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有关伦理学的几个问题[1]
一、伦理学和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的关系
伦理学是一门科学，是马克思主义整个科学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不仅是掌握一门科学知识，它对培养人们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陶冶高尚的思想情操，从而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事业中，学习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知识，开展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学习和宣传，对于加强青少年的思想品德教育，对于清除资产阶级的精神污染，对于进一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一代新人，对于树立文明健康的社会风气，都有着极其紧迫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教育部决定，要在全国各高等学校开设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大家都是正在教或准备教这一课程的。我对于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没有研究，到现在为止，对于这门课的科学体系也还没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甚至可以说还处在一知半解状态。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同我们所说的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是什么关系？这是一个新问题，应该由研究伦理学的同志和研究思想品德教育的同志共同来解决。伦理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尽管不同阶级有不同的伦理学，敌对阶级的伦理学的理论原则和道德规范往往是对立的，但对这门科学的对象、内容、目的和要求等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有着大体相同的认识。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是一门适应我国新的政治形势特点，为了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新设的一门学科。这门学科的科学体系、内容还要在实践中检验、发展。世界上其他地方还没有这样一个学科。在我国的台湾省，大学中设有“德育原理”课，有龚宝善编的《德育原理》，自称以现代大学青年为对象，以中国儒家道德为主要内容，以“修己”为主要方法，以“人格教育”为要求，从而达到所谓“善群”的目的。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则有所谓“应用伦理学”的课程。20世纪以来的西方伦理学，日益走向纯理论的研究，以至发展成为只注重语言逻辑结构的元伦理学（metaethics）。它引起了人们的不满，以至被斥为“冷冰冰的伦理学”，所以最近实用伦理学又有了发展，即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些重大现实问题纳入伦理学之中，如什么是正义，怎样对待肾脏移植、安乐死亡、人工流产以及性解放等。近几年来，在苏联的学者中间，也正在讨论在大学中除了讲授伦理学以外，还要不要再讲授“道德学”的问题。这个问题，最早是由苏联伦理学家、哲学博士叶菲莫夫提出的。他认为，伦理学是道德哲学，不应该也不能过多地涉及有关道德教育、个人道德修养、职业道德等问题。因此，他主张，在高等学校中只讲授伦理学还不行，还应该同时讲授“道德学”。他给道德学作了一个规定，认为道德学是这样一门科学，它以伦理学知识为基础，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原理，研究社会和个人的道德起源、结构、职能和发展的规律性，研究不同社会集团和共同体之道德的特殊表现形式，同时还研究共产主义道德教育问题。以上说到的这些课程，大体上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就是希望加强对青年，特别是对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以便更好地调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当然，统治阶级不同，对青少年的品德教育的要求、内容也就不同。我们的“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是一门完全新兴的学科，它的建立需要我们自己独立地做出努力。
那么，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同我们的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一般来说，有四种提法，可供我们参考。一种意见认为，这两者是联系比较密切的，性质、目的、要求都相近的邻近学科；一种意见认为，这两者是在对象上相互交叉的交叉学科，伦理学研究人类社会的道德现象的全部，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只研究人类社会的道德现象的一个部分；由于这种原因，第三种意见认为，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也可以被称作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此外，还有第四种意见，认为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大学生中的具体应用，因此，应该被称为一种应用伦理学。这些不同意见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伦理学和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究竟是什么关系，这还不太明确，还需要进一步讨论和研究（因为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的内容及学科体系还在讨论之中）。一个是说明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从上述四种关系来看，不论伦理学和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的关系最终被确定为哪一种，学习伦理学、研究伦理学、了解伦理学对我们从事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来说，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此外，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和教育学、心理学的关系也很密切，也有的同志认为，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属于教育学的分支学科等。这种主张也有一定的道理，我们这里只讲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和伦理学的关系，其他也就不再涉及了。）
