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半个世纪的侵略与反侵略
日本是个岛国(由北海道、本州、四国和九州四大岛及6800多个小岛组成，其中四大岛占全国面积的95.4%)，生存空间狭窄，资源贫乏，在交通不发达的年代，文明进步缓慢。在这种生存环境下滋生的民族性格，既有刻苦求生的正当一面，又有觊觎外部财富，羡慕以至侵吞占有的一面。从明治时期开始，统治者以拓展发展空间和殖民扩张为理念，制定和推行大陆政策，持续对外侵略，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上半叶，对中国和亚洲邻国多次入侵，直至挑起太平洋战争，结果使别国深受灾难，日本自己也受到严重损害。历史表明，当统治者实行正确的政策，如二战后奉行和平宪法时，日本完全可以和平发展，并一度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反之，若推行错误政策，必然害人害己，开历史倒车。日本民族对西方列强丛林规则的天然认同感，同中华民族的仁慈伦理和宽恕性格形成鲜明对照。研究中日关系，特别是在两国关系处于交恶、右翼势力抬头的时期，尤其要从思想、文化和民族性格上探究根源，对历史进行全面的、理性的解读，实行有效的应对举措。
根据何瑜所著《百年国耻纪要》一书的不完全统计：从1841年5月中国同英国签订《广州和约》算起，到1949年3月同美国签订《关于修正一九四八年七月三日经济援助协定之换文》为止，在108年中，清朝政府与国民政府(包括北洋政府)同英、日、法、俄、美、德等20多国累计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和约、协定、条款、税则等“在900项至1000项之间”，其中与日本单独签订并列有具体名录的为177个，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多国共签的还有62个。与日本签订的条约在列强对华全部不平等条约、和约、税则中合计为239个，占列出名录的680个不平等约章总数的35.1%，即1/3多。日本侵略中国之广、之多、之深，在历史上留下了无法磨灭的记录，其中《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和《中日新约》[1]九条(由原“二十一条”改成)，以及1931年后进行的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在“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实行殖民统治和奴化教育，对中国造成的严重伤害和民族苦难，都是全局性、长期性的，在世界各国的关系史上是罕见的。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的谈话指出：历史上中国在列强压迫下遭受过损害。从中国得利最大的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
在日本明治维新前后，即19世纪60年代初至90年代，中国开始实行以“自强新政”、“自强”、“求富”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引进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相应进行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等改革，在走向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1868年日本国孝明天皇驾崩，16岁小皇子睦仁接位。朝臣查找典籍，从中国的《周易·说卦》中摘取“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之意，取国号为明治。登基后，又从中国的《诗经·大雅·文王之什》中，摘取“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而用“维新”二字，表达治国理念。
同年，日本明治天皇颁布《王政复古》诏书，恢复天皇亲政，废除幕府，成立新的中央政府，进行一系列改革，日本从此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明治政府还以天皇的名义发表施政纲领，宣告要“经营天下，安抚汝等亿兆，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明治宪法为此将“军权”与“君权”直接连接在一起，高于议会、内阁、司法机构，使天皇的决策成为对外进行扩张侵略的不受制约、监督的至高无上权力。
日本制定的大陆政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长期推行的综合国策，始于幕府末期的“经世思想”、“富国强兵”及“海外雄飞论”。明治政府的五条誓文中“大振皇基”理念以及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等人鼓吹的开辟“利益线”，“向中国扩张国权”和“在大陆扩大所获得之势力”等侵略主张，都是大陆政策的理论根据。
1869年(明治二年)，天皇颁发《御笔信》，明确提出大陆政策，强调“皇国之兴起，首要目标是征服中国大陆”。在实际推行中有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征韩论为起点，主攻目标是朝鲜和台湾。明治初年，朝野两派的征韩论争，是推行大陆政策的最初尝试。以此为指导，1874年侵略中国台湾，1876年以武力迫使朝鲜签订第一个不平等的《江华条约》，朝鲜开始沦为半殖民地。
第二阶段，以中国为主攻目标。这是大陆政策的重要阶段。1879年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1894年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使中国付出割地赔款的惨痛代价。1900年参加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再次从中国获得巨大权益。
第三阶段，以俄国为主攻目标。1904年发动日俄战争，攫取了俄国在中国的旅顺、大连的租借权及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1907年，日俄订立瓜分中国东北权益密约。1910年公然吞并朝鲜。
第四阶段，以全面进攻、灭亡中国为目标。1911年辛亥革命后，日本当政者支持反动军阀，大隈重信内阁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寺内正毅内阁公开支持北洋军阀。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召集的东方会议和会后的“田中奏折”，使日本的大陆政策更加具体化。在此期间，日本派兵占领中国山东，制造“济南事件”。1931年9月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三省，成立伪满洲国。1937年日本制造“七七事变”，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妄图速战速决，灭亡中国。
第五阶段，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为目标。1941年12月发动太平洋战争，企图以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代替欧美殖民主义，建立日本独自控制的势力范围。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大陆政策彻底破产。
