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本书的意旨、思路与结构
在从整体上把握蒲鲁东的思想原貌、理清马克思与蒲鲁东之间复杂关系、了解国内外相关的研究现状及薄弱点以及完成相关文献疏证等的基础上，笔者以“充分依托原著、还原思想原貌、重构逻辑框架、再述理论地位、阐明现实意义”等为宗旨，就马克思和蒲鲁东在《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中所涉及的相同思想议题，一一进行深入的讨论。特别是针对目前学界研究特别薄弱的而又占《哲学的贫困》一书中大部分篇幅的“科学的发现”章、“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章的第2—5节，通过比照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中的相关论述，进行了详尽的释读。在具体的阐述过程中，笔者始终在马克思思想史的视域下，一方面重现了马克思囿于《哲学的贫困》一书的批判性质而未能正面展开的他本人的思想内容，另一方面则详尽梳理了这些思想内容之后的形态演进过程，为再述《哲学的贫困》在马克思思想史中的地位提供了充足的论据，同时还展现了马克思思想本身作为一种开放体系的特质。此外，笔者还从整体上重构了《哲学的贫困》整部文本的理论视野和逻辑框架，完整地再现了这部文本中“形而上学方法→政治经济学批判→社会主义学说”的内在一致性，并以此证明这部文本标志着马克思新世界观的第一次公开问世。这样，笔者就按照自己的理解，勾勒出了马克思破除其研究参照系的影响，以“现实的个人”为出发点理解整个人类社会和历史以及资产阶级社会中错综复杂的经济现象，以政治革命为变革社会的方式进而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理想社会形式的致思路向，从而有助于我们将这个致思路向置于人类思想史的进程和当代社会实践的图景中去阐述其现实意义、对它作客观的历史定位。
在此，笔者谨将本书的具体结构内容和主要学术观点概述如下：
第一章是探究马克思和蒲鲁东在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方法上的分歧与争论。虽然马克思与蒲鲁东都是从现实出发、以寻求社会变革之路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己任，从而进入政治经济学的改造或批判；但是，哲学方法和历史观上的分野造成了他们对当时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的不同甚至是相对立的两种认识。蒲鲁东对政治经济学的态度从彻底批判到运用“系列”方法将其变为一种“在行动中的形而上学”。在他看来，普遍理性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前提与历史的出发点，作为普遍理性的工具的经济范畴有着对应的社会形态（阶段），而不同社会形态的更替——历史的演进，是由观念或经济范畴本身固有的矛盾的运动来完成的，因此，“要叙述的不是那种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而是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注：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余叔通、王雪华译，177页。译文有改动。）。理解了上述观点，就等于找到了经济理论的逻辑顺序和理性序列的方法，就能实现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体系化。这就是系列辩证法在蒲鲁东改造政治经济学过程中的应用和具体展现。与蒲鲁东不同，马克思则是从“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出发来理解社会和历史，他认为经济范畴不是能够推广到一切社会形式中的永恒观念，而是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和历史的暂时产物。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有针对性地对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方法作了“七个重要的说明”，揭示了逻辑范畴与绝对方法的“生成”过程、经济范畴的实质、社会形态同整个社会机体的关系、经济范畴本身所固有的矛盾的“矛盾”之处、把辩证运动误解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的后果、“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的虚构性以及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合题”的谬误所在。不仅如此，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哲学方法时不但形成了思想“萌芽”，如“逻辑范畴无法再现具体现实的真正进程”、“历史的真正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经济范畴只是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等，而且“萌发”出了马克思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方法，延续到《资本论》之中。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哲学的贫困》是《资本论》的“萌芽”的意旨之一。
第二、三章讨论的是他们破解所有权（财产）的“斯芬克斯之谜”的不同方式。众所周知，马克思与蒲鲁东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产生思想“交集”就是在所有权或私有财产问题上，这一思想“交集”贯穿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之中。随着蒲鲁东从彻底批判所有权转向部分肯定且将它纳入经济矛盾的体系中，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由批判埃德加·鲍威尔以维护蒲鲁东转向彻底批判蒲鲁东的自在的所有权理论，并在其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中延续下去。必须详细梳理这种复杂的思想碰撞过程。有鉴于此，笔者将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蒲鲁东所有权理论的肯定与批判扩展到他们整个的关系演变进程中去探讨，从整体上对两者的所有权理论进行评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笔者在这部分研究内容中加入了埃德加·鲍威尔批判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一书所写的《蒲鲁东》一文的论证结构及内容分析，以此更好地了解和“复原”170余年前那场蒲鲁东、埃德加·鲍威尔和马克思之间的“有关所有权问题讨论”的复杂情形。
