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书籍的积累与消费功能
——关于出版业的理论与政策
在新中国成立40年之后，全国又掀起一场“扫黄”运动，传播制造淫秽出版物和卖淫嫖娼等同被列为“六害”，公安部门严加打击。这实在是我们不愿看到，但又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实。它说明精神文明的建设如逆水行舟，须臾不可松劲。在这“六害”之中，只有黄色出版物一害是涉及精神产品的。它从反面提醒我们出版物是怎样在悄悄地影响社会风气，干预生活。 “黄潮”泛滥的同时，却是学术书、严肃书的出版难、发行难。这更促使我们从理论和政策上思考一个问题：出版物（主要是书籍）的功能与作用，以及我们对它的利用与控制。
一、书籍的两类功能
书籍的功能很多，如教育、宣传、娱乐、信息等，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可以把它简单地概括为两类：消费与积累。
有一部分读物是为了满足当时的、短期的需要，服务于某一暂时的目的。比如许多娱乐、消遣的书刊，生活用书，一般工具书等。这些书刊大都是重复、传播现有的知识和信息，人们对它的使用表现为一种具体的消费，目的达到，它就再没有存在的价值。
有另一类读物，它的主要功能并不是为了目前的现实需要，而是着眼于对过去知识、思想的总结，或对新的思想、理论的开拓。这些知识可能不是直接服务于生活消费或精神消费的，也不能一次性或较少次使用，而是需要永久保存的。如许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经典著作。这类读物的主要功能是积累。积累知识，积累思想，积累文化。
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出版业的任务看成横向和纵向两类。横向的，就是为当代人服务，是一种现实的消费，是有形的投入产出。纵向的，就是为后人服务，对历史负责，整理总结过去，启迪未来，是一种无形的投入产出。我们在探讨出版业的方针政策时，不妨从这个角度入手，分析一下出版业的内外矛盾关系及其转化机制。用这个新角度来探讨问题，便于从宏观上俯视出版业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它内部的交替变幻、它对社会的作用及社会对它的影响，以便于我们在做宏观决策前能摸清客观规律，得出相应的政策和方法。
二、历史就是文化的积累
为了探讨出版业内部消费与积累的关系，首先要明了积累的社会意义，而这一点必须将其置于社会、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下才能说清楚。
社会的发展，是一边实践，一边将这些实践的成果总结积累，筑成新的台阶，然后再从这新台阶上起步，迈向新的高度。一个社会要是没有这种积累，便只能原地踏步。整个社会是这样，具体到某地区的发展、某个学科的发展，也是这样。人类社会活动包括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活动、思想文化活动。正是对这些活动的记录、积累才成为历史。其实在“史前”期，人类就已开始有自己的活动，只是因为没有文字记载，我们无法确知那时的情况，只好把它排除在史外，而称“史前”。最新的考古研究表明中国猿人距今已经57．8万年（《光明日报》1989年10月21日），但是中国历史直到公元前841年才有确切的纪年。这以前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过什么，我们知之甚少，知之不详，就是因为没有积累。 （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积累主要指文字积累，古化石、古迹也是一种积累，但毕竟信息有限。）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常常因为战争、天灾及其他人为原因（如焚书），造成某一段社会活动文字记录的中断，无论是史前的空白还是史中的空白，都是缺少积累所致。可以说没有积累便没有历史，缺少了某一部分的积累，某一段历史就出现空白。而历史的空白对以后社会（或某领域）的发展，犹如登高时梯上突然残损一级，至少我们少了一块登攀立足的基石，或少了一面“以史为镜”的参照镜，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所以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推动历史前进的是一种综合的力。循着奔腾的历史长河，我们可以理出一条生产力发展的脉络，看看生产力的发展怎样推动历史；可以理出一条阶级斗争的脉络，看看阶级斗争怎样推动历史；也可以理出一条科学技术的脉络，看看科技进步怎样推动历史。我们也不妨理出一条文化积累的脉络，看看这些文学、艺术、科学、哲学、思想方面的大小著作是怎样转化为物质力量推动历史的。
