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一、地理邻近与产业集群技术创新

地理邻近的重要性早在19世纪就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但在传统空间科学的研究中却一直被视为“黑箱”。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知识经济的蓬勃兴起，新经济地理学、新产业地理学等学科的众多学者从新的不同角度对地理邻近与知识溢出、交互学习等论题进行了探讨（Audretsch and Feldman，1996；Maillat，1998； Morgan，1997），并得出了一个基本的结论：地理邻近对创新产生重要影响。但地理邻近是促进了集群技术创新，还是阻碍了集群技术创新？或者地理邻近在什么条件下更利于集群企业技术创新？学术界尚没有定论。

萨克森宁（Saxenian，1991）指出创新是一个交互的社会学习的过程，地理邻近有助于企业在创新网络中获得正外部性；迈克尔（Michael，2004）认为地理邻近有利于隐性知识以及显性知识的传递，进而可以促进区域企业间的合作创新；博发登（Boufaden，2005）对法国巴黎生物技术企业创新的实证研究发现，地理邻近的企业的创新绩效一般水平要高于其他企业；西尔韦斯特（Silvestre，2009）通过对巴西坎普斯盆地石油天然气产业集群的创新活动进行案例分析，认识到地理邻近对企业创新具有正的影响效应；桂婕（2008）研究发现中国ICT、生物医药、化工和机械四个行业的企业合作共同进行基础研究时，强邻近的基础研究合作对专利发明产出的影响更大；李琳（2011）以中国汽车产业集群为对象进行实证研究时发现，地理邻近对集群创新具有正效应；艾布拉姆维斯奇（Abramovsky，2011）发现创新知识的适用性和可靠性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大而衰减，因此地理邻近有利于知识共享和交流。

以上学者肯定了地理邻近对集群创新的积极作用，然而随着各国产业集群的迅速发展，产业聚集、地理邻近对产业发展的负面影响也逐渐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布雷克曼（Brakman，2005）首次提出产业集群的“拥挤效应”；塞奇利（Sedgley，2001）研究美国制造业单位资本投入的创新效应时发现，过度的地理集中导致的“要素拥挤效应”对专利产业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马斯克尔（Maskell，1999）认为过高的地理邻近会导致集群内技术和产品高度相似，进而出现恶性竞争，以及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所以会抑制集群的创新活动；亨里克（Henrik，2005）指出忘却学习是学习的重要部分，地理邻近有助于学习知识，但却不利于忘却知识，另外距离太近容易导致联结锁定；波斯玛（Boschma，2005）指出当一个区域变得过分地邻近和内向时，区域内主体的学习能力会减弱到失去创新能力和不能对外部的变化做出反应的境地；休伯（Huber，2012）和索玛亚（Soumaya，2013）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地理邻近并不能改善企业间的合作关系，对技术创新绩效没有提高作用，甚至可能降低创新绩效。

相对于这两类对立的观点，部分学者辩证地分析了地理邻近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李琳（2012）从集群周期演化的角度，认为地理邻近对集群创新的动态影响大体上呈倒U形变化，在集群形成初期和成长期，地理邻近促进了集群的创新，到集群成熟期时，这种促进作用逐渐减小，衰退期地理邻近对集群创新的影响转化为负效应。诺本（Knoben，2006）认为地理邻近对创新的影响存在类似生产要素的边际效益递减规律，特别是过度的地理邻近对创新绩效的提升有制约作用，因此地理邻近与创新绩效为倒U形关系；饶扬德（2006）从知识流动和集体学习的视角认为地理邻近是“距离产生美”，太多或太少的地理邻近都不利于区域创新；李琳（2013）对中国国家级软件园区产业集群中的地理邻近效应进行实证研究时发现，园区内地理邻近对集群创新的影响呈现出S形的阶段特征。

