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经济恢复和发展时期的伦理思想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是韩国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时期。1953年7月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订，李承晚政权即与美国和联合国进行经济会谈。美国为维持李承晚政权给予大量的经济援助，这对韩国经济的恢复起了重要的作用。

朴正熙上台后，吸取李承晚因政治腐败、经济停滞而垮台的教训，从1962年起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力扭官僚集团的腐败，重用提拔了一批专家，充实政府部门的各级领导，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工作。

在这个时期直接影响国民伦理生活的社会现象是多方面的。其中，如下两个现象是值得注意的。

一是随着经济恢复和发展以及美国殖民政治的影响，西方文明如潮水般涌入韩国。西方的精神文化尤其是德国的黑格尔哲学、康德哲学、科学哲学等相继被介绍到韩国，并引起理论界的极大关注。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存在主义哲学对韩国国民伦理生活的影响，早在30年代存在主义就传入韩国[1]，50年代至60年代得到了迅速的传播。存在主义伦理思想在当时得以迅速传播是由如下几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第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较快发展为存在主义的迅速传播提供了条件。马克思曾经说过，交换本身就是造成“人的孤立化”和“人的独立性”的一种主要手段。“它使群的存在成为不必要，并使之解体。于是事情便成了这样，即作为孤立个人的人便只有依靠自己了”[2]。但是，这个孤立化的个人还必须有充分发展的社会关系来陶冶他、锻炼他，他才能成为一个个性发展的、具有多种多样才能的人。造成这种丰富的社会关系的，仍然是商品交换。商品经济对人的个性发展起巨大的推动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这同样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引者）的一个条件。”[3]韩国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对韩国国民个性的形成和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对个性发展的重视也正好迎合了把个人存在当做一切存在出发点的存在主义的传播。

第二，韩国社会的颓废风气是存在主义能够得以迅速传播的精神条件。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虽然侵占韩国长达35年的日本帝国主义统治被推翻，但是在美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下，韩国人民不仅没有得到真正的解放，反而成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附庸。很多人尤其是广大小资产阶级陷入困境，他们找不到出路，对个人前途命运恐慌不安，感到自己的存在受到了威胁，尊严和自由遭到践踏，变得“无家可归”。他们烦恼、孤寂、悲观、绝望，对周围的一切（人、社会、环境、科技等等）都采取不信任的敌视心理，因而自暴自弃，抛弃对科学和理性的信仰。这种社会风气成了存在主义思潮迅速传播的精神基础。

第三，韩国资产阶级学者为了阻挡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在韩国的传播也极力推行存在主义。他们公开宣称：“所谓客观真理，其实对任何人都是不适宜的。”意思是说，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客观真理，任何人不能也不可能掌握这个客观真理。他们极力阻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在韩国国民中的传播。韩国某评论家说：“我们的不安，并不是因为感到不安而来的，而是因为在客观上存在着造成不安的特殊条件。因此，只有消除此条件才能克服不安。”这就是说，要克服“不安”，就要消除造成这个不安的条件即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他们认为，要实现这个目的，就需要一个与之相对抗的理论思想武器，于是韩国一些学者就捡起了存在主义。

在存在主义社会伦理观的影响下，有些学者公开鼓吹历史悲观主义。认为过去是靠不住的，未来被包围在黑暗之中，而现在呢？它所站立的地盘正在崩塌下去。也就是说，后面是悬崖峭壁般的黑暗（黑暗中有深渊），站立着的地盘在塌下去。人们在这孤立无援的状态中，不管愿意不愿意，非作出一种抉择不可。既然社会历史如此神秘不可知，那么人们对社会历史发展还能有什么科学预见吗？当然没有；还能根据对社会历史的认识而提出改造社会历史以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现实方案吗？当然不能。人们在社会历史面前软弱无力，必然受社会历史的摆布，成为社会历史的奴隶。总之，在他们看来，人类历史只能是一场没有尽头的悲剧。在存在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韩国国民，尤其是青年一代，对前途丧失信心，走上放荡颓废的道路。他们不相信科学和理性，而要孤注一掷，盲目地冒险或指望神秘的力量来拯救他们。有的人为所欲为，按“意志自由”行事，造成了社会的混乱。

