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比较研究中的主要观点评析
自从恩格斯逝世以后，对恩格斯与马克思思想进行比较研究、阐释二人之间的思想关系，就开始成为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种新动向。经过“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阐释，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比较研究成为当代“西方马克思学”的一个中心课题。在一百来年的比较研究中，形成了发掘“差异性”的研究路径和论证“一致性”的研究路径,提出了关于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关系的七种基本观点，这就是“一致论”、“修正论”、“误释论”、“对立论”、“差异论”、“同质论”和“发展论”。批判地考察这些观点及其特点，分析其功过得失，对于深化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推进新的历史起点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恩格斯“一致论”
“一致论”是以考茨基、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也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主导性观点。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西方学术界，虽然已经出现所谓恩格斯背离马克思的声音，但“一致论”仍然是主流看法。“一致论”的基本观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共同创始人，虽然存在着知识背景、理论兴趣和个性等方面的差异，但在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中进行紧密的分工合作，每一个重要理论观点的提出都是经过两人充分讨论的，表达了他们的“共同见解”。
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无与伦比的友谊和共同的政治理想、理论认识使得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关系超越了历史上任何关于人与人之间友谊的传说，以至于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马克思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友谊比喻为“希腊神话中的达蒙和芬蒂亚斯之间的友谊”注35；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理论家阿德勒称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不可分的孪生兄弟；第二国际理论权威考茨基则用“动人的古代神话”来比喻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无与伦比的友谊”；拉法格甚至认为恩格斯就是马克思的“第二个我”；而马克思本人也说他和恩格斯就像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德奥古利兄弟”注36。
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创始人和领导人维·阿德勒在1895年写的纪念恩格斯逝世的文章《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一生》中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二人各自独立地达到了彼此明显一致的观点。经过彼此的交往，这种一致达到了如此完美的程度，以至尽管他们有各自的个性，但我们却只能说统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和方法，而无法区分他们各自在这里占有多大的分量。”注37基于这种认识，维·阿德勒将马克思所著的最伟大的著作《资本论》归结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的共同的作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出版《资本论》的后两卷，是替自己的朋友马克思建立了一座比金属还结实的纪念碑，在这座纪念碑上，他无意中也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上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是不可分的，同样，《资本论》上也不应当只有他们当中的一个人的名字。在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中人们始终应当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资本论》。”注38考茨基也强调：“我们讲马克思的时候，也一定要讲恩格斯。他们二人是高度合作的，因而这一位的著作也就是那一位的著作。”注39据此，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反驳了伯恩施坦关于恩格斯晚年著作从根本上修正了马克思历史观的论调，认为晚年恩格斯的思想与马克思是完全一致的，他所阐述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观点不是对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的否定，而是进一步完善；他关于工人阶级政党要善于利用议会和宣传教育手段的思想也不是对马克思暴力革命思想的否定，而是针对当时德国的具体情况而提出来的一种斗争策略。注40正是因为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看作高度融合、不可分割，考茨基才在纪念恩格斯逝世的文章中说：“恩格斯的逝世使我们感到的悲痛, 远远超过马克思的逝世, 因为我们觉得, 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才完全逝世了。”注41
“一致论”并不局限于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一些“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如埃文斯、霍布斯鲍姆、伍德、亨德森等人也持近似看法。英国著名学者佩里·安德森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时说：“他们的著作是长时期共同努力的产物，这种学术上的合作关系是迄今为止思想史上无与伦比的。”注42事实上，根据亨利的观点，“在马克思逝世以后的八十多年时间里，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智力关系的主导性观点是，恩格斯是他们共同事业的伙伴之一”注43。
如何看待马克思恩格斯“一致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比较研究需要解决的前提性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创始人，他们的思想既存在着许多共同点，也有一些差异，这是客观的事实。问题是如何看待这些共同点和差异。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着重强调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共同性和一致性，把“一致论”看作是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的根本准则和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策略的当然前提，甚至把恩格斯看作马克思的“另一个我”。他们承认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差异，但这种差异要么被归结为语言风格与个性的不同，要么被解释为事业上的“分工合作”的结果，要么被看作是晚年恩格斯根据时代的新特点、无产阶级实践的新发展和理论斗争形势的新变化而对马克思思想的新阐述。应该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遭到资产阶级的攻击和党内机会主义的歪曲的复杂的理论斗争形势下，为了维护社会主义运动的统一，捍卫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指导地位，重点强调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一致，强调他们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关系，甚至把这种一致和分工合作当作理论研究的不可置疑的前提，是必然的，也是十分必要的。正因为如此，列宁也十分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统一性与不可分割性，认为要正确评价马克思的观点，无疑必须熟悉他最亲密的同志和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著作。不研读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完整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同样，要了解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有什么贡献，就必须清楚地了解马克思的学说和活动对现代工人运动发展的意义。注44
然而，我们也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根植于实践的不断发展的学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的进步，以及无产阶级斗争实践的主客观条件及其在每一阶段的主要任务的变化，马克思主义面临着新矛盾与新问题，它的各个不同方面也不得不分别提到首位。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实践品格。并且，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存在着知识结构、思想历程、性格特征、思维方式、语言风格等方面的差异，也存在着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理解或所强调的侧重点的不同。能否承认并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品质和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这些差异造成了“一致论”者内部的分歧。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侧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恩格斯与马克思思想的统一性、继承性，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与创新性，没有真正理解和推进晚年恩格斯对时代变化和无产阶级实践提出的新问题的理论思考，从而未能阻止把恩格斯与马克思对立起来的各种思想倾向的蔓延。列宁在坚持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本质一致的前提下，深刻理解并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品格和批判本质，从继承与创新的统一来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之间的异同关系，从而真正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一致论”的立场。