在西方，对于地理邻近与创新论题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相比之下，国内研究明显滞后。而在地理邻近对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方面，即使在西方也是更多地停留于基于问卷调查的案例分析或统计分析，尚缺乏一个规范的、较为科学的研究模型范式。而且通过整理对地理邻近与集群创新绩效关系的研究文献不难发现，当前的研究仅仅从地理邻近单一因素讨论地理邻近与集群创新的关系，实际上产业集群的诸多特性如：地理邻近、知识溢出、关系嵌入、内部竞争以及产业链结构等都影响集群的技术创新，并且这些要素之间也相互影响，而目前关于地理邻近与集群创新绩效关系的研究很少将上述特性要素纳入到统一的框架中进行研究。鉴于该领域研究结果的矛盾现状和研究角度的局限性，对这一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索和研究。

二、知识溢出与产业集群技术创新

一直以来，知识溢出对区域创新的驱动作用都是一个很有争议的热点话题，基本存在两大对立阵营：知识溢出的支持论者及知识溢出的怀疑论者（高菲，2009；吴晓冰，2009）。

弗里曼（Freeman，1991）认为集群内知识溢出效应促进了集群经济的增长和集群创新网络的发展，是集群创新产出和生产率提高的源泉；萨克森宁（1991）对硅谷计算机产业进行案例分析发现，雇员的高流动性所带来的知识溢出效应是硅谷计算机产业集聚经济的重要来源；巴普蒂斯塔（Baptista，2000）研究发现个人联系、企业网络以及企业间的相互作用促进了知识溢出，成为集群创新的内在原因；卡萨尔和尼科利尼（Cassar and Nicolini，2008）研究认为邻近区域间的知识溢出提高了彼此创新成功的可能性，进而促进了区域发展；菲拉特奇维（Filatotcheva，2011） 对中国中关村1 318家高技术企业的研究发现，海归企业家产生了显著的知识溢出效应，促进了本地高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国内学者魏江（2003）以杭州软件产业集群为例，认为产业集群凭借知识溢出使得企业在地理上的集聚和创新产出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陶锋（2011）以国际代工联盟的技术创新为例，认为知识溢出对联盟的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且隐性知识溢出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以上学者充分肯定了知识溢出对集群创新的积极作用，然而也有学者认为知识溢出对集群的技术创新具有消极影响，要提高集群的创新绩效，必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降低知识溢出。罗默 （Romer，1994）认为知识溢出使得创新成为公共物品，知识溢出使创新的收益发生外溢，从而降低了企业的创新动力；坎瓦尔和埃文森（Kanwar and Evenson，2003）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经济的研发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激励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莱德曼和马洛尼（Lederman and Maloney，2003）基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样本数据实证分析发现，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技术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莱杰（Léger，2003）的研究则说明无论发达还是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都有利于技术创新；中国学者杜伟（2004）认为由“知识溢出”和“市场溢出”而导致的创新的“利益溢出”，会严重损害创新者的应得利益，降低R&D的积极性。梁涛（2012）研究了知识溢出的负效应，认为知识溢出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合作双方的意愿和积极性，阻碍了合作创新的产生和实现。

相对于这两类对立的观点，部分学者辩证地分析了知识溢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多诺霍（Donoghue，2004）从知识产权保护广度的角度提出了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的假说；帕克 （Park，2008）将该领域的一系列非线性提法归结为“最优知识产权保护假说”，按此逻辑集群企业之间也达到最优的知识溢出水平；中国学者赵书松等（2009）认为知识溢出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知识溢出有助于个体和组织的学习，进而有助于提高创新能力，但另一方面知识溢出也具有创新抑制效应、组织利益挤出效应和组织内旁观效应等负效应；杨玉秀（2007）也指出知识溢出对合作创新的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知识溢出为合作创新提供了前提和基础，知识溢出越多就越有利于合作创新的成功完成，另一方面，知识溢出又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合作者之间的合作意愿和积极性，阻碍了合作创新的产生和实现。

本书认同上述第三种观点，即集群内部的知识溢出对技术创新兼具推动和阻滞作用，因此在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中，应该追求一种合理的、最优的知识溢出水平，知识溢出不足和知识溢出过度对集群式创新都是不利的。从集群整体的层面来说，虽然学者们已经注意到了知识溢出对技术创新的双向影响，但只有少数研究主要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这一规律，而关于这一规律的机理性研究则不够充分。

