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尼赫鲁的人道主义伦理思想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1889—1964）是现代印度杰出的资产阶级民族运动领袖和著名的政治家、理论家，作为印度独立后的首任总理，他的伦理思想有着强烈的现实影响力。
尼赫鲁于1889年11月13日生于北方邦阿拉哈巴德的婆罗门贵族家庭。他的父亲莫帝拉尔·尼赫鲁是地位显赫的大律师和民族运动领袖，他不仅对尼赫鲁进行民族主义思想熏陶，而且使他接受西式教育。1905年尼赫鲁赴英国留学，先后在哈罗公学、剑桥大学和伦敦大学学习自然科学和法律。在英国期间他就参加了为响应印度国内的民族解放运动而组织的政治团体，并以激进派的追随者自居。同时，他博览群书，兼收并蓄各种思想，也包括当时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想。
1912年尼赫鲁学成归国，在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任律师，但律师的职业并没有吸引他，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更使他向往，不久，他加入国大党。此时，从南非归国的甘地成为尼赫鲁的引路人，他追随甘地参加了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逐渐认识到印度不仅需要独立，而且需要发展，需要摆脱贫困，他承认工农建立自己的阶级组织、捍卫自己经济利益的权利，但认为这些组织必须完全服从国大党。
1921年尼赫鲁被英国殖民当局逮捕入狱，此后的27年间他曾多次被捕，在狱中的时间长达10年。自1918年起，他担任国大党全国委员会委员，1929年以后，多次担任国大党全国委员会总书记和国大党主席。他是1947年8月印度独立后的首任总理兼外交部长、原子能部长，一度还兼任国防部长。
在当代印度思想家中，尼赫鲁受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伦理思想影响最深，他说：“就我个人来说，我在思想方面深受英国的影响，因而永远不能和它完全分开。同时，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摆脱我在英国学校和大学里所养成的那种思想习惯以及在对其他国家和生活进行一般评价时所使用的那种标准和方法。我的一切偏爱（除了政治方面以外）都是倾向于英国和英国人民的；如果我变成一个所谓对英国统治印度的坚决的反对者，那也几乎是迫不得已的事情。”[1]虽然尼赫鲁受西方思想影响很深，但他毕竟还是印度人，印度的文化传统不可能不对他产生影响，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生长于其中的环境，把灵魂——或称之为‘阿特曼’（自我）更好些——与来生、因果报应的‘羯磨’（业）理论和轮回都视为当然。我曾为这所影响，因之，在某种意义上，我对于这些假想是有好感的”[2]。尼赫鲁还宣称：“马克思的著作照亮了我心灵中许多黑暗角落，使我感到历史具有新的意义。”[3]显然，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也对尼赫鲁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他曾经指出资本主义虽然解决了生产问题，但没有解决分配问题，广大人民陷入悲惨的贫困境地，因此社会主义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在尼赫鲁的思想中，西方理性主义、自然科学和自由民主思想，印度的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科学社会主义都留下了印迹，他的思想具有鲜明的兼容性和调和性。
尼赫鲁没有写过哲学和伦理学专著，但是在他的自传和其他著述中曾探讨了人生哲学和道德问题。作为印度领导人，他的这些思想对当代印度影响很大。他的主要著作有《自传》、《印度的发现》等。
一、“科学”的人生观
