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大众文化的发展现状

众所周知，我国大众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取得了长足进步，总体呈现数量极大丰富、规模迅速扩大的良好态势。尤其在微信、微博、社交网站等新兴媒体的助推下，我国的大众文化迎来了“全民狂欢”的时代。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与量的繁荣相比，大众文化产品在质的方面还有待提高，并呈现出市场化、商业化、低俗化、娱乐化、碎片化等趋势。

（一）大众文化的市场化、商业化趋势

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商业文化，是文化市场化的产物，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大众文化在运行模式上必须遵循经济规律和市场机制。面对大众对休闲娱乐产品的渴求，大众文化凭借其娱乐性、流行性和大众性满足了大众的需要，从而迅速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文化形式。尤其在文化产业和大众传媒的技术支持下，大众文化产品的无限量复制和低廉的价格成为可能，这就使得文化欣赏不再是一种奢侈的文化享受和社会精英的文化特权，而成为所有人都能够负担得起的文化消费。大众文化的兴起推动了文化民主化和平民化的进程，同时也利于社会文化宽容这一伦理要求的真正实现。

但是，大众文化的商业特性要求文化作品从创作、生产、传播到消费的全过程，都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这就导致大众文化作品的创作变成了“制造”，构思成为了“策划”，大众对文化作品的欣赏则成了“消费”。大众文化产品的创作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逐渐迷失方向，文化成了“市场的奴隶”，票房、收视率逐渐成为评价文化作品优劣的唯一标准，大众文化产品日益呈现出感性化、趋同化和平面化的趋势。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我国大众文化开始了对快乐主义、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不懈追求，进而拒绝了文化中所蕴含的道德追求，其中，浅薄的幽默以及对理性思考的调侃就是鲜明的例证。比如，流行歌曲中回荡着《无所谓》、《吻别》和《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大众影视作品中充斥着《红蜘蛛》、《一地鸡毛》、《合约情人》，以及一系列有关帝王奢侈生活和宫廷内幕的“清宫戏”、“明宫戏”等；网络更是成为了暴露明星隐私和网民实施网络暴力的“最佳”场所。大众文化产品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念、传统道德观和道德理性进行了解构和消解，丧失了文化应有的崇高感和道德感，对社会的道德建设和发展造成了一定的破坏。

（二）大众文化的娱乐化趋势

娱乐性是大众文化的重要特征，追求个体的愉悦是大众文化的目标之一。传统社会中，娱乐是人类的一种精神需要，是人类对认识生命本质、提高生命质量的美好追求。人们通过欣赏文化作品，进而得到美的享受和精神的愉悦。即便是流传于民间的各种通俗文化，其表达的核心也是劳动人民对真、善、美的歌颂和对幸福生活的追求。而在生存竞争日趋激烈，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当代社会，消遣、娱乐、休闲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中南财经大学的一项针对普通大众、媒体工作人员、专家或专业人士（即部分传播学教授、社会学学者等）的调查表明，普通大众对娱乐节目的关注比例达到了近75%，其中中青年所占的比例更大。这表明，普通大众大部分都是娱乐节目的观众，对娱乐节目具有一定的依赖性——尤其在年轻人中这种现象更为明显（如图3—1、3—2所示）。

现代社会中，大众是一个以个体为核心的松散群体。面对巨大的生活压力，大众需要的是文化享乐，而非精神超越。在高度专业化的现代社会，富余的金钱已不再能使人改变他的社会角色，大众文化因其本身的商业特征，却能被人们购买和消费。人们通过购买大众文化产品，尝试各种刺激冒险的娱乐方式，暂时松弛一下自己紧张的身心，恢复体力和精力，忘记自己的烦恼和痛苦，从而可以继续投入到社会工作和生活中去。大众文化正是凭借其轻松、快乐、无深度、平面化的特性使人们获得了感官上、精神上的欢愉，快速简易地摆脱了疲惫。

大众文化的娱乐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精神上的焦虑和身体上的疲倦，使大众在一定时间内获得了精神上的享受和相对的自由，为大众展示自我提供了一定的空间。虽然娱乐是文化的功能之一，但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大众文化的娱乐性和感性快乐，正如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指出的，“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达出来，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德国著名学者阿多尔诺说：“失却了审美精神与人文理想制衡的文化是可怕的，文化陷入单边主义和商业实用主义是危险的；这种可怕的背后是非人化与物化，这种危险的内里隐藏着自我的失落和意义的虚无。”（注：［德］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362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不仅如此，这种即时的感性娱乐文化的蔓延，还易导致人们对传统文化、社会历史、道德责任认同的淡化，使社会进步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三）大众文化的低俗化趋势