三、嵌入性与产业集群技术创新

本书所研究的嵌入性主要是指集群企业之间的经济活动嵌入到了企业间的社会关系和区域文化当中，从而相关的经济活动受社会关系和区域文化的影响。为此下面从关系嵌入和文化嵌入两方面进行综述。

近年来，集群企业所嵌入社会关系的强弱如何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正如斯托珀（Storper，1995）所指出的，近年来集群研究的一个新的特点就是从以往对集群内部运输成本、企业间的投入产出关系的关注转向对集群内部网络、制度和社会文化的关注。而且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社会关系因素对产业集群的影响也得到了大量经验研究的支持，这些研究得出了很多富有启发的结论（Piore and Sable，1984；Saxenian，1994）。这些结论所揭示的集群发展的实际状况，既暴露出了传统经济学理论对于产业集群解释的乏力，也彰显了建构新的集群理论的可能性（吴结兵，2006）。

网络关系强度是表现网络关系特征的一个重要指标，关系强度与企业技术创新或企业竞争优势的关系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潘松挺，2009），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出了各自的解释。乌西（Uzzi，1997）等学者认为网络关系强度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乌西对纽约服装产业的研究发现，由强关系生成的信任对获取深度的复杂知识、加快信息处理、发现新方法有直接的影响，这些新知识对于技术型企业的成长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徐威廉（Hsu，1997）对中国台湾新竹的高技术企业的研究发现，网络关系的强联系有助于组织间的深度互动，并以产业技术转移为例，论证了紧密且频繁的互动可以使接受技术的企业不仅获得所需要的技术，而且还会对企业生产管理方式和技术创新能力产生有益的影响；汉森（Hansen，1999）认为强关系可以促进隐性知识的转移，他强调网络内部组织之间形成的强关系构建了主体双方间共享知识的基础，从而形成了网络伙伴所特有的知识转移与吸收能力，因而有利于主体之间进行隐性知识的转移，而且从知识转移意愿来看，网络组织之间存在的强关系还可以强化主体之间的相互认同和信任，进而使得知识转移双方增强知识转移的和吸收的意愿和动力；格兰特（Grant，2005）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认为强关系可以通过形成集体归属感来推动组织间隐性知识的转移；穆罕默德（Mahmood，2011）分别探索供应商、顾客等网络连接对于研发能力获取的影响，认为关系嵌入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研发能力。与上述观点截然相反的是，自从格兰诺维特 （Granovetter，1973）提出“弱关系的力量假设”以来，很多学者认为弱关系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具有更高的效率，因为建立和维护关系的成本随着关系强度的加强而上升（Lin et al.，1981；Wellmanand Wortley，1990；Petersen et al.，2000），而且，强关系以牺牲伙伴的多样性为代价，将导致新创意和新方法的来源减少，所以弱关系更有利于技术创新，根据格兰诺维特（1973）的弱关系力量观点，企业间保持较弱的关系可以传递新鲜的知识和信息，可以避免知识和信息的冗余，弱关系由于其社会开放度大，不仅容易吸收新成员的加入，而且还延伸到网络外部，实现跨边界组织的交流与联系。企业的弱关系更容易吸收新的观念、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从而能够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另外，还有些学者认为关系强度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对不同类型企业而言是不同的。廖建文和韦尔施（Liao and Welsch，2000）研究发现，强关系导致了行为者之间的信任和信赖，对技术型企业的发展有着正向影响，而对于非技术型企业而言，松散的联系对企业的发展有利，因为企业可以获得适度的信息和知识，可以花费较少的关系维护费用；罗利等（Rowley et al.，2000）区分了弱关系占主导地位的网络和强关系占主导地位的网络，并经过实证得出不同的网络强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与产业类型密切相关的结论；杜维迎（Dving，2008）的研究表明，在动荡环境下，企业需要建立组织间的多样化关系，并拓展其网络范围，而不是仅仅强化与某一网络的关系。