这里所说的“科学”是与“宗教”相对而言的，尼赫鲁认为应当将科学应用于人生之中，科学的方法和精神是，而且也应该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一种思维过程以及人与人之间工作和相处的方式，而印度人民普遍信奉的宗教不仅于人生无益，而且于民族无益。
首先宗教使人生毫无生机。宗教在人类的发展史上作出过重大贡献，树立了一些价值标准，给人类生活以指导，但它又把这些有价值的东西束缚于形式和教条之中，并且鼓励种种礼节和教仪，而这些礼节和教仪很快就失去了它们本来的意义而变成纯粹的形式，信奉宗教的人们往往生活于这些形式之中，忘记了其精神的追求。尼赫鲁尖锐地指出：“正统派印度教徒的日常教规是更关心于应该吃什么或应该不吃什么，应与何人同食或不应与何人接近，而不关心那些精神上的价值。厨房的定章和例规支配着他的社会生活。伊斯兰教徒幸而不为这些禁条所束缚，然而他有他自己的偏狭教规和仪式，一种严厉奉行的例规，而忘记了他的宗教所教导他的兄弟友爱的训示。他的人生观也许甚至比较印度教徒的人生观更为拘束而无生趣，虽然今天的一般印度教徒也是这后一种人生观的可怜的代表，因为他失去了那传统的思想自由，和那能使人生丰富多彩的背景。”[4]
其次宗教禁锢人类的思想，产生一种不能自主和无自由的人的性格。宗教把感情和直觉的方法应用于人生的一切事物，甚至也应用于那些本来可以用理智来探索和观察的事物，这种宗教的方法使人产生偏狭和偏执、轻信和迷信、感情用事和愚妄背理等弊端。宗教的观点也是清楚思想的敌人，宗教观点的基础在于毫无怀疑地接受某些固定的、不可改变的理论和教条，接受某些思想和感情，而且宗教的观点还要求人们有意无意地闭起眼睛无视现实，以免被强有力的现实所否定。宗教的观点和宗教的方法都禁锢着人类的思想，束缚着人类的自由，使人无法自主，从而产生被动的、消极的不自由的人格。
最后宗教会妨碍道德和精神方面的进步。信仰宗教的人对于自己的解放比对于社会的利益更关心，他们想摆脱自我，而在这种过程中常常深陷于自我的思想中，同时宗教的道德标准跟社会需要无关，而是以抽象的罪恶论为基础，这样宗教不仅不能为道德的精神进步提供动力，而且常常被自私自利者和机会主义者所利用；而有组织的宗教又常常变为一种特权，因而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反对改变、反对进步的反动势力。这并不是说信奉宗教的人都不是道德和精神很高尚的人，相反有些宗教的创始人和宗教人士是很令人钦佩的，但一个同样高尚的凡人却更伟大，尼赫鲁说：“我总以为，一个人若在理智上和精神上达到最高境界而且急于要去提高别人，是比较替天神或超人的力量做传话筒的人更要伟大和令人感动。有些宗教创始人都是令人敬佩的人物，但是我若一想到他们并不是凡人，他们的光辉马上就会在我的眼中完全消失。能使我感动和给我希望的是人类智慧和精神的发展，而不是他的被用为传达旨意的使者。”[5]
尼赫鲁认为宗教对于印度民族也没有任何益处。宗教强调和平，但它却支持为暴力而设的制度和组织；而且印度各个教派为了维护自己宗教的真理不惜打得头破血流。宗教教人服从造化，服从宗教，服从通行的社会秩序和现有的一切，但它却阻止了社会进步的趋势。宗教强调内心的发展，但在印度人专注于内心的发展的时候，西方各国的外部发展超过了内心的发展，形成了发达的现代文明。因此，就尼赫鲁个人而言，他多次宣称：“我不能够以宗教为避难的地方。我宁愿冒惊涛骇浪的风险。对于来世和死后的情形，我也不感兴趣。今生的问题已经使我够忙了。……我所感兴趣的是‘道’，这是所遵循的道路，立身处世之道；如何认识生活，不是否定生活，而是接受生活，适应生活，改进生活。”[6]“我所关心的根本是现世和今生，并非什么别的世界或来生。是否有像灵魂这样的东西，或是否死后还有生存的东西，我不知道；这些问题……丝毫未使我有一点烦心。……作为宗教信仰，我不相信任何这些或其他的理论和假想。”[7]就印度民族而言，尼赫鲁认为，“印度以及其他地方的宗教——或者至少是有组织的宗教——所表现的这种现象，引起了我极大的厌恶，我常常加以谴责，并且想把它一扫而空”[8]。“印度必须减少它宗教狂的信仰而转向科学。它必须摆脱思想上和社会习俗上的故步自封，这故步自封拘束着它，妨碍着它的性灵，并阻止着它的发展。”[9]
尼赫鲁主张用科学的方法来理解世界，理解人生，即使主观的成分是必然的、难以避免的，也应该让其受到科学方法的限制。在尼赫鲁看来，人生的本质在于生长、变化。
