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中国发展：大历史观
面对民族崛起的伟大进程，很多问题需要冷静的思考。中华民族正在经历的复兴过程是其在历史上的辉煌地位的决定性回归，还是其近两百年来积贫积弱后的暂时性反弹？作为一个与西方文明并立数千年而不倒的古老文明，中国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上的创造及两者的相互关系上呈现了怎样的特质，具有哪些优势和劣势？中国现在的发展是否处于从对西方文明的学习和追赶到超越和示范的过程中，经济的高速崛起在此过程中的意义是什么？很明显，这些问题的回答都需要通古今中外之变：纵向看上下五千年，从强弱兴衰的大周期中看中国的今天；横向看五洲二百国，从此消彼长的国际对比中探索中国的未来。这种“大历史观”提供了不同时期中国与其他各文明、各国家之间强弱关系的对比，从而在对王朝盛衰的探究中引入了时间之外的另一个参照系，也为分析外部世界对中国自身兴衰的影响提供了基础；同时，这种“大历史观”全面分析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维度，既涉及对史实的探求，又涉及对规律的思辨。
政经互动与王朝兴衰
从始皇帝嬴政到末代君主溥仪，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历史整体上维持了大一统的局面，但却始终被一条王朝盛衰更迭的“周期率”左右着。王朝兴衰呈现明显的周期规律：各王朝历史的演进可以诞生、兴盛、衰亡三阶段论之，也可以诞生、承启、兴盛、衰落（期间可能有一个中兴的过程）、灭亡五阶段论之。纵览“二十四姓之家谱”[1]，对今人而言特别重要的是探究治乱之由，盛衰之变，兴亡之理。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社会经济三个方面尤其重要。[2]经济方面，土地、农业、技术、工商、贸易、税收、专营、货币发行等方面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以上三方面的关系；而人口、地理和气候等因素也始终是影响中国古代经济、社会、政治演进的极重要因素。总体上，土地和农业是历朝经济治理的根本，而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决定王朝兴衰。对于探究治乱盛衰的规律，三个关系尤其值得关注：其一，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其二，内政与外交的关系；其三，国与民的关系。
一是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一定是建立在经济繁荣发展的基础上的。然而，经济发达是盛世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对国家而言的“富”与“强”之辩证正如对个人而言的“胖”与“壮”之差别。北宋、明季都拥有其时世界上最庞大的经济规模，但却富而不强。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为发达的时期之一，社会繁荣，国家富足。土地方面“不抑兼并”和商业方面“不限坊郭”等政策使商品经济日益发达，经济领域出现了工商化、城市化的倾向。对政府而言，来自工商业的税基规模庞大，商税、盐课、酒课、合买抽捐等占了财政收入的大部分。明晚期的经济情况也很好：由于银禁、海禁相继放开，货币扩张驱动和国际贸易繁荣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财富累积；从世界范围看，这正是地理大发现之后东西方贸易大发展、“全球化”早期形成之际。北宋和晚明财富的大量创造和积累也带来了社会和文化的勃兴。特别是北宋，文化科技方面的成就巨大，“华夏民族之文化历史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3]。然而，伴随经济繁荣的却是政治腐败，国家面临内忧外患。
纵观中国历史，民怨沸腾的内忧和强敌当前的外患结合，可能使百姓在内乱频仍、异族入侵、王朝更迭的变乱中遭受苦难。在宋、辽、金的“三囯演义”中，大宋最终痛失半壁江山并非偶然：政治腐朽和领导力缺失导致经济上的优势反而伴随战争中的劣势。同样，以百倍的人口、十倍的军队被清所灭，大明“滑落”亦非偶然：官场的腐败和社会的堕落是明王朝从衰落走向灭亡的深层次原因。实际上，明早期的政策具有明显的国家垄断、重农抑商的倾向；明中期开始出现了从国强到民富的转变。遗憾的是，明中期以后的经济繁荣很不均衡，而民间经济的繁荣反而伴随着国家实力的衰落，从而为王朝走向灭亡种下了祸根。
