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主之“民”：大众与精英的结合

在民主的传统概念中，当家作主的“民”并不是一个有着共同的利益、组织和思想的行动主体，相反，在其内部有着众多的分野，其中最常见的分野就是民主之“民”究竟是大众还是精英的论争。

古希腊的雅典城邦是西方民主思想和实体的发源地。不同于单个君主的独裁统治，也不同于少数贵族的寡头统治，在希腊的民主政治生活中，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并不归为某一个人，或者某一部分人，而是属于公民的整体。在此意义上，民主之“民”就包括了雅典城邦的全部公民，而不论他们的出身、地位、财产和德性。古希腊政治家伯利克里曾这样热情地歌颂雅典的民主制度：“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的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注1

雅典的民主制将民主之“民”归为全体的公民，应当说最符合民主“人民的统治”这一本质含义，但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希腊城邦中的公民并非指所有的人，而是指那些20岁以上、父母均为雅典自由民的男性，而那些成年的女性、男性奴隶以及外邦人都不是雅典民主中的“民”，从这个角度看，这里的“民”反而是城邦中的少数人。另一方面，公民中居于大多数的“大众”(the mass)来自于不同的阶层，他们中的多数政治素养参差不齐，并不具备分析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而且容易受情感的支配，缺乏为了整体的和长远的利益而牺牲个人的和眼前的利益的意志力，因而在很多时候被看作并不适宜去讨论国家事务。从柏拉图的“哲学王统治”，到黑格尔的“作为单个人的多数人(人们往往喜欢称之为‘人民’)……的行动完全是自发的、无理性的、野蛮的、恐怖的”^注2，大众在政治哲人的视野中更多地呈现为一群对政治事务缺乏正确选择能力、易受野心家蛊惑和操纵的“乌合之众”的黑色面相。正因为此，在19世纪中叶以前，主流思想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西塞罗、阿奎那、孟德斯鸠，反而都认为“大众”的民主是个坏东西。

民主的精髓是人人参与决策，但公共决策是一项非常专业化的技能，只有经过特殊训练、掌握了治理之道的人才能堪当重任，而居于多数的大众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这就使得许多民主理论家主张，对民主的诉求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支持平民政治或人民平等地分享政治权力，相反，民主之“民”应当归之为居于少数人的“精英”(the elite)。所谓精英，“最初是指(并且在大部分情况下仍然是指)最好的、最优秀的、最高贵的人”^注3，而在现代民主的架构中，精英则是指那些对政治制度和公共政策有相对独立的判断和思考的人们，他们为理性所支配，有政治参与的热情和能力，对政治问题担负有责任感和确定的意志，因而被认为更有资格掌握统治的权力。对于精英民主论者来说，大众不会因为他们在人数上的优势而获得治理能力上的优势，实际上，他们在多数情况下更需要少数精英的指引，因此，民主政治实质上是居于少数的“优秀人”即精英创造的，是精英或政治家的统治。只有居于多数的大众尊重少数精英的正常权威，民主才可以成为一种现实可行的制度运作。

精英民主论者严格限定大众在民主政治中发挥作用，甚至认为大众是进行决策的妨碍，这无疑是偏离了民主的原意：民治(by the people)，也即人民的统治。民主的精髓是人人都能够当家作主，如果我们所诉求的民主政治并不以全体的人民为基础，最终带来的只能是“民主的寡头政治”的事实。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如果没有精英的组织和领导，民主将是不可想象的。列宁就认为：“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注4单纯地从意识形态出发，盲目支持不受约束的平民政治，或主张由人民平等地分享政治权力，决定政治事务，很可能会带来“民主的暴政”的风险，甚至是极权主义的威胁。

民主本质上是“民治”，但民主的存在又不得不依赖于精英的统治。在很大程度上，民主是政治精英对社会的一种给予。就此而言，民主之“民”既包括大众、平民，也包括精英。在推进民主化的进程中，政治精英角色不可或缺，大众必须接受精英的领导和组织。如果非要说民主是人民的统治，那也是说民主选择精英来进行统治。但是，精英对政治生活的引导和制约，并不意味着要否认大众对民主政治的意义。相反，精英的统治如果不能赢取大众的同意，不能与大众的利益和政治取向相一致，其做出的决策不能为大众有效地控制，那就是与民主政治背道而驰了。要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就是要创造一种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结合起来的机制，在大众和精英之间提供一种制度进而维持恰当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