋集》。《续文章流别》，《隋书·经籍志》四总集类、《通志·艺文略》八总集类著录，题孔宁集纂，是集为续挚虞《文章流别集》。孔宁待考，挚虞《文章流别集》见前论。《续诽谐文集》，《隋书·经籍志》四总集类袁淑撰《诽谐文》十卷注著录，疑为续是集。《续赋集》，《隋书·经籍志》四总集类、《通志·艺文略》八总集类著录，是二种典籍皆未题集纂人。续集的产生，是选本批评自觉化的重要标志，它表明选本编纂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第二节《文章流别集》等对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的影响
唐前编纂的诗文总集，其选学观、文学观、纂集心态、方法及经验等，均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影响唐人的编纂活动。其中，尤以《文章流别集》、《文选》、《诗苑英华》、《玉台新咏》等对唐人编纂诗文总集影响为甚，本节拟考论之。
一、挚虞《文章流别集》——编纂家自觉选编诗文之滥觞
挚虞选编《文章流别集》，可谓编纂家自觉选编诗文之滥觞。此后，编纂家在不同领域以不同的选学观、选编方法等选编诗文，先后出现魏晋、唐、宋等诗文总集编纂高潮。要之，挚虞开启了自觉编选诸类总集的序幕。对此，清姜宸英《湛园札记》卷二曰：
挚虞《文章流别集》三十卷，此选文之祖也。宋《元嘉宴集游山诗》五卷，此宴会游赏诗集之所祖也。颜峻《妇人诗集》二卷，此《玉台新咏》之所祖也。干宝《百志诗集》五卷……此选诸家诗之祖也。
这段文字论述诗文总集编纂之学术渊源，其所论“《百志诗集》”等见前文考。除此以外有几处，颇值得商榷。《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九《<湛园札记>;提要》曾指出：“引颜竣《妇人诗集》为《玉台新咏》之祖，不知《新咏》非妇人诗，亦皆不免小有疏舛。”详察《湛园札记》，姜宸英谓“挚虞《文章流别集》三十卷，此选文之祖也”，此论亦待商榷。《玉海》卷五四《唐七十五家总集》条谓《文章流别集》为选文总集，然同卷《晋文章流别集》条又谓：“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又，挚虞《文章流别论》曰：
《书》云：“诗言志，歌永言。”言其志谓之诗。古有采诗之官，王者以知得失。古之诗，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诗率以四言为体，而时有一句二句，杂在四言之间，后世演之，遂以为篇。古诗之三言者，“振振鹭，鹭于飞”之属是也，汉郊庙歌多用之。五言者，“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多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属是也，乐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黄鸟止于桑”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多用之。古诗之九言者，“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之属是也，不入歌谣之章，故世希为之。夫诗虽以情志为本，而以成声为节。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
《艺文类聚》卷五六、《太平御览》卷五八六、明梅鼎祚《西晋文纪》卷一三均著录是文，故知《文章流别集》乃诗文合集。因此，《湛园札记》谓“《文章流别集》”为“选文之祖”，其论有失精准。