相反，如果明君得良臣辅佐，政治修明，国家可由穷变富，国力可由弱转强——而这往往是鼎盛王朝在诞生之后和承启之中的情况。汉初，连年的战争使得焦土遍野，民不聊生；之后文帝（公元前180—前157）和景帝（公元前157—前141）统治几十年间的政通人和，休养生息，带来了社会稳定、生产发展、财富累积、国库充盈的局面，出现了“钱累而不可校，粟积至不可食”[4]的景象。唐初在经历隋末的大动荡后同样人烟断绝，经济萧条。[5]经过太宗朝君臣的励精图治，迅速实现了内安外靖，国富兵强，民丰物阜。贞观之治的政通人和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是罕见的，其文治武功为其后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君明臣贤，制度完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一部《贞观政要》的确令后世的治国者景行行止。
二是内政与外交的关系。这一问题关乎传统所说的文治与武功，用现代国家关系的语汇表述主要是所谓领土和国家安全问题。从对外关系看大致可将中国历史上的各王朝分为内敛性和开拓性两种：前者如宋、明；后者如汉、唐，以及非汉人政权之元、清。内敛性王朝往往长于“文治”而短于“武功”。在与番邦异族的对抗过程中，内敛性王朝总体上采取了收缩、退让的战略——主动也好，被动也罢。由于边患对国家安全和人民生活的侵扰，内敛性王朝即使经济再富足，文化再繁荣，也与严格意义上的“盛世”的称谓无缘。
同样以宋为例：由于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兵将骄惰”[6]；加之朝廷崇文抑武，兵制不当，导致冗兵冗费与兵力羸弱的现象并存。随着北方异族的兴起，宋王朝的军备日显不足，燕云十六州一直未能收复，只得与辽签订“澶渊之盟”以岁币换取和平。如果说在与辽的关系中还可以“散财消灾”的话，那么与金的关系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北宋统治者错误地采取了联金灭辽的策略，打破战略平衡，养虎为患；虽然将原本给辽的岁币转而全部给了金，但仍难逃被征伐的命运。[7]1127年都城开封被金军攻破，徽钦二帝被俘，北宋灭亡。历史何其相似，在“靖康之耻”322年后的正统十四年发生了“土木之变”，明英宗在亲征入侵的蒙古瓦剌大军时惨遭俘虏——是年距永乐朝不过20多年；约两百年后，内外交困的思宗自缢于煤山，明亡。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开拓型王朝则在与番邦异族的斗争中采取了积极进攻的姿态，力求一劳永逸地解决领土和安全问题从而为王朝的长久安宁奠定了基础。汉帝国跨越东亚的农耕地区和中亚的游牧地区，疆域广大，经济繁荣，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罗马帝国成为东西方文明辉煌的两极，汉民族和汉文化的基础因此而奠定。在经历了对内巩固政权、发展经济的承启阶段之后，武帝发动了规模庞大的战争。一方面，国耗巨大，民怨深重。另一方面，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边境侵扰带来的国家安全问题：匈奴北遁，两越南平；其后的宣帝时单于来朝，都护西域。类似地，唐代在“贞观之治”的承启阶段果断用兵，解决了东、西突厥汗国的武力侵扰问题，奠定了国家安全的坚实基础。其后的盛唐时代疆域达到1 000多万平方公里，成为当时幅员最为辽阔的国家。同时，唐帝国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8世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盛唐气象”也树立起了一个后代难以超越的文化高峰。18世纪的中国迎来了一段盛世余晖：康、雍、乾三朝的文治武功使中国疆域的辽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为现代中国的版图人口格局以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是国与民的关系。“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唯在百姓苦乐”[8]，说的是第三方面，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国与民的关系。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其关键在于“下”之产出和“上”之用度。在农业经济时代，核心是通过土地制度规制的生产要素分配和通过税收实现的生产成果分配，这两方面都与国家的支出需要（皇家的用度、政府的支出、战争的耗费等）密切相关。农业之外，国家对于特定生产行业（如盐、铁、酒等）和流通领域的垄断经营也是决定国与民经济利益分配的重要因素。金融方面，铸币权由国家垄断还是向民间开放都有可能，而币值稳定则是关系到民生与经济、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问题。上述这些领域的重大变革往往同时触及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的分配，其酝酿与推出往往伴随着激烈的政经互动。
