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中国与全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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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全球治理的实践发展

从20世纪初国际联盟(国联),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治安全领域雅尔塔体系、经济金融领域布雷顿森林体系、贸易领域关贸总协定,从金本位到美元本位的全球货币体系,从凡尔赛—华盛顿条约到《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组成的联合国体系,从美国和苏联两极主导到七国集团一统天下,再到后金融危机时期二十国集团探索全球治理领域的“东西方共治”,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充分展示出全球治理实践在大国博弈夹缝中艰难演绎的历程。

现代全球治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45年到1975年,即从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诞生延续到西方七国集团一统天下的经济体系。严格讲,这一阶段只能说是“国际或国家间治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范围治理”。

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投身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到2008年全球陷入金融危机。这一阶段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势头迅猛。冷战结束,苏联和东欧国家相继垮台,全球政治经济版图被重新绘制。拉美、俄罗斯、亚洲等地区和国家接二连三地出现金融和经济危机。富国与穷国差距拉大,世界绝对贫困人口不降反升。西方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泛滥成灾。各国进入新世纪后痛定思痛,反思“华盛顿共识”究竟是福是祸,市场与政府关系究竟如何处理?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催生多少泡沫经济?这些问题引发的反思,推动全球治理自20世纪90年代起出现改革势头。

第三阶段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解决办法”,把经济完全交给市场的结果是危机不断发生,如同坐过山车。各方开始认真思考全球治理改革问题。全球治理改革涉及各方利益再分配、再调整,大国之间、各集团之间的博弈和较量风生水起,至今方兴未艾。

哈佛大学约瑟夫·奈(Joseph S.Nye, Jr.)教授说,过去30年,全球化成为人类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现象。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的全球化浪潮在推动世界经贸发展、文明对话交融、民众交流往来的同时,也导致经济危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地缘冲突、生态恶化、国际犯罪和贫富差距加大等负面因素集中爆发、相互交织。

全球化迅猛发展事实上造成了“全球治理赤字”。全球经济被西方金融垄断资本绑架,资本无节制地疯狂追逐利润,金融衍生品泛滥成灾,虚拟经济发展迅速,渐渐脱离实体经济,自我循环,自我膨胀,直至“大而不能倒”,“大到不敢去倒”。世界经济步入十分危险的轨道,发生大规模全球性危机只是时间问题。

在全球经济产能大量过剩、流动性肆意泛滥的今天,仍有25亿人口依然生活在每天两美元贫困线以下。全球援助经费逐年减少,发达国家除北欧等少数国家以外,未能履行联合国要求国际援助占国民收入总值0.7%的目标。其实,美国和欧洲国家人民平均收入者只要每人减少消费20%,就能使贫困国家十几个人脱贫。上述问题涉及所有国家和地区,十分复杂,迫切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合作,共同应对。不难看到,全球治理改革的研究与实践将成为21世纪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