1871年，日本仿照西方列强“一体均沾”的侵略政策，于同年9月与清政府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和《中日通商章程》两个条约，援西方之例，“享有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以及兵船可来往于口岸等，开始用不平等条约向中国攫取特权。
《中日修好条规》被两国政府批准交换不过1年时间，日本即于1874年(中国同治十三年，日本明治七年)，由明治维新的三杰之一大久保利通主持拟订《台湾蕃地征伐要略》，组成侵略台湾军，由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任“台湾蕃地事务都督”，率军舰侵台，攻地杀人，侵扰半载，意欲占据台东。由于中国船政大臣沈葆桢在福建调兵遣将、积极备战，再加上英国公使的从中调解，由清政府赔偿日本50万两白银，日军被迫撤退。此为近代日本军事侵略中国的开端，具有特殊的意义。在事后签订的《北京专约》中，写有“中国不指以为不是”的文句，为以后的日本蓄意制造事端、不断扩张侵略，开了恶劣的先例。英国侵华急先锋李欧尔卡克的传记对此评论说，台湾事件“为全世界登出广告，说这里有个愿意付款但不愿意战争的富有帝国”。
1885年3月1日，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启蒙思想家、被誉为“日本伏尔泰”的福泽谕吉(他的头像印在现今面值1万元的日币上)，在他主办的《时事新报》上发表《脱亚论》，首次提出日本要“脱亚入欧”的主张，声言中国和朝鲜不出几年就会亡国，其国土将被列强瓜分，我们不必可怜这些“恶邻”，不如“脱其伍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退”。福泽谕吉自幼学习汉字，接受过中国儒家思想熏陶。后来学习近代科技知识，特别是出访欧洲、美国以后，思想发生变化，由倡导文明开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进而变为煽动民族沙文主义思想，积极主张对外扩张、侵略、殖民，倡行日本同欧、美列强一起，瓜分、宰割中国与朝鲜。在发表《脱亚论》的前一年，他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东洋的波兰》一文，声言15年后中国将被欧洲列强和日本瓜分，还刊载了一幅由他设想的《支那帝国分割之图》。中国在甲午战争战败以后，他更是大肆宣扬“第一大使命已经完成”，“脱亚称霸东方，应成为日本第二大使命”。在去世的前一年，他还建议日本政府趁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机，大举侵占中国领土。福泽的“脱亚入欧”论，在日本国内对明治维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和文明进步，产生过积极的正面影响。与此同时，在对外关系上，则表达了他鄙视中国，加快殖民、扩张，“称霸东方”的野心。福泽的主张，对后来日本发展军国主义，加快侵略中国和朝鲜，乃至亚洲和世界其他国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与日本积极融入世界的治国理念不同，清朝政府仍然孤陋寡闻，背离世界潮流。
时任清朝驻日公使馆参赞黄遵宪，以“知日”闻名，他在1887年写成的《日本国志》的自序中写道：“昔契丹主有言：我于宋国之事纤悉皆知，而宋人视我国事如隔十重云雾。以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已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对日本“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日本国志》写成后，长期搁置，直至1895年末甲午战败后方得刊行。光绪皇帝老师翁同龢的得意门生文廷式与张骞，曾力劝翁同龢建议皇上对日开战，但他们都坦承，对日本的认识“约略知道在东方”。从道光皇帝询问英国在哪里以后，时间已过去几十年，大清帝国依然孤陋寡闻、不识世界大势。最高统治者及当政的知识精英尚且如此，广大民众更受蒙蔽，由此导致的落后挨打是必然的。
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再次制定《清国征讨策案》，对中国的军事实力、防御部署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作了全面评估，提出以5年为期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以日本海军击败中国海军，并由海军掩护陆军8个师团远征中国，其中6个师团在中国北方直隶湾登陆，最终实现攻陷北京，擒拿清帝，使中国乞降于阵前。
1888年1月，时任监军的山县有朋参考小川的《清国征讨策案》，向内阁正式提交了长篇报告《军事意见》，明确对中国的开战决心，并据此加紧战备。
1890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在帝国第一届议会施政报告中，明确指出日本的主权线为国界，利益线则是“与主权线之安危有紧密关系之区域”。日本把其利益线划至与日本隔海相望的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区，即当时所说的“满蒙”。山县有朋在他监修的《陆军省沿革史》中还提出，日本扩张的对手“不是英国，不是法国，亦不是俄国，而是邻邦清国”。他还说，日本对华“兵备之急，犹如渴饮饥食”。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1894年(光绪二十年)，日本乘朝鲜发生东学党起义之机，先是引诱清军入朝，继以清军入朝为借口，派遣大批的日军入朝，挑起战端，并从陆海两路向清军进攻，中日战争正式爆发。战争的第一阶段，从7月25日清军北洋舰队遭到日本海军第一游击队突然袭击开始，8月1日，中日双方正式宣战。清军守平壤，日军进攻，清军大败，退回国内。第二阶段，即1894年9月，清军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在鸭绿江口大东沟附近的黄海遭遇，进行了激烈的炮战。10月，日军入侵中国东北地区，攻占九连城、安东、金州、大连、旅顺等地。第三阶段为1895年1月，日军2万余人，从山东荣成登陆，攻占威海卫。清军海军北海舰队遭到日军海陆夹击，全军覆没。中国战败。
1894年11月，中国在甲午战争失败后，孙中山在夏威夷成立兴中会，提出推翻清朝政府的主张，第一次发出“振兴中华”的号召。严复在天津报纸上提出“救亡”口号。中国先进分子的觉醒，开始唤起民众，掀起前仆后继的壮烈斗争。
1895年4月17日，日本全权代表、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与清政府头等全权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即《下关条约》，亦称《日清媾和条约》或《春帆楼条约》，内含：《讲和条约》 11款，附另约、议定专条及停战展期专条，主要内容有：确认朝鲜脱离中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完全控制。相关背景是：1876年，日本与朝鲜签订了不平等的《江华条约》，目的是使朝鲜脱离中国的影响，沦为日本的半殖民地，并以其为据点，作为入侵中国的桥头堡。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亿两，后加“赎还”辽东半岛的款项，合计2.3亿两，相当于清政府3年的全部财政收入。增辟苏州、杭州、沙市、重庆4个通商口岸。日本以驻军威海卫为手段，监管清政府履约，每年支付驻军费白银50万两。此外，日本还从入侵中国各地中，掠夺价值1亿多两白银的战利品。