因此，问题不在于“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统一性的坚持与辩护，而在于是否确立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考茨基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理论上的“经济决定论”色彩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由此出发，考茨基不懂得恩格斯晚年所竭力阐述的辩证法，错误地把恩格斯晚年思想解读为经济决定论原则的发挥，甚至把恩格斯晚年系统阐述的“两种生产”思想误解为对唯物史观统一性的破坏。这种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最终不仅不能阻止资产阶级思想家和党内伯恩施坦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而且导致马克思恩格斯关系问题上的“修正论”的出现和“误释论”的产生。
(二)马克思恩格斯“修正论”
“修正论”是伯恩施坦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的一个基本观点，其要旨是：恩格斯修正了马克思，应该回到恩格斯。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的1908年版序言中，伯恩施坦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社会主义的历史上所见到过的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并特别指出恩格斯晚年对他本人和马克思早年理论和实践策略进行了重要修正。第一，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修正。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早期的著作中过于强调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忽视了思想意识力量的影响。例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的经典概括使用的是“独断的措辞”，把意识与存在截然对立了起来，“人的意识和意愿表现为非常从属于物质运动的因素”，以致“把人仅仅看成历史力量的活的代理人，他几乎是违反着自己的意志而执行历史力量的任务”注45。在断定马克思的历史观具有宿命论和独断主义倾向的同时，伯恩施坦认为，恩格斯晚年著作和书信对马克思的这种经济决定论进行了修正。在《反杜林论》中，“人对于生产关系的从属性显得更为有条件得多”注46。在90年代的历史唯物主义书信中，恩格斯更是承认了精神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而“进一步对生产关系的决定力作了限制”注47。结果，唯物史观被扩大了，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纯粹唯物主义的，更谈不到是纯粹经济的了”注48。伯恩施坦强调，通过恩格斯晚年的“限制”、“修订”、“纠正”、“补充”、“提高”，唯物史观从马克思的不成熟的“最初的形态”提高到“成熟的形态”注49；社会民主党制定革命政策不应该从马克思早年的具有独断倾向的唯物史观出发，而应该以恩格斯晚年成熟形态的唯物史观为根据。第二，对马克思的革命战略策略的修正。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虽然没有在原则上反对争取和利用普选权，“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大大地低估了选举权和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斗争的作用”注50，而恩格斯晚年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充分肯定了普选权和议会斗争在实现社会主义中的重大作用。只要将恩格斯晚年的这一观点与90年代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到一条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线，如果把这条线按同一方向稍加延长，就将导致今天还被看成非常异端的观点”注51。基于对晚年恩格斯与马克思思想关系的这种认识，伯恩施坦以自己与恩格斯的良好私交竭力辩明，对于自己的修正主义观点，都是恩格斯晚年所知道的，他“手头有证据可以证明它对于恩格斯来说并不是秘密”，他不能发现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纠正，除了恩格斯自己所作的以外还有别的”注52。
“修正论”没有否认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一致性，就像“一致论”没有否认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差异性一样。不同的是，“修正论”为了全面“革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需要，除了强调理论要与19世纪新的实际相适应外，还极力在恩格斯晚年思想中寻求理论根据。为此，伯恩施坦特别强调了恩格斯与马克思思想的差异，强调晚年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的修正，而这恰恰是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所忽视或重视不够的。应该说，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实践基础上的彻底的革命理论，本身就包含着自我批判和自我修正的因素，因而根据时代和社会实践的新发展而自我修正、自我完善是必然的和必需的。伯恩施坦敏锐地觉察到世纪之交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变化，看到了这种变化对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实践提出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并认识到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思想的一定程度的修正，这些都是合理的和宝贵的。问题是，他在谈论晚年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的修正时存在双重曲解：一方面把马克思历史观曲解为见物不见人的具有宿命论倾向的“经济决定论”，另一方面把恩格斯晚年历史观曲解为承认思想因素独立作用的“因素论”。结果，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的正确的修正和完善被伯恩施坦错误解读为唯物史观性质的根本改变，即从“经济决定论”的历史观转变为“因素论”的历史观。当然，伯恩施坦认为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修正并不彻底和明确，他自己的理论任务就是要说出恩格斯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这就是彻底地用新康德主义取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由此可见，伯恩施坦提出恩格斯与马克思关系的“修正论”观点既不表明对恩格斯的重视，也不是为了澄清和解决马克思恩格斯关系问题，而是为从根本上抛弃和背离马克思主义提供理论根据。
事实上，虽然伯恩施坦关于马克思与恩格斯关系的“修正论”与后来的“对立论”持有不同的政治立场，理论观点和思想方法也有很大的差异，但这毕竟是在马克思主义内部第一次发出恩格斯不同于马克思的声音。这种声音经过“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误释论”的放大，最终形成了“西方马克思学”中的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思潮。
(三)马克思恩格斯“误释论”
“误释论”主要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问题上的基本理论倾向，阿尔都塞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这种特征。其主要思想是：恩格斯误解了马克思，应该回归马克思。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整体上肯定了恩格斯与马克思思想的一致性，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仍然对恩格斯提出了有时直率、有时含蓄的批评。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卢卡奇主要从两个方面批评恩格斯误解了马克思。第一，误解马克思的辩证法，创立了自然辩证法。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的辩证法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其中心的问题是要改变现实。这种辩证法只能是实践辩证法、历史辩证法、主体—客体相统一的总体辩证法。然而，恩格斯不恰当地将辩证法应用于自然界，创立了自然辩证法。在《反杜林论》这部对第二国际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活动有决定性影响的著作中，恩格斯虽然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对立起来，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流动性，但“根本没有提到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的关系这种最重要的相互作用，更不必说给予它本应值得重视的地位了”注53。第二，误解了马克思的实践范畴，将实践归结为工业和实验。