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如何研究敌人

全面深入地了解“敌人”有助于人们对政治本身的理解，也有利于政治学的形成和发展。伊多·奥伦（Ido Oren）认为，对美国的敌人及其特征的理解，有助于严格检验政治学可能的客观性以及美国民主本身的意义。他甚至认为，我们可以把国外政权以及美国与它们的关系当作反映政治学面貌的镜子。例如，当美国与德国、意大利和苏联是正常或朋友关系时，美国的政治学家并没有批评它们是“独裁”或“集权”的邪恶政权。但是，在它们成了美国的敌人之后，政治学家就及时地给它们贴上了野蛮、黑暗、邪恶等标签，敌人形象随着冲突的升级不断朝着消极方向改变，它们在政治学中的形象及其历史变化模式也非常的系统化。（注：参见［美］伊多·奥伦：《美国和美国的敌人：美国的对手和美国政治学的形成》，唐小松、王义桅译，第8—9页。）伊多·奥伦所说的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的政治学界也同样存在，因此，我们必须改变以往对“敌人”问题的纯意识形态式的、否定性的研究，应该转向全面批判性的反思。

对“敌人”问题的研究涉及研究范式问题。就宏观的国家或社会层面而言，“敌人”问题涉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在微观的社会心理层面，则是群体与群体之间通过何种机制建立何种心理联系，最后获得何种性质的“我们”概念与“我们感”的问题。“敌人”就在“我们”之外的“他们”之中，但“他们”并不等于“敌人”，“他们”可能是竞争对手、陌生人或者敌人。关于敌人的理论既要回答现实政治中的群际关系、社会认同、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等问题，也要解释群体冲突、国际冲突、国际战争、国际恐怖主义等所涉及的心理过程与机制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对“敌人是什么”或“什么是敌人”这类问题进行描述，而对“为什么成为敌人”则需要解释。至于“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则需要对敌人的角色或身份作出政治判断，它涉及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这一根本的哲学问题。大致而言，理解自我与他者关系形成的路径有四种，即人种论的路径、心理学的路径、大陆哲学的路径和“东方主义”的路径。（注：人种论的路径主要是基于“集团内”与“集团外”的研究，学者主要研究国际关系中的民族主义和种族集团的构成；心理学的路径则是把精神分析用于集团内部和种族中心主义研究；大陆哲学的路径则与国际关系研究相关，主要研究哲学家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研究的哲学贡献；“东方主义”的路径则是关于欧洲认同及其对许多“东方国家”的明确排除。参见［英］马克·B·索尔特：《国际关系中的野蛮与文明》，肖欢容等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本书主要从大陆哲学的路径来思考敌人问题，但也不排除吸收其他理论和方法。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现实需要我们从多学科维度来思考。因此，在本书中，我将吸收多学科的知识营养来分析“敌人”问题，并且尝试形成一种以“敌人”为核心的政治哲学理论。当然，我很清楚这种努力所存在的巨大风险，这种风险在于如何将不同学科的理论有机地融合成一个逻辑上自洽的整体，并建构一种能够完整而充分地表达自己见解的理论。

任何社会科学事实上都无法坚持所谓的“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原则，那些经常误用“韦伯原则”的人其实并没有认真理解韦伯提出这一原则的背景。（注：科塞曾经指出：“如果你不能通过想象把自己置身于韦伯著述时的那个学术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中，你就不能理解他的思想。韦伯对一个事实感到震惊：社会科学是由出于爱国主义而认为必须用讲课和著述捍卫德意志帝国事业的那些人把持着的。他们进行研究的目的是增加祖国的荣耀。正是为了反对这一亵渎科学家天职的行为，马克斯·韦伯确定了他的主要工作。他之所以诉诸价值中立这一概念，是为了彻底把社会科学从为当权者服务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是为了强调研究者有权利、有义务独立解决问题，而不必考虑所得出的结论对国家事务有利还是有害。韦伯认为，在成熟的讲究方法的研究中，价值中立可以把社会科学从政策制定者的巨掌下解放出来。它会结束社会科学的无自由权状态，为社会科学的自主发展扫清道路。”［美］科塞：《社会思想名家》，石人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导言”第ⅩⅤ页。）如果那些鼓吹“价值中立”原则的人真正理解了韦伯的良苦用心，也像韦伯所希望的那样，那么社会科学研究确实应该保持“价值中立”，而且在现阶段这种“价值中立”尤其具有紧迫性。可是，当鼓吹者沦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吹鼓手而假借“价值中立”来批评那些批评他们的人时，这种价值中立的虚伪面貌就暴露无遗了。正如罗蒂（Richard Rorty）所指出的，“因为根本没有什么办法能阻止任何人‘评价性’地使用任何术语”（注：［美］罗蒂：《方法、社会科学和社会希望》，见孙伟平编《罗蒂文选》，孙伟平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20页。）。我很希望自己对敌人问题的研究能接近韦伯所倡导的价值中立原则，但是在针对某些具体的政治问题进行判断时，我无法不进行价值判断。我们知道，古人和今人对待敌人问题的立场是不同的，这种差异乃是基于不同的历史处境，最后通过哲学和文化对敌人问题的不同评价得到表达。当种族和文化冲突成为生活世界的常态时，人道主义以及敌我和解便成为我们不得不面临的话题。那种带有自我优越感的道德怜悯并不能解决“我们”和敌人之间的死结，我们需要在人类的整个历史进程中追寻文明的“原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