《马关条约》造成的清朝政府对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奇耻大辱，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灾难，给近代中国带来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甲午战败，唤醒了国人，其震撼之深、之广，远远超过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梁启超评论甲午战争说：“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
1899年日本在枥木县举行陆军大演习，邀请清朝驻日使馆武官丁鸿臣参观。日军参谋长大山岩对丁鸿臣说：“唐以来，日本饮食、衣服、起居、学问之事，皆中国赐之。今日愿助力者，不惟辅唇齿之义，亦报往日之赐。”由此发端，中国官方(主要是地方政府)选派和民间自费的大批知识分子相继赴日留学。
据《日本帝国年鉴》统计，1900年中国留日学生为6890人，1905年突破1万人，直至1936年中日战争爆发，留学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下10万，其中留学军事的有1600多人。中国先后留日学习、考察的著名人士有：孙中山、黄兴、廖仲恺、何香凝、宋教仁、蒋百里、蔡锷、蒋介石、吴雅晖、汪精卫、张群、程潜、阎锡山、胡汉民、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董必武、李达、杨度、廖承志、澎湃、梁启超、陈天华、秋瑾、鲁迅、郭沫若、沈雁冰、田汉、陈寅恪等，他们从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运动创始人河上肇的著述中了解社会主义理论，学习近代西方科学和军事技术，寻求中国救亡图存的知识，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众多领域，都产生过广泛影响。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独立的伟大斗争中，都在不同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些优秀分子成为杰出的领军人物。这页历史，正像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阐述的：“日本 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接着，他又指出：“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日本乘机派遣兵力、加快侵华步伐，就近调进武装部队多达22000余人，成为八国联军的主力。
八国联军迫使清朝政府签订的《辛丑条约》，即《辛丑议定书》，是清朝政府对外签订的又一个丧权辱国条约。《辛丑条约》共12款，附件19件。主要内容有：中国赔款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合计为9.8亿多两。
北京东交民巷划为“使馆区”，允许各国驻兵，不准中国人在此居住。
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参加“与诸国仇敌”的各种组织，违者处死等。日本通过《辛丑条约》，还取得了从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12处战略要地的驻兵权，为以后的武力侵略中国打下了重要基础。
《辛丑条约》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扩大和加深了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给中国人民再一次带来更加深重的灾难。
1889年2月，由日本第一任首相伊藤博文领衔起草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明确天皇的权力包括5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统率权。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指出：“没有这个日本国唯一最高统治者的命令或同意，大日本帝国对外进行战争是不可能的。”
昭和天皇，1901年4月生，为明治天皇长孙，名裕仁，取之于中国《周易》中“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1926年12月继位，定年号为“昭和”，取自中国《尚书》中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在位63年。裕仁继位后第3天，即发布诏书，申明追随祖父明治天皇，“于外屡建战功，建立了丰功伟业。我将不忘遗训，继承遗志”。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全面侵华，1941年发动太平洋战争，均发生在裕仁天皇统治时期，举凡重大决策，都由御前会议决定。裕仁天皇1989年1月去世，终年88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美国政府要借用日本天皇在维系民心和社会稳定方面的特殊作用，决定给以庇护，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因此未能受到清算和追究。
1902年日本与英国签订《英日同盟条约》。日本承认英国在中国的特殊利益，英国认可日本于中国外，还在朝鲜拥有的特权。如果英国或日本为维护在中国、朝鲜的利益，同第三国发生冲突，另一国要保持中立。日英同盟，成为中日关系中的外界因素，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产生了重要作用。
1904年2月，日本和沙皇俄国为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权益而发动战争，双方动员的兵力都在百万以上。战场主要在中国的东北境内。俄国战败。日军攻陷旅顺后，屠城三天三夜，全城仅剩下为掩埋尸体而留下的36人。在日俄双方签订的《朴茨茅斯和约》中，日本大量侵占中国主权，俄国将原由其侵用的旅顺、大连湾等辽东半岛租借地及附属的一切公共财物让与日本(第五条)；将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线及一切支线也都转归日本(第六条)。一个国家(俄国)，竟以另一个主权国家(中国)的领土，向第三国(日本)割让求和，这是世界近代史上绝无仅有的侵略事件。此后，日本以中国东北为基地，积极备战经营。
1906年将中国的旅顺、大连租借地更名“关东州”，设立“关东都督府”，加快鲸吞中国。
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本获得“南满”铁路权益，为此成立“满铁”守备队。后又以此为基础，与留驻“南满”的日军一个师团合属“关东总督”指挥。日本设置“关东州”后，这支部队被称为“关东军”。1919年组建“关东军司令部”，直接受日本天皇指挥，盘踞和侵略中国长达40年，由1931年的3个师团，扩展到1941年的31个师团、85万人，号称“皇军之花”，成为侵略中国和镇压中国人民的急先锋。“关东军”的主要负责人先后有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均被远东法庭判为甲级战犯，处以绞刑。