从世界史的角度来说，曾有过四次大的文化积累，对世界进程发生过大的影响。这就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文化积累，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积累，18世纪中叶欧洲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以百科全书派为代表的文化积累，19世纪中叶在总结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之后而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积累。古希腊、罗马的文化光照两千年，我们现在还可以从毕达哥拉斯定理、阿基米德原理中感受到它的力量。文艺复兴呼唤出一个资产阶级，产生了一大批科学文化巨人，现在我们还在哥白尼、布鲁诺的天体和伽利略、牛顿的定律中生活。启蒙运动则把资产阶级推上了政治舞台，导致了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而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开创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纪元。
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几次大的文化积累。第一次是汉初对先秦文化的整理。它一收商周遗典和春秋战国诸子百家而独尊儒术。这次积累，确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基础，基本上确定了中国历史的走向，产生了以《史记》《汉书》为代表的积累型巨著，尤其是《史记》，它的思想、它褒贬的人物及它的文风到今天还影响着中华民族。第二次是隋唐对散佚书籍的搜集和新书的编纂。它使儒家思想更趋成熟，封建制度进一步确立。第三次是宋代的积累，儒家发展到理学新高度，产生了程朱这样的儒学理论大师和《资治通鉴》这样总结治国实践的巨著，儒家思想的完善保证了以后700年封建制度的延续。第四次是明清修书，以《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的成就为代表。但其意义只是一个封建文化的总结与保存了。即使这样，这笔文化遗产为我们民族以后的发展，直到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还是发挥了积极作用。以后还有康梁等对西方文化的引进积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引进积累，这些在反帝制和民主革命中都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积累的多寡常常决定着一个民族文化发达的程度，决定着这个民族的文化形态和它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地位。我们常以自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古国之一而骄傲，这实在多亏了从《春秋》到《四库全书》的丰富积累。据统计，自西汉至辛亥革命共出版图书8万种。从公元前206年算起，到1988年年底，我国两千二百年间共出版图书90余万种。这种悠久的历史积累，决定了我们是一个文明发达的民族。但是立国仅200余年的美国，其文化积累的速度却快得惊人，据报载，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文献8 830多万种，书架长达877公里。自然，这一点也已构成美国文明发达的一部分。
环视全球，我们会发现一些国家的强盛与衰落、发达与落后固然与它所拥有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政治策略有关，但是也不可不注意到与它所拥有的典籍、文献，它掌握的资料、信息，它积累的精神财富，以及对这些典籍的态度、策略，还有它的积累方式、速度与取向有关。这同样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国力、国运。西方注重科学技术典籍的积累，中国注重文史典籍的积累。阿基米德在羊皮上写下了他的《浮体论》，两千年后在耶路撒冷图书馆被重新发现；杜勒在1772年发现“火焰空气”，留下记录，1887年拉瓦锡经实验证实这一点，从而发现了氧气；1865年孟德尔发现了遗传规律，无人理解，为不使成果湮没，他就写成论文分送到欧洲120个图书馆去，终于在1900年他的学说被新实验证实。这种注重科学成果积累的事例在西方屡见不鲜。而中国古代注书、补书、续书和蕉叶题诗、月下推敲，以及王羲之墨池练字等这类故事却一直传为佳话。这种侧重面不同的积累终于形成东西方的不同文化。
