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颠倒的主奴辩证法：苏俄—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意义与局限

无论是空想社会主义传统，还是苏俄—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均深受上述这两大传统的影响。正是在东正教这一最强烈地保留着信众对于宗教领袖之虔信遵从的宗教组织形态启发下，列宁主义式政党被创建起来：它具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钢铁一样的纪律始终是列宁主义式政党最重要的形式特征）和高度的组织动员效能，它将东正教基于传教原则的基层教众—基层教会（以主教为核心）—各级高层教会（以高级主教、都主教、大主教为核心）—最高教会（以牧首为核心）的教会组织架构创造性地转化为基于党建原则的基层群众—基层党组织—各级党组织—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政党组织架构，进而形成了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政治原则。从这一传统出发，还隐含着党的中央委员会服从党的最高领袖的意味。

当这种列宁主义式政党保持革命理想的时候，它可以非常迅速地发展壮大：党的任何一个基层组织，以类似基层教会通过传教发展信众的方式争取群众；党员“既以理论家的身份，又以宣传员的身份，既以鼓动员的身份，又以组织者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2]；党员类似宗教圣徒般的深谋远虑、坚定信仰、高尚品质、为理想抛头颅洒热血的献身精神、不惜牺牲自己拯救人民的顽强意志，能够帮助党在群众中很快获得广泛的认同、信任与追随。

俄国共产党（及其前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与民粹主义有过持久的斗争，列宁著作中有大量的与民粹派进行论辩的内容。相对于民粹派秉持的对于人民无条件服从、以人民为师的自然主义立场，列宁极深刻地指出，人民自身无法作为一个有力量的整体对抗腐朽的制度，它需要由一个更强大的、更有组织的政党来加以领导。针对当时盛行的将经济斗争作为工人运动核心工作的“经济主义”倾向，列宁在《怎么办？》中作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论断：“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3]，而从外部来灌输这种阶级意识的只能是作为先锋队组织的列宁主义式政党，通过这样的阶级意识灌输过程，党“把工人提高为革命家，而决不是……把自己降低为‘工人群众’”^[4]。借助于党从外部将阶级意识赋予群众，无产阶级革命得以可能。

这一理论最核心的要义在于：无产阶级革命所依靠的根本不是尚处于“自发”状态的无产阶级，而在于由“自为”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政党从外部灌输和赋予其阶级意识，领导其进行革命。这一理论极高明地捕捉住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存在与阶级意识的可分离性，从而在根本上回应并解决了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国家与地区是否可以进行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和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正是伴随着列宁这一伟大的理论发现与相应的建党实践，俄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迎来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国的新纪元，它的源头可以被命名为“列宁时刻”。

“列宁时刻”包含着最富天才的对于时代精神的把握、对无产阶级政党所孕育的主体性的洞察与弘扬。它使得社会主义实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席卷全世界的现实性。它极大地改造和超越了其所植根的希腊—基督教传统，开启了属于自己的世界历史—世界文明史的时代。

与此同时，在“列宁时刻”的核心处也保留着希腊—基督教传统的深刻印迹，这种文明道体内在的印迹也深刻地影响了它后来的命运。

即便在列宁主义式政党与人民的关系最为紧密融洽的阶段，一种源自东正教进而源自古希腊传统与基督教传统的根底处的不平等，也一直顽固地横亘在二者之间。党和人民的关系始终是单向度的：党是人民的领导者、监督者、教育者，类似东正教会之于民众、牧首之于教徒。对党而言，只有到群众中去使之“提升”，没有“降低”为普通群众的从群众中来的环节；只有党领导人民、监督人民、教育人民，没有党接受人民领导、监督、教育的环节。党对人民的感情，在最高尚无私的意义上，类似神对凡人的圣爱（agapē），这同样是单向度的。

这种单向度的党群关系，本质上是一种颠倒了的主奴辩证法：党作为觉悟了的主人，主动放弃了对于“奴隶”即群众的统治地位，它拯救了人民，因而成为人民的依靠和救世主；它从外部灌输和赋予人民做主人的意识，因而比人民更高明、更伟大。

建立在这种本质上即不平等的党群关系基础上的制度，特需依靠革命理想维系上下的共识。当苏共长期执政地位日益固化，对外又摆脱了特别严酷的斗争环境，党的革命热忱和革命理想逐渐退却时，这种强调单方面的领导、支配、教育关系的制度，就演变为缺乏人民主动参与的高度僵化的官僚统治模式。这种模式最终导致苏共的高层被西方和平演变后，党的集体无法有效应对组织自身瓦解的过程，而广大民众对于如此深刻影响自身命运的国家制度—社会结构剧变，自始至终只能扮演旁观者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