在卢卡奇看来，实践是马克思辩证法的核心范畴，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观点，也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区别于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关键所在。然而，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简单地将马克思的“改变世界”的实践归结为工业和实验，这样既不能克服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又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表格现存世界的革命性。卢卡奇说：“恩格斯最根本的误解在于他认为在辩证哲学的意义上工业和科学实验的行为就是实践。”注54，因为它是实验者为了能够不受干扰地观察规律的作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人为的、抽象的环境，是纯理性的产物；纯粹操作意义上的“工业本身所树立的目标——就此词的决定性的即历史的、辩证的意义来说，就只是控制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客体，而不是其主体”注55。就是说，在青年卢卡奇心目中，科学实验和工业生产都不是实践的形式，只有改变世界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形式。对于这点，卢卡奇晚年在《历史和阶级意识》的新版序言(1967年)中作了自我批评：“在本质上，实验是纯粹实践的”，因此“我坚持‘实验是纯粹思辨的’这是完全错误的”；我“否认工业是实践并且认为它‘在历史的和辩证的意义上只是社会自然的规律的客体而不是主体’的观点同样是错误的”注56。
柯尔施主张，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原理，包括那些表面上带有普遍性的原理，都带有特殊性。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不能在抽象的一般形式上来论述，而应该在具体的、历史的、特殊的形式上来论述。恩格斯晚年在论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中，过分强调资产阶级学者对马克思的经济结构是上层建筑的现实基础的原理的批评，轻率地承认了上层建筑同基础之间，意识形态的发展同经济、政治的发展之间很可能发生所谓的反作用。这种在一般意义上谈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实际上改变了马克思的学说”注57。阿尔都塞从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主义理解出发，在整体上肯定恩格斯的思想，同时也批评恩格斯晚年在历史唯物主义书信中用上层建筑各因素的“交互作用”来阐述经济因素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的实现机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性质的观点”注58；用无数个个人意志的冲突和合力的平行四边形的物理公式来说明历史过程的普遍内容和经济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所产生的历史发展趋势，依据的无非是马克思曾经批判过的传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关于“经济的人的神话”的前提假设，“离洛克和卢梭较近而离马克思较远”注59。
葛兰西在《实践哲学》中专门讨论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问题，认为要把马克思的文本区分为作者直接发表的和后人整理发表的两类，并提出作为实践哲学的两位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非同质性。他说：“应当提出实践哲学的两位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同质的关系问题。当其中的一位或另一位根据他们的相互一致提出一个论断时，这个论断只在那个问题上才有效。甚至其中的一位为另一位的著作写了几章，这个事实也并不是应把该书看成是他们完全一致的产物的绝对理由。不需要低估第二位［恩格斯］的贡献，但也不需要把第二位和第一位［恩格斯和马克思］等同起来，人们也不应该认为［恩格斯］归诸于［马克思］的一切东西都是绝对真实的，不渗入任何其他东西的。当然，［恩格斯］证明在著作史上是独一无二地无私的和没有个人虚荣心的，但这并不是问题所在；这也不是一个怀疑［恩格斯］在科学上的绝对的诚实的问题。问题在于［恩格斯］并不是［马克思］，而如果人们要知道［马克思］，人们就须首先在他的真正的著作中，在那些由他直接负责发表的著作中去寻找他。”注60葛兰西还高度评价意大利的孟多夫写的论述恩格斯晚年历史唯物主义书信的著作《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在目前恩格斯的思想“已被提到作为一种真正的源泉，而且是唯一真正源泉的首位”的情况下，除了孟多夫，还没有人提出并研究恩格斯与马克思思想的差异问题，因而他的书“是非常有用的”注61。
“误释论”主要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开展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比较研究的理论“成果”。卢卡奇等人虽然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但其思想方法是人本主义的，在马克思恩格斯关系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肯定马克思而批评恩格斯。然而，“误释论”者在批评恩格斯时，并没有在整体上否认恩格斯思想。他们所认为的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误解、他们对恩格斯历史观的批评，都还是有限的和局部的，并且始终与坚持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一致性相伴而行，与后来的“西方马克思学”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而制造马克思恩格斯完全对立并全盘否定恩格斯有很大区别。正如亨利所说，虽然卢卡奇思想中包含有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对立”论的倾向，但他“在著作的不少地方又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致与合作，甚至赞同性地引用恩格斯的话。很显然，他的目的不是要在整体上造成二人思想的分裂，而仅仅是指出有限领域的不一致。”注62至于柯尔施，既反对那种将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本对立起来的做法，也不赞同他们思想完全一致的教条式的正统立场。注63正因为“误释论”没有把恩格斯与马克思全面对立起来，遭到了“对立论”者的批评。吕贝尔一方面高度赞扬柯尔施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对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严厉的“近于宣战”的批判性考察，认为这是他的“巨大功绩”；另一方面又批评早年的柯尔施没有将这种批判进行到底，因为他未能使马克思主义概念完全摆脱其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神话因素”，反而随便使用“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个词语。注64诺曼·莱文一方面肯定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人“意识到了恩格斯把辩证法应用于自然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另一方面又责怪他们“没有继续发展这些观点而得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对立的这样一个合理的结论，从而未能改变他们时代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用一个声音说话的流行看法”注65。
“误释论”与“修正论”一样，看到了恩格斯思想与马克思思想的差异，并错误地理解和解释这种差异，但二者又有区别。“修正论”认为恩格斯晚年发现了马克思早年思想的不足或缺陷，并自觉地加以纠正和克服，从而使唯物主义历史观修正为“因素论”的历史观；“误释论”则责备恩格斯错误地理解了马克思，特别是错误地把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主体—客体辩证法理解为世界观、宇宙观，从而使辩证法倒退到素朴的自然主义和经验的实证主义。
“误释论”面临着双重难题。一方面，它始终不能很好地说明为什么具有强烈自主性和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不仅没有对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中的观点提出任何异议，甚至在许多地方更是明确地提出了自然辩证法的思想观点，如《资本论》中关于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规律的论述；另一方面，它是在肯定马克思恩格斯整体一致性的前提下研究和阐述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差异性的，这必然陷入“对立论”倾向和“一致论”倾向的内在矛盾。后来的许多“西方马克思学”学者为了避免这种矛盾并基于意识形态需要，干脆彻底否认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上的一致性，极力宣扬和论证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
(四)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