1906年，鲁迅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在课间的“日俄战争教育幻灯会”中，看到日本兵杀害中国同胞而中国人麻木地充当看客的镜头，他深受刺激，决心弃医从文，以文艺来改造国民性。同一时期，秋瑾看日俄战争的地图，深有感触，写下了著名的《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诗篇：“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鲁迅和秋瑾的志向，集中表达了那个时代中国先进分子救国救民的悲壮情怀，教育和激励了中国人民奋起反抗、救亡图存。
1910年8月，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朝鲜从此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以朝鲜半岛为跳板，加快实施大陆政策，加快侵略中国的步伐。
1911年10月，日本政府针对中国辛亥革命成功后的形势，特作出决议：（1）日本势力向中国内地扩展；（2）维持“满洲”现状，推行北守南进政策。
1914年10月，日本借口英日同盟，趁第一次世界大战出现的有利形势对德宣战，抢占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进而控制山东，夺取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从战略上构成北有旅大、南有台湾、中间掌控山东半岛的全面侵华态势。
1914年11月11日，日本政府制定以独霸中国为目标的“二十一条要求”。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正式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在中国日益强烈的抗议运动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下，经过4个月的交涉、抗争，袁世凯被迫要求减去第五号内容，变成《中日新约》《中日新约》因达成于中华民国四年即1915年，故亦称“民四条约”。九条，于1915年5月25日与日本换文接受。原“二十一条”共有五号、二十一条。第一号要求中国“把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移交日本，并另加其他路矿权利”。第四条要求中国政府“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借与他国”。第五号主要内容有：“聘用有力日人，为政治、军事、财政顾问”；“中日合办警政”；“中日合办军械厂，统一武器使用”；“日人有在中国宣教权”，以及在“南满”、内蒙古、九江、南昌、杭州、福建等地享有多种特权等。
“二十一条”全面掠夺了中国主权，集中体现了日本要把中国印度化、变中国为日本单独殖民地的图谋。
消息传出后，引爆强烈的、全国范围的反日舆论，欧美多国也因利益受损而表示不满。日本见事态严重，宣布第五号为劝告性质，其余四号改为《中日新约》，强令袁世凯限期同意。
在1919年1月18日的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北洋政府代表在国内外同胞的热烈声援下，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等不平等条约。会议拒绝了中国的要求，坚持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给日本。中国人民闻讯后，首先由北京大学等于5月4日开始抗议活动，接着通电全国，上海、天津、长沙、广州、南京等地纷纷响应，迅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群众运动，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5月28日，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体现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推进了反对外国侵略的团结爱国力量蓬勃兴起，揭开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光辉篇章，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
1922年2月，在华盛顿会议上，美、英、日、法、意、中等九国签署《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即著名的“九国公约”。该公约的签订，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日本侵华的势头，使中国又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由列强共同支配的局面。 大川博士是“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社员、东亚研究所理事长，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点名列入侵略中国的人物，他在1924年发表的著作《佐藤信渊之理想国家》中，狂妄地扬言日本是大地上最初成立的国家，是世界万国的本源，因此具有指挥万国的天意之使命。大川还提出，根据“王道”建立独立的满洲后，日本才能够成为东亚的盟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指出：“大川博士的政治哲学是与军部的部分分子共鸣的。”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东方会议，讨论具体问题。会后，田中起草了《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于7月25日上奏裕仁天皇，此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宣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称日本帝国之存亡上必要之事也。”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为征服中国，按照预谋的计划，自己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一段铁路，以借此反诬中国，派兵攻打沈阳的北大营和内城。9月19日沈阳被占。接着，长春沦陷。4个月内，日本侵占了东北三省的110万平方公里土地，相当于日本本土面积的3倍。此后，东北三省被蹂躏、奴役达14年之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指出：“‘事变’的目的是为了制造关东军占领满洲的借口，并建立一个符合日本意愿的所谓‘王道’新国家。”