回首以往，探讨文化积累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正是为了正确对待现在的积累，努力发挥出版在文化积累方面的职能。
1．文物积累和文字积累
历史在其发展过程中给人们留下痕迹，大致可以分成两大类，一是实物，二是文字。也可以说这是我们评判历史的物证和言证。所以，文化积累的方式可以分成文物与文字两种。
文物的范围很广，从周口店的中国猿人头骨到故宫大殿，从古罗马斗兽场遗址到开元通宝铜币，乃至一座旧民宅、一幅古字画，总之一切可以证实过去人们文化的东西，留下来便都成了一种文物积累。在地球上千万年来人们的劳作、战争、建筑、丧葬，自然会留下不少遗物，它较集中地分布在地面1～2米深处，考古学上称之为文化层，这是一种无意识的自然的文化积累。而对地表上的许多古迹，我们建博物馆、民俗馆、遗址馆加以搜集保护，这是一种有意识的文化积累。这两种积累都是通过文物来实现的。
但是文物毕竟是无言之物，它所给我们标示的文化内容，只能通过考证去体会。真正大量而有效的积累要靠文字。而在文字积累中，最主要的方式是书籍。没有书籍出版之前，文化成果不能有效地保存和留传，历史总是狗熊掰棒子式地重复；自有了书籍之后，人们的思想、知识、技艺便可接力棒式地传递下去。书籍成了运载文化的列车，成了接引上下代的桥梁。文化聚积的广度深度与传播辐射面一下子加大。赫尔岑有一段关于书的名言，形象地说明了书籍在文化积累中的作用。他说：“书，这是一代对另一代的精神上的遗训，这是行将就木的老人对刚刚开始生活的年轻人的忠告，这是行将去休息的站岗人对走来接替他的岗位的站岗人的命令。人类的全部生活，会在书本上有条不紊地留下印记：种族、人群、国家消失了，但书却留存下去。”我国古代几乎从有文字始，宫廷就设有专门的史官记事，历代王朝不管怎么兴衰动乱，修史编书却从未间断。几乎天下稍稍安定，政府就组织力量征书编书。隋炀帝是有名的暴君，他在即位后也加强征书、藏书工作，秘阁藏书写五十副本，京都藏书达空前规模。宋代开国不久，即大兴修书，雕版数从四千片一跃而为十余万片。宋代还编修著名的“四大书”，即《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这种通过文字记录积累的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为当代和下一代人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司马光的巨著干脆取名《资治通鉴》，就是声明要将这些文化积累作为一面镜子，供后人参照。美国人罗伯特·唐斯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影响世界历史的16本书》，举出了10本社会科学、6本自然科学方面的书，阐述它们怎样以其思想和理论影响了世界的变化。到近现代，随着文明的发展，人们更知道书籍在文化积累中的特殊作用，许多国家把出版发行好书看成是一种强国之道。与雄厚的国力相匹配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大英博物馆成了这些发达国家的骄傲，而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这方面急起直追。1982年德拉马德里就任墨西哥总统，他认为提高教育质量和民族文化水平关乎国家主权的巩固和民族精神的增强，于是在全国推行“图书馆计划”，规定三万人以上的城市都要建图书馆，三万人以下的城市要设流动图书车。为保证这一计划的贯彻，又特别发布了总统法令，将图书馆计划在法律上固定下来，不受政府更迭、人员变动的影响。应该说这位总统确实高明，他是把图书建设看作增强国力的手段，为人民留下有用的图书，如同留下了一条卫国的长城，留下了一座创造财富的工厂。美国在二战期间向前线战士配发了1．2亿册图书以鼓舞士气。图书如同武器，为战争胜利作出了贡献。
2．单项积累和综合积累
书籍的文化积累作用是将最新的思想、科学、知识成果记载出版，公诸社会，传之后世。可以搜集在某一方面有新突破、新开拓的文化成果，作为这一领域的代表性成果加以保留；也可以从社会的横断面出发，搜集整理各方面已有的典籍作为历史性的综合成果加以保留。
