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提出与比较研究的兴起
(一)何谓“马克思恩格斯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即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关系问题。尽管国内不少学者热烈争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但直接以“马克思--恩格斯问题”为题进行研究的并不多，更谈不上比较深入系统的探讨。不可否认，“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的形式下早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就被一些学者论及，且恩格斯逝世以后被有意识地研究，进而形成了20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两次研究的高潮，但把马克思恩格斯关系作为元问题，亦即把“马克思--恩格斯问题”作为元问题加以专门研究，还是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马克思学”的。至于国内，马克思恩格斯关系作为“马克思--恩格斯问题”被关注和研究，更是起始于21世纪初。然而，由于相关学术积累不足，加上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目前国内外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一些最基本方面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提出的观点存在不少模糊、偏颇甚至误解之处，亟待梳理澄清。
误解一：“马克思--恩格斯问题”是个虚假问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问题”是“西方马克思学”在把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学术化”过程中“制造”出来的问题，是“我们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而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本身的问题”。注3这种观点正确地坚持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一致论”，反对“对立论”或“差距论”，具有一定道理。但问题是，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问题”是指马克思与恩格斯关系问题，这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在长达四十余年的分工合作和为共产主义事业不懈奋斗中形成的思想、著作、交往关系，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关系，不能将其等同于作为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思想关系的一种主观认识或判断的“对立论”或“差距论”；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确是由“西方马克思学”最先提出并加以研究，且研究的目的整体而言是通过论证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或“同质论”解构马克思主义，对此我们当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但也不能以此为根据而否认西方马克思学提出并研究“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意义。原因很简单，“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很长时期被遮蔽，一直没有作为“一个标准的研究课题”。“西方马克思学”学者通过研究去蔽，不仅有助于拓展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领域，而且有利于深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
误解二：“马克思--恩格斯问题”是指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差异问题。有学者将其具体表述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思想上有无差异的问题”注4，也有学者将其归结为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异质性差距”问题注5。这种观点大大窄化了“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外延。诚然，“马克思--恩格斯问题”是西方学者在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差异性研究中提出的，因而“思想有无差异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主要意涵，但不是唯一意涵。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包括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关系、文本关系和生平交往关系。就思想关系而言，不仅有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差异性问题(差异表现、性质、特点等)，也有统一性或一致性问题(一致性表现、性质、特点等)，还有同一与差异的关系问题。之所以说“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包括文本关系，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与恩格斯事业上的密切分工合作关系造成他们著述的文本的作者成为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如果不解决文本关系中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关系问题也就不能得到根本解决，从而也就不能真正解决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差异问题。
误解三：“马克思--恩格斯问题”是一个解释学问题。随着20世纪后半叶兴起的语言哲学和解释学的发展，使用解释学理论和方法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成为时兴。例如英国著名马克思学家卡弗强调，“恩格斯--马克思问题是一个解释学问题”注6，解释学的主观性和相对性决定了有多少解释者，就会产生多少种解释，因而“要问恩格斯与马克思间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并希望得到一个在各种情况下都行得通的特定答案，这的确是不可能的”注7。据此，他批判了传统传记作者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一致论”和马克思学家的“对立论”的错误，把研究的目的确定为通过作者、文本、读者的对话寻求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的有价值的意见，而他最终寻求到的是所谓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差异论”。卡弗的失误不在于他使用解释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马克思--恩格斯问题”，而在于将解释者解读中的能动性夸大至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将解释的相对性夸大为否认真理的唯一性，从而堵死了解决“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大门。
误解四：“马克思--恩格斯问题”是个文献学和考据学问题。部分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问题”之所以长期存在而没有解决，根本原因是以往编辑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存在诸多不足和缺陷，没有全面真实地反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的本真面貌，对人们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易产生误导。只有依据最新出版的MEGA2，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重要文本进行全面细致的版本考证、文献梳理、语义分析和文本解读，才能解决“马克思--恩格斯问题”。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问题”涉及版本考证、文献梳理、语义分析等文献学、考据学和语言学问题，但实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运用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观问题。文献学和考据学研究能为解决“马克思--恩格斯问题”提供辅助，但不是根本之道。