“对立论”是“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和一些晚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问题上的一个基本立场，其核心观点是：恩格斯背离了马克思，应回归马克思。历史地看，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萌发于恩格斯逝世以后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1897年，德国资产阶级学者、莱比锡大学教授保尔·巴尔特(1858—1922)出版了《作为社会学的历史哲学》，与恩格斯论战。他把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对立起来，认为两本书表现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学倾向：前者代表的是社会静力学倾向，后者代表的是社会动力学倾向。又说，从《反杜林论》开始，特别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到处使用“经济结构”概念，超出了从技术生产方面来理解这一概念的界限。1907年，俄国的民粹派分子、马赫主义者切尔诺夫在《哲学和社会学》论文集中，把恩格斯的思想与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对立起来，认为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是“素朴的独断的唯物主义”，是“最粗陋的唯物的独断主义” 注66。对此，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进行了有力反驳。1910年，波兰哲学家布尔楚维斯基(1878—1911)出版了《反恩格斯》的专著。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主体论，马克思的哲学是“人本学”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阐述的是一种“实证主义”，与马克思哲学根本对立。注67意大利的一些深受黑格尔主义影响的哲学家、拉布里奥拉的学生克罗齐、靳提莱、孟多夫等人，也把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对立起来。克罗齐说，“恩格斯的思想形态与马克思不一致”注68靳提莱也说：“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从来没有达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理解，也从来没有深入地触及到他的朋友和老师的哲学部分。”注69孟多夫在《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虽然辩解自己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开，是“为了更好地证明他们的本质一致”注70，但他实际上在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比时明显地贬低恩格斯，并把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对立起来。他说：“对马克思来说，原初问题是知识；对恩格斯来说，原初的问题是存在。结果，马克思从意识形态批判前进到一种实践哲学，而恩格斯基于自然哲学而得出唯物主义。恩格斯许多思想的教条主义和模糊不清都来自于缺少革命的实践概念。”注71
总的来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的比较研究还是初步的，提出的所谓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对立也是不系统的，影响也很有限。但他们寻找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差异的研究思路和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批判哲学、关于人的活动的哲学、只适用于社会历史领域的理论的观点，对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的马克思恩格斯比较研究产生了影响。
真正将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起来，用马克思反对恩格斯，使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成为一种有影响的学术思潮和关于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关系的基本范式，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西方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学”作为专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生平、著作和思想的一门学科，是由吕贝尔在20世纪50年代创立的。但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形成的标志则是英国历史学家利希特海姆一部著作的出版，这就是1961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一种历史的和批判的研究》。利希特海姆把恩格斯描述为一个简单的技术决定论者和实证论者，进而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的来源，也成为信奉工业化的列宁主义之父；而马克思则是一个人道主义的辩证论者。注72西方学者认为，这部著作标志着西方学术界在马克思恩格斯关系问题上的观点的一个转折，这就是从“一致论”占主导地位转向“对立论”占主导地位。同年出版的罗伯特·塔克尔的《卡尔·马克思的哲学与神话》指责“恩格斯晚年著作提出了一种脱离人类历史的关于自然的‘辩证唯物主义’概念”注73。次年出版的施密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专门研究了恩格斯的自然概念和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的差异，认为恩格斯把自然看作脱离人而存在的独立领域，并认为人是自然进化的产物而不是生产力，这“意味着倒退成素朴的实在论”注74。按照亨利的看法，上述三人为后来的“对立论”者的著作勾勒了大部分主题和特征：第一，他们彼此矛盾，甚至自相矛盾；第二，他们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强调技术主义、决定论和实证主义存在于被看作辩证唯物主义之父的恩格斯的著作中，并把恩格斯与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对立起来；第三，他们指出了恩格斯的所谓混乱的认识论。注75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经过伊林·费切尔、吕贝尔、本得尔、亨德森等人的大肆渲染，到诺曼·莱文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作了迄今为止最为系统、详尽的阐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中的人类学》(1973)中，他通过分析恩格斯和马克思在氏族、家庭、私有制、国家问题以及与摩尔根的关系问题上的不同见解, 全面论述了恩格斯和马克思在人类学上的全面对立；在《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两种不同的历史观》(1973)的论文中，他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观上的根本对立;在《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1975)中，他论证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对立不是个别观点的不同，也不是理论分工或研究重点的不同造成的差异，而是在他们的全部著作和思想中存在两个根本不同的思想模式，形成了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的恩格斯主义的根本对立。他还从自然观、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革命观、共产主义观等各个方面全面展开了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对立关系；在《辩证法内部对话》(1977)中，他以辩证法为主题，进一步阐述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的对立及其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注76
“对立论”一方面是在反对和攻击“一致论”的基础上提出的，同时也是把“修正论”和“误释论”所指认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差异推向极端的结果。尽管不同学者的具体思想各有特点，但“对立论”具有自己一般的思想特质：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截然分开，鼓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思想观点、政治理想、思维方式以至实践策略上的根本区别，是“对立论”的鲜明的学术立场；通过割裂马克思和恩格斯并用马克思打压恩格斯来解构马克思主义理论，攻击社会主义实践，是“对立论”者共同的政治目标；“马克思，好；恩格斯，坏。”成为“对立论”者一致的价值评价方式；坚持马克思思想是前后一贯的“统一整体”，虚构一个自己心目中的“真正马克思”，在“回到真正马克思”的口号下，用歪曲了的马克思反对歪曲了的恩格斯，这是“对立论”共同的方法论特征。不过，诸多的共同性仍然掩盖不了不同“对立论”者的分歧甚至对立，以至于亨利把“彼此相互矛盾，有时自相矛盾”看作“对立论”者的重要特征和致命弱点，这为后来的“差异论”的提出提供了机会，也为“同质论”者反对和攻击“对立论”提供了靶子。
(五)马克思恩格斯“差异论”
“差异论”是特雷尔·卡弗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并于90年代初提炼概括的关于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关系的一个基本观点，其核心内涵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关系既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致”，也不能用“对立”来描述，只有“差异”才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的合理表达。作为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政治系教授、著名的“马克思学”学者、《MEGA研究》杂志编委，卡弗的著作大都集中于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他的代表作有：《卡尔·马克思：文本与方法》(1975)、《恩格斯》(1981)、《马克思的社会理论》(1982)、《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1983)、《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他的生平与思想》(1989)、《后现代的马克思》(1998)等。卡弗的马克思恩格斯关系研究具有三个显著特点。