秦、隋两朝都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王朝：前者灭六国，兴郡县，实现了车同轨、书同文，是大一统中华帝国的开创者；后者结束分裂局面，加强中央集权，修运河，建驰道，确立了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典章制度，如政府设置上的三省六部制、选贤吏治方面的科举和监察制度、农业领域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等。然而，正是这两个最具开创性的王朝也成为最短命的王朝：秦历二世而亡，仅存活了15年即被新兴的汉朝所取代；隋仅享国祚38年，即为唐所取代。秦、隋两朝在为后续王朝提供了大一统帝国的基础外，也用活生生的教材告诫后世君主：同天下之利者得天下，善治其国者必爱养斯民。统治者若不能约束自己以利天下，其统治必然不能长久。秦、隋之过，正在于擅天下之利为一家所用，融天下之兵铸成大错。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吏治，这个问题决定了介于国与民两者之间的官员群体的组成和素质。吏治之要首在用人，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为人才的选拔和任用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证。科举制度考什么，其实反映了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规范，是对官员从政之前的“思想教育”和“上岗培训”；科举考试怎么考，则充分反映了平等、公平、透明的特点。科举制度体现着不看血统、不计门第的平等性，有利于避免政治地位上的阶层固化，提高不同阶层间的社会流动性，其制度先进性在历史上很长时间居于西方之上。吏治之要次在监察，缺乏有效监察的官场必然“潜规则”盛行[9]，“显规则”不彰，从而出现大贤处下，不肖在上，乃至大忠受害，大奸专权。治官之道宜紧不宜松，既要查贪官污吏，又要防懒政怠职。专制体制下，吏治之要最终还在于君王自身。明君之下必有贤臣，所谓“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分配问题。马上打天下、得天下的过程在各王朝的初始阶段造就了一个“军功受益集团”，这个集团政经权力的演变是“中华帝国问题”的重要一方面。[10]封建和郡县作为中央和地方关系上的两种基本模式决定了军功受益阶层与皇族的基本关系。就前者而言，“裂地分民以封功臣”造就了国中有国的治理模式，以及一个有其土、有其民的真正的贵族阶层。就后者而言，中央集权、层级治理的行政体系得以建立，而军功受益阶层在权力结构的地位则远低于前者。汉初从异姓分封，到同姓分封，到七王之乱，再到推恩之策，政治治理结构的变迁反映了分封建国的利弊得失和推行郡县的必然性。西汉七王之乱、西晋八王之乱、唐安史之乱、明初靖难之役、清初平定三藩，历史的一再重演说明，对“军功受益集团”政治特权的限制对政治稳定至关重要，对其经济特权的限制则是关系到国与民分利的重要问题。
从全球视野看王朝兴衰
“文明”是现代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以之为基本分析对象，历史学的视野更加宽广，既涵盖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也可对不同国家、社会、族群的历史演进加以比较。[11]尤其重要的是，“跨文化”的视野有助于突破东西方分别以欧洲为中心（eurocentric）和以中国为中心（sinocentric）的历史观。以文化形态史观对比东西方文明的历史演进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欧洲也有罗马时代的大一统，中国也曾面临三国、五代等时期的分裂局面，但两者在历史的演进上总体呈现王国“横向竞争”和王朝“纵向交替”的根本区别。回望东西盛衰之变，三个问题进入视野：其一，王朝兴衰的相对性；其二，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相互关系；其三，外交关系与政策问题。
一是兴衰的相对性与决定因素。王朝的盛衰强弱、起伏升降既要看绝对水平，也要与前朝后世比较，还要与同时期其他的国家和文明进行比较。换言之，兴衰与否要以人类的进步为参照系，而政治、经济、人口、科技等多方面的因素决定了中国与同期世界其他文明与国家之间的强弱对比关系。“王朝”和“民族国家”是两个不同的范式，从前者到后者的转变是一国从“古典”转向“现代”的标志之一。两者的盛衰规律有所区别，但本质相通。