我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问题”是指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问题，它包括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思想关系、文本关系和生平交往关系。其中，思想关系是核心，文本关系和生平交往关系是思想关系的前提和条件。只有辨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文本关系，把握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生平交往关系，才能真正厘清他们之间的思想关系。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差异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重要内容但不是唯一内容。仅就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关系问题而言，它包括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创立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革命策略过程中观点之间的继承与发展、一致与差异、坚持与修正、提出与阐发、主导与辅助等多层次、多方面的关系，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差异问题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马克思--恩格斯问题”是一个具有强烈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学术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集革命家与思想家身份于一身的共产主义战士，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与革命性内在统一的共产主义学说。注8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研究追求对客观世界的科学认识，但它从来就不是满足于“解释世界”的纯学术活动，而是以革命地“改变世界”为旨归；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理论，但它从来不是一种仅在少数知识精英内部讨论和传播的纯粹学问，而是满足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理论需求并指导其革命实践的锐利武器。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的主题，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科学理论与革命实践的统一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并贯穿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的始终。因此，只有从理论与实践、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相统一的高度，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如果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本性，就不可能对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及其关系有科学的认识；至于那些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指导下的共产主义事业怀有严重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偏见的人，更不可能有客观公正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问题”是如何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事业上的分工合作、如何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之间的统一与差别、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继承与创新关系问题，说到底，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只有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以唯物辩证法为根本方法，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思想和生平交往关系进行综合研究，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才能正确理解和真正解决“马克思--恩格斯问题”注9。
(二)“马克思--恩格斯问题”提出的历史背景
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共同创立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导师、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思想家，在从事共同事业过程中发生密切的分工合作和互补共生的关系，这是客观的历史事实。然而，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为什么会成为“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如何成为“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则是需要深入研究和具体梳理的重大课题。
“马克思--恩格斯问题”提出的客观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从事共同事业过程中的复杂的分工合作与生平交往关系。在通过理论批判与实践批判各自完成哲学世界观和政治立场转变后，马克思与恩格斯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第二次见面时起，就在哲学、经济、历史、政治等主要方面形成了“共同见解”，并决定共同从事共产主义事业。对此，马克思有清晰的说明：“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注10马克思在这里说的 “他从另一条道路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实际上是向世人公开宣布，他与恩格斯的政治信仰与理论立场的高度一致；同时表明，他与恩格斯的理论与实践的密切合作关系不是基于一时的激情或暂时的功利，而是建立在共同的政治立场、理论信念、价值追求以及优势互补的牢固基础之上的。由此可见，“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卡弗声称的恩格斯为了一己私利而把“自己的观点”称为“他和马克思的观点”缺乏事实根据。
从19世纪50年代初开始，马克思与恩格斯改变了之前共同创作一部著作的学术合作方式，确立了既分工又合作的新型研究关系，这更增加了“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复杂性和解决的难度。具体说来，马克思与恩格斯研究的领域和关注的问题不同，但又相互介绍、评论对方的研究成果；为了让马克思专心致志地完成资本论的研究与创作，恩格斯以马克思的名义撰写发表了许多时事评论文章；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又进行了12年的理论和革命实践活动，其关注的问题、研究的重点以及得出的理论结论和实践策略同以前相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特别是恩格斯晚年整理、编辑、出版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第三卷，使其从零散的、不完全的，甚至仅仅是标题和提纲的手稿变成具有内在逻辑的理论体系，这部著作也就如列宁所说的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作品；再加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知识积累、接受教育、语言风格和个人爱好等方面存在差异，使得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所有这些都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关系和文本关系变得复杂和模糊。
“马克思--恩格斯问题”提出的学术背景：对主导性的“马恩一致论”朴素信念的怀疑与反拨。长期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有一个普遍的信念，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是高度一致而又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区分哪些是马克思的、哪些是恩格斯的。对此，19世纪末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人维克多·阿德勒说得很清楚：“他们二人各自独立地达到了彼此明显一致的观点。经过彼此的交往，这种一致达到了如此完美的程度，以至尽管他们有各自的个性，但我们却只能说统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和方法，而无法区分他们各自在这里占有多大的分量。”注11这种朴素的“马恩一致论”信念具有两个方面的影响：在政治上，它有利于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性和合法性，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提供了统一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指导；在学术上，它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差异，使得在马克思思想研究中可以任意援引恩格斯的话作为文本根据，在恩格斯思想研究中可以任意引用马克思的话作为文本根据。结果，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及其贡献、恩格斯本人的思想及其地位，都得不到深入具体的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理论研究水平的提升。“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提出、思考与解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长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中流行的“马恩一致论”朴素信念的反拨。