一是转变研究重心，提出“恩格斯--马克思问题”。长期以来,西方学者要么把恩格斯当作马克思的“另一个我”，他的著作只是对马克思思想的通俗化的阐发，至多是一种补充；要么认为恩格斯只是马克思思想的歪曲者，需要的不是研究而是清除。受这种认识的影响，人们在“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研究中普遍存在着重马轻恩的倾向,即注重马克思思想的研究,而将恩格斯思想研究置于从属的地位甚至被忽视。对此，卡弗做了精辟的概括:“尽管关于恩格斯的研究著作不断增长,但总的来说他仍被看做是当然的和没有充分审查的。对恩格斯著作的研究仅仅被当作是第二位,从属于或者被包括在对马克思著作的研究中。这种情况传达了一种相当肤浅的有时是十分歪曲的恩格斯形象,易于给读者留下这样一种印象,似乎恩格斯的思想本来就不是有价值的研究课题。”注77卡弗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误区，因为“恩格斯的作用无论从个人角度还是思想角度,对人们比较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关系都具有绝对关键的作用”注78。鉴于此,卡弗颠倒传统考察顺序,独树一帜地提出“恩格斯--马克思问题”,强调首先分析、研究现存的恩格斯对马克思学说的评论与阐释的手稿、著作及其与马克思的通信,再据此理解马克思思想。他主张把恩格斯视为独立的思想家与政治家进行考察,指出“恩格斯--马克思”关系而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关系,比绝大多数评论者所认同的重要性还要重要得多,因为只有聚焦恩格斯的思想与文本,才能真正把马克思学说从恩格斯的思想体系中识别出来，从而真正展现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差异。
二是不赞同马克思恩格斯“一致论”或“对立论”，而主张马克思恩格斯“差异论”。 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关系归结为“一致论”。20世纪60年代以后,“对立论”的观点在西方学术界逐渐占据支配地位。卡弗声称自己既不同意传统的“一致论”,也不赞成后来的“对立论”。他认为,追问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并希望得到一个在各种情况下都行得通的特定答案,这的确是不可能的。他主张把马克思与恩格斯看成有差别的两个人,在承认他们一致之处的同时努力寻找两人的具体差异,从而确立了自己的“差异论”立场。在他看来，“差异论”具有更大的优越性：一方面，“一致论”和“对立论”都是提前说出了读者要通过调查研究才能得出的结论，因而是独断论的“权力语言”而不是科学的“调查语言”注79；另一方面，“差异论”包容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的一致性，而“一致论”一般不鼓励人们去寻找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差异性注80。从“差异论”出发，卡弗仔细地考察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复杂的文本关系，试图从传统的“一致论”中区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不同声音。在卡弗看来，长期以来，人们对马克思与恩格斯伙伴关系中的不同声音缺少正确认识：因为评论者带有马克思与恩格斯“伙伴论”的先见，往往忽视对《神圣家族》中两人的单独声音的研究；《共产党宣言》中的联合的声音常常被评论者归结为马克思一人的声音；《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相互辩论的声音几乎普遍地被评论者同质化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评论者往往把马克思对恩格斯的观点和行为的“沉默”解读为“赞同”；最后，评论者是与恩格斯自己创造的“伙伴关系”的叙述联系在一起来解读马克思的声音的。注81
三是超越传统研究方法，将“恩格斯--马克思问题”置于解释学框架。卡弗之所以用“差异论”来定位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关系，是与他将“恩格斯--马克思问题”归结为解释学问题分不开的。在《恩格斯--马克思问题：解释，身份，伙伴关系和政治学》一文中，卡弗开宗明义地提出：“恩格斯--马克思问题是一个阐释的问题”注82，是研究者解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文本和思想关系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正是恩格斯对马克思文本的错误阐释、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文本的错误阐释,形成了至今困扰着人们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在上述错误解读中,影响最大的是恩格斯对他和马克思之间的伙伴关系的伪造。在卡弗看来,恩格斯总是以马克思的“另一个我”的面目出现,以马克思的口气来阐述他们关于自然、历史和认识的“共同见解”。同时,恩格斯又以马克思思想的合法解释者自居,在私人书信中提倡一种观念,就是自己的著作比马克思的通俗易懂,可以通过他的著作来理解马克思的晦涩的著作,由此开创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劳动分工的“伙伴关系”的传统叙述。这种叙述在各个共产党国家政治力量的推动以及冷战需要的推动下,持续了一百多年。
由于卡弗把“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归结为一种解释的问题，解释的主观性和相对性决定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唯一的和确定的，而是多样的和相对的。卡弗认为，今天需要的是一种批判的、建设性的对话，必须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当作普通人而不是神，对“恩格斯--马克思问题”的解答就存在于这种对话之中。
卡弗将“马克思--恩格斯问题”改变为“恩格斯--马克思问题”是有意义的。他将恩格斯置于马克思恩格斯比较研究的首要位置,使恩格斯走出了马克思的阴影，有助于改变长期以来重马轻恩的研究传统和恩格斯是马克思附属物的传统观点,推动学界深入研究恩格斯的思想观点、理论成就、思想局限和学术影响,拓宽马克思主义研究视界，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理解马克思，走近真实的马克思。但由于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偏见,加上缺少辩证方法,卡弗的研究得出了一些错误判断,其中一个重大缺失是否认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他提出不是马克思而是恩格斯是创立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小提琴手。卡弗的这个观点明显不符合历史事实。
“差异论”在理论上没有否认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一致性,没有像“对立论”者那样简单化、绝对化地宣扬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恩格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对峙,而是在解释学视域来理解两者的关系。撇开其内容与本质不谈,它在形式上的确不同于诺曼·莱文的“对立论”的粗糙性和独断性,使“恩格斯--马克思问题”的研究和解决进一步走上严谨的文本解读和思想辨析的学术轨道。
卡弗虽然貌似公允地声称自己既反对“一致论”又不赞同“对立论”，但全面解读卡弗的著作就会发现，他主张的“差异论”是以恩格斯如何建构伪造的与马克思的合作关系和如何创立自己的不同于马克思的独立思想体系等为论据的, 关注的重心不是论证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一致性,而是从两者的合唱中努力区分出恩格斯不同于马克思的声音。他不是在两人思想一致的前提下寻求差异,而是在一致性的掩饰下着重论证恩格斯如何与马克思发生实质性的差异。正如利各比所说,卡弗对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关系研究为“关于恩格斯晚年著作系统化地歪曲了马克思思想的观点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保护”注83。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卡弗的马克思恩格斯“差异论”是一种温和的、精致的、隐蔽的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
卡弗把“恩格斯--马克思问题”当作一个解释问题，将解释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马克思恩格斯关系研究，主张通过作者、文本、评论者、读者之间的多重对话来理解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思想关系,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研究从早期“一致论”者着重传记研究和后来的“对立论”者重视思想观点的比较到把传记研究、比较研究、文本解读与语言分析有机结合的综合研究的转变,为国际学界探讨“马克思--恩格斯问题”提供了新路径。
然而，马克思主义本质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和革命实践理论,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实践性。卡弗用解释学理论和方法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思想关系，寻求作者、文本、评论者、读者之间的多重对话来解决“马克思--恩格斯问题”,这易于将充满政治内容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变成纯粹的主观解释学问题,把具有实践性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变成只注重文本的语言学差异的考据学和咬文嚼字的注释学,这不仅不能解决“马克思--恩格斯问题”，而且会弱化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