《文章流别集》之后，有张《春秋宝藏诗》四卷、谢庄《碑集》十卷、徐陵《陈郊庙歌辞》三卷、袁淑《诽谐文》十卷“诽”，《旧唐书·经籍志》作“俳”，此从《隋书·经籍志》。该集卷目，亦从《隋书·经籍志》。、谢灵运《赋集》九十二卷、昭明太子《诗苑英华》二十卷、张湛《古今箴铭集》十四卷、梁邵陵王《梁中表》十一卷、佚名《宋永初杂诏》十三卷、佚名《宋元嘉策孝秀文》十卷、殷仲堪《杂论》九十五卷、谢庄《赞集》五卷、宗幹《诏集区分》四十一卷、佚名《杂碑集》二十九卷等，此诸总集，或选诗，或选文，或诗文合选。尤其重要的是，以昭明《文选》为代表的诗文总集，显示了魏晋六朝时代诗文总集编纂技巧的成熟。虽然这诸多总集是否受《文章流别集》影响而编纂，至今尚难定论，但是，挚虞的开启之功是不可否认的。挚虞之后，编纂家剪裁诗文、辨析文体、分类结集等，追源溯流，《文章流别集》之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到了唐代，如杨恭仁妾赵方等《宴乐》五卷、孙季良《正声集》三卷、殷璠《河岳英灵集》二卷、吴兢《古乐府》十卷、温彦博《古今诏集》三十卷、李义府《古今诏集》一百卷、陈正卿《续尚书》、臧嘉猷《羽书》三卷、周仁瞻《古今类聚策苑》十四卷、五代南唐徐锴《赋苑》二百卷、王方庆《王氏神道铭》二十卷、五代前蜀刘赞《蜀国碑文集》八卷、李麟《制集》五十卷、五代前蜀毛文晏《咸通后麻制》一卷、李吉甫《类表》五十卷、吴兢《唐名臣奏》十卷、马总《奏议集》二十卷等，诸总集编纂家的选学观、文学观及其采用的编纂体例、编纂方法等，上溯其源，均可至于挚虞。据此可见，自《文章流别集》开启编选家自觉编纂活动以后，诗文总集的编纂日趋繁荣，至魏晋南北朝产生我国编纂史上第一个高峰，至唐，产生了又一个编纂高峰，其间的发展变化轨迹是较为明晰的。
二、《晋元正宴会诗集》等与唐人唱和、送别诗集的编纂
据本章第一节考论，《晋元正宴会诗集》四卷，纂于东晋；《元嘉宴会游山诗集》五卷，纂于刘宋初。故如前所论，《湛园札记》谓“宋《元嘉宴集游山诗》五卷，此宴会游赏诗集之所祖也”，是论亦稍有偏差。又，前文已论，姜宸英谓“崔光《百国集诗》”为“选诸家诗之祖也”，此说亦未为精确。崔光《百国集诗》乃唱和集。自《晋元正宴会诗集》始，唐前唱和诗总集，据《隋书·经籍志》等考察，有《元嘉宴会游山诗集》、《元嘉西池宴会诗集》、《清溪集》、《齐释奠会诗集》、《齐宴会诗》、《百国诗》、《杂祖饯宴会诗集》等。就其数目而言，这个数字似乎不值得称道。但是，这种唱和结集风尚的影响却是不能低估的。准确地说，《晋元正宴会诗集》为宴饮唱和之始，刘宋《元嘉宴会游山诗集》则为游赏唱咏之滥觞。
唐唱和、送别、宴饮诗集编纂呈现繁荣局面。唐文士有唱和、题序并结集的风尚。宋吴泳《鹤林集》（清乾隆翰林院钞本）卷三六《东皋唱和集序》曰：“余每叹唐人刘、白、皮、陆、盛山、韦侯、花下娄二十四秀才，每有酬唱则连标共轴，或自序，或倩人序，皆非无意于为诗者，矧近时《坡门唱和》，又岂能越唐人窠臼哉？”前引傅璇琮先生《唐代科举与文学》也认为，唐人习惯宴饮赋诗，然后汇为一编，推举一人撰写序文，以记其事。参见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增订本），423页。因此，唐人唱和结集，其数目一定不会太少。如《邺公园池饯韦侍郎神都留守》，见张说《邺公园池饯韦侍郎神都留守序》，《张燕公集》卷一六著录是序曰：“层城日下，高盖云飞，天子赋诗，已载宠行之史；群公盛集，须传出宿之文。凡若干首，合成一卷。”张说：《张燕公集》，12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由序文知此次宴饮唱和诗什已编纂结集。又如《吴尊师华原露仙馆诗》，见权德舆《吴尊师华原露仙馆诗序》，《权德舆诗文集》卷三三著录此文曰：“众君子用徵声诗，师亦继和，是皆遗形达生之言也……于是或者退，而鄙夫书之，以冠于群篇云。”权德舆：《权德舆诗文集》，郭广伟校点，51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下文权德舆诗文，除注明者，均参该书，不复注。据此知此次唱和亦当结集。又如，《缑山道中五咏诗》，见穆员《缑山道中五咏诗序》，《全唐文》卷七八三著录此文，曰：“仲春之节，洛帅还近郊，亚尹尚书郎御史元公、李公、韦公，将事如军，赏心百里。予时有所系，不克与偕。三君子赋《嵩峰》、《汉陵》、《维源》、《竹涧》、《仙坛》五篇，遗我居者。……他日属和之声，洛阳为之动。既编次盈什，则不可不纪其所以然。”董诰等：《全唐文》，8182~818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据序文，是集当为穆员编。唐人编撰送别诗集，其情形大致上与唱和诗集的编撰相似。据《文苑英华》、《全唐文》等录存众多唐人记载唱和、送别活动的序文，其中相当一部分送别、宴饮唱和活动均已结集，计其数，有一百余种。可见，唐人唱和、送别诗总集的编纂均呈现出繁荣景象。以时间追溯，其当始于《晋元正宴会诗集》。