二、伦理学是研究什么的
伦理学是一门关于道德的科学，是研究道德的起源、本质、发展、变化及其社会作用的科学。如果说，一切自然科学是人们用来改造自然的，社会科学是人们用来改造社会的，那么作为社会科学的伦理学则是人们用来改造自身的科学，当然，改造人类自身的科学很多，不过伦理学（还有我们现在所说的德育学）更着重于人们所说的思想、精神、灵魂、品质的改造。随着人类的发展，随着人类对自然界和整个社会的改造，人类自身的改造，特别是人的道德品质的提高和思想情操的陶冶，必将越来越显得重要。因此，在整个社会科学中，伦理学，包括德育学、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也必将成为最受人们重视的学科之一。
在人类文明的初期，不少思想家在对自然思考的同时，也注意对社会政治的思考，其中就包含着道德思考。也就是说，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也随时思考着人类自身的改造。中国文化思想发展的历史也说明，道德思考在哲学思考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仁、义、忠、孝的道德思想起源很早，人伦、五伦在公元前4世纪已经有了完整的解释，伦理学也就是从人伦、五伦演化来的。中国的经学、宋明的理学，重点都是研究伦理道德问题。有的同志之所以主张中国思想家有贤人作风（侯外庐认为，西方哲学家有哲人作风，中国哲学家有贤人作风），主要就是因为中国的思想家考虑最多的就是人们自身道德品质的改造，所谓“为学”，最重要的就是要改变人的气质，陶冶人的品性。在西方，在古希腊，人们非常注意道德思考，很早就建立了伦理学这样一门学科。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对伦理学的重要性都有很深刻的认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尽管在很长的时期内，人们比较注意一般哲理的思考，并把很大的精力投入到对自然的改造上去，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突飞猛进，但是道德思想仍然是很多思想家（如康德、费尔巴哈、爱尔维修等）所注意的问题。
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即所谓道德危机（或者说道德堕落）问题。19世纪德国伦理学家包尔生曾经指出，对人类自身的改造来说，需要有医生来治理疾病，更需要有道德家来训诫道德。他深感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在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不注意精神文明，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注意主观自身的改造，在重视身体治疗的同时，不重视品德的锻炼。他说：“道德者，特指示普通法则而已，若本此法则而用以适应于特别之事，则各人之良心及知识所职也。然各人亦不免有待于指导。故必有训诫道德之人。犹之吾人之于卫生术，亦不免有需于医生也。不唯此也，精神之生活，比于身体之生活，其情事更为复杂，其问题更为纠葛，其相需尤殷，而其障碍亦愈多。好恶喜惧之情，参错混淆，又更甚焉。古之人，于摄卫身体之道，常任其良能与习惯，而独于精神生活，必秉承于专门研究多方经验之教士，诚重之也。而观之今日，则医生之数与年递增，而训诫道德之人，则日形其少，岂人人重身体而轻精神乎？抑欲于医术补精神之阙乎？将由思维感觉日益复杂而摄卫精神之职分，竟无由而胜任乎？”（注：包尔生：《伦理学原理》，蔡元培译，18~1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28。）
这里，问题提得很尖锐，为什么人们只注意医疗卫生，而不注意道德教育，是人们只知道重视身体健康而忽视思想品德？还是说，只顾自己身体健康，以为能够活下去就好，从而排除了道德品质的锻炼，或者是因为人们的思想品德已经变得不可再教育了呢？
包尔生的疑难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造成的。这种情况，在西方仍然使许多思想家感到苦恼。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的物质文明高度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但同时也出现了几乎是无法治愈的精神危机。伴随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而来的却是人们道德品质的堕落。同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小汽车一起产生的却是凶杀、盗窃、强奸等刑事犯罪的不断增加。在医学科学技术上不断地突破难关，而在道德教育上却更加束手无策。伦理学说日益成为空洞的说教，毫无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无怪乎许多西方思想家哀叹，西方世界已陷入一种精神上的不治之症，它将导致西方世界的毁灭。这种看法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但要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而且需要人们有高度的共产主义道德觉悟。如果没有集体主义思想，没有为社会多做贡献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如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思想还腐蚀和影响着人们，很多人头脑里还是想着向钱看，按酬付劳，那么，不论生产力有多么高度的发展，不论物质产品有多么丰富，我们都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有些人由于糊涂认识，有些人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有些人是无产阶级意志不坚定，有些人是别有用心，他们大肆宣传一切向钱看，人的本质是自私的，个人主义是一种动力，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是对的等，不管主观意图如何，客观上都是把人们引入资本主义的泥潭！因此，在改造自然和改造人类社会的整个工作中，从一定意义上来看，改造人类自身，改造人们的道德品质，将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由此可知，伦理学的研究，在当前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它的意义是何等重要了。
三、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一些基本特点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不但同其他学科不同，而且与以往一切旧的伦理学有着根本的区别。因此，有必要谈一谈这门学科的一些基本特点。