1932年1月28日，日本为了转移国际上对其占领中国东北、炮制伪满洲国的注意力，蓄意制造事端，于1月28日深夜，动用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1800余人、武装日侨4000余人、飞机40余架、军舰23艘，向上海闸北区的中国驻军发起攻击，淞沪抗战爆发。中国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以“我们的死可唤醒国魂，我们的血可寒敌胆”的决心，奋起抗战。上海和全国各地民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支援前线抗日高潮。在武器装备极端悬殊的条件下，淞沪抗战坚持到3月1日，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侵占上海的阴谋，显示出中国军民同仇敌忾、不畏强敌的大无畏精神。
1932年2月14日，根据“关东军”的指示和板垣征四郎制定的纲要，日本军方召开伪满洲国“建国会议”，板垣迫令郑孝胥、张景惠、臧式仪等“四巨头”同意成立“新国家”。3月1日成立“满洲国”，“首都”长春，“年号”大同，“元首”称执政。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于3月9日在长春就任“执政”。伪国务总理及各部大臣名义上由中国人担任，实权则全部掌控在驻东北的日本军政及特务机关手中。同年9月15日，日本宣布正式承认伪满洲国。当天，伪满洲国与日本签订卖国条约，将国防、治安、交通、港口及各种设施委任日本管理。
1933年3月，热河省被日本侵占，随后并入“满洲国”。
1934年，日本政府废除于1930年签订的、限制日本扩充海军实力的《伦敦海军条约》。
同年3月1日，在日本的扶植下溥仪建立“帝制”，改元“康德”，称“满洲帝国”，长春改名“新京”，继续由“关东军”司令官控制政治权力与经济命脉。
1935年，鲁迅在上海会见日本诗人野口米次郎，野口问鲁迅：中日两国会友好共存吗？鲁迅回答：日本亲华人士如果能更多地发挥个人力量的话，应该可能吧！80年前的理性声音，至今仍在教育和激励后人。
1937年后，日本强力推行“日满一体化”方针，把伪满洲国变成全面侵华的基地。这一年，日本工业产值占资本主义世界的4.8%，居世界第5位。此前一年的日本内阁政变，军国主义分子刺杀财政大臣高桥是清，日本军事开支占到日本年度预算的将近一半。
为了防止日本侵略者的轰炸、破坏和抢掠，避免重蹈圆明园遭受侵略者抢掠毁烧的覆辙，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力排众议，报经国民政府批准，在张学良将军的大力支持下，将明、清两朝收藏的中国五千年古代器物、图书典籍、文献档案等文物精华，装满13427箱，于1933年2—5月分成5批南迁，途经南京、上海、湖北、湖南、陕西、贵州，最终运至四川存放。安全保管，前后历时10年，行程万里，经受种种磨难而保存基本完好，无一丢失，创造了中外文物保管史上的旷世奇迹。
在准备迁徙、布置挑选工作的全体人员会议上，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副馆长马衡教授动情地说：“今天把会议放在保和殿里开”，“这里曾是顺治和康熙两位皇帝的寝宫。康熙住在这里时最操心的是三藩叛乱、黄河决口和粮食漕运三件大事，故而他亲书三事大略，挂在宫柱之上，日夜思谋对策。如今我们既面临抗击日寇之大事，又面对文物迁徙之难事，亦当深思远谋”。马衡的讲话和他们后来战胜艰难困苦的卓越表现，充分体现了他们选择保和殿开会的决心，展示了故宫人“视国宝为生命的典守精神”，是中华民族艰苦卓绝抗日精神的生动体现。他们的典守精神和历史功绩永垂青史！
1935年，驻华日军为了进一步侵占中国，不断策动华北各省脱离中国政府，实行所谓地方自治。1月中旬，日军首先制造了察东事件，5—7月迫使国民政府签订《何梅协定》及《塘沽协定》，使河北、察哈尔两省大部主权丧失，将“长城之线”变成了双方新的分界线。12月，在日本侵略者的策划下，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这一系列活动被称为华北事件，是日本加快侵略中国的最新步骤。
1937年7月7日，以日军炮轰宛平县城、进攻北平卢沟桥为标志，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这是自1874年进犯台湾、1894年挑起甲午战争、1900年入侵北京、1904年发动日俄战争侵占中国东北领土和主权、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并占领东北三省、1932年1月28日发动侵占上海的战争、1935年制造华北事变等一系列侵华事件后，日本鲸吞中国野心的集中大爆发。
77年后的2014年3月，英国牛津大学学者拉纳·米特在《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一书中写道：“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规模最大、伤亡最重，也胜得最扬眉吐气的对外战争就此打响。”
7月8日，即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的第二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提出4点原则声明，指出：“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7月23日，毛泽东发表著名的《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文章，分析了抗日战争的“两种方针”、“两套办法”、“两个前途”，强调“反对妥协退让，实行坚决抗战”。文章提出了“全国军队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等八大纲领。
1937年8月13日至11月12日，在中国上海发动对抗日寇入侵的淞沪会战。日本出动兵力9个师团、22万军人。中国出动60个集团军、约70个师，共70余万人，伤亡25万人，历时整整3个月。上海是中国的国际大都会，日本大规模入侵上海，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淞沪会战向世界表明了一个事实：日本是全球和平的巨大威胁。淞沪会战彻底粉碎了日本扬言“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
从1931年日本侵略东北开始，特别是1937年以后的全面侵华战争，日军所到之处，野蛮践踏中国的大好河山，极其残暴地屠杀中国军民，制造杀害30万中国人的南京大屠杀，强迫妇女做慰安妇，进行细菌战和化学战，掠夺资源，奴役劳工，在进攻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时，实行“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在占领区推行奴化教育等。据“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研究的资料，在日本14年侵华战争期间，大约有75%的慰安妇死于日军蹂躏，人数约30万。
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使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民族灾难，激起了全民族的危机意识和使命意识。中华民族全体儿女，高举抗日救国大旗，在正面战场和广阔的敌后战场上浴血奋斗，全面抗战。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抗日战争这样，民族觉醒如此深刻，动员程度如此广泛，战斗意志如此坚强。
