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市发展与观念创新

人类文明史其实就是观念的变革史和进步史。观念的演进，影响着文明的荣辱兴衰。从历史上看，在人类文明的重要时期，都会产生一些影响巨大的思想观念，引领社会发展的飞跃和突破。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 世纪，被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东西方文明的重要发源地，都诞生了一批思想家，产生了影响人类文明进步的思想观念。在这个时期，无论是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印度地区的释迦牟尼，还是东方古老中国的老子、孔子，东西方的先哲们提出的许多思想原则和观念意识，塑造了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逐步走出了不同文明的发展道路，至今仍深深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今天，每当人类社会面临新的危机或处在新的飞跃时，仍然会常常回过头去，返回本源，回到民族文化的“轴心时代”，从先哲们的思想宝库中去汲取滋养、求索答案。

观念因城市而生，城市也因观念而兴。观念的产生往往源自城市的兴起，城市的发展也离不开观念的创新。城市既是文化的产物，也是承载文化的舞台和孕育文化的摇篮，是人类文明精华的汇聚之地。城市作为文化的载体和容器，古往今来一直是孕育观念、生发观念的中心地带。在城市的发展演进过程中，文化观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古希腊和古罗马是西方文明的重要渊源，很多思想观念诞生于古希腊的雅典和古罗马城。德国历史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曾说：“希腊城邦奠定了西方所有自由的意识、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现实的基础。”【1】在古希腊的众多城邦中，最为著名的是雅典和斯巴达。若论及实力，雅典应当比不过斯巴达，但能够成为古希腊文明乃至西方文明渊薮和摇篮的却唯有雅典，因为雅典产出的精神和思想，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观念之城。古代的雅典集合了古希腊崇尚人文主义、理性力量之大成，诞生和培育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世界上第一批伟大的哲学家，成为汇聚人类思想智慧的殿堂，形成蔚为大观的“雅典学派”。雅典的精神观念使公民与城邦之间紧密结合成共同体，在希腊人看来，有了城邦，就有了公民个人的一切。雅典城邦的繁荣和强大，也就意味着公民个人的自由和独立；城邦的毁灭，则意味着公民权利的失落和个人自由的丧失。雅典所孕育出公民至上的价值观，萌生的自由、民主、法治等等观念，奠定了西方文明的早期传统。由雅典产生的公民精神，至今仍令人振奋，也正是这些观念的盛行，令雅典这座城市的光辉彪炳史册。

亚平宁半岛的古罗马城，也是著名的观念之城。公元前2 世纪，罗马成为地中海霸主，逐步扩张成为横跨欧亚非、称霸地中海的庞大罗马帝国。罗马的文明承继自希腊。罗马诗人贺拉斯曾经咏唱：希腊被擒为俘虏，被俘的希腊又俘虏了野蛮的胜利者，文学艺术搬进了荒僻之地。【2】但伴随着战争和征服，罗马文明形成了新的特征。法治是古罗马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罗马时期产生了第一部成文法律《十二铜表法》，之后为维持各民族、各地域之间的公平，习惯法逐渐被正规化，陆续产生的《公民法》、《万民法》以及《狄奥多西法典》、《查士丁尼民法大全》等诸多法典，将自然法中的自由、平等理念转化为实在法的原则，为后世树立了人人平等、公平至上的法律理念，奠定了古罗马在西方法治思想史上的卓越地位。

轴心时期的东方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国都临淄，也曾是著名的观念汇集之地。临淄城的稷门附近，齐桓公最早开始设立学宫，其后延续150 余年，成为先秦百家学术争鸣的中心园地，产生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稷下之学”。稷下学宫最兴盛时期，汇集了天下名人贤士多达千人，无论其学术派别、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以及国别、年龄、资历等如何，都可以自由发表学术见解。当时，孟子、邹子（邹衍）、淳于髡、田骈、慎子（慎到）、申子（申不害）等儒、道、法、名、兵、农、阴阳、轻重诸家的代表性人物都曾在稷下学宫讲学、论学和辩学。稷下学宫也成为当时各学派荟萃的中心，形成蔚为大观的“百家争鸣”。稷下之学产生了很多重要思想观念，其所开启的“王霸”之辩、“义利”之辩、“名实”之辩、“人性善恶”之辩、“天人”之辩等争鸣论辩，集汇东方智慧和哲思，逐步形成了“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而不同”、“民为邦本”、“仁义礼智信”等博大精深的文化价值观念，这些观念和价值构成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基本精神内核，形成并影响了诸多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价值，使得临淄成为先秦时期中国东部的思想重镇，当时的齐国也成为与秦国双峰并峙的东方强国。