首先，它是以道德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强调，伦理学是一门科学，是研究道德起源、本质、发展变化及其社会作用的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强调伦理学是一门理论科学，是一门探讨道德的规律性的科学。道德现象是人类社会中的一种特殊现象。一般来说，凡是涉及善恶判断、善恶评价的社会现象，都应该被称为道德现象。“现象”一词，在我们日常用语中，有着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是和本质相对而言，指的是事物的表面现象；另一种是指客观事物的各种表面形态。这里所说的道德现象，并不是指有关道德的表面现象，而是指所有一切有关善恶评价、善恶判断的思想、观念、规范、原则、品质、行为和评价的总和。一般来说，我们把道德现象区分为三大类，即所谓道德意识现象、道德规范现象和道德活动现象。一切道德观念、道德意识、道德理论，都属于道德意识现象；所有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和道德范畴，都可以被叫做道德规范现象（因为从一定意义上来看，它们都有规范人的行为的作用，而且总是在人类生活中构成一个规范体系）；而人们的道德行为、道德评价、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就是我们所说的道德活动现象。当然，这三种现象的划分也只是相对而言的，它们之间有时候又是互相联系的。例如，作为道德意识现象中的某些心理现象，有时候也可以说是一种道德活动现象。
伦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它不是对这些现象的一般考察和描述，而是考察道德现象的规律性。离开了对于规律性的研究，离开了抽象的理论思维，也就不可能建立或形成任何科学的伦理学体系。当然，伦理学研究的规律是从社会的道德现象中总结和概括出来的，是从实际中抽象出来的，但它毕竟不是事实的累积，而是从理论上再现道德。而且，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旧伦理学家们，他们也是要从道德现象中探讨有关道德的发展规律，但是，由于他们的阶级立场不同，认识方法不同，特别是由于他们的理论都是建立在唯心史观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尽管他们的学说也是人类对社会道德现象认识的成果，其中包含着某些民主性的精华和真理的颗粒，然而就总体来说，其毕竟不是科学形态的东西。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则不同，它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一切道德现象，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伦理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并揭示了道德的起源、本质和发展规律，从而使伦理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伦理学所考察的道德规律是多方面的。具体来说，它要辩证地考察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各个不同阶级的道德和人们长期积累下来的伦理思想资料，找出道德同社会生活条件、同社会上层建筑之中的其他因素相互作用的规律。作为无产阶级的道德科学，它还要着重研究无产阶级的道德状况和社会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各种道德现象，研究人民群众自我教育的经验，研究先进人物成长的经验，研究共产主义道德的产生、发展及其作用的规律，等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伦理学是这样一门理论科学，它的使命，就是以科学的形态再现道德，以抽象的理论思维形式概括道德现象的各个方面，并对这种现象进行规律性的研究，找出其固有的规律性。总而言之，只有对道德现象的各方面达到了规律性的认识，才能使伦理学真正成为科学，伦理学才能在社会生活和个人的道德生活中起指导作用，显示出它的强大生命力。
其次，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强调，伦理学应该而且必然是一门有强烈实践性的科学。这就是说，伦理学不但是一门理论科学，而且是一门关于人们行为、品质和修养的科学。用我国古代的话说，它是一门知行统一的科学。从一定意义上看，我们可以说，伦理学研究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就是要依据一定阶级的要求来陶冶人们的品德，改变人们的气质，培养一定阶级或一定社会所需要的德行。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曾经特别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对于伦理学的研究来说，强调实践的观点，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整个伦理学的理论，都必须是从人们的道德活动的客观实践中总结出来，而且又必须用来指导、改造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培养人们的道德品质，并在这些实践中受到检验，从而不断得到发展。其二是说，伦理学所阐述的理论、原则和规范，必须被付诸实践，并被人们身体力行。伦理学是一门科学知识，但一个人是否掌握了这门科学知识，绝不是看他会不会背诵、记熟作为知识形态的理论内容，而是要检查他是否能按照这些原则和准则去行动。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掌握伦理学的理论知识的完整、准确的意义，必须是能够把所学到的理论知识转化为个人的情感、意志和信念，在实践中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我国明代的著名伦理思想家王阳明，曾提倡所谓“知行合一”的理论。从认识论来说，他的这一理论是和他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紧密联系的，但从伦理学来说，其中却包含着合理的因素。王阳明认为，从伦理道德上看，如果一个人只是知而不行，那就只能说他不知，“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知弟”（注：《传习录》上。）。又说：“夫问思辨行，皆所以为学，未有学而不行者也。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然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注：《传习录》中。）他认为，“圣人教人，必要是，方可谓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他极力反对在伦理道德上的理论和实际脱节，言语和行动分离。他说：“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功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功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注：《传习录》上。）另外，王阳明还认为，他提倡知行合一还有另一个方面的意义，那就是，即使思想上只是一种邪念，也已经有行的意思，应该认真地予以批判和清除，从而加强道德修养，使我们的思想保持纯正。他说：“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注：《传习录》下。）