三、《文选》、《诗苑英华》等与唐人诗文总集的编纂
除《文章流别集》等，《文选》、《诗苑英华》对唐人集纂诗文总集之影响亦颇为显著。《文选》，梁昭明太子萧统、刘孝绰等人集纂。其选编内容，《文选序》曰：“舒布为诗，既言如彼；总成为颂，又亦若此。次则箴兴于补阙，戒出于弼匡，论则析理精微，铭则序事清润，美终则诔发，图像则赞兴。又诏诰教令之流，表奏笺记之列，书誓符檄之品，吊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辞引序，碑碣志状，众制蜂起，源流间出。……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文选》所录，据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曰：“盖选汉迄梁诸家所著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策秀才文、表、上书、启、弹事、笺、记、书、移檄、难、对问、议论、序、颂、赞、符命、史论、连珠、铭、箴、诔、哀辞、碑、志、行状、吊、祭文，类之为三十卷。”《文选》对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的影响，可以归之为两方面：一是《文选》及《文选序》的文学观、文体观等对唐人选学观的影响。如殷璠《河岳英灵集·叙》谓“梁昭明太子撰《文选》，后相效著述者十余家……其应诠拣不精，玉石相混，致令众口销铄，为知音所痛”、“夫文有神来、气来、情来，有雅体、野体、鄙体、俗体”，顾陶《唐诗类选序》谓“以察风俗之邪正，以审王化之兴废”、“晋宋诗人，不失雅正，直言无避，颇遵汉魏之风”、“声流乐府”、“句在人口”、“风韵标特”、“讥兴深远”等，均可以看出《文选序》及《文选》选编内容的影响。二是《文选》编纂方法的影响。《文选》的编纂方法，其序谓“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这种方法，有唐一代，颇受诗文总集编撰者的青睐。
回顾唐人诗文总集编纂史，《文选》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唐建国初，《文选》即受到重视。《旧唐书》卷一八九上《曹宪传》曰：“所撰《文选音义》，甚为当时所重。初，江、淮间为《文选》学者，本之于宪，又有许淹、李善、公孙罗复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兴于代。”同卷《许淹传》、《李善传》、《公孙罗传》所载略同。又，《新唐书》卷二○二《李邕传》曰：“李邕……父善，有雅行，淹贯古今，不能属辞，故人号‘书簏’。显庆中，累擢崇贤馆直学士兼沛王侍读。为《文选注》，敷析渊洽，表上之，赐赉颇渥。……居汴、郑间讲授，诸生四远至，传其业，号‘《文选》学’。”对此，汪习波《隋唐文选学研究》曰：“唐人注释《文选》，从来未局限于文本的教条式讲解，更进一步地，他们有着从语辞、章法、风格等相当立体的文体关注，以及对文章作者心灵的体察与把握，从而构成了一个贯通作者、文本、经籍和社会历史的诠释空间。”汪习波：《隋唐文选学研究》，2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故唐人治《文选》，往往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这也是唐人效《文选》编纂诗文总集而取得成就的原因之一。
受《文选》学的影响，唐人或拟、或续、或由《文选》编选方法推陈出新，其实质，或为继承《文选》及《文选序》的文学思想，或为学习《文选》的编选方法。类似诗文总集甚多，其中，徐坚等集撰《文府》二十卷、徐安贞等集撰《文府》二十卷，详考见本书第二章第三节；李吉甫集撰《丽则集》五卷，详考见本书第八章第二节。除这几种总集，现再举几部为例：