在抗日战争中，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纷纷以各种形式，参与抗战，支援抗战，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1938年10月，在新加坡召开的南侨筹赈代表大会，有英属马来西亚、荷属东印度、菲律宾、北婆罗洲、暹罗、沙捞越、安南、缅甸、香港等地区代表160多人参加，大会通过决议，选举产生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公推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为主席。从抗战爆发到马来半岛沦陷的4年多时间里，南侨总会以多种形式，为支援中国抗战筹款54亿元国币(当时45000元国币即可购买1架军用飞机)，占全世界华侨、华人赈款的2/3以上，有力支援了祖国的抗日战争。
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陪都，从1938年2月到1944年12月，日军对重庆实施了多年持续轰炸，造成直接人员伤亡3万多人、间接人员伤亡6000多人，财产损失达100亿法币(按1937年价值折算)。
1939年5月4日对重庆的轰炸，恰逢中国五四运动20周年，中国著名作家老舍在《五四之夜》一文中写道：“记住，这是五四！人道主义的，争取自由解放的五四，不能接受这火与血的威胁；我们要用心血争取并必定获得大中华的新生！我们活着，我们斗争，我们胜利，这是我们五四的新口号！”
老舍的呼唤，表达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心声！
1938年11月，日本宣布建立“东亚新秩序”，不承认“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旧秩序。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公开宣称，为了建立“新秩序”，不辞与第三国一战。
1940年6月29日，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在广播演说中重申“东亚新秩序”，并将其范围扩大到东南亚地区。7月26日，刚成立的近卫内阁制定了《基本国策纲要》，确定基于日本的“八纮一宇”的建国精神，“建设以皇国为中心，以日满华紧密结合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的基本国策。8月1日，外相松冈洋右又将这一侵略扩张国策表述为“大东亚共荣圈”，并宣称其范围包括“西伯利亚东部、内外蒙古、满洲、中国、东南亚各国、印度及大洋洲”。在被侵占的中国领土内，日本侵略军广为宣传的政治口号就是“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和所谓“王道乐土”。
1941年12月7日，日本对美国珍珠港进行毁灭性袭击。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国民经济全面军事化，直接为战争服务的重化工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高达66.9%。日本的国家战争机器消耗了大部分生产和消费资源，由此导致经济不堪重负，人民生活更加困苦。
1941年12月8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国会发表讲话：“我要求国会宣布：自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日本发动无端的、卑鄙的进攻时起，美国和日本帝国之间已处于战争状态。”参议院以82票对0票、众议院以388票对1票通过了罗斯福的对日宣战要求。
12月9日，中国国民政府在中日战争进行了4年之后，正式对日本宣战。接着，英国等20多个国家相继对日宣战。中国政府发布的《国民政府对日宣战文》正式宣称：“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之间关系者，一律废止。”
同日，日本东条英机发表宣战声明，宣称：“如今皇国之隆替，东亚之兴废，端赖此一举。”接着，电台播出《军舰进行曲》：“跨过大海，尸浮海面。跨出高山，尸横遍野。为天皇捐躯，视死如归。”
1941年12月2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心腹、总统助理霍普金斯，在对《联合国宣言》文稿的修改，专致罗斯福的备忘录中强调：“要打破按字母编排的次序，把像中国和苏联这样的国家提到同我国和联合王国并列的地位”。
1942年1月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国情咨文中指出：“千百万中国人民在漫长的4年半里顶住了轰炸和饥荒，在日本武装和装备占优势的情况下，仍然一次又一次地打击了侵略者”，“顶住了日本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军”。罗斯福还极其公允地说道：“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打坍了”，日本兵“可以马上打下澳大利亚，打下印度”，“可以一直冲向中东”。
1943年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议，商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问题。在会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罗斯福首次宣布德、意、日轴心国必须“无条件投降”。美国国内对此反映强烈，认为此举将加剧德意日拼死挣扎，不利于早日结束战争。罗斯福力排众议，强调说，只有把德国和日本的战争力量彻底消灭干净，世界和平才能到来。他们的无条件投降，意味着日后几代人的时间内世界和平将有可靠保证。
1942年5月，缅甸被日本攻陷。1942年中国军队进入缅甸，援救作战失利的英军。1943年2月，中国政府再次组建10万远征军，开进缅甸作战。从1943年10月至1945年3月，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在缅北、滇西反攻中，收复缅甸北部大小城镇50余座，收复中国滇西失地8.3万平方公里，基本歼灭日军第18、第56师团，重创日军第2、第49、第54师团等部，共歼灭日军4.9万余人。中国远征军以巨大伤亡，向世界展现了中国人民的国际合作贡献和民族牺牲精神。
中国驻印军、远征军反攻缅北、滇西的胜利，打通了西南国际交通线，把日军赶出中国西南大门，减轻了盟军在印度、缅甸和太平洋地区的压力，有力配合了盟军对日作战及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国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履行大国责任的战略行动。
1943年11月5—6日，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在东京召开大东亚会议，发表《大东亚共同宣言》，强调要“共存共荣”，完成大东亚战争。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在开罗举行国际会议，讨论制定联合对日本作战计划和解决远东问题，会议签署了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宣布：“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己谋求利益，也无意于扩张领土。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此外，日本亦将被逐于基以暴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
