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飞机缓缓落在流亭机场的跑道上，夜幕已然降临。

空姐广播说，青岛的室外温度接近零下10摄氏度，请乘客做好防寒准备。就在大家纷纷起身从行李箱中拿出羽绒外套的时候，我还在四处张望，希望可以看到认识的人。

2011年年底，30岁的我决定离开北京，离开这座闭着眼开车都可以找到精确位置的城市。当时的我看似意气风发，职业生涯发展非常顺利，心中对未来的憧憬自然也只有成功和掌声，但我只想换一个方式来证明自己，换一座城市开启自己30岁之后的生活。

2012年年初，我只身开车，带着一床被子和几件衣服就来到了上海。我的目标只有一个，通过创业获取在新环境中立足的财富。

2012年年中，南京。闷热，潮湿，几杯酒下肚后忧愁迸发。

我和胡泳教授在南京一段保存尚好的古城墙上散步，谈心。我们有一年多没有见面了，我这半年在上海发展得并不顺利，实在没有脸去面对这位我曾经的领导和启蒙老师。最后，还是他主动联系我，说要到南京出差，我可以陪他去跟南京知识界的几位朋友吃吃饭，散散心。

我记得当时开车去酒店接我们的是袁剑。胡教授在车上主动向他介绍我：“这是亚洲，我们一起做杂志的时候，就是他在编你的稿子。”袁剑一边开车，一边叹了口气：“刊登不出来吧？”“是啊，可惜了。”

我在做编辑时，选编了袁剑《奇迹的黄昏》中的一个章节，最后因为风险问题，被大老板叫停。但过了两年，这本书还是以另一种方式在中国大陆出版了。

饭后，我们在古城墙上散步时，胡泳教授问我对未来如何打算，我大脑一片空白。创业的经历让我并不愉快，且挫败感极强，甚至出现了一种让自己都感到不适的幻觉：对财富的渴望大于对事情的渴望。

“和我一起做两年研究吧，”胡教授沉默了一会儿对我说，“2014年是海尔成立30周年，按照海尔的战略周期来算，今年（2012年）年底会开启一个全新的变革。这个时点的变革，从我们的立场来看，一定是极具研究价值的。”

“好啊。”我说出这两个字的时候，表情是僵硬的。在我的印象中，那几年的张瑞敏和海尔都处于沉寂期，鲜有相关深度报道。一场战况极为惨烈的“千团大战”之后，互联网还处于打扫战场残局的状况，而移动互联网的火速崛起，尤其是微信的横空出世，又把人们的热情吸引到了一个3．5英寸的屏幕上。

当胡教授说出海尔这个几乎很难形成话题，且看似跟互联网不沾边的公司的时候，我的下意识是先答应再说，起码能让自己忙起来。我当时实在不知道一台硕大、安静的冰箱和一个方寸之间尽显人间喧哗的手机之间会有怎样的逻辑关联。

三年前的下意识，成为我今天的幸运。海尔今日之变革，早已跨越了新旧产业的分野，更是以管理变革为切入口弥合了互联网公司和传统公司之间那道已经被人为制造了很多年的鸿沟。

全球变革看海尔。是张瑞敏以及海尔这三年来的孜孜不倦成就了我今天的幸运，我很可能是距离这场具有史诗意义的组织革命最近的那个“局外人”。

我在30岁的时候，被动归零；海尔在30岁的时候，主动归零。我作为一个渺小的个体重新构建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尚感到疼痛和苦闷。而海尔作为全球白电领导者，曾经拥有6万名员工，若是将自己推倒重来的话，会是怎样的感觉？

在“时代”这条路上，成功或者失败，都是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