如果说同时期的罗马帝国和汉帝国作为东西方文明的两极在科技和经济上互有长短、难分伯仲的话，那么，在从5世纪到15世纪漫长的“中古”时期，中国则在多数时间内相对于欧洲占上风，这体现在人口、经济、技术等多方面。1500年是西方历史研究所谓“中古”和“近代”的分界线。[12]回顾这个历史的转折关头可以发现，欧洲、明代中国、奥斯曼帝国等世界主要文明在不同方面各有短长，但总体发展水平差别不大。然而，随着16世纪以来欧洲在科技、商业和军事上的高速崛起，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和介于东西方之间的穆斯林文明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随后，中国和欧洲的发展趋势于18世纪出现“大背离”，这种背离在19世纪全面加速。相应地，两者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发生大逆转，从而导致世界政治经济实力格局的根本变化（见图1.1）。[13]从工业产出看，1800年，中国和欧洲的比重分别为35%和25%；100年后，两者的比重分别变为不到5%和55%，而美国约为25%。[14]
图1.1 世界经济比重分布的历史演变：1—2010
以“大历史观”看，两个疑问对探究中国因何走向衰落至关重要。[15]第一个问题：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在唐宋时领先于世界，为什么在明清之际开始落后于西方；为什么现代科学在欧洲出现，而不是中国——即所谓“李约瑟之谜”。实际上，在科技进步以生产者为主体的时代，以试错和改错为机制的技术进步取决于生产规模，因而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等因素决定中国必然是科技进步的领导者。然而，在以发明家为主体的时代，科技进步取决于实验和学术环境，因而具备人文和制度环境的欧洲必然胜出。从15世纪开始，文艺复兴运动在欧洲兴起，其影响也逐渐从艺术和文学扩展到科学和技术——这是欧洲在科技方面全面领先于中国的开始。
第二个问题：从宋到明，中国曾经见证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工商业的繁荣；但为什么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工业革命在欧洲发生，而不是中国——即所谓“韦伯疑问”。[16]生产关系的演化和工业技术的进步互为因果：在工业革命的过程中，巨大的技术进步促成了从小作坊到大工厂的转变，催生了全新的工业生产模式和相应的生产关系。为什么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更早在海权和贸易方面取得优势的西班牙？显然，对王权的限制、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和对创新的激励等各方面综合的制度因素是决定性的，但具体制度设计和实践的思想基础不容低估。另外，16、17世纪的宗教革命也从信仰、文化层面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更广泛范围内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是必然的，因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带来的思想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传统上重农、保守、封闭、自大的意识形态限制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也限制了向先进国家的学习途径。从制度层面看，统治者的海禁、矿禁政策也极大地限制了现代工商业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和欧洲的“大背离”是在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的大转变过程中发生的。在农业经济时代，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农耕技术和水利设施相对领先的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农业。在陶瓷、纺织等手工业领域，中国也在很长的时间内居于世界领先地位。除了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外，中国的手工业产品通过陆路和海路贸易大量销往海外。伴随中国农业和手工业的高度发展，商业文明也在中国繁荣起来——徽商、晋商等创造了巨大的商业成就。然而，在西方转向工业文明、经济转向工业时代的过程中，故步自封的中国开始迅速衰落。不仅中国，印度和欧洲之外的很多其他国家也是如此。面对西方的产业优势和廉价倾销，这些“人口增加，但未经历过产业革命”的国家变得一贫如洗；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很多国家都沦为西方的殖民地。