卡弗的“差异论”在我国学界引起重要反响。有学者提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两个人，把两个人的思想看成是一回事是不切实际的，必须正视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思想上尤其在哲学思想上的差别。他们把这种差别概括为四个方面：“超验”视野和 “经验”视野、“存在决定意识”和 “物质决定精神”、本体论的真理观与认识论的真理观、本体论的“自由王国”和认识论的“自由王国”。注84在这里，作者刻画了一个基于物质本体论的具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特征的旧唯物主义的恩格斯与立足于实践本体论的具有先验主义、理想主义特征的新唯物主义的马克思的形象。有学者把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归结为对马克思哲学思想进行理解的历史，并认为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理解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因为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方式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方式，与马克思本人的“实践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方式有重要差别。注85简而言之，恩格斯开创的对马克思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的基本缺陷，在于它不理解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以及由此在哲学上实现的伟大变革的实质。还有学者强调，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时，需要运用差异分析法，也就是要区分早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马克思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与恩格斯，等等，并声称运用这一方法“发现”了所谓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一系列差异：(1)从实践出发还是从自然界出发；(2)从本体论维度理解实践还是从认识论维度理解实践；(3)从人的问题着眼，还是从纯粹思想的问题着眼。注86国内学者对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关系的差异性解读，促使人们正视长久以来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中盛行的将二人文本和思想同质化造成的弊端，也有助于深化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研究。不过，从国际视野看，国内学界的差异化研究并不是新的学术思潮，而主要是国外学者有关观点在当代中国学界的回音，因为无论是涉及的问题还是提出的观点，抑或使用的研究方法，总体上都没有超过卡弗的马克思恩格斯“差异论”。
(六)马克思恩格斯“同质论”
“同质论”是以古德纳尔、亨利、利各比为代表的部分“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关系的解读。其基本立场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具有同质性，都包含有内在矛盾，都不符合现实，都应该被解构。这是当代“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在马克思恩格斯比较研究中提出的最新观点，值得注意。从学理上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论证马克思恩格斯同质性，发掘马克思恩格斯各自思想的所谓“内在矛盾”，从而更彻底地解构马克思主义，构成“同质论”者的主要理论任务。批判性地分析“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解构，揭示其实质，对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1.对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批判
一些当代“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解构，是从对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反思和批判开始的。长期以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关系问题上，“西方马克思学”的主流学术观点是“对立论”。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始，“对立论”遭到了部分西方学者的质疑和批判。当诺曼·莱文极力用所谓“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的“全面对立”代替早期马克思主义解释者的马克思恩格斯“完全一致”的立场时，洛弗尔就指出：“在重新评价马克思和恩格斯关系时，我们不应当简单地用一种相反的极端来纠正早期的极端立场”注87。美国学者阿尔温·古德纳尔在《两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的矛盾和异例》一书中对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进行了专门批判，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虽然有重要差别，但他们在技术观、社会发展道路、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实践概念等方面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英国学者约翰·奥内尔既不同意阿尔都塞把早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和晚年马克思的科学理论对立起来，也不赞同大部分“马克思学”学者编造的所谓恩格斯的“教条的、粗陋的、非民主的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的“开放的、精致的、民主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故事，认为这种简单的“对立论”毫无意义，“既不能明确表达我们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理解，也不能明确显示马克思思想中的优点和缺点”注88。反思和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比较全面系统的应该是亨利和利各比。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生平和思想：一种再评价》一书中，亨利详细地考察了“对立论”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着重从理论的性质与特征方面论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诸如反映论、人道主义、实证主义、决定论、修正主义等方面的根本一致性、同质性。利各比在《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历史、辩证法和革命》一书和《马克思以后的恩格斯：历史》一文中，着重从理论的内容方面论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般唯物主义、辩证法、认识论、唯物史观、共产主义以及与黑格尔关系等问题上的根本一致性、同质性以及各自所包含的所谓“内在矛盾”，分析和批判了“对立论”的主要观点及其错误。亨利和利各比对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批判和“同质论”的论证，影响很大，以至于持“对立论”立场的当代英国著名学者卡弗不得不承认，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部分学术研究又回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传记作家的“一致论”的立场。注89
古德纳尔、亨利、利各比等人对“对立论”的反思和批判的基本思路是：证明“对立论”所贬低和批判的恩格斯的思想也是马克思所具有的，也就是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是根本一致的、同质的。在此基础上，他们揭示了“对立论”的认识论基础和方法论特征。
第一，把马克思的思想设想为一个前后一贯的“统一整体”。大部分“马克思学”学者在制造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时，把马克思的思想想象为一个连贯的统一整体，否认其内在冲突与矛盾。为此，二分论者必然把马克思加以“纯化”：要么对马克思的著作“有选择性地加以引用”，对相反的观点视而不见，要么把马克思主义中的所有他们不喜欢的内容归结为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背离和歪曲。在利各比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要比二分论者想象的复杂得多。他们各自的思想不仅前后矛盾，即使同一时期的观点也彼此不同。“在他们每个人的著作都如此具有内在矛盾的情况下，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起来是无意义的。”注90
第二，“马克思，好；恩格斯，坏。”的绝对对立的价值评价方式。二分论者不仅要肯定马克思的思想的连贯性和统一性，而且要维护“纯化”了的马克思思想的地位。为此，他们一方面把马克思“当代化”，用各种当代哲学和社会学思潮解读马克思的思想，让马克思披上了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时髦外装；另一方面矮化恩格斯，把恩格斯看作斯大林主义的理论根源，企图通过贬低恩格斯的思想价值彰显马克思的地位。
第三，二分论者“彼此相互矛盾，有时自相矛盾”。不同的二分论者视野中有不同的马克思：马克思是一个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者或结构主义的反人道主义者，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或与黑格尔主义决裂者，晚年马克思是一个实证主义者或从来就不是实证主义者。更严重的是，二分论者往往自相矛盾，例如约丹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进化》一书中，一方面认为马克思不是一个恩格斯式的形而上学者，同时又说马克思有一个“明显的形而上学的历史因果关系理论”。注91
第四，寻找“真正马克思”或“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情结。“对立论”的一个重要思想情结是对“真正马克思”的寻求。在二分论者眼中，作为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基础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而是起源于恩格斯并为列宁和斯大林所歪曲发挥了的马克思主义。为了恢复和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必须把马克思的思想从恩格斯的思想中分离出来，回到“真正马克思”。在这场寻找“真正马克思”的运动中，“既诞生了不加批判的英雄偶像，又产生了无足轻重的‘替罪羊’”注92。青年马克思或老年马克思被置于“真正马克思”的崇高地位，而恩格斯也就成为二分论者所厌恶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替罪羊”。