《续文选》十三卷，孟利贞集撰。《旧唐书》卷一九○上《孟利贞传》、《新唐书·艺文志》四丁部总集类著录该集，十三卷。《玉海》卷五四《唐续文选》条载唐孟利贞《续文选》十一卷，其资料来源于《新唐书·艺文志》，然其阙二卷，或因残佚之故。《通志·艺文略》八总集类著录《续文选》十三卷，题孟利正纂，改“贞”为“正”，当缘于宋人避讳。宋章如愚《群书考索续集》（《四库全书》本，下文同）卷一六《总集文章》条曰：“如《文选》所选……孔利贞、卜长福所续，卜隐之所拟……何其慕者之纷纷也。”同著卷一八《文选》条亦云：“拟于卜隐之，续于孟利贞……”故卷一六所记“孔”应为“孟”。孟利贞，据《旧唐书》本传载，华州华阴人，高宗初，为沁州刺史，以清介著名。利贞初为太子司议郎，中宗在东宫，深惧之，受诏与少师许敬宗等撰《瑶山玉彩》五百卷，转著作郎加弘文馆学士，垂拱初卒。故该集最晚纂于武周垂拱初年。
《续文选》三十卷，卜长福集撰。《新唐书·艺文志》四丁部总集类载卜长福《续文选》三十卷，注云：“开元十七年上，授富阳尉。”《元和姓纂》卷一○卜条、《通志·艺文略》八总集类、《玉海》卷五四《艺文》之《唐续文选》条亦著录，卷数、题名略同《新唐书·艺文志》。《封氏闻见记》卷三载“卞长福《续文选》三十卷”，“卞”当为“卜”之误。
《拟文选》三十卷，卜隐之集撰。《新唐书·艺文志》四丁部总集类、《通志·艺文略》八总集类、《玉海》卷五四《拟文选》条皆著录该集，《新唐书·艺文志》题卜隐之撰，注曰“开元处士”。《玉海》同。《通志》注曰“唐卜隐之集”。《宋史·艺文志》八总集类著录卜邻《续文选》二十三卷，疑为卜隐之《拟文选》，待考。参见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200页。该集选编的特点，宋唐士耻《灵岩集》卷三曰：“孟利正、卜长福之《续文选》，卜隐之《拟文选》，瞠若乎其学步矣……”又，参上文《续文选》考述等，《拟文选》的编撰可略见一斑。
《大和通选》三十卷，裴潾集撰。《新唐书·艺文志》四丁部总集类、《通志·艺文略》八总集类著录。《玉海》卷五四《唐太和通选》条著录为《太和通选》三十卷，亦题裴潾集纂。“太和”即“大和”，唐文宗年号（827—835）。该集编选的特点，据《旧唐书》卷一七一《裴潾传》记载：“集历代文章，续梁昭明太子《文选》，成三十卷，目曰《大和通选》，并音义、目录一卷，上之。当时文士，非素与潾游者，其文章少在其选，时论咸薄之。”裴潾，《旧唐书》本传载，河东人，元和初累迁右拾遗、起居舍人等，穆宗即位，征为兵部员外郎，历官迁刑部郎中等，开成三年（838）四月卒，赠户部尚书。
还有部分唐人所纂的诗文总集，其虽非“续”或者“拟”《文选》，但或多或少也受到《文选》的影响。如殷璠《河岳英灵集·叙》谓“梁昭明太子撰《文选》，后相效著述者十余家，咸自称尽善，高听之士，或未全许”、“大同至于天宝……中间烁然可尚者，五分无二”、“令众口销铄，为知音所痛”，据殷璠序，知《河岳英灵集》受《文选》编纂思想影响，旨在廓清《文选》后选学“玉石相混”的局面。检阅两《唐志》等，唐人纂集为数较多的诗文合选集，其纂集体例与《文选》相通，据此亦可见《文选》的影响。
除《文选》外，《诗苑英华》对唐人编选诗文总集也有一定的影响。如慧净纂《续诗苑英华》参见傅璇琮、卢燕新：《<续诗苑英华>;考论》，载《文学遗产》，2008（3）。以及佚名纂《诗编》，详论见本书第六章第一节。除这两部集子，另有《古今类序诗苑》。据刘孝孙《续诗苑英华序》曰：
余虽不敏，窃有志焉，既而舟壑潜移，悼陵谷而迁贸；居诸易晚，恻人世之难常。固请法师，暂回清鉴，采摭词实，耘剪繁芜。盖君子不常矜庄，删诗未为斯玷。自刘廷尉所撰《诗苑》之后，纂而续焉。
文见《全唐文》卷一五四。可见，《古今类序诗苑》的编纂受到《诗苑英华》选学思想之影响。《玉海》卷五九录《古今类序诗苑》于《诗苑英华》条下，此亦可作为旁证。