尼赫鲁认为一切事物都是连续变化的，人生在一切形态上也是川流不息的转变。“我们的肉体和灵魂每一刹那都在变；它本身消失了，另一个相似可又不同的东西出现了，转瞬又成过去。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就是随时在死，随时又在复生。这样地继续相承，就使得外表上还保留着一个完整的形体。这是‘一个永在变化中形体的连续’。一切都是流、动、变。”[10]尼赫鲁认为人生的这种变化并不只是自然的过程，而且包含着社会内容。“生命是一个接连不断的人与人的斗争，人与环境的斗争，物质、知识和道德水平上的斗争；从这斗争之中形成了新的事物，产生了新的观念。破坏和建设是同时并存的，人类和大自然在这两方面从来都是明显的。生命的本性是生长而不是停滞，是不容许有静止状态的连续不停的转变。”[11]
尼赫鲁这种生长、变化的人生观决定了他对人生态度的看法是乐观的、进取的。他认为人应当奋发进取，努力工作，即使面对困难也毫不退缩，他在给女儿英迪拉·甘地的信中写道：“要记住，避开麻烦是无价值的，缺乏尊严的。真正的麻烦必须面对，如果有必要还要战斗。……郁郁寡欢，暗中滋长不满是软弱和愚笨的表现，最缺乏做人的品格。”[12]作为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和印度的领导人，他为印度的独立和繁荣奋斗了一生，即使在英国殖民统治面前他也不曾退缩，这一切是与他对人生的态度密切相关的。他肯定西方人生价值观中的活泼、进取、充满生气的成分，认为这种人生观是生动有力的，所以希望总是有的。他认为印度的人生观中存在着肯定人生与否定人生两种原则，但就总体而论，印度文化从没有强调过否定人生。他说：“在印度，每一个时期内，当它的文明兴盛时，我们都可以发现享受大自然和人生的欢乐，享受日常生活的乐趣，艺术、音乐、文学、诗歌、舞蹈、绘画和戏剧的发展，甚至还有对性关系的非常琐碎细致的探讨。假使文化或人生观建立在出世或厌世的思想上，居然还可以产生这些活泼而多方面的人生的表现，那是不可思议的。”[13]尼赫鲁对人生抱着乐观进取的态度，主张肯定人生、享受人生。
尼赫鲁所主张的享受人生并不是要人们及时行乐，他对人生的目的、意义的看法是：“什么是人生的目的，什么是人生的欢乐呢？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这样一点：人生的真正欢乐，乃是你与伟大的目标结合在一起，全心全意地投身于这个目标，忘掉你自己的小我，忘掉你个人渺小的苦痛和悲哀。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工作。即使当你耗尽了自己的全部精力的时候，你被当做废物而丢掉，也在所不惜。你毕竟完成了你自己的工作。我从来不抱怨人生的不幸或其他的痛苦，而过一种牢骚满腹的生活。”[14]人生的真正欢乐和价值在于为了理想而忘我工作，享受人生在于把生活过得更有意义，使生活更丰富，而不单纯是寻求肉体的欢乐。在这个意义上讲，尼赫鲁主张在精神和肉体之间，在作为大自然的一分子和作为社会的一分子之间寻求平衡。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尼赫鲁倡导“科学”的人生观，但他的人生观并不是纯粹的“科学”的，他说：“尽管我们具有这所有的理性和了解的能力，尽管我们具有这所有的积累下的知识和经验，我们对人生的秘密还是知道得相当少，而只能去悬揣它的神秘过程。……虽然我们可能是软弱和常犯错误的凡人，过着短促而无常的人生，但是我们身体中还有一些仿佛像是永生的神的资质。”[15]事实上，尼赫鲁不自觉地接受了吠檀多传统的“梵我合一”的思想，他宣称他与任何宗教或教义都无联系，但相信一种代表人类本质的固有的精神性，但他并不以这种精神性的存在去否定科学，他说，纵使我们走到科学方法所达不到的那些境界，并漫游那为哲学所占有的和使我们充满高尚情感的山巅，或凝视到那一望无涯的远处，那种看法和精神仍然是必要的。