当然，王阳明是一个地主阶级的伦理思想家，他的这一主张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但是他确实看到了道德理论必须和道德活动相联系的重要性。对我们做思想教育工作的人来说，特别是对我们讲授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的同志来说，尤其应该严格要求自己。目前，我国的社会风气不太好，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一切向钱看的思想，在社会上有着相当的影响。有那么一些人，不能抵制资本主义的歪风邪气，不讲共产主义道德，这种情况是迫切需要改变的。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有一个接受考验的问题。如果我们决心做一个共产主义者，坚信共产主义必将实现，坚信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必然好转，我们自己就应该在任何歪风邪气面前做中流砥柱，严格按照共产主义道德的原则去行动。现在有些同志看到有的人争名争利，不但不能抵制，反而也随波逐流，心想既然大家都争名争利，为何我不争？吃亏不是白吃亏吗？我们应该从自己做起，不要随风倒，不要怕人家议论，坚定地履行我们自己所宣传的共产主义道德。如果自己宣传的，自己都不实行，岂不成了两面派、伪君子，又怎么能教书育人呢？隋唐时期，中国有一个伦理思想家叫王通（584—617年），他招收了很多学生，传授儒家的伦理道德，当时的社会风气可能很不好，他的一个学生王孝逸问他：“天下皆争利弃义，吾独若之何？”王通回答说：“舍其所争，取其所弃，不亦君子乎？”这就是说，当社会上很多人都只讲个人私利而不讲道德时，只有坚持原则，抛弃个人私利，才能算一个高尚的人。宋代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范仲淹曾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据说他一生严格要求自己，为官清正，自奉俭约，每晚就寝，深自检查，如有未尽职之事，终夕不能安眠，第二日，必求有所补偿。我们无产阶级，不是更应该严格要求我们自己吗？
此外，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还有许多其他特点。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同以往一切旧伦理学的区别来说，阶级性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特点。从方法论来看，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道德现象，更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区别于以往旧伦理学的特点。就伦理学区别于其他科学来说，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伦理学是一门规范科学。当然，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并不把伦理学归结为规范科学，因为它不仅向人们说明应如何去行动，而且力求阐明这种当然是一种必然。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也承认伦理学是一门价值科学，但是它并不把事实科学和价值科学对立起来，更不否认价值科学所具有的客观真理的属性。
四、关于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中的物质利益原则
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中的物质利益原则问题，是最近人们常常提到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贯都强调物质利益原则，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是不能动摇的。问题是究竟应当怎样理解、怎样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能不能把物质利益原则说成是个人物质利益原则，把个人物质利益原则说成是一切向钱看，说成是人们都是只关心个人利益的利己主义？能不能把物质利益原则理解为不顾国家的兴旺发达，不顾人民的富裕幸福，不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能不能把物质利益原则理解为只有个人的物质利益才是调动人们进行改革、推动四个现代化的唯一动力？
在改革中，固然要注意物质利益原则，但究竟怎样来理解物质利益原则呢？确实，经济承包、经济改革、责任制的推行，都贯彻着责、权、利的结合，都要使个人得到一定的物质利益。很多人喜欢引用马克思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中谈到的：“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一些人甚至用这句话来为纯粹的个人利益作论证，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我们把这句话引得稍微完整一些：
“大家知道，有一种心理学专门用琐碎的理由来解释伟大的事情。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这种心理学由这一正确的推测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只有‘细小的’利益，只有不变的利己的利益。大家也知道，这种心理学和对人的了解在城市里更是屡见不鲜。在那里，人们把看透一切、把透过一连串飞掠而过的观念和事实而识破那些妒忌成性、钩心斗角、抓住几股线头就想操纵整个世界的卑鄙小人的眼力看做有远见的标志。但是同时大家也知道，透过玻璃看东西，太近了就会碰上自己的脑袋。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聪明人对人和世界的了解首先就是—以蒙混人的方式—对自己脑袋的打击。”
这里的意思很清楚，所谓“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并不仅仅是指的“细小的利益”，更不可能是资产阶级的“不变的利己的利益”，而是阶级和国家的大利，集体的利益，人民的需要和幸福，对于这一点，有些人是看不到的。
我们绝不能否认个人的物质利益，这是应当明确的。但是，对于无产阶级来说，首先是阶级的利益、集体的利益。大家可以想一想，马克思写这篇文章的时间是在1842年4—5月间，他又如何会指的是个人的细小利益呢？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解放，没有劳动人民的解放，哪有什么个人利益呢？无产阶级奋斗所争取的一切，怎么会只和那些细小的个人利益有关呢？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不是个人的细小利益，而是人民的福利、人类的福利。因此，我们绝不要只强调对个人物质利益的关心而忽视或者否认集体、国家利益的重要，更不要认为，关心个人的物质利益，就能形成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
注释
[1]本文原收入《高等学校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教学参考资料》（二），沈阳，辽宁省农业局，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