《古今诗类聚》七十九卷，郭瑜集撰。《旧唐书·经籍志》下集录总集类、《新唐书·艺文志》四丁部总集类、《玉海》卷五四《唐七十五家总集》条、卷五九《梁古今诗苑英华》条皆著录是集，题郭瑜撰，七十九卷。《通志·艺文略》八总集类著录为《古今诗类》。该集的特点，由集名推测，应属以类集诗的通代选诗总集。郭瑜，据《旧唐书》卷八六《孝敬皇帝弘列传》载：“孝敬皇帝弘……尝受《春秋左氏传》于率更令郭瑜。”考《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三，太子率更令，从四品，掌宗族次序等。又，考《唐会要》卷三三《雅乐》下王溥：《唐会要》，北京，中华书局，1957。下文同，不复注。、《旧唐书》卷一九○上《孟利贞传》等，郭瑜显庆三年（658）左右官太子洗马，龙朔年间曾官崇贤馆学士。据《旧唐书·孟利贞传》、《新唐书·艺文志》、《玉海》卷五四等记载，郭瑜参与编纂的总集还有《瑶山玉彩》、《芳林要览》等。据《玉海》卷五九录《古今诗类聚》于《梁古今诗苑英华》条下推测，该集与《诗苑英华》选学观有一定关系。
四、《玉台新咏》与《玉台后集》
受《玉台新咏》影响，李康成编撰《玉台后集》，十卷。《崇文总目》卷一一总集类、《新唐书·艺文志》四丁部总集类、《通志·艺文略》八诗总集类、《郡斋读书志》卷二、《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五、《后村诗话》卷五、《唐音癸签》卷三一等皆著录该集。《新唐书·艺文志》、《通志》、《宋史·艺文志》题名李康集撰，余者皆题名李康成。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和《后村诗话》，晁公武等似曾目见此集。又，晁氏《郡斋读书志》卷二《玉台新咏》条释曰：“李康成云：‘昔陵在梁世，父子俱事东朝，特见优遇。时承华好文，雅尚宫体，故采西汉以来词人所著乐府艳诗，以备讽览。’”其《玉台后集》条亦曰：“唐李康成采梁萧子范迄唐张赴二百九人所著乐府歌诗六百七十首，以续陵编。序谓‘名登前集者，今并不录，惟庾信、徐陵仕周、陈，即为异代，理不可遗’云。”《后村诗话续集》卷一亦云：“郑左司子敬家有《玉台后集》，天宝间李康成所选。自陈后主、隋炀帝、江总、庾信、沈、宋、王、杨、卢、骆而下二百九人，诗六百七十首，汇为十卷。与前集等皆徐陵所遗落者……”刘克庄著，王秀梅点校：《后村诗话》，8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全唐诗》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本书所引《全唐诗》，均此年版，除特殊情况者，均于文中注明卷次，余者不一一注释。卷二○三小传所载略同，以此可窥见是集编纂旨在续徐陵《玉台新咏》，所选多为艳体乐府诗，以作者列目，以时间编次，属通代总集。黄宗羲《明文海》卷二二五收明代包节《苑诗类选后序》曰：“若唐人李康成辈所辑《选》以后诗，有《丽则集》，有《玉台后集》，皆不可复见……”黄宗羲：《明文海》，2310~231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故该集至少亡佚于明代。现有陈尚君先生辑本，得作者六十一人，其中七人无诗，二人待辨；诗八十九首，其中八首为残句，存疑二首。该集编撰的时间，据《郡斋读书志》、《后村诗话》、《全唐诗》小传等所载，当在唐玄宗朝天宝年间（742—756），陈尚君认为“从收有张继、张赴（当作张起，原注）及康成己作来看，似应在天宝以后”《玉台后集》条所引用陈尚君先生观点均见傅璇琮编撰《唐人选唐诗新编》（316页）。。又，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序》：“暨乎梁昭明载述已往，撰集者数家……《玉台》陷于淫靡……《丹阳》止录吴人。”可见，李康成编撰《玉台后集》在一定程度上受《玉台新咏》的影响。
又，《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六《<国秀集>;提要》曰：“唐以前编辑总集，以己作入选者，始见于王逸之录《楚辞》，再见于徐陵之撰《玉台新咏》，挺章亦录己作二篇，盖仿其例。”据此知《玉台新咏》不仅直接影响《玉台后集》的编纂，其选编思想亦影响到《国秀集》等总集的编纂。
五、钟嵘《诗品》等对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的影响