在稍后时间召开的德黑兰美、苏、英三巨头会议上，斯大林正式承诺：苏联在远东方面，第一，赞成《开罗宣言》的全部内容。第二，打败德国后，苏联红军将增援东部，协同盟军共同对日作战。
1944年，日本军费开支达到734.96亿元，占当时日本国家支出总额的78.2%。对外侵略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日益深重；连东京上野公园也开辟成耕地。人民靠干菜和橡子面为生。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党的总路线，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1945年7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柏林郊外波茨坦举行会议，讨论对日本作战和战后处置日本的方针。7月26日，发表了《美、苏、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主要内容为：日本应立即宣布无条件投降；《开罗宣言》诸条件必将实施；日本主权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由盟军所决定的其他岛屿范围之内；解除日本武装，审判战犯，永久清除日本军国主义；盟军对日本实行占领；不准日本保有可供重新武装的工业；在日本实行民主化。
1945年8月，经过全民族艰苦卓绝、持久的奋战，加上与美、苏、英等同盟国的最后反攻，抗日战争终于取得彻底胜利，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这是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胜利。抗日战争成了20世纪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于中华民族发展和世界文明进步都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八年抗日战争，中国承受了最大的民族牺牲。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军民伤亡3500余万人，仅南京大屠杀即被杀害30万人以上。血染疆场的中国军人563.3万(中国社科院2005年公布数据)。
北京市密云县石城镇张家村，有位名叫邓玉芬(1891—1970)的妇女，先后把丈夫任宗武、大儿子任永全、二儿子任永水、三儿子任永兴、四儿子任永合、五儿子任永安和第六个儿子，相继送到抗日游击队，前五个儿子和丈夫在抗击日军的战斗中先后牺牲。在2012年中共密云县委和县政府修建的“英雄母亲邓玉芬”的主题雕塑上，邓玉芬被誉为“当代佘太君”。邓玉芬的英雄事迹，正像著名的抗日歌曲《太行山上》所唱颂的：“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代表了千千万万中国母亲，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谱写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八年抗日战争，日本侵略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按1937年的比值计算约为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
在文化方面遭受的破坏和掠夺，包括毁于日军炮火的无数古建筑和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文物景点，损失同样惊人。据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不完全统计，战时全国被日军掠夺、损毁的书籍、字、画、碑帖、古物等共计360多万件又1870箱，损坏古迹741处。又据《故宫国宝·宫外流失秘笈》介绍，中国流失的古代名画约2万件，内有唐代卷轴画20余件、宋代和元代卷轴画各200余件，其中1/3为日本掳掠占有。这些珍贵字画都是中华文明的结晶，价值连城。
中国八年全面抗战，在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共进行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台儿庄战役、长沙之战、豫湘桂会战等重大战役200余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歼灭日军154万余人，约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伤总数的70%，其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在遍及19个省区的根据地，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军和伪军171.4万人。
八年全面抗战，在持久的、极其壮烈的反侵略战争中，成长和造就了中华民族成千上万的英雄人物，培养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坚力量，被誉为代表一代精英的“三八式”干部[2]他们在打败日本、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设新中国和后来的抗美援朝和援越抗美中，成为各个领域的领导骨干，促使日本在很长的时间内对中国刮目相看，不敢轻易挑衅。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根据《波茨坦公告》，出兵对日作战，总兵力达174万余人，向日本“关东军”发起总攻。
日本于8月14日中午，在有内阁成员与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成员参加的御前会议上，天皇否决继续进行战争的主张，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国投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正式表示：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终战诏书》称“交战已阅四载”，意图把战争限定在1941年偷袭美国珍珠港之后，只字不提对中国的侵略。
1945年9月2日，参加对日作战的同盟国代表接受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停泊于日本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日本代表重光葵外相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中、美、英、苏等九国代表相继签字。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落下帷幕。中国政府将每年9月3日定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1945年9月9日，何应钦在南京正式接受冈村宁次率部投降。金井武夫交出日军在华兵力部署图。当时冈村宁次所辖投降兵力共有128万余人。
据1945年中国国民政府统计，中国战区遣返日俘、日侨共320多万人，其中日军官兵100多万，日侨220万。到1946年11月，累计300多万日俘、日侨基本遣返完毕。