鉴于此，韩国政府为了防止存在主义消极影响的进一步扩大，确保社会安定，提出建构新的“民族的思想方式”来取代西方思潮消极影响的主张。何谓“民族的思想方式”？这实际上是韩国为防止西方思潮的消极影响而施展的文化战略。根据这种文化战略，韩国的学者们提出了种种理论。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韩国教授李箕永等人提出的“佛教—存在主义融合论”。他们认为存在主义与佛教在思想上不仅有“亲缘关系”，而且有共同的理论基础，同存在主义一样，佛教也是以尊重人的价值为基础的。

韩国学者们大力研究和宣传曾经作为“护国教”的新罗佛教及其代表人物元晓的思想。元晓主张“诸法中实，不同虚空，性自神解，故名为心”。意思是说，人生是虚无无常的，但净化“心性”，就能成为有意义的人生。元晓认为，众生只有归“一心之根源”，才能领悟人生真义的“归一心源”。在这里元晓所指的“一心”并不是人的主观意识，而是支配世界的超自然、超社会的绝对精神。“归一心”就意味着人们归到佛心就可达到超越虚无和死亡的超然境地。李箕永支持元晓的“归一心说”，认为人虽是徒生徒死的无常存在，但是如果归到佛心，那就能进入涅槃。他认为，“超越存在”，乃是“归一心”，它只不过是“归一心”的现代化了的哲学概念。这样，就把存在主义与佛教“融合”成了“混合物”，建立了一种存在主义与佛教相结合的，东西方思潮“融合”的新的思想体系。

二是随着经济恢复和发展，经济伦理提到了比较突出的地位。所谓经济伦理是指在经济领域所要遵循的道德行为准则。韩国同别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在生产过程中，追求的是剩余价值，而且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从各自私人利益出发的生产者和经营者往往处于相互对立甚至对抗的地位。于是各种道德上的消极现象就随之滋生。有人说，60年代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各个经济领域部门与部门、企业与企业之间产生了一系列的差距，这些差距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为了社会正常发展，人们普遍要求每个行业每个部门要遵循“平等”和“公平”的原则。韩国《宪法》明文规定：“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一切领域要均等各人的机会并使他们充分发挥能力……逐步提高国民生活的均等性”。《宪法》第120条规定，切实保障法律面前的平等，实现“社会的正义性”和国民经济的“有比例的发展”。

商品交换的发展为自由、平等思想提供了土壤，因为商品生产者互相之间只有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才能缔结商业契约，依照自己的自由意志从事买卖活动。这种自由、平等的人际关系同终生束缚在土地上（没有人身自由）、对地主处于依附、服从关系（没有平等）的农奴相比，无疑是道德的进步。但在商品化的韩国，任何一种形式的自由和平等归根到底是以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占有为前提的。由于经济领域各种不平等、不公平的行为不断引起多种矛盾，影响了社会的安定，一些社会团体和宗教团体呼吁各界要尽道德义务，遵循“公平”原则和“自利利他”的原则。新兴的民族宗教之一圆佛教强调，人是社会的人，人离开社会就不能生存。每个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一刻也离不开别人提供的劳动，人们时时刻刻都不能脱离职业关系。各行各业之间的关系实质上都是互相服务的关系。处在各行各业的人都在为别人服务，也同时享受别人的服务，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相互提供、相互帮助、相互和睦的关系。圆佛教还认为，当今社会的行业大体分为士、农、工、商等四个行业，每个人都在不同行业中从事工作并获取报酬。因此，每个行业、每个人、每个领域之间进行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相互交换时必须遵循“自利利他”的原则和“公平”原则，这样才能建立起个人与个人之间、家庭和家庭之间、社会和社会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和睦相处关系，实现世界的安定。

圆佛教提出“自利利他”原则，要求不同的个人、行业、部门在进行相互交换或发生相互关系时除考虑个人、行业、部门的本身利益之外，也要考虑他人、他业、他部门的利益。从形式上看，这种“自利利他”原则既不同于只顾自己的利己主义，又不同于强调他人利益的利他主义，但其思想内容并没有脱离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性质。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利己利他”一说也是一种适应现实利益关系调解要求的道德价值导向和行为调节原则。

注释

[1]参见赵要翰等：《韩国的学派和学风》，36~38页，宇石出版社，198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册，104、4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册，3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