中古时期的长安，是一座典型的文化包容的世界性城市，民族的融合与文化的融合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文化的核心即观念。民族的融合其实就是观念的产物。据陈寅恪先生的研究，在中国判定胡人或是汉人，不系于种族，而系于文化。【3】从民族融合角度看，共同信奉的文化理念把不同民族的人民融合在了一起。隋唐时期所谓“昭武九姓”的西域民族，沿陆上丝绸之路大批东行，经商贸易，有许多人就此移居中国长安等地，一来不返，到了唐朝后期，九姓之民基本与汉族完成融合。在文化融合方面，这一时期，中原大地儒、道、释三家思想并存，儒学历经了新道家思潮（玄学）和佛、道二教广泛传布的冲击而不衰。及至隋唐，国家统一，社会生活发展有序，与此相应，思想文化领域中儒、释、道“斗法”的无序状态，也被以儒、释、道“互补”的有序文化格局所替代，儒释道文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观念核心。唐代的长安，人口已近百万，是闻名世界的第一大城市，也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观念之于城市的关联，在西方文艺复兴、启蒙时代和工业革命时期更为紧密和重要。12—14 世纪，文艺复兴之所以能在地中海沿岸的城市发生，与当时亚平宁半岛城市化水平位居欧洲前茅有很大的关系，佛罗伦萨、威尼斯、米兰等城市率先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商品经济异常活跃，手工业、商业和金融业全面发展，成了工商业和金融业的中心，同时表现出强劲的文化创造力，带来了城市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这些城市的商品经济发展对中世纪社会价值观念产生了巨大冲击。但丁、薄伽丘等人文主义先驱者，采用城市文学题材、运用城市文学的讽刺手法创作的《神曲》、《十日谈》等作品，宣扬“人的高贵”、“人的尊严”、“个人自由”和“人生而平等”，对人的价值重新肯定，并以这种人文主义思想为武器，向封建神学和教会发起猛烈攻击。佛罗伦萨等城市为新观念的产生提供了新的文化氛围和新的思想基础。正因为诸多因素在历史逻辑中集中合成，使佛罗伦萨成为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和主导者，成为“文艺复兴之城”。佛罗伦萨用观念的号角唤醒了在古堡中沉睡的欧洲，带领西欧走出中世纪的蒙昧和黑暗，迎来了现代文明的曙光。

观念改变城市乃至文明进程的历史还发生在工业革命时期的伦敦。1688 年，英国贵族发动“光荣革命”，推翻了复辟王朝的专制统治，《权利法案》的通过使英国建立起以议会制为中心的权力结构，一个稳定的君主立宪制度在英国定型。“光荣革命”在英国建立了资产阶级国家体制，为工业革命的发生奠定了基础。伴随着近代自然科技进步和思想启蒙运动的发展，工业革命使英国率先走上工业化道路，英国获得了“世界工厂”称号，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伦敦对于“知识就是力量”观念的大力倡导，经验主义、实验主义方法论的变革，冲破了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思想禁锢，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先河，推动了人类现代化的进程。工业革命也使伦敦的航运业、制造业和金融业蓬勃发展，到了20 世纪初伦敦人口达到660 万，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都市和世界金融中心，近几百年来一直在世界上葆有持续的影响力。

17、18 世纪启蒙运动中心的巴黎，也是一座新思想不断涌现的城市。巴黎是各种西方近代社会思潮与新思想的发源地，也正因为巴黎是启蒙时代教育和文化中心，巴黎还被称为“光之城”（“启蒙”在法语中本意即为“光明”）。法国卓越的启蒙思想家有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人，以及百科全书派，他们的思想主张及活动都与巴黎相关，对法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巴黎教育发达、商业繁荣，作为一个崇尚开放自由、充满活力和文化想象力的大都市，启蒙思想家相信理性、敢于求知，以科学和理性寻求人类思想的独立自由和社会变革主张，对抗当时的教会、封建、特权等各方面顽固势力，孕育出启蒙时代所包含的天赋人权、社会契约思想和自由、民主、法治与平等观念，以及《拿破仑法典》所体现的现代民主法制精神，使之成为当时欧洲乃至世界思想文化的中心。在法国的影响下，欧洲许多国家都兴起了启蒙运动，法语成为通用语言，巴黎这座世界中心城市为西方近代文明贡献了杰出的新篇章。

综观历史上这些城市的发展，可以看到，作为文化和观念的载体，城市的飞跃需要观念的创新和引领。城市观念不仅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更是城市在文化创造活力的长期累积中的突破和涅槃。观念突破带来的思想解放，往往能够石破天惊地破除人类发展道路上的坚冰和束缚。城市提供的创造性环境，会孕育和推动城市在经济生活、城市建筑、政治思想、艺术形式和市民文化等各方面的创新，激发强劲的文化创造力和观念创新力，从而开启文化发展的新时代。

在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哥白尼日心说的问世、启蒙运动的普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都撼动了旧思想堡垒的根基，使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改天换日的巨变，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中国，百家争鸣突破了传统束缚，奠定了古代中华文明的学术文化基础，而近代新文化运动的发动则标志着现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觉醒。城市观念的创新，在理论的引领、理念的共识、核心价值的凝聚与精神力量的支撑等方面，对于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城市观念所体现的核心价值，包含的思想、信念、品格等要素，直接反映了这座城市的凝聚力、创造力，决定了城市的未来方向和发展前景。