第四章是对他们在价值理论上的分野与差异的梳理。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建构的社会经济学的核心即构成价值理论，这一理论由价值的二重性与矛盾性、价值的构成过程及其规律和价值比例规律的应用这三部分组成。在蒲鲁东看来，古典政治经济学因没有正确地认识和解决价值的二律背反问题而使得它无法成为一门科学的理论，而他本人则因“科学地发现”构成价值理论与价值比例规律而使得政治经济学成为了一门真正的科学。与之针锋相对，马克思以“科学的发现”为题反讽蒲鲁东，他从政治经济学本身和建立在阶级对抗基础之上的社会本身出发，全面批驳了构成价值理论。在本章中，笔者梳理了上述过程，并基于此对马克思和蒲鲁东此时不同的两种价值理论予以客观的评价。
第五、六章的内容分别是对比他们对分工和机器的不同理解，研究他们关于竞争和垄断之间内在关联性的不同认识。上述内容是过往研究中极为薄弱的部分。笔者指出，马克思选择分工和机器、竞争和垄断这两对经济范畴进行批判的原因就在于，他认为只有竞争和垄断才能从真正意义上构成一对“正—反题”，分工和机器只能勉强算是一对，因为它们不是同质的范畴，机器本身和使用机器根本不是一回事，真正存在某种内在关联的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分工和使用机器。至于其他的范畴，它们之间根本无法两两组成一对“正—反题”，而且除了所有权之外，都是蒲鲁东搜索枯肠制定出来的理论，根本不值得作任何探讨。更为重要的是，这两章所讨论的经济范畴在马克思整个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他批判蒲鲁东时所形成的理论，如分工和机器的历史发展过程的基本框架、机器自身的发展史、竞争的实质及其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表现、垄断与竞争之间的现实关联等，都几乎无一例外地延续甚至是照搬到了《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从而再次证明了“《哲学的贫困》是《资本论》的萌芽”这一结论。此外，这部分内容还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囿于文本的批判性质而未能展开自身的论断这一特征。有鉴于此，笔者从还原蒲鲁东本人的论述、马克思对他的批判、这些批判所呈现的思想在马克思思想史中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等角度，展开了相关的探讨，并予以相应的评价。
第七章分析的是他们各自如何审视社会革命及共产主义。作为同一时代的思想家，马克思和蒲鲁东面临着相同的历史课题，即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主义思潮中开辟出一条真正的社会变革之路，以此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虽然他们都认清了当时一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流派空想性的弊端，但却在如何引导工人运动、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定位等方面出现了严重分歧，这直接成为二者决裂的诱因。尤其是始终以革命者形象示人、具有极强的影响力的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却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治革命和否认一切罢工与工人同盟的有效性，甚至还将共产主义界定为经济矛盾的体系中的乌托邦幻想。上述做法势必会对工人运动产生不利的影响。正因如此，马克思才将《贫困的哲学》称作是一本很坏的书，他在《哲学的贫困》中专门辟出一节的内容来批判蒲鲁东的社会革命理论。笔者在本章中分析的正是他们在社会革命及共产主义的问题上的两种对立认识，详尽梳理了这两种认识产生的原因、变化发展过程，以及结合这两种社会主义学说各自在19、20世纪中的实践作了相应的评价。
最后，笔者专门设了一个“综论”，以对《哲学的贫困》作总体观照和总结。在此着重讨论的问题有：《哲学的贫困》中被忽视的重要思想内容、《哲学的贫困》在马克思思想进程中的地位、《哲学的贫困》所呈现的马克思与同时代思想家之间的分野、当代实践格局和理论体系中的《哲学的贫困》。笔者的总体看法是：马克思通过批判蒲鲁东“形而上学方法→政治经济学重组→社会主义学说（社会革命理论）”这条思想主线的方式，对他自己思想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即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社会主义学说作了系统整合，从而标志着马克思的新世界观的首次公开问世。这种整合是马克思主观上要实现的，是以批判蒲鲁东的方式出现的。很显然，这种新世界观不是通过一本著作就能完成构建的，其中相当多的思想在马克思之前和之后的思想发展中得到了拓展、深化、变革和修正。鉴于此，我们更要从思想史演进的角度而不是从某些原理的深化的角度，结合同时代其他思想家（斯密、黑格尔和蒲鲁东）的思想比较，来重述《哲学的贫困》的思想史价值。需要指出的是，笔者这样做的目的并非否认过往研究中对《哲学的贫困》的思想史价值所作的正确结论，而是用具体的思想本身的演变过程去重新证明这些结论。除了上述成系统的思想之外，《哲学的贫困》中其他的诸多被过往研究所忽视的思想“火花”，诸如阶级分析方法、社会有机体思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和人的社会历史地位等，笔者也进行了一一诠释。同时，笔者还认为，除了思想史的维度，当代的实践和理论，特别是新兴起的经济哲学研究和近期在国内外热销的托马斯·皮克迪所著的《21世纪资本论》等，也为理解和评价《哲学的贫困》提供了重要参照，凸显了其当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