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金融危机重塑了全球化和中国经济
和1929年“大危机”相对应，始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在其发源地美国又被称作“大衰退”。虽然市场早已复苏，但2013年以中位数计量的美国人的财富水平仍然较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低约40%。这场危机始于美国的国内金融体系，但通过金融市场的传导以及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迅速转化为世界性的金融、经济和债务危机。危机使世界经济遭遇重挫，也意味着强势全球化浪潮的结束。危机的“冲击波”经历了从美国到欧洲，再到新兴市场传播的三个阶段，国际资本的大进大出成为新兴市场普遍面临的问题。可以说，国际资本从新兴市场向发达经济体的大规模回流也是“逆全球化”的一个表现。对中国和世界经济而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一直持续，其“二次冲击”的负面影响也逐渐显现。
世界经济秩序的分水岭
金融危机的爆发意味着强势全球化时代的终结。金融方面，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骤减，金融全球化进程随着去杠杆化的过程出现倒退。实体经济领域，世界经济有效需求不足导致贸易增长不振，而跨国公司的国际直接投资动机明显不足，产业资本的国际流动和生产能力的国际转移显著弱化。这其中既有经济衰退所导致的短期因素，也有一些具有制度性和长期性的结构性因素。另外，也出现了“逆全球化”苗头：这在企业层面表现为部分跨国公司生产活动从“离岸”到“回岸”的转变，在政策层面表现为部分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努力。在开放与封闭之争中后者日渐强势，这种情况在发达国家中屡见不鲜。对“全球资本主义”各方面问题的反思为政策领域的经济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倾向提供了支持。作为强势全球化时代领导者的美国也在反思，这导致在国际层面推动全球化的力量转弱和其国内反建制、反全球化力量的崛起。
全球金融危机所暴露的问题使学界和经济决策者认识到金融过度发展、实体经济“空洞化”带来的问题，开始重新审视两者之间的关系。相应地，发达国家对制造业的重视程度普遍提升，并提出了“再工业化”的政策主张。相关的举措包括美国通过《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和《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等项目实施的“再工业化”、日本的“产业复兴计划”、德国的“工业4.0”、法国的“新工业法国”以及英国的“高价值制造”等。伴随“再工业化”的努力以及离岸生产的相对成本提升，在部分国家和行业出现了将生产能力从新兴市场迁回母国的“回岸”现象。从美国的情况看，自1990年代开始制造业就业持续下降，但到2013年开始出现工作岗位的正增长。特朗普上台后在税收改革等方面的政策可能使“再工业化”提速。总体上，“回岸”现象意味着对国际资本和生产能力从发达国家到新兴经济体转移的反作用，体现了一定程度的“逆全球化”倾向。存量方面，跨国公司制造能力的回流规模仍然有限，但增量方面，其海外直接投资（特别是股权投资）减少的趋势却非常显著。
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冲击是世界性的，几乎所有国家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从短期冲击看，危机对发达国家的影响是直接的，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是间接的。另外，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得到了工业化国家的认可；二十国集团（G20）取代七国集团（G7）成为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主要平台。然而，随着危机波及形式和范围的演变，出现了金融动荡从美国到欧洲、从发达国家到新兴市场的波段变化，无论在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内部都出现了显著分化。在整体降速的同时，能否及时有效地进行调整和转型是在这一分化过程中成为“赢家”的关键。
在金融危机的短期冲击和长期影响的双重作用下，世界经济格局正在经历一个显著的转折，其突出表现为中国经济地位的迅速加强。从以当期美元及实际汇率计算的GDP看，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2002年的4.2%提高到2008年的7.2%，用6年时间提高了3个百分点（见图2.3）。金融危机爆发6年后，该比重又提高了6个百分点，至2014年达13%，带动了全球经济重心向亚太的转移。2015年，汇率大幅波动导致以美元计价的全球GDP总值出现下降，而中国经济在汇率保持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提高到了15%。以购买力平价计算，2015年的中国GDP高达19.4万亿美元，占世界的比重为17.1%；美国、欧元区、印度和日本紧随其后，占比分别为15.8%、11.9%、7.0%和4.3%。同时，中国经济极大地推动了全球增长：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达高达1/3以上，成为全球经济最重要的引擎。