“马克思--恩格斯问题”提出的政治背景：第二国际破产与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反思。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内部围绕实现社会主义的战略策略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开始了激烈的争论，形成了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以列宁为代表的“列宁主义”三种不同的理论与实践模式，造成了第二国际内部的严重分裂与对立。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种分裂和对立在“保卫祖国”的一片喧嚣声中最终导致第二国际的解体。第二国际的解体，一方面解放了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思想，他们纷纷开始独立自主地探讨适合本国国情的实现社会主义的战略策略，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就是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产儿；另一方面，同时期欧洲发达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又激发了人们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俄国十月革命道路、列宁主义的反思，提出了 “回到马克思”、“恩格斯不等于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思想不同于马克思早年思想”等有关“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思想观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及其提出的区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诉求是其典型表现。
(三)“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提出与马克思恩格斯比较研究的兴起
严格地说，在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上，运用比较的方法研究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关系，开始于恩格斯逝世以后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在对世纪之交时代和社会剧变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本质及其在新世纪历史使命和发展方向的反思和展望中，一批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关注、提出并自觉研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这个所谓“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比较研究的兴起与兴盛也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持续不断地关注、追问和解答“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过程。
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掀起了研究和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热潮，并在研究中注意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存在着差异。撇开恩格斯在世时一些编造马克思诱骗恩格斯和恩格斯反对马克思的非学术性的故事，最早申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存在重要差异的学者是伯恩施坦。作为恩格斯的遗嘱执行人，他宣称与恩格斯私交深厚。为了替自己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找到借口，伯恩施坦一方面从19世纪末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中发掘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根据，另一方面从所谓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无产阶级革命战略策略的修正中寻找理论根据，从而在事实上塑造了一个“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与“因素论”的恩格斯、暴力的马克思与和平的恩格斯的对峙。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围攻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对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初步比较研究，申明恩格斯哲学与马克思哲学存在差异甚至对立。德国学者、莱比锡大学教授保尔·巴尔特的《作为社会学的历史哲学》(1897)，俄国民粹派分子、马赫主义者切尔诺夫的《哲学和社会学》(1907)论文集，波兰哲学家布尔楚维斯基的《反恩格斯》(1910)，意大利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克罗齐的《唯物主义的历史》、孟多夫的《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等，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和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国际上出现了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思潮，从而真正开始了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比较研究。卢卡奇在反思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教训和十月革命引发的部分欧洲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失败原因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将恩格斯与马克思作了适当的区分。对马克思的思想，他作出黑格尔主义的解读和发挥，以便恢复和彰显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特质和实践本性；对恩格斯的诸多观点，他给予了批评。这种批评主要集中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实践观以及暴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等方面。葛兰西则直接提出要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运用差异分析法。
随着20世纪60年代“西方马克思学”的出现，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差异问题成为国际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理论热点和争论焦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比较研究成为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门领域。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八卷本巨著《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和西方社会》将“恩格斯与马克思思想的比较”作为国际恩格斯研究的焦点和重点。注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即MEGA2注13)于1975年开始陆续出版，进一步提升了“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研究的学术价值，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本比较研究渐成学术热点。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汇集了已发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原著文字写作的原始文献，使得人们第一次能够看到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全部原始手稿，并以直观的形式了解他们的文本与思想差异，进一步推升了国内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文本的文献学、考据学研究的热潮，从而进一步凸显了“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影响。我国国内一批学者最近几年提出借鉴西方的“马克思学”建立中国的“马克思学”的建议，一定程度上是MEGA2出版带来的学术效应。
我国学者将马克思恩格斯关系作为问题加以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时注意到他们之间的某些差异，不过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理论重点仍然是批判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论”，论证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一致性。真正关注、研究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差异并形成一定的学术影响，始于20世纪90年代。在反思现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和讨论马克思哲学当代性过程中，国内一些学者发出了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呼声。其中一个主要理由，是认为马克思的思想被斯大林歪曲了，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需要重新解释马克思。然而，在追溯斯大林“机械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时，他们发现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继承于列宁，最终源于恩格斯。这样，恩格斯就成为错误解释马克思思想的源头而成为一些人批评的目标。于是，各种去恩格斯化的思想倾向不时出现，并逐渐成为有影响的学术思潮。其中最典型的表现，是借“发掘”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差异之名而行贬低恩格斯哲学思想之实的“差异研究”逐渐时兴起来。进入21世纪，关于“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研究正成为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热点注14，初步形成了学术争鸣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