习近平同志在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时指出，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星对通俗与低俗做了概念上的区分。他认为，通俗是接近大众百姓、表现常人生活理想的艺术形式，相对应的是比较高雅的艺术；而低俗是卑下的本能冲动，已不属艺术表现范畴，对于精神世界有危害作用。

伴随现代科技的发展，我们正从一个语言文字主导的时代进入视觉文化主导的时代，正如贝尔所言：“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注：［美］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54页，北京，三联书店，1989。）

感官性是大众文化的重要特征，它以简单、直接的影像符号使人们在廉价的消费中获得情感上的愉悦，以轻松、日常的故事情节使人们在虚构的场景中实现理想、释放痛苦。人们在影像虚构的美好世界中弥合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消解了现实生活中的失意和不满，在轻松愉悦的消遣中释放了现实中的压力，对生活重新燃起信心和希望。但人们在从大众文化创造的消遣中得到放松和自由的同时，也表现出“游戏人生”的生活态度和对现实生活的调侃。人们在获得感官愉悦的同时，逐渐忽视了文化的道德价值和道德内涵。美国学者麦克卢汉曾说，电子技术扩展的不是我们的眼睛，而是中央神经系统走向视觉化，这意味着人的神经系统也就是人的精神体系不再听命于理性，而是服从于视觉影像，体验和追求以视觉为主导的感官快感成为主流，对文艺作品的欣赏过程表现为一次次的感官盛宴。传统文化背景与时代思想资源被搁置，文化秩序的深度感被感官享乐所主导的平面化所颠覆，低俗化成为表征。在文艺作品创作的过程中，部分人错把低俗当通俗，并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性”趣盎然。一些访谈节目公然探讨性话题，还有一些节目经常用荤段子、暧昧字眼和暴露镜头来吸引观众。

第二，“惨”不忍睹。以残忍为噱头，刻意暴露人性弱点和阴暗面，发掘人性之恶，挑战道德底线。

第三，集体偷窥。极尽窥探之能事，挖掘明星隐私，如幽会、私生子、隐婚等，错把无聊当有趣。

第四，丑态百出。在这类节目中，节目参加者经常成为被捉弄的对象。

第五，出奇制“胜”。以演绎社会阴暗面为能事，选题主要是一些畸形社会现象。

比如，有些学者认为，“小品在检讨国家主义道德、反思现代性代价等方面的深刻社会内涵，在‘小沈阳’那里，被他响亮的嗓音和怪异的花衣裳，彻底粉碎，并使得此前的小品，成为一种变得过于沉重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小沈阳’的小品不仅仅是媚俗文化，而且是丧失了文化的小品”（注：周志强：《从“娱乐”到“傻乐”：论中国大众文化的去政治化》，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再如，2006年，国人满怀期待的中国大陆导演的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只摘得奥斯卡奖最佳服装设计奖提名，就已经让张艺谋和中国的电影观众们思考：中国电影如何向世界展观其价值？这部投资近1亿人民币的“大制作”，除了豪华气派的雄伟宫殿，绚丽灿烂的黄金盔甲，铺天盖地的菊花，以及让人血脉偾张的女性乳房的裸露之外，再无引人注目之处。很多影评人认为《满城尽带黄金甲》这部电影的形式大于内容，更被很多观众戏称为“满城尽是黄金乳”。大众文化的感官娱乐特性消解了传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使人们从“文化缺失”走向了“价值缺失”和“道德缺位”。