中国学者魏江（2003）通过对浙江杭州市软件产业集群的实证研究发现，集群内部的企业家、企业高层管理者、中层管理者、基层管理者以及企业的技术开发人员之间，都存在高度频繁的非正式交流，这些非正式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强关系特征，为技术和管理知识以及相关产业信息在产业集群内部的流动提供了有效的路径；王晓娟（2007）在研究中指出，网络关系由于强度不同，对企业通过网络传递的知识类型的影响程度也不尽相同，因而网络关系强度会分别有利于集群企业的不同学习动机和模式，即开发式学习和探索式学习；蔡宁（2008）结合中国上市公司海正药业五十年来的技术创新经验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强弱关系与技术创新模式存在耦合性，弱关系因为低成本和低信息冗余度两个特点能够提供丰富的异质性信息，有利于探索式创新，强关系通过企业间的信任传递复杂知识，有利于利用式创新；简兆权（2010）以珠三角地区的116家高科技企业为对象，研究发现与外部企业建立起的网络关系对知识共享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企业间知识共享的程度越高，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也越高，知识共享作为中介变量充当了网络关系对技术创新绩效影响的中介变量；谢洪明（2012）以企业规模和研发投入作为控制变量，构建了网络关系强度、企业学习能力和技术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理论模型，并以申报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和民营科技型企业的企业为调查对象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网络关系强度和学习能力都对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从上述国内外的研究可以看出关系嵌入与集群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存在较为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关系嵌入强度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但都缺乏系统性。

文化嵌入作为一个概念最早由祖金和迪马乔（Zukin and Dimaggio，1990）提出，并指出与关系嵌入、结构嵌入和认知嵌入相并列，文化嵌入也是一种重要的嵌入类型，文化嵌入是指共同的文化环境、社区规范等软环境对塑造经济战略和目标的规范和约束 （魏江，2012），他们认为经济关系和行为受文化因素的强烈影响；库克和逊斯托克（Cooke and Schienstock，2000）在产业集群的研究中引入了文化嵌入的概念，并指出文化嵌入可以理解为集群企业对区域文化的融入和适应，并受其约束和规制；之后詹姆斯（James，2005）研究发现集群企业的发展受当地文化嵌入的影响。

产业集群能够在某个区域形成并取得发展，相同的或近似的区域社会文化因子起了重要的作用。从组织间学习的角度来看，集群内的学习过程被共同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所影响，文化嵌入不但可以促使本地企业间的非正式学习交流，而且有助于企业间的正式交流和合作创新（Asheim，2002）。然而也有学者认为文化嵌入对集群技术创新也存在阻碍作用，詹姆斯（2007）认为文化嵌入过强会导致集群企业将群外的思想和行为视为异端，不利于对集群外部知识的学习，从而对技术创新有不利影响。

文化嵌入指经济活动嵌入于文化环境之中，从而导致经济行为和效率受社会文化诸如民族文化心理和区域文化传统的影响。从当前关于文化嵌入与区域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可以发现，文化嵌入可以分为个人、组织、产业（或区域）这三个层次上的文化嵌入性（向永胜，2012），但不同层次的嵌入是存在相互关系的，具体来说，前一层次文化嵌入受后一层次文化嵌入的影响。在现有关于集群创新研究的文献中，既有研究集群内企业文化嵌入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的（James，2005）；也有将集群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区域文化嵌入性对集群整体创新能力的影响的（Faggian，2005），显然本书的研究属于后者。

文化作为一个环境变量，对置于其中的经济活动既具有激励和导向功能，也具有约束和限制功能。通过对有关文化嵌入研究成果的整理不难发现，既有学者认为文化嵌入对集群发展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也有学者注意到了文化嵌入具有负向的阻碍作用。

对文化嵌入给予肯定的文献如下。范哈佛贝克（Vanhaverbeke，2002）研究指出特定的文化特征能够强化企业间合作关系的质量和效果；詹姆斯（2003）认为文化嵌入性使得集群企业形成强烈的“本地身份认同”，从而倾向于本地学习和企业间结网合作；邬爱其（2004）的研究也发现组织文化中的信任有益于增强企业间关系的强度和持久度；菲戈安（Faggian，2005）认为文化邻近是关系资本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而关系资本有助于集体学习和相互合作；博伊盖勒斯蒂基科（Beugelsdijk，2006）的研究指出在关系技能的形成上，具有长期导向的企业文化特征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关系技能对形成和维持交易联结的紧密性和持久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魏江（2012）指出集群的文化嵌入将塑造集群企业间的分工、合作与网络学习及资源整合等经济行为，并影响集群企业间建立合作关系的意愿、强度、稳定性和持久度。