二、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是尼赫鲁伦理思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他将人道主义视为最高理想，“我们的动作必须与我们所处的时代中那些最高理想调和一致，虽然，我们也可能有所补充或按照我们的民族天才而加以改造。那些理想可以分为两大类：人道主义和科学精神”[16]。尼赫鲁所提倡的人道主义实际上主要是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如他所言，他的思想可能部分地扎根于19世纪，19世纪人道主义的自由传统对他的影响太大了，以至于他无法完全摆脱它，但是，尼赫鲁的人道主义思想并不是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英法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思想的再版，而是“按照我们的民族天才而加以改造”了的人道主义。
尼赫鲁对个人的生命和自由给予了充分肯定。他猛烈地抨击不重视个人生命的社会现实，指出，生命在印度是不值钱的；在这种情形下，人生就是空虚、丑恶、粗劣，它被贫穷所带来的一切可怕的东西包围着。尼赫鲁的一生都致力于改变这种社会现象，并且关注人的自由与发展。他认为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应当保障个人自由，促进个人发展，为个人充分地发挥聪明才智提供条件。虽然尼赫鲁强调个人的自由与发展，但他也认为个人的自由不是绝对的，需要受到限制以保证其与整个社会生活的和谐统一。他指出：“我是一个过分的个人主义者和个人自由的信仰者，以至于不喜欢过分的组织化。然而我看得很清楚，在一个复杂的社会机构里个人自由必须有所限制；而且也许达到真正个人自由的惟一道路，就是在社会范围内要有一些这样的限制。为了较大的自由的利益起见，较小的自由往往是需要受到限制的。”[17]尼赫鲁明确指出，国家和社会生活必须有所强制，以防止一切个人和团体的有害于社会的自私倾向，无论统治者怎样热爱自由、憎恶强制也不得不对个别反抗者施行强制，直到每个人都尽善尽美、大公无私、完全服从公众福利。
尼赫鲁宣称自己是个人主义者，但他对个人主义对印度的影响有着十分清醒、理智的认识。他认为个人主义带给印度文化的既有好的结果也有坏的结果。个人主义传统给整个文化提供了一种理想主义的和伦理的背景，允许人民以相当大的自由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是很不平凡的成就。但是，这种个人主义使印度人不重视人类的社会现象和人类对社会的义务，个人对社会整体没有责任也没有概念，感觉不到自己与社会的联系。个人主义、闭关主义与种姓制度一起成为印度人民心灵的桎梏，在印度的全部历史中，这是使之削弱的因素。因此，尼赫鲁在强调个人自由的同时也认为应当使个人与社会和谐统一；在宣称自己是个人主义者的同时也强调个人对社会的义务，并且对自我牺牲精神给予高度评价：“这人类的精神是多么可惊啊！人，尽管有无数的缺点，从古迄今，人为了理想，为了真理，为了信仰，为了国家和荣誉，牺牲过他的生命及其视为宝贵的一切。那理想可能改变，但是自我牺牲的精神长存；而由于这个缘故，对于人类是可以多予宽恕的，并且不可能对他失望。”[18]
尼赫鲁对平等是非常重视的，他说：“我们的最后目的只能是一个一切人都享受平等的经济权利和机会的无阶级社会，一个按照计划组成的社会，这个社会是为了提高人类的物质、文化的水平，培养精神道德、合作、大公无私、服务精神、寻求正义的愿望、善意与仁爱，以至于最后达到世界秩序。”[19]尼赫鲁认为平等并不意味着使每个人在体质上、智力上和精神上都相等，而是意味着给每个人以平等的机会，包括经济上、社会上、政治上各方面的平等。尼赫鲁指出，现代精神是主张平等的，虽然平等差不多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但时代精神必将获胜，在印度必须争取平等。事实上，平等对于寻求独立与发展的印度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没有一个种族或集团是不能用它自己的方式来求得进步或取得成就的，如果给它机会这样去做的话。这也使我们认识到：任何一个集团的落后或堕落并不是由于它固有的缺点，而是主要由于缺乏发展的机会和长期受到其他集团压迫的原故”。为此，尼赫鲁呼吁，必须将同等的机会给予全体集团，而且还必须将发展教育、经济、文化方面的特殊机会给予那些落后的集团，以便它们能够赶上跑在它们前面的那些人。