美国《时代周刊》杂志1945年9月刊文称：“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外国侵入和西方帝国主义干涉之后，中国成了自己国家和她的命运的主人。”
1945年9月11日，盟国占领军总司令部向日本政府发出指令，命其立即逮捕前首相、陆军大将东条英机等38名战犯嫌疑者。以后又分3批，合计4批共逮捕了286名战犯嫌疑者。
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公会堂，中国台湾行政长官陈仪接受日本投降部队代表安藤利吉、谏山春树等正式投降，两人当场解下所配军刀，以示缴械。历经半个世纪，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回归中国版图。
1946年1月19日，驻日盟军统帅麦克阿瑟根据盟国最高委员会决定，正式颁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
1946年3月20日，受中国政府委派，法学家梅汝璈抵达东京，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审判法庭法官。
1946年4月29日，日本接受盟军最高统帅部国际检察处对东条英机、广田弘毅等28名被告的起诉。
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被告所犯“破坏和平罪、违反战争法规及惯例罪、反人道罪”等违反国际法的罪行，进行了长达2年半时间的审判，最后进行投票表决，以6∶5作出判决：28名被告全部有罪，其中死刑(绞死)7名：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松井石根、武藤章；终身监禁16名：荒木贞夫等；有期徒刑2名：重光葵(7年)、东乡藏德(20年)；判决前病死2名；免予起诉1名(精神异常)。
法庭在审判过程中，受理证据4336件，先后有419名证人出庭作证、779人书面作证。东条英机等被告以“领导者、组织者、教唆者或同谋者的资格”，犯下55项罪状。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共有10章，其中“第五章日本对华的侵略”长达80页，约占全判决书的1/7篇幅，全面、系统地概述了从1931年9月18日到1945年9月2日，日本对华侵略的舆论、筹划、决策、实施等罪行，指出日本的目的是“保卫‘皇道’在空间上的扩大发展性，在时间上的悠久永续性”。判决书“第八章违反战争法规的犯罪(暴行)”，专门列了一节“南京大屠杀”，详细概述了日本“整个陆军”的“种种暴行”。
在起诉书所列的55项罪状中，罪状最多的被告为54项，最少的也有25项。对于南京大屠杀，法庭展示了南京大屠杀的现场电影、图片和日记等。公诉人莫罗上校还专门到南京亲自调查取证。法庭还提出了一份极重要的长达190页的日军“残暴行径”记录，是当时在南京的德国外交官的耳闻目睹记录。这些文件保存在德国联邦文件馆波茨坦分馆。美国还截获1938年1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发给日本驻美国大使斋藤博的电报，内称“不少于30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
美国著名学者、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著名作品《菊花与刀》中，提出了一个很著名的观察，就是“仁”的概念在日本从未获得像中国这样高的地位。日本人对天皇的义务感觉中国人没有，中国人对“仁”的强调在日本没有。她说，事实上，在日本，“仁”是被排斥在伦理体系之外的道德。这种文化承传的民族性格，在日本侵略中国、亚洲各国和美国时表现得尤为充分，种种灭绝人性的暴行，都证明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思想上缺乏“仁”的教养。
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档案馆的阅览室陈列了两尊塑像，一尊是美国前总统赫伯特·胡佛，另一尊是美国华裔女作家张纯如(1968—2004)。20世纪90年代，张纯如经过长期调查，用英文写作了《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全面、深刻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滔天罪行。张纯如还在书中介绍了尘封59年的记载南京大屠杀的《拉贝日记》。张纯如的著作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在《纽约时报》上整整一年都名列畅销书排行榜，被翻译成29种语言在世界各国出版。日本曾要求修改其中对日本“叙述不佳”的段落，被张纯如坚决拒绝。张纯如维护史实正义、鞭挞罪恶的大无畏精神永垂不朽！
对乙、丙级日本战犯，分别在犯罪当地进行审判。中国政府在南京等地设立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共受理日本乙、丙级战犯案件2435件，判决318件，其中死刑110件、判处徒刑208件。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谷寿夫和向井敏明、野田毅等罪大恶极的战犯，被从日本引渡到中国，在南京接受审判处决。
这页重要历史，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日本本国政府从未制裁任何战犯，清算他们对亚洲各国、美国和日本本国人民的罪行。这就为以后的日本右翼势力和军国主义分子对侵略历史进行反攻倒算埋下了伏笔。
1947年5月3日，日本和平宪法正式实施。宪法的“序言”明确阐明：“消除因政府的行为而再次发生的战祸，兹宣布主权属于国民，并制定本宪法。”
宪法：“第二章放弃战争。”
第九条“放弃战争，战争力量及交战权的否认”。
（1）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2）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对于日本在半个多世纪中先后发动和参与的10多次侵华战争，及其带来的巨大破坏和深重灾难，中国人民记忆犹新，强调以史为鉴，深切关注和坚决主张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警惕和反对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否定对华侵略罪行、复活军国主义，体现了人类的正义和国际公理，态度是理性的、宽容的。
日本在战败以后，中国以德报怨，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款要求，遣送320多万名战俘和侨民归国，宽大释放了留在中国的全部在押战犯，多方寻找和遣回日本“残留孤儿”，排除干扰，积极推进两国的政治、经贸、文化、科技合作，开展多形式、多渠道的民间交往，坚持为两国人民谋取切身利益。所有这些，都充分表明中国重视中日关系，着眼于两国世世代代友好，坚持向前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面向未来。
注释
[1]《中日新约》因达成于中华民国四年即1915年，故亦称“民四条约”。
[2]“三八式”干部是指全面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及其前后8年参加抗战的革命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