东西方历史发展进程的比较表明，掩藏在经济现象及其演变背后的是技术和制度两方面因素的作用，而思想则是把握历史进程的无形之手。如果以古典时代、中古时代、1500年后的“近代”三个阶段对比东西方文明的话，可以发现：两者共同经历了古典时代的思想多元和自由以及中古时期的思想单一和禁锢，真正的分野是在“近代”。17、18世纪，虽然同样是在王权统治之下，思想领域的巨大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东西方的历史走向，从而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在伟大思想家诞生的欧洲启蒙时代，盛清的中国却在大搞文字狱——在思想领域，中国的严苛和奴役与西方的宽容和解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统治者在禁锢人民思想的同时，也禁锢了创新精神，禁锢了知识传播和技术进步，禁锢了生产力和经济发展。
对西方而言，19世纪成为一个高速崛起、高度繁荣的百年，其思想基础则是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形成的。可以说，始于文艺复兴、盛于启蒙运动的思想进步奠定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基础。政治上，建立在个人政治自由基础上的现代民主制度建立起来，主要表现在君主立宪、议会民主、三权分立、投票选举等制度的建立。在经济上，建立在个人经济自由基础上的、以自由市场为核心的现代经济制度建立了起来，具体内容非常广泛。其中两个方面值得特别注意：在1473年威尼斯《专利法》及1623年英国《垄断法》的萌芽基础上，近代专利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以1811年美国纽约州和1854年英国的相关立法为标志，有限责任制度的确立则奠定了现代市场经济在企业层面的制度基础，促进了工商业的繁荣。无论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制度的变革都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的：前者基于对公民权利的法律保护；后者则基于对私人财产权的法律保护。
东西方文明在早期发展过程中呈现各自不同的鲜明特点，或者说两者的“文化基因”显著不同。无论科学，还是民主，在古希腊都出现了早熟的表现形式；而其真正走向成熟则是在欧洲启蒙运动之后，思想的多元化是其基础。相比较而言，中国历史上始于秦汉的大一统不仅是政治上的，也是思想和文化上的。触及社会各层面的启蒙运动在20世纪以前并未发生；直到五四运动前后以民主和科学为诉求的新文化运动爆发，类似的启蒙才在中国出现。
二是对外开放和国际贸易。东西方文明在欧亚大陆的两端以各自不同的模式演进，其间保持着贸易和文化的交流。国际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商品的交换和财富的累积，也推动了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早期的东西方贸易是沿丝绸之路进行的陆路贸易，驼背上运来的中国丝绸等产品使西方世界早在罗马时代就认识到了“中国制造”的魅力。随着海运技术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在唐宋开始兴盛，陶瓷等商品开始大批量从中国销往海外。总体上，在东西方贸易的早期，中国与欧洲的交流是相对间接的、缓和的；位于东西方之间的阿拉伯世界在16世纪之前都是中国与欧洲交流的界面。15世纪开启的大航海时代带来了跨越好望角的东西方海上大通道的发展，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和欧洲之间的直接贸易，特别是持续数百年的香料贸易。随着16、17世纪欧亚之间的海上贸易的兴起，中国也曾成为早期全球化的积极参与和推动者；从明季到清初，海上贸易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商品的出口和财富的累积。从贸易、文化交流的关系看，海陆两条丝绸之路其实也对应着历史上中华文明西域、南海这两个半月形传播带。
就对外开放的程度和交流的深度而言，可将各王朝分为开放性和封闭性两种类型。对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大陆国家，从古至今都存在西向的陆路和东南的海路两个方向的开放问题。前者与中国的疆域范围和边疆治理模式密切相关，后者则主要是对于民间海上贸易的政策取向问题。在汉、唐等开拓型王朝，文化也具有较强的宽容性和开放性。武帝时，张骞等汉使的西域历险是出于合纵连横抗击匈奴的国家安全考量，但客观上却起到打通陆路交通，推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作用。在海上通道打通之前，以中亚为枢纽联系中国和欧洲的丝绸之路几乎是东西方交流的唯一途径。公元2、3世纪北方民族的内徙带来的大融合初步奠定了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基础，也使其后隋唐的开放成为必然。空前的开放程度以及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带来了空前的文化繁荣——“盛唐气象”成为中国历史上短暂但又辉煌的一章。