2.马克思恩格斯“同质论”及其特点
在古德纳尔、亨利、利各比等人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并不像二分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对立的，相反，他们的观点从根本上说具有一致性、同质性，这就是都存在着“内在张力”或“内在矛盾”。二分论者的错误不在于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重要差别，而在于只是把他们两人各自思想的“内在矛盾”化为所谓早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外在对立”，企图以此消融马克思的思想本身的问题。利各比指出，要走出“对立论”的理论困境，必须根本转变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解读方式，从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思想的统一转变到强调其内在矛盾。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人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性质的认识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差异，才能正确对待各个解释者的解释，才能消除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寻找本不存在的“真正马克思”的企图，真正从现实需要出发来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
可见，所谓马克思恩格斯“同质论”，实际上是指马克思的思想和恩格斯一样，也具有内在矛盾性。古德纳尔、亨利、利各比等人对“同质论”的论证，主要表现为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的所谓“内在矛盾”的“发掘”。
第一，科学性与批判性的矛盾。古德纳尔通过考察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这两种不同的理论趋向，集中探讨了所谓马克思主义中的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张力，并认为这种张力来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下述观点：“马克思主义既是科学，又是意识形态；既是理性理解，又是政治实践；既是关于世界的叙述，又是改变世界的行动‘命令’。”注93据此，他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看作“自相矛盾的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者”。亨利分析了所谓马克思主义中的实证主义因素和人道主义因素，认为他们在这方面的思想“比他们的大多数学生所愿意承认的更模糊不清，甚至自相矛盾”注94。利各比则提出，马克思主义要么是“一种人道主义的道德呼吁”，要么“成为各种多样的纯学术性社会理论”。如果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追求科学性与批判性的结合，不仅“动摇了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性，而且损害了所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注95。
第二，经验论因素与唯理论因素的矛盾。利各比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从具体事实出发的唯物主义反映论和经验方法，同《资本论》和《自然辩证法》等著作强调概念、理论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总体性方法是不协调的。亨利声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认识论中，简单化的经验主义与精致的抽象方法是相互矛盾的。注96
第三，人类中心论历史观、实用学历史观与法则学历史观的矛盾。利各比认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中，存在着三种历史观的对立和冲突，也就是把历史看作人克服自身的异化而实现自己的自然本质的过程的“人类中心论历史观”、把历史看作在一定条件下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的“实用学历史观”、把历史理解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内在规律所支配的自然过程的“法则学历史观”的矛盾。注97
第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问题上的决定论与渗透论的矛盾。利各比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坚持经济基础决定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的论断，但同时又提出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渗透的观点。这必然遇到这样一个困难：假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论述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渗透，现实中就不可能有“纯粹的经济活动”。把经济从社会整体中抽象出来并宣布它是现实的“基础”，这“似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曾经正确地谴责为唯心主义方法论的典型例子”，使“对社会的最唯物主义的分析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一个真正的辩证讽刺——成为纯粹的唯心主义”注98。
第五，革命与改良的矛盾。古德纳尔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中的科学性和批判性的矛盾逻辑地得出结论：他们的革命策略中也存在革命和改良的“张力”。在他看来，马克思使用了两种不同的变化概念，一是逐渐的、进化的和连续的，另一个是不太连续的、突发的、灾变的。前者与达尔文主义相一致，后者在黑格尔著作中找到根据；前者可能通向“仪式主义”或“修正主义”，后者通向“冒险主义”或“革命救世主义”注99。利各比一方面肯定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原则，反对改良主义；另一方面又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本身为工人阶级中的持续的改良主义提供了一种‘唯物主义的’解释”注100。
应该说，当代的“对立论”者也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具有内在矛盾，但大部分人把这归结为恩格斯，而用青年马克思解释和统一马克思的思想。相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马克思恩格斯“同质论”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对立论”打着“回到马克思”的旗号，用歪曲了的马克思来反对歪曲了的恩格斯；“同质论”则打着“中立、公正”的旗号，在歪曲恩格斯的同时，重点反对马克思。第二，“对立论”把马克思的思想中的他们所不喜欢的观点归结为恩格斯的歪曲，制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同质论”则企图证明恩格斯的缺点同样存在于马克思著作中，从而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所谓“外在矛盾”“还原”为各自思想的“内在矛盾”。第三，“对立论”坚持马克思的思想的一致性和统一性，并把这种一致性和统一性作为当然的前提；“同质论”则企图破除马克思思想统一性和一致性的假设，证明不仅马克思不同时期的思想不一致，而且同一时期的思想也存在着重要的差异。第四，“对立论”在解构马克思主义时，仍然保留了被“纯化”和“当代化”了的马克思，作为反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工具；“同质论”则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同打倒，企图连根拔除马克思主义。第五，从历史背景看，“对立论”主要是资本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阵营进行冷战的实践在理论上的反映，“同质论”主要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东欧剧变的理论回声。
3.马克思恩格斯“同质论”评析
以古德纳尔、亨利、利各比等人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学者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同质论”。“同质论”学者的学术贡献在于，在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一片鼓噪声中，他们敢于逆潮流而动，公开批评二分论者观点的片面性和方法的非科学性，系统论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思想内容和理论特征、理论性质上的根本一致性，为西方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研究带来了一股新鲜气息，推动了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扩展和深化，也为我们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借鉴和方法论启示。
“同质论”和“对立论”实质相似而形式不同。从根本上说，“对立论”者和“同质论”者都站在反马克思主义、反苏联社会主义的立场上研究“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区别在于反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和方法的不同。利各比认为，包括“对立论”者在内的以前的“马克思学”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都只是“外在的批判”，并不能真正颠覆马克思主义，“正如基督徒不可能因为受到如印度教的批评而动摇一样，马克思主义者也可能不受以马克思主义以外的理论为根据的批判的影响”注101。他自己的理论任务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内在的批判”，也就是通过发掘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思想中的内在矛盾，证明恩格斯的错误观点马克思同样具有，从而真正驳倒马克思主义。