认为文化嵌入对集群的发展存在阻碍作用的文献如下：威克斯（Wicks，1999）的研究认为文化的邻近可能导致排外和封闭；魏江（2001）认为当人们对区域文化高度认同，甚至出现排外倾向时，就出现了文化的过度嵌入，此时集群企业习惯在集群内部寻找知识源，而放弃更多的外部知识源；索伦森（Sorensen，2002）认为文化嵌入和关系嵌入一样，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具有天然的排他性，强的文化嵌入会使得企业之间形成小群体和小圈子，从而导致排外和封闭，使集群的发展锁定在既有的技术和产业路径上；詹姆斯（2007）也认为文化嵌入有利于规范一致行为而约束了其他行为，这将阻碍新奇和变异行为的产生，从而不利于技术创新，特别是突破性创新。

鉴于该领域研究结果的矛盾现状和研究角度的局限性，对这一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索和研究。

四、内部竞争与产业集群技术创新

在关于集群式技术创新的研究成果中，诸多学者发现由地理邻近、产业性质相似等特征诱发的集群企业之间的竞争对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有重要影响（杨皎平，2010），但这种竞争促进了技术创新，还是阻碍了技术创新？或者何种强度的竞争更有利于集群企业技术创新？要回答这一系列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波特（Porter，1990）认为产业集群的一种重要的特征就是为集群内的企业营造了一个竞争的氛围，而这种竞争氛围会成为产业集群技术创新优势的来源；鲍威尔（Powell，1992）的研究发现，为了应对集群内部的竞争和资源稀缺性，当地企业会加快生产速度，加快知识转化和技术创新速度；阿罗（Arrow，1962）的研究指出，一般来说处于竞争行业的企业要比处于垄断行业的企业具有更多的技术创新激励因素；中国学者周浩（2003）认为集群内部企业彼此的激烈竞争，可以加速市场信息的流通，促使科技资源和人力资源的积累，从而为企业技术创新奠定基础；祝福云（2009）的研究认为在激烈的竞争中效率高的企业会成为技术创新领导者，会加速整个产业的技术创新步伐，并认为鼓励竞争的产业政策在促进企业竞争的同时增强了高效率企业的技术创新动机。

著名的熊彼特假设则认为相对于竞争行业的企业来说，具有垄断地位的企业更具技术创新能力。克鲁格曼（Krugman，1991）的研究发现规模报酬递增的产业集群大多是以垄断竞争为基础的，近年来国内的一些学者也注意到了集群内部的竞争对技术创新的阻滞作用；仇保兴（1999）在研究浙江永康保温杯产业集群时认为群内的过度竞争是导致该集群产品质量差、产业不断退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张习宁（2009）的研究发现集群内企业之间过度的竞争，会对资源配置、企业盈利、集群可持续发展等产生不利的影响。

相对于这两类对立的观点，部分学者辩证地分析了集群内部竞争对技术创新的影响。阿吉翁（Aghion，2005） 等认为市场竞争程度和产业的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呈现一种倒U形的关系，因为竞争既会增加技术创新高效率者的额外利润，又会削弱技术创新落后者的创新激励；廷瓦勒（Tingvall，2006、2011）、阿兹肯纳齐（Azkenazy，2008）和科普南（Kilponen，2007）等分别利用英国、瑞典、法国和芬兰的数据发现市场竞争与创新存在倒U形关系；项后军（2011）认为核心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与技术创新绩效呈现出一种非线性倒U形关系；杨皎平等（2011）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发现集群内部企业的竞争环境与集群的技术创新呈现非线性的关系，其中企业的合作关系充当了中介变量。

本书认同上述第三种观点，即集群内部的竞争对技术创新兼具推动和阻滞作用，因此在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中，应该追求一种合理的、有效的竞争，竞争不足和竞争过度对集群式技术创新都是不利的。当前学者们主要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这一规律，而关于这一规律的机理性研究则不够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