文化史上的单项积累包括那些划时代的学术著作，及时将这些成果推出不使其湮灭，则可以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推动力。比如哥白尼的天体运行》、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都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推上一个新台阶，而且这些成果像灯塔一样，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指导着研究方向。
综合积累包括那些百科全书、类书、丛书、套书和大型史书。这些书都力求总结前代和包括当代的学问知识，一方面使这些知识汇铸一体而不至于散失，另一方面又便于读者使用。中国古代这类综合性积累多重文史典籍和治国之策，并常借国家力量进行。从魏文帝曹丕公元187—266年）主持编纂我国第一部类书《皇览》开始，到清康熙主持编《古今图书集成》，其间大小百科类书不下400余种。西方则重视自然科学的综合积累。古罗马的学问家大普林尼（公元23—79年）所著《自然史》就是根据前代和同代的473位学者的著作编撰的，全书分37卷，涉及天文、地理、医学、矿物等。 （其实屈原在公元前3世纪就一口气向天问过172个问题，可惜未能成书。）
3．事后积累和超前积累
理论是由实践而生的，反过来又可以指导实践，所以一种理论、一种思想的产生不可能与实践完全同步，加之世界之大，这种差距甚至可以有几十年、几百年。当我们办成一件事时，常会惊喜地发现前人的预言多么正确，办错一件事时，也常会痛感前人于此早有告诫。所以作为学术成果，可能是事后实践的总结，也可能是一种超于事前的理论（当然这两者常常可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作为出版物来积累文化成果时便有事后积累与超前积累之分了。确立这个命题，对出版工作者，特别是决策者很重要，可以增强积累意识，提高在积累文化成果方面的警惕性。
事后积累好理解，比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在总结前人和他自己一生在草药方面的实践后积累成书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在总结了前朝兴替之后成书的。这方面的积累多见于知识性、经验性的历史学。它的意义主要在于将散漫的事实和知识加以系统化完善。当然系统化背后也就孕育着理论，因此对后人也有了指导、参考作用。这类东西因为是摸得着、看得见的，所以一般还能被出版者所注意。但正因为司空见惯，又带来另一面——掉以轻心。历史上许多知识失传就是这样造成的。
超前积累这一方式较事后积累更易被人忽略。常有一些先知，他们写出书后知道当代人不能理解，就先放起来以待来人。明代李贽的书就名之曰《藏书》，要藏之名山，不准备当代消费。因为“超前性”是所有伟大理论的共同特点。我们以科学史为例，麦克斯韦1864年发表电磁理论，1888年赫兹才证实电磁波的存在，麦氏超前了24年；门捷列夫1869年发表元素周期律，1875年布瓦博朗德发现镓，才证实了周期律，门氏超前了6年；爱因斯坦1905年提出质能互变公式E＝mc2，1945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才证实爱氏超前了40年；孟德尔1866年发表遗传定律，34年后的1900年才被人证实。
科学史是科学发现的历史，出版史是文化积累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及时的超前积累对科学事业是多么重要，它可以为人们在征服自然的大道上竖起一座高高的灯塔，可以在茫茫矿层里先开出一条掘进通道。现代物理学开端被史家定为1905年，就是因为这年《物理学纪事》发表了爱因斯坦的几篇重要论文。物理学家玻尔很看重这种超前文化积累的盛事，1949年他说：“依我看，在全部科学文献当中最卓越的卷册之一，要数1905年第17卷《物理学纪事》了。在这一卷里有三篇爱因斯坦的论文，其中每一篇现在都被公认是杰作，是物理学一个新的分支的起源。”我们设想如果以上这些成果没有得以出版积累，科学又不知要推迟多少年。我国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1952年李四光完成了《中国地质学》一书，论证了地壳运动与矿产分布的规律，提出“构造体系”这一地质力学新概念。但当时读者寥寥，这本书华东新华书店只发行了两千册，中共中央东北局就毅然买下这两千册，发给在东北勘探石油的地质队员。在这本书的理论指导下，终于在十多年后相继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等大油田。这里我们欣喜地发现了不仅是出版者还有领导者的超前积累意识。