在金融危机后的复苏期，发达经济体出现“分化”倾向。美国经济的表现抢眼：作为危机发源地的美国不仅避免了经济崩溃，反而成为发达国家中经济复苏的领导者。相比较而言，金融危机爆发之初一度安然无恙的欧盟则在债务危机的重压下难得喘息之机。从中长期看，由于欧盟内部各国竞争力的不平衡，各方面的经济结构缺陷，移民、难民和国内政治分歧等问题，加之经济一体化受阻，欧洲将面临一个持续的衰落过程；英国“脱欧”可能是一个“结束的开始”。同时，日本经济在经历了两个“失去的十年”后又遭遇金融危机冲击，难有明显起色。
图2.3 以当期美元计算的主要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2002—2015
数据来源：联合国。
另一个“分化”发生在新兴经济体内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宏观经济表现不佳，增长相对于中国而言显得更加乏力。在2014年以来金融货币动荡、大宗商品价格暴跌的背景下，宏观经济不稳定、国际竞争力不强的国家遭受强烈冲击，经济结构单一、依赖资源出口的发展中经济体在贸易、国际收支和财政收入等方面承受着巨大的内外部压力。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以来新任总理莫迪治下的印度经济开始展现比较强劲的增长势头。截至2016年3月底的财政年度，印度GDP增长达到7.6%，创5年来最高水平并超过中国。作为仅有的两个十亿人口经济体，新兴市场之“龙”与“象”在经济增速上的较量中，后者开始占上风。
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和影响
由于金融体系的相对封闭，中国幸运地躲过了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然而，由于中国实体经济的高度开放，特别是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出口，所以危机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间接冲击。从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的作用看，商品和服务净出口贡献的百分点从2005—2007年的平均1.6个百分点降到2008年的0.3个百分点，2009年猛降到-3.9个百分点。换言之，如果消费和投资维持2008年的贡献度，贸易衰退带来的负面效应将使中国的GDP增长率降到5.4%。随着全球贸易的回升，出口骤降带来的严重短期冲击随之结束，但世界经济低迷和国际需求疲弱带来的影响却一直存在。
中国政府针对金融危机的冲击进行了强力应对。总体上看，经济刺激政策的方向正确，时机得当，但问题出在力度上。随着2009年“四万亿”强刺激措施推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猛增到8个百分点，从而将GDP增长率硬拉到9.1%。在经济“自然增速”（或者说“潜在增速”）从10%以上掉到5%以下的危急情况下，设定一个什么样的增长率目标合适值得探讨。另外，为实现设定的增长率目标，采取何种规模的刺激政策和方式恰当需要深入分析。“四万亿”的规模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银行信贷宽松、地方债务放开背景下巨大的金融杠杆和乘数效应。从政策的长期效果看，放大版的“四万亿”刺激增加了宏观经济的风险，加大了后续政策实施的难度。另外，在外部冲击到来之际对高增长的过度追求使中国经济错过了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也错过了市场出清的机会。
中外学术界对1929年的大危机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进行了有益的比较研究。[6]从全球范围看，导致两次危机不同后果的主要因素在于有效的政策应对，其核心是美国的QE和中国的“四万亿”。两项政策分别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角度对本国经济进行了空前的强干预；而借助两国分别在金融货币和投资贸易领域的巨大影响力，两者产生了巨大的溢出效应和全球影响。中国的经济强刺激在发达国家增长动力枯竭的情况下为世界经济的增长提供了“终极动力”；而美国的量化宽松则在发达国家接近零利率的背景下为世界经济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流动性。两者合力将世界经济从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使大危机的灾难性后果得以避免。从全球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两者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中国的政策代价由自己承担，而收益却与其他国家分享；美国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收益是自己的，但代价却在很大程度上由全世界共担。
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是短期的、周期性的，更是长期的、结构性的。以金融危机的爆发为分水岭，来自外部的动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发生了由强转弱的根本变化。实际上，全球范围内金融市场、国际经济（贸易和投资）和主权债务领域的三重危机对中国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显示了源于外国的危机如何对本国经济产生冲击，也彰显了开放经济条件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全球化从强势到弱势、世界经济从高速到低速的双重转变，中国经济亟须转型，“中国模式”短期必须调整，长期必须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