平等是西方资本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尼赫鲁的平等思想中却包含着社会主义的因素，他把经济平等的无阶级社会作为最终目标，采取各种措施消除社会差别和歧视，保护低级种姓和落后民族的地位和利益，并且将平等的原则应用于国际社会，这无疑是进步的，但平等在尼赫鲁这里仍然只是理想，虽然他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他也意识到：“印度的许多问题看来虽然似乎如此复杂，而主要的困难在于一方面企图前进，而一方面又要保护政治和经济制度大体上的完整。政治上的前进竟以保持这种制度和现有的既得权益为条件。这两者是不相容的。”[20]在印度独立后这种困难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改变，但距离真正的平等仍有一段艰辛的路，国际间的平等就更是如此。
印度传统中就有爱、普遍之爱的思想，并有非暴力思想与之相呼应，甘地将非暴力这一古老的思想从个人的宗教理想转变为社会的理想，将它大规模地应用于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上面，使之获得了不同的意义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尼赫鲁对暴力、非暴力是有不同看法的。
尼赫鲁认为暴力只是手段，人们将暴力视为恶是因为暴力总是与怨恨、残暴、报复和惩罚等动机相连，但是脱离这些动机的暴力是存在的，全然否认暴力就会产生脱离人生的完全消极的态度，忽视暴力的重要性就是忽视人生。暴力在历史上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多数改革是由暴力和强制引起的；现在暴力也仍然在起作用，暴力正是现代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活力，民族的国家本身因为有进攻和防御的暴力才能够存在。但是暴力毕竟是不好的，它很难与那些不良动机分开，而且暴力并不能制止暴力，所以应当尽量避免暴力。
要避免使用暴力，但却不能采取迁就别的更大罪恶的消极态度，非暴力主义的消极的一面就是屈从暴力或忍受以暴力为基础的非正义的政权。尼赫鲁对非暴力主义的消极面是否定的，但他肯定了非暴力作为理想层面的意义，非暴力主义是要将人类全体提升到很高的爱和善的水平，消灭憎恨、丑恶和自私，如果没有这个理想，人生就没有希望和乐趣，但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不能仅仅扬善，宣扬道德，还要抑恶，要扫除一切阻止理想实现的障碍，要将两个过程合而为一。
总之，尼赫鲁的伦理思想不仅具有学术研究的意义，也不仅是其个人人生追求和道德实践的体现，在具有浓厚宗教传统的印度的政教分离中，在印度宪法对一系列伦理关系的表述中，在现代印度的伦理生活中都可看到尼赫鲁伦理思想的影子，以及他的伦理思想对道德实践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注释
[1]转引自姚鹏等编：《东方思想宝库》，585页。
[2]同上书，639页。
[3]转引自董本建：《尼赫鲁社会主义探析》，载《南亚研究》，1993（3）。
[4]转引自姚鹏等编：《东方思想宝库》，639页。
[5]转引自姚鹏等编：《东方思想宝库》，639页。
[6]同上书，638页。
[7]同上书，638~639页。
[8]转引自姚鹏等编：《东方思想宝库》，637页。
[9]同上书，639页。
[10]同上书，96页。
[11]同上书，55页。
[12]［印］索妮娅·甘地编：《尼赫鲁家书》，75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13]转引自姚鹏等编：《东方思想宝库》，53页。
[14]［印］萨维帕·高帕尔编：《尼赫鲁文选》，1664页，德里，1980。
[15]转引自姚鹏等编：《东方思想宝库》，55页。
[16]转引自姚鹏等编：《东方思想宝库》，1256页。
[17]转引自朱明忠：《尼赫鲁的民主思想及其特点》，载《当代亚太》，1997（5）。
[18]转引自姚鹏等编：《东方思想宝库》，54页。
[19]同上书，1003页。
[20]同上书，5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