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储蓄差异及改革绩效
通过上面的初步讨论，我们不难看出，要准确而全面地理解中国改革之所以成功（或渐进改革路径之所以形成）的机理，就不能抛开金融因素。不过，金融因素本身并不简单，它包含的内容十分复杂。这里，首先讨论储蓄问题。
事实上，就已掌握的有关研究文献看，对金融因素在中国渐进改革中的作用并不是没有人关注过。世界银行的一份发展报告（1996）就曾把金融因素作为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初始条件来看待。这份报告认为，相比之下，在转型开始时，中国与苏联金融系统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中国的金融体系不发达，货币存量（M2）只相当于GDP的25%，而苏联的经济在1990年就已经实现了货币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货币化进程、居民的储蓄增长与制度变迁以及经济增长过程得以同步推进。可是在苏联，改革初期较高的货币化水平不仅意味着由强迫储蓄所造成的巨额货币积累，且这笔货币积累业已蜕变为政府向计划经济所提供的资金支持，而且也预示着当改革启动时，物价的放开与财政的货币化必将导致极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从而使人们的货币积累（储蓄存单）变得一文不值，最终出现货币存量的锐减和国家金融体系的崩溃。由图2—1可知，中国与苏联及东欧国家在改革前夕的国内储蓄率十分接近（35%上下），当改革一开始，后者的储蓄率出现大幅度下降，而前者的储蓄率则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图2—1 改革中的储蓄差异及其绩效
不难看出，储蓄率（尤其是居民储蓄存款比率）本身是理解中国渐进改革成功的一个要害。从图2—1还可以进一步看出，中国与苏联两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都出现同样的下降，而且中国降得更低，但中国的GDP增长一直保持较快速度，而苏联、东欧国家却相继出现了“J形”和“L形”下降。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中国的国内储蓄率和M2/GNP在改革以来经历了一个稳步上升的过程，而苏联、东欧国家则呈现相向变化的情形。概括来说，中国的渐进改革得益于金融的相对稳定，在改革中，中国采取了包括家庭储蓄和国库券等在内的完备而谨慎的货币政策，尤其是，在转型过程中主要用家庭储蓄弥补企业亏损，从而既避免了严重的金融不稳定，也有力地支持了体制内产出的增长。更直观地讲，政府虽然以丧失效率为代价对非盈利的国有企业既给予补贴又增加低息贷款，但由于高额国民储蓄，迄今为止中国还能承受这一代价而且没有使经济从根本上受到动摇（世界银行，1997，p.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