（四）大众文化的碎片化趋势

“碎片化”一词是用于描述当前中国社会传播语境的一种形象的说法。“碎片化”的英文为fragmentation，原意为将完整的东西破成诸多零块。一般情况下，我们也可将“碎片化”理解为一种“多元化”，碎片化在传播本质上是整个社会多元化的体现。因此，“碎片化”还被用来表征社会的基本样态。比如，有研究表明，当一个社会的人均年收入在1000美元~3000美元时，这个社会便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渡期，而这个过渡期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社会的“碎片化”，即传统的社会关系、市场结构及社会观念的整体性——从精神家园到信用体系，从话语方式到消费模式——全部瓦解，而代之以利益族群和“文化部落”的差异化诉求，及社会成分的碎片化分割。“碎片化”在大众文化领域则体现为文化产品的反权威、无主题和零散化。“文化产品不再强调通过完整主题和故事的‘中心思想’给人以启迪和价值观教育，而是采用‘碎片化’、‘平面化’、‘娱乐游戏’方式，迎合大众感官口味，消解文化作品深度。在商业利润和迎合大众感官享乐驱动下，后现代大众文化往往‘远离’和放弃了社会价值观的引导和教育功能”（注：葛晨虹：《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社会价值观的影响》，载《教学与研究》，2013（5）。）。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传输技术被大量应用，受众作为传播个体，其处理信息的能力得到大大加强，整个网络传播呈现为碎片化态势。比如，网络媒体的发展使很多读者养成了“碎片化”阅读习惯。长篇累牍，在很多年轻读者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还有一些来源于纸媒的稿件，经过网络编辑的“碎片化”+“集纳化”处理，组合传播产生了1+1>2的效果。例如，“上海海事大学2009级法学系研究生杨元元在宿舍卫生间用打着结的两块毛巾上吊自杀消息公布后，一家网站就精心提炼出关键词：带母上学、蚁居、毕业即失业、读书无用、知识难改变命运、大学生自杀……不难想见，透过这些关键词，就能拼凑事件的经过。在这里，杨元元事件被‘碎片化’了，不追求深度的读者完全可以在这里停止阅读”（注：转引自http://baike.baidu.com/view/1580892.htm?fr=aladdin。）。

在“碎片化”时代，受众更加注重个性化的需求和感受，个体的价值得到前所未有的凸显和关注。“碎片化”允许甚至鼓励个体生活在他们自己构筑的世界中，与他人、社会相隔绝，与那些他们不关心或者不愿意为其烦心的议题相隔绝。这就导致大众文化呈现出“渠道多，无权威”、“信息多，无观点”、“言语多，无行动”的特点。一旦出现有观点、有行动的人物，借助网络媒体的广泛传播，就会迅速成为新的偶像。“芙蓉姐姐”、“凤姐”的一夜走红就是最好的例证。微博、微信的兴盛和智能手机的普及，更加速了“碎片化”写作和传播的趋势。三言两语，现场记录，发张图片，发发感慨，晒晒心情——这是微博、微信最显著的特点，且字数一般不超过140个字。字数少，书写方便，可随时随地发布。比如李开复在2009年10月13日上午10分钟内连发6条微博，介绍其校园行程，他的“勤奋”收获的是135865名“粉丝”。

可见，“碎片化”时代，人们的精神需求已经从获取“丰富信息”向“更多有效信息”转变。无论是媒体还是受众，对“瞬时化”和“碎片化”的追求，都导致人们很难全面深入体会和研究文化作品的本质。很多人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文艺作品的“碎片化”趋势，究竟是阅读的盛宴，还是感官的陷阱？ 尤其是当那些普遍的、共同的价值和意义被“碎片化”消解后，取而代之的往往是价值多元主义、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带来的价值无力感。而社会价值的空场和不确定，则表现为社会生活的价值无序甚至精神危机。

（五）大众文化的“解构崇高”趋向和“抹黑”风潮

快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市场经济以及信息传媒技术为大众文化在中国的迅速发展提供了物质支撑。尤其是伴随着微博、微信、秒拍等新兴媒体的普及，中国社会迎来了自媒体时代。（注：自媒体时代是指以个人传播为主，以现代化、电子化手段，向不特定的大多数或者特定的单个人传递规范性及非规范性信息的媒介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新闻的指导者、传播者和接受者。自媒体时代凭借其交互性、自主性的特征，使新闻自由度显著提高，传媒生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互联网上，每一个账号，都是一个小小的媒体和新闻制造中心。发帖、转微博、发微信、发评论……信息、观点、态度都汇入了互联网的比特之海。据不完全统计，自媒体——自我的小媒体，在中国近5亿网民、3亿微博的努力下，境内50余家微博客网站，每天更新帖文达2亿多条（自媒体运行模式如图3—3所示）。