与《文选》对唐人编选总集的影响相似，《诗品》亦对唐人编选诗文总集产生一定的影响，概括起来，这种影响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诗品序》文学思想及《诗品》品评内容对唐人选学观的影响。如《诗品序》谓“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之风尽矣”、“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辞踬”等等，和殷璠《河岳英灵集》之《叙》与《论》、《中兴间气集序》、《箧中集序》、《唐诗类选序》的文学思想以及唐人选本内容特点比较，唐人编选诗文总集明显继承了《诗品》的文学思想。
二是《诗品》品评内容及方法对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的影响。如钟嵘《诗品》具有“选”而评之的特征，此种方法为唐人所借鉴。如《本事诗》《本事诗》是否属诗歌选本，学界争议颇多。本书以其具有“选”的特征，借以从著述方法看《诗品》对唐人的影响。，《郡斋读书志》卷二○总集类释云：“纂历代词人缘情感事之诗，叙其本事，凡七类。”《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二○《本事诗》条亦曰：“取历代缘情之作，各详其事迹，分为七类。惟宋武帝、乐昌公主条为六朝事，余皆唐事也。”《通志》归之于诗总集类，《唐音癸签》归是集于“诗话”，注释略同于《郡斋读书志》。缘何《本事诗》归属，学界观点差异如此之大？究其因，虽然《本事诗》选诗且分类品评、叙事本末，“评”、“叙”的成分甚至超过了“选”。因此，《本事诗》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选”本。此外，从《本事诗》选诗品评的特点可以看出，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诗品》的影响。与《本事诗》相似，有卢瑰《抒情集》与处常子《续本事诗》，是二集叙论诗人、品评诗篇，其编纂体例亦受《诗品》之影响。
除此之外，《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品评诗人、摘句论析，与《诗品》论诗亦有相通之处。应当指出的是，唐人纂集受唐前纂集家选学观、纂集方法等影响，并非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如《河岳英灵集》既受《文选》影响，又受《诗品》品评、论析之法影响。又如，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序》曰：
或曰：晚代铨文者多矣。至如梁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自谓毕乎天地，悬诸日月。然于取舍，非无舛谬。方因秀句，且以五言论之。至如王中书“霜气下孟津”，及“游禽暮知返”，前篇则使气飞动，后篇则缘情宛密，可谓五言之警策，六义之眉首。弃而不纪，未见其得。及乎徐陵《玉台》，僻而不雅；邱迟《钞集》，略而无当。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序》，观点见［日］遍照金刚撰，卢盛江校考：《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1539~156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下文同引此书，不复注。
据此可知唐前诗文总集对唐人的影响。应当关注的是，唐人在受到唐前文学思想、唐前总集编纂理论与方法影响的同时，亦有意识地模仿学习唐人总集，如《中兴间气集》除受《文选》的影响，亦模仿学习《河岳英灵集》；《又玄集》除受《诗品》影响，亦模仿《极玄集》；等等，这些情况说明，影响唐人编纂总集的因素是极为复杂的。
再进一步探讨，唐人纂集也绝非消极被动地接受前人的经验。唐人自觉模仿、续编前人总集，也绝不停留在前人选学观的范囿里，如《续诗苑英华》、《国秀集》以及唐人形式多样的唱和及送别集、诗句选集及唐人家集的繁荣等皆是力证。唐人正是在批判与接受、继承与创新中开辟唐人纂集新纪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