我们这里讨论积累的几种不同方式，提出文物积累和文字积累、单项积累和综合积累、事后积累和超前积累，是为了阐明书籍在文化积累中的特殊作用，为了引导读者透过书籍市场上消费的喧闹，看到各种重要的但又并不急功近利的积累——单项的、综合的、事后的和超前的等，这才是出版业对历史的责任，才是它主体的职能。特别是领导者和决策者，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深谋远虑，舍标治本。
三、出版物的消费与积累
让我们从出版业内部看看消费与积累双方怎样共生共存、相反相成，怎样决定了与之相关的现象和规律。
出版物作为一种消费品时，它有四个特点：当前性、商业性、短期性和刺激性。和以上四个特点相反，出版物作为文化积累的成果也有四个特点，这就是超前或滞后性、文化性、长远性和严肃性。
同是出版业，同为出版物，如果偏重消费就侧重当前性、商业性、短期性和刺激性，如果偏重积累就注意超前或滞后性、文化性、长远性和严肃性，两者是有许多对立之处的。
消费与积累之间这许多的对立应当统一于一个出版方针，即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它既为物质文明建设服务，又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既为眼前工作和群众需要服务，又为长远工作和后代人的需要服务。两者的对立又统一于图书市场，即：既要社会效果，又要经济效果，而以社会效果为前提；既要消费又要积累，而以积累为主导。出版消费与积累的对立统一类似于经济建设中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对立统一。轻工业不发展，社会市场萧条，人民生活不便，国家积累资金困难；重工业不发展，则国家会失去经济支柱，没有后劲。消费性出版关系到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和一些眼前具体的工作，积累性出版则关系到民族素质和国家文明。因此，从一定角度说，出版消费与积累的统一，也就是读者、社会的当前利益和根本利益的统一，精神文明建设的当前任务和长远目标的统一。
出版的消费与积累既对立又统一，那么它就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才能实现和谐稳定。比例与和谐之需要至少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维持出版业内部的经济运转，二是为了满足社会的合理需求。这样又决定了出版业的双循环平衡机制。
第一种是经济方面的循环。出版业为了满足简单的扩大再生产，它自身必须不断积累资金，不断实行新的投入产出。资金的来源就是消费者对书籍的购买。作为消费者个体，谁也不可能独立拿出一笔能支撑书籍再生产的资金，也没有必要购买大批的同一种书。因此，这种积累是广种薄收，集腋为裘。它决定了换取货币的出版物必须具有成本低、印量大、读者多、对市场适应性强、流通周期短等特点。而这只能是消费型的图书。
消费型书，无论国内国外，在数量上都远远大于积累型书。在国外如米老鼠、变形金刚一类的读物，形成一个又一个畅销热，还有许多消遣性的画报、故事书。甚至有一个名词称这类读物为“方便面读物”，说明它的一次性特点。为了刺激消费，还出现了看完就能吃的报纸、打开有香味的书。在我国，一般综合性出版社，从种数上说，积累型书居多，从印数上看，则消费型书占绝对优势。正是这一部分消费型书积累了资金，出版社才有可能去印成本高、印量少、读者面窄、不追求市场效果、流通周期长的学术书，才能去发工资、发奖金、购设备等。这种循环机制的建立保证了出版社在经济方面的发展，是出版业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规律。
第二种是内容方面的循环。我们稍微留心一下出版史，就可发现消费与积累在内容上也是互为因果间替出现的。以文学创作为例，为了满足人们娱乐、消遣的需要，就会出现平话、传奇故事等读物，诸如唐人的《柳毅传书》、宋人的《快嘴李翠莲》等话本。这种读物在读者中的反复流传、大量消费，必然积累自身的文学、美学价值，为满足更高层读者的需求而出现如《水浒传》《三国演义》那样的巨型文学艺术积累型作品。而这种作品的出现又会将消费推到一个新的层次，人们以消费的形式对经典作品不断地进行改编、仿效、再传播。我们的出版业是在积累—消费—积累中前进的，满足着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的发展与繁荣。