“同质论”与“一致论”形式相似而实质不同。从表面看，二者都反对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而主张“一致论”。然而，仔细分析便知，“同质论”者与“一致论”者在政治理念和理论立场上都迥然不同。前者是“西方马克思学”学者为解构马克思主义而提出的理论主张，后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为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性和合法性而坚持的理论立场；前者把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一致归结为二人思想中都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后者则把这种一致理解为在基本问题上二人观点的依存性、交融性和互补性。
如果说利各比等人用“同质论”批判“对立论”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那么他们企图通过发掘所谓“内在矛盾”来解构马克思主义则具有明显的不合理性和非现实性。
第一，“中立”立场不中立。虽然利各比等人标榜自己不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著书，也不是作为一个职业马克思学家来立说，而是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来进行客观的公正的研究，但实际上，他们的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立场欲盖弥彰。他们批判“对立论”，根本原因不是其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不公正，而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方法不正确。在他们看来，要完全彻底地解构马克思主义，既不能用早年马克思反对晚年马克思或用晚年马克思反对早年马克思，也不能用马克思反对恩格斯，唯一的方法就是像反对恩格斯一样彻底抛弃马克思。这种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决定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不可能进行“公正”、“客观”的研究，因而也不可能有真正科学的批判。
第二，“内在矛盾”论的非科学性。撇开政治立场不谈，“同质论”自身在方法论上也存在着根本缺陷，这集中表现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认识和研究的非辩证方法。古德纳尔、亨利、利各比等人企图通过发掘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中的所谓“内在矛盾”来解构马克思主义，但他们所说的“内在矛盾”纯粹是自己的主观臆造。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的理论体系，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人们必须具体地、历史地、全面地把握这一理论，任何断章取义的理解和研究都会阉割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亨利、利各比等人使用抽象的方法，往往把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具体情况而提出的具体观点泛化为普遍的观点；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时代的新特点、无产阶级斗争条件和任务的变化、理论斗争形势的改变而产生的理论重点的改变看作他们的观点的根本改变，看作与以往的观点发生了矛盾。他们不懂辩证法，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中的全面论和重点论的统一看作是相互矛盾，似乎强调了科学性，就不能坚持批判性；强调了反映论，就不能肯定主体能动性；坚持了经济决定作用，就不能有经济、政治、文化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作用；提出了历史发展规律的普遍性，就不能再说历史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坚持了革命原则，就不能选择改良策略。如此等等，否则就陷入了所谓的“内在矛盾”。这样纯粹主观的“内在批判”，解构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同质论”本身。
第三，“解构”目的的非现实性。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深深根植于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实践的生命力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实践不仅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而且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新的理论形态的产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和完善，不仅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创新的本质。古德纳尔、亨利、利各比等人企图通过理论的批判来解构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现实的。其致命缺陷在于，看不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性，脱离社会主义实践进行纯粹的学术研究，从而一方面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观点与作为一个科学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等同起来，以为通过批判马克思就可以彻底驳倒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封闭的纯粹理论，以至于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和最新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都被置于理论视野之外。这种非实践的纯粹理论批判，虽然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增添了有价值的思想材料，但不可能达到所谓“解构”马克思主义的目的。
(七)马克思恩格斯“发展论”
“发展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和社会主义国家关于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关系的主流观点，其核心要义是：恩格斯在继承和捍卫马克思思想的基础上发展了马克思的理论和观点。尽管受恩格斯自我评价过于谦虚的影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学者曾经将恩格斯定位为马克思思想和观点的通俗化的解释者、传播者，但主流的观点仍然是恩格斯与马克思的思想关系是继承中发展、发展中继承的关系。特别是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自然辩证法、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东方社会发展道路、史前社会发展规律、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与策略等方面，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的发展更是成为学者关注和研究的重点。事实上，在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学界还是政府，都常常使用“继承与发展”来描述马克思与恩格斯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间的思想关系。“继承”体现了继承者的理论观点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发展”展示了继承者的理论观点的创新性与时代价值。
“发展论”反映了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关系的本质，是对“一致论”观点的继承发展、对“修正论”观点的拨乱反正、对“误释论”观点的合理扬弃，对“对立论”与“同质论”观点的根本颠覆、对“差异论”观点的批判超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关系。“发展论”的最大理论优势在于：它既强调了恩格斯思想对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创新，又将这种发展创新建立在继承的基础上，从而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一致性与差异性的统一，更重要的是揭示了思想一致性的条件和差异性的性质，为正确理解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关系确立了根本方向。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发展论”是以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一致性与差别性的学理辨析为前提的，离开同异之辨，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继承基础上的发展关系的论断就会失去学术的根基而成为独断性的偏狭政治话语。改革开放以前的相当长时期，我国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存在意识形态话语强而学术话语弱的状况，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现实政治与政策的注解。因此，坚持“发展论”立场，强化其学术品格和学术内涵，是推进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关系研究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