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杀人
如果世界上只剩下一种行为被规定为犯罪的话，那它就应该是杀人。现在，全世界的立法者或者民众，都不会在这件事上有不同意见。可是，观察当代各国几十部刑法以后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每个国家的刑法都禁止随便杀人，但其罪名、罪状、范围、构成条件，五花八门。
法律到底怎样规定杀人犯罪，其实是在告诉人们，立法者到底怎样保护潜在被害人的生命，从而显露出生命在立法者心目中到底占据何等位置。可以说，杀人犯罪的刑法规定是一个国家法律制度中的标志性规定。我国刑法第232条将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定义为故意杀人罪。现在，我们就以这一规定为参照物，看看各国刑法是怎么规定的。
观察各国刑法后的第一个发现是，对故意杀人的，和中国刑法的规定一样或基本一样的仅有7个条文，只占所有杀人犯罪刑法规定的2.4%。看来，大多数规定都与我们的规定不同。那，有哪些差异呢？
一种情况是“名同实异”，就是指，尽管罪名表述与我国刑法的相同，但实际上是内容完全或部分不同的刑法规定。在德国、法国、美国、瑞士，所谓故意杀人罪都是指除谋杀罪以外的其他故意杀人行为。例如，德国刑法第212条规定，行为人不是谋杀者而杀人的，构成故意杀人罪。参见《德国刑法典》，冯军译，132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美国刑法中除了规定故意杀人罪以外，还规定了一级谋杀罪和二级谋杀罪。参见吕忠梅主编：《美国量刑指南——美国法官的刑事审判手册》，39~40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看来，这里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是否把谋杀从故意杀人罪中独立出来单独规定。
在美国，谋杀与非预谋故意杀人的区别，关键在于杀人行为是否出于“恶意预谋”［美］约书亚·德雷斯勒：《美国刑法精解》，4版，王秀梅等译，46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以下几种行为应该属于谋杀：第一，事先计划将被害人杀死。第二，计划伤害被害人，但结果导致死亡。这里的计划伤害必须是严重的伤害，即行为人预见到被害人会受重伤，尽管他不一定会预见到死亡。第三，在犯其他重罪时导致被害人死亡，如因实施强奸等重罪行为致使被害人死亡。参见赵秉志主编：《英美刑法学》，25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其实，与“恶意预谋”相对的，就是可理解的理由。具体来说，有三种非预谋杀人：第一，由于“充分的挑衅”所引发的激情杀人，属于非预谋故意杀人。第二，行为本身是合法的，但以一种非法的方式实施，或者没有尽到“适当谨慎和注意义务”而导致的非故意杀人，属于非预谋故意杀人。在现代的表述中，即以刑事过失所实施的杀人行为。第三，在实施或试图实施非法行为过程中发生的非故意杀人，属于非预谋故意杀人。如果杀人行为是在实施重罪的过程中发生，则这种行为构成谋杀。但是，如果实施的仅是侵犯型犯罪（即非重罪），则这种杀人行为构成非预谋杀人。参见［美］约书亚德·雷斯勒：《美国刑法精解》，4版，王秀梅等译，46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这样的区分有何实际意义呢？从上述国家刑法中不难看出，非预谋故意杀人的法定刑显然低于谋杀的法定刑。比如，在德国，对谋杀者，可能处终身自由刑；而对普通杀人的，处不低于5年的自由刑。参见《德国刑法典》，冯军译，132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相比而言，我国刑法就没有这个区分。因此，在中国，对那些激情杀人、被挑衅杀人等非预谋杀人的犯罪人而言，存在着和谋杀犯一样承担刑事责任的法律风险。
还有一种情况叫做“名异实异”，就是不仅罪名表述与我国刑法的不同，而且实际内容也大不一样。除了上述谋杀、非预谋杀人、激情杀人等罪名以外，属于“名异实异”的杀人至少还有受托杀人、帮助自杀、迫使他人自杀、杀婴、国事杀人、杀亲等罪名。比如，在西班牙，由于被害人因足以致其死亡或者持续、严重、不能忍受的严重疾病而提出认真、明确的请求，而杀害被害人的，就是受托杀人罪了。参见《西班牙刑法典》，潘灯译，56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再如，在菲律宾，杀害自己婚生或私生的子女，或任何直系尊亲或直系卑亲属，或配偶的行为，构成杀亲罪，处以无期徒刑至死刑。参见《菲律宾刑法》，杨家庆译，5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其实，在我国唐朝的《唐律》中，也有将杀人行为细分为“七杀”的立法例，即谋杀、故杀、劫杀、斗杀、误杀、戏杀、过失杀七种。那么，为什么我国现行刑法没有采用这种细分的做法？
第一，这其中的某些杀人行为在我国并不普遍，而是异国文化所特有的。比如，决斗在我国就不时兴，也没有时兴过，将其独立成罪没有意义。
第二，有些杀人行为已为我国刑法中其他条文所吸收，用其他罪名进行评价。比如，劫杀和超意图杀人，在我国被分别规定在抢劫、故意伤害（致死）等犯罪中。
第三，对有些杀人行为的刑法评价，涉及更复杂的历史、文化因素。比如，国事杀人、杀亲，都是发生在特殊加害—被害关系中的杀人行为。到底该怎样调整这种特殊的加害—被害关系呢？立法者也不可能站在某种永恒不变的立场上。我国1979年刑法制定颁布时，时值“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刑法里还有“反革命杀人罪”或“反革命伤害罪”。然而，到了1997年大规模修订刑法时，“反革命罪”一章不复存在。至于杀亲行为在我国不断变化的伦理纲常体系中到底怎样把握，更是个复杂的超刑法问题。也许，这也是一个需要交由历史回答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