作为现代中国一座年轻的城市，深圳注重文化观念的创新，是座名副其实的观念之城。这里先生长观念，然后再生长高楼大厦，可以说，观念是深圳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深圳观念”的嬗变，体现着深圳这座城市的价值追求。深圳是解放思想的产儿，深圳等第一批经济特区就是在冲破种种思想藩篱中横空出世的；深圳又是思想解放的闯将，30 多年来，深圳正是以大无畏的气概，想常人所不敢想，行常人所未敢行，“闯”入传统观念的禁区雷区，诞生出振聋发聩的“深圳观念”。

为什么反映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的观念会较早地诞生于深圳？其实“深圳观念”也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产物。这个特定历史阶段就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分水岭。从计划经济改革转向到市场经济需要强大的突破，如果没有观念的引领，这种突破是不可能实现的。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经济在理论上和思想认识上并不完备，需要深圳经济特区做出探索，正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只能通过观念创新、思想解放，推动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发展，从而推进社会的转型和变革。深圳作为我国最早的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窗口”，是中国特色会主义道路的开路先锋。在这里，经济开放最早得到实行，市场经济因素最早得到培育和发展，新的经济形态得以最早产生。因此在深圳产生的新观念成为引领经济和社会改革的独一无二的思想利器。

从空间上看，“深圳观念”得以生成的原因如下：第一，这是中央赋予的特殊任务和特殊使命。深圳作为被“设计”出来的城市，肩负着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使命，以特殊的政策体系和地缘经济为载体，确立和保障了深圳的“试验权”。深圳必须承担使命，率先探索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创新。第二，移民社会和流动文化带来的巨大影响。深圳吸引移民前来的最主要因素是梦想，每个来深圳的移民，可以说都怀揣着梦想，在深圳这片热土上寻找自己、张扬自己，实现进取人生，深圳这座移民城市也因此而充满着个人梦想和城市的文化想象。流动的移民带来文化的流动，而作为文化本质特征之一的流动性，是推动文化创新、激发文化活力的最大动力。因此，在深圳这片改革开放热土上，以生机勃勃、多元平等、创新包容、充满个性等移民文化基因为核心特征的包容型文化，为观念创新提供了持续不断的创造活力。第三，深圳毗邻港澳的特殊地理区位，社会文化受到高度商业化和资本社会的影响，各种外来的文化因素和原有文化传统互相碰撞、激荡，多种文化的互相借鉴与融合，使深圳呈现出包容并蓄的文化品格，这种包容的文化环境也使得崭新观念文化能够蓬勃生长。

“深圳观念”在实践和理论上对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深圳为人称道，不只是因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更根本的是因为它的观念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影响。一方面，在探索实践上，深圳人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敢为天下先”、“改革创新是深圳的根、深圳的魂”等观念，这些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破壳的标志，是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的深圳精神的逻辑起点。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以来，围绕着特区姓“社”姓“资”问题的争论、关于“时间”与“金钱”的大讨论，深圳率先在经济领域改革突破，在基建体制、劳动用工及工资制度、土地拍卖、住房制度和社会保险制度、企业股份制改革等等方面，进行了鲜活的实践探索，勇于突破传统经济体制束缚。当年很多创新观念和实践，如今已成为经济领域耳熟能详的基本国策。这些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探索所解决的那些重要的基础性问题，使我国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逐步跨入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门，“深圳观念”在这个转折与跨越的时代里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另一方面，“深圳观念”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从根本上说，“深圳观念”是党中央战略新思想的集中表达，是“国家立场”的“深圳表达”。没有党中央的支持，没有党的正确思想理论和方针政策指引，没有党的创新理论支撑，深圳新观念就不可能诞生。例如，“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敢为天下先”等观念所倡导的理念和所引领的探索实践，印证和丰富了邓小平理论中关于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发展的思想；同时，邓小平理论又给“深圳观念”奠定了法理基础和理论来源，如果没有小平同志的支持，“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观念就不可能得到舆论上的广泛宣传。与此同时，“深圳观念”中的“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实现市民文化权利”、“鼓励创新，宽容失败”、“送人玫瑰，手有余香”等，分别从全民阅读、公共文化发展、创新环境营造和社会关爱等不同的维度勾勒了深圳改革开放以来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和主张，这是对深圳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创造的“文化奇迹”的一种观念浓缩，其所践行的正是中央所要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硬的重要思想。

在这个意义上，“深圳十大观念”是时代精神的产物，是用深圳人的价值观唱响的改革开放的时代最强音，是时代精神的高度浓缩。

“深圳观念”所承载的深圳人的探索和追求，不仅是深圳人的实践创造，也是对新时期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重要印证和贡献。“深圳观念”不仅属于深圳，更属于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它是深圳精神文化的时代缩影和历史见证，是时代留存的共同精神财富，也是改革开放时代我们整个民族的共同回忆。

【1】[德] 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74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2】Palimiva Brummettet al.，Civilization，Past & Present，New York：Longman Inc.，2000.

【3】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