北宋置市舶司，开始了兴盛的海上贸易；南宋虽偏安一隅，但延续了“东南之利”和海上贸易的繁荣。其后的蒙元疆域空前辽阔，东西方的陆路交流空前活跃。海外贸易也一度繁荣，但统治者却出于海外征伐、官方垄断海外贸易、防止违禁品出口等原因屡次实施海禁，最终导致民间海外贸易的萎缩。明初循旧制设市舶司，但却将国际贸易纳入外交范畴，厚待“贡舶”并免税。朝贡贸易成为海上贸易的唯一合法形式，民间私人贸易被禁止；加之出于政治和安全的考虑屡行海禁，国际贸易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直到隆庆元年（1567年）终止海禁，放开民间与海外的贸易，史称“隆庆开放”。清初，虽说海禁时兴时废，但对航海及贸易均实行严格管制，仅指定数量极其有限的口岸进行通商。在长达两百年的时间里，清帝国的基本制度格局和科学技术水平几乎没有受到西方文明高速崛起的影响，直到19世纪中后期洋务运动兴起才有所改变。
对于丝绸、陶瓷等关键产业领域的技术垄断决定了中国在工业（手工业）品的生产和出口方面长期占据主导优势，也相应地在国际贸易中持续出超。然而，19世纪以来西方工业革命使中国在手工业品生产和出口方面的优势发生了根本的逆转：其一，西方在现代工业领域的技术优势打破了中国在传统手工业领域技术和原材料等方面的垄断地位；其二，工业品、贸易品的范围持续扩大，传统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在工业和国际贸易中所占比重不断降低；其三，西方的工业化生产使其在纺织品等重要工业品领域迅速建立起不可比拟的优势。相应地，中国从传统手工业领域的主导者转变为现代工业品的倾销地，而扩大市场也成为西方针对中国进行扩张的主要经济目的。
东西方文明起源各有其多元性，因此就其本质特征而言不能一概而论。中欧之间的简单比较显示，中华文明相对于西方文明具有更强的封闭倾向。文化特质方面，文化发源地决定了中华文明具有“内陆型”“农业型”的特征；而可溯源于地中海沿岸的西方文明则具有“海洋型”“商业型”的血统。另外，主流文化不断加强的内敛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历史上中国和欧洲国家对于海洋、海权的不同态度，以及封闭和开放的不同倾向。仅仅在近几十年间，重新焕发青春的中华文明才开始经历从内陆文明向海洋文明的巨大转变。
三是国际关系和外交。历史上，东西方的国际关系体系差别巨大。从商周的“畿服”，到秦汉的“册封”，再到隋唐的“羁縻”——东亚的古代历史基本上是一个以“中央帝国”为核心的国际关系体系所维系的稳定结构，中国传统的王道思想、夷夏关系认识是其逻辑基础。明初明确规定的“不征之国”囊括了中国周边大部分国家，“朝贡”制度正式建立起来。西方的崛起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及扩张。17世纪中叶以来，条约体系开始主导欧洲列强之间的关系，而殖民体系则主导了列强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在西方崛起和全球扩张的背景下，东西方国际关系体系发生碰撞。朝贡体系在清中期以后被西方列强在亚洲的铁血介入所打破，中国不再是东亚秩序的主导者，而旧秩序的崩溃也意味着其成员乃至主导者中国纷纷成为列强侵略和殖民的对象。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被迫在屈辱和不平等的条件下打开国门，同时现代的外交理念和体系也随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而建立起来。
世界历史由中古进入现代之后，非西方的古老文明在欧洲科技进步和工业文明的光辉下黯然失色。以更长的历史视野看，很多古老文明都曾由强盛走向衰落，又由衰落走向消亡。具体过程有长有短，原因则可能涉及政治、经济、军事、人口、自然、气候等多方面的因素。不同文明间进步程度的差异是一个重要因素，可能使一个相对落后的文明走向相对衰落；而内部政经因素的相互作用则可能使一个文明走向绝对衰落——相对和绝对衰落可能同时发生且相互促进，特别是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竞争乃至战争的情况下。一个落后的文明在面临相对和绝对衰落的情况下能否发生逆转从而避免走向衰亡的命运，取决于其在面临外部变局情况下的应变能力，也取决于其自新能力。政治、经济仍是决定性的因素，但“文化力”则从更深层次决定了一个文明的生命力。