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使大众文化消解深度、反中心、反权威、颠覆传统、蔑视经典等特征日益凸显。比如，一些先锋作家，通过调侃的方式将一切进步的、崇高的或有意义的东西重新解读。这些作家“既调侃生活中的虚伪和投机，也调侃生活中的严肃与残酷；既调侃人生的无意义，也调侃人生的有价值；调侃悠闲自得的看客，也调侃一切忙忙碌碌的实干家；调侃别人，也调侃自身；既不肯定什么，也不否定什么；不管是欢乐还是痛苦，不管是理想还是崇高，一概化为笑料。文学除了语言技巧之外，仿佛什么也不是了，名之为‘玩文学’、‘玩艺术’、‘玩电影’、‘玩深沉’”（注：刘登阁：《全球文化风暴》，10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一些所谓的“新新人类”将解构、媚俗、自由和快乐作为生活和学习实践的目的和出发点。在他们那里，一切都可以成为被解构的对象，无论是时空关系、人神关系、师徒关系，抑或是生死关系。

近期的中国大地，以“调侃榜样，鄙视英雄，诋毁高尚，解构高尚”为特征的不良趋向有愈演愈烈之势。个别媒体和个人，以“挖掘”伟人的隐私、缺点和错误为乐，试图用低俗的语言、低劣的手法摧毁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以达到丑化和抹黑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目的。比如，一些人从故纸堆中找出了雷锋的皮鞋、雷锋的手表、雷锋的情书，等等，以试图抹黑雷锋。他们无非是想告诉人们，在那艰苦奋斗的年代里，对雷锋厉行节约、穿补丁衣服和补丁袜子的宣传是不真实的，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雷锋是党和政府造假包装出来的，以诋毁党和政府，同时损毁雷锋的光辉形象。（注：参见程天立：《雷锋形象不真实吗？——关于雷锋的情书和雷锋曾经早恋问题的认识》，见http://www.haodaxue.net/index.php?action-viewnews-itemid-10195-php-1。）还比如，有人质疑“英雄少年”赖宁的事迹，说赖宁是一个近视眼，当时森林发生大火，赖宁眼镜掉了导致迷路而被烧死在森林中。这些人恶搞、抹黑我们心目中的英雄，让一切严肃的话题变得充满戏谑和无厘头。

社会上某些人对“英雄人物”的解构和戏谑，其目的就是要抹黑中国。这股抹黑中国、谩骂政府的风潮也在自媒体的助推下成了某些人的“时尚”。微博上所谓的“导师”、“公知”、“大V”们，经常通过渲染、夸大，甚至造谣的方式制造负面新闻，让很多不明真相的受众跟随其一起诋毁社会、抹黑政府。虽然自媒体作为一种“自组织”，有着“自我净化”的功能，但通过自媒体传出的谣言，其危害却不容小视。比如，加多宝在四川芦山地震后，向灾区捐赠1亿元，却遭到非议和责难。逼捐、商业策划、消费灾难、消费国殇，在网络大V抹黑的舆论引导下，一场真正的慈善捐赠被异化成另类商业营销，这一事件对中国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使我国企业的慈善积极性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再比如，“浙江某学院党委书记开房被抓”，严重损害了我们党领导干部的群体形象；“甬温线动车事故29人失踪”以讹传讹，严重影响了我们党和政府的信誉；而“滴血食品传播艾滋病”和“福岛核泄漏传到中国”的失实传言，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公众的恐慌。

郁达夫曾在纪念鲁迅的文章《怀鲁迅》中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纵观中国历史，我们拥有无数的伟大人物和英雄，如果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去爱戴和敬仰他们，那我们如何赢得其他民族的尊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陈先达也撰文指出：“抹黑绝不是批评，因为它不是意见，而是以谩骂对党和社会进行丑化。抹黑也不是对社会不良现象的抨击。抨击的对象是个人的丑恶行为和某些社会不良现象，而抹黑则是‘项庄舞剑’。我们应该欢迎批评，也不会因其情绪过激而拒绝其意见中的正确因素。我们也应该欢迎对不良社会现象的抨击，它有利于揭露和制止不良现象的传播。但，我们应该拒绝抹黑。”（注：陈先达：《批评、抹黑及其他》，载《光明日报》，20141203。）

对于我国大众文化领域的“解构崇高”趋向和“抹黑”风潮，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因为它对普遍价值和崇高意义的彻底否定，使人们陷入了“怎么都行”的价值相对主义，它不仅抹杀了社会价值的正当性、确定性，也否定了人类精神真善美的意义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