16世纪以来中华文明和穆斯林文明都在与西方文明的外部对撞过程中走向衰落，但其内部决定因素明显不同。明代中国主动采取了内敛型的政策；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则是在外部过度扩张、内部宗教分裂的情况下不得不转向国内。实际上，永宣时期曾一度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海技术和最强大的舰队，先于葡萄牙、西班牙航海家所开启的大航海时代。然而，在进行了七次之后，郑和船队的伟大远航于1433年戛然而止；宝船毁弃，连航海技术资料也被付之一炬。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可能是主要原因，但战略上的误判是明显的——海上贸易和海防、海权的重要性被严重低估了。在16世纪世界历史面临转折的关键时刻，明代中国的“退”与同期西方的“进”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清入主中原后积极进取的姿态使中国陆上安全情势在清初大为改观，但海上安全形势仍然堪忧。雄才大略的康熙晚年认识到海防之要，并预言“通海口子甚多，此时无碍，若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害矣”[17]。殊不知，中国和列强之间不断扩大的航海和军事技术差距意味着不远万里而来的西方战舰在中国近海自由驰骋的日子会很快到来。
15世纪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列强先后称霸世界，其间有科技、工业和贸易的辉煌，亦有对外侵略、殖民掠夺和奴隶贸易的罪恶。历史证明，经济实力是大国崛起的基础。国际关系方面，列强间的斗争主要集中在外交和军事领域，其中对海权的争夺一直被看重。就大国关系而言，世界性强权的崛起常常伴随着冲突，特别是传统的“老大”与崛起的“老二”的关系向来危机重重，动辄兵戎相见——“修昔底德陷阱”看似很难避免。国家间的竞争在推动进步上体现了正面的意义，但其导致的战争则是残酷的，乃至毁灭性的。
注释
[1]梁启超《中国史界革命案》：“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2]参见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4]《史记·平准书》：“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5]参见《贞观政要·纳谏》：“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
[6]苏轼《居士集序》：“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宋史》卷三百七十一：“宣和间，承平日久，兵将骄惰”。
[7]参见《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三：“彼此兵不得过关，岁币之数同于辽”。
[8]马周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上太宗书，见《新唐书·马周传》。
[9]参见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10]参见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0。
[11]文化形态史观始于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1880—1936），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1889—1975）继承和发展了以“文化”为基本分析对象的历史学方法。
[12]克勒尔（1638—1707）在其所著的《古代、中世纪和新时期的世界通史》中，第一次将世界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
[13]参照数据来自Angus Maddison、Middison Project和Groninge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entre，其数据以1990 International Geary-Khamis Dollar计。
[14]数据来自Bairoch，P.（1982）“Inter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Levels from 1750 to 1980”，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11（2）：269-325。
[15]参见林毅夫：《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中国的衰落》，载《北京大学学报》，2007（4）。
[16]参见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三联书店，1987。
[17]语出《康熙起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