如果没有大面积的消费，非但支持积累的经济来源会枯竭，支持它的思想内容也会枯竭，纵然坝高千尺也是一座无水之库；如果没有高水平的积累，便成了没有引导的盲目消费，到一定时候消费也会萎缩，不但消费性读物本身因质量低劣而被读者唾弃，其经济积累也会跟着断线，这时图书市场就如沃野千里，却没有一滴水源，最终也要干枯龟裂。
出版业作为社会活动的一部分，它的存在与发展有深刻的社会原因。消费与积累的消长必然要受到社会背景的影响。因此，从出版外部或出版的背后来找，大致又有三个相关因素。
一是政治方面的。积累型学术书的出版无大利可图，因此必须依赖于政府的力量。执政者可以用政权的力量出版和推行某种书，可以动用国家财力直接投资，而不需要出版业本身去惨淡积累。汉统一天下而独尊儒术，宋统一天下而大修史书、类书，以后又将儒学发展到理学阶段。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后立即抓紧马列、毛泽东著作的编辑出版，抓紧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积累型书的出版（包括许多优秀的传统典籍）。这都说明，政治这块砝码在消费与积累的天平上是举足轻重的，只要决定投向一头，那一头便会立即出现倾斜。
二是经济方面的。消费与积累的消长强弱与经济体制、经济政策关系极大。当我们采取全民所有制和计划经济时，图书市场完全控制在国营书店手里，消费与积累的比例可以通过计划来严格地调节控制。出版业即使有一些亏损，也可以通过国家大计划来调节补充。这样，积累部分就可以得到保证。当我们采取全民、集体、个体所有制并举和市场经济时，图书市场就部分地控制在集体和私人手里，消费与积累的比例就要受到价值规律的影响，被市场牵引。这时消费型书会猛增而积累型书就会被冷落，如无特殊补救措施，图书市场就会倾斜，消费与积累就将比例失调。
三是读者方面的。消费者的好恶常常决定了一种货的走俏与滞销。从读物与读者这对矛盾来说，一定的读物造就一定的读者层，而一定的读者层又在呼唤一定的读物。两者之间相互影响，引导得好是良性循环，引导得不好是恶性循环。中国的市场从8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消费热。几十年来，根本不敢想象的高档电器、家具、钢琴一下成了寻常百姓家的必争必备之物。这种气氛影响到人们的精神生活，人们在读书方面也趋向消费型。五六十年代时，人们读书是为求学，为求知；80年代时读书是为消遣，为刺激。也许识字的人数相对多了，但做学问，特别是做专门学问的人数倒相对少了。这种读者读书观的转变、读书热点的转移，也会影响消费与积累的平衡。
这三个相关因素告诉我们，怎样随着政治、经济体制的变化来确立相适应的出版体制，怎样在行政手段之外，使用舆论手段来引导读者，这是处理消费积累矛盾关系的重要方针。
四、对出版物消费与积累的宏观控制
在消费与积累的对立中，积累一方天然地处于弱势。因为它一般不能收眼前之利又只为少数人直接服务，总是容易被忽略。而消费一方时时会自我膨胀。因此我们对出版市场的方针应是强化积累，引导消费。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积累如一个人积学求知，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无特殊的强化措施，首先是领导人强烈的积累意识，则许多宝贵的文化精粹都会弃之市井，付之东流。这里决策者要具备两种素质。一是对文化遗产要有宽阔的胸怀，要能兼容并蓄，既保护利用以往的遗产，又要对历史负责，为后人着想。二是要懂得利用积累手段去筛选文化成果，服务于政权和国家建设。积累就是筛选，留下有用的思想知识为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服务。积累是有倾向性的，必然体现当政者的意志。一个国家、民族是靠文化积累立身、进步的，文化积累就是为我们的事业积累一块奠基之石，为国人积累一块立足的土壤，这基石的稳固、土壤的好坏直接关系国运民情。文化积累是思想的统一、意志的统一，是民族知识水准的提高，这种精神力量必然变为物质力量。
对消费，则要如大禹治水，疏之导之。消费背后是市场自发的魔力。引导得好可为出版业敛财聚力，可为社会倡导好的风气；引导不好则祸水横溢。我们从50年代起进行了多少政治的、思想的和传统方面的教育，但是80年代中期开始的言情、武打、色情、迷信甚至淫秽方面的出版物消费热，一下就将过去的工作一风吹掉，许多传统的政治、文学名著无人问津，青年中学风大减，商风盛行，以至于后来不得不以行政力量发起第一次全国性的“扫黄”运动。因此对积累的大坝要时时加固，以防坍塌；对消费的洪水则要时时疏导，勿使泛滥。
人类进行的社会活动有两大类：一是与大自然打交道，研究自然科学的规律；二是与人打交道，研究社会科学的规律。这些活动中都有一个理论—实践—理论的转化，我们可以称之为一次转化。
第一类活动表现为从科学到技术又到科学。如真空原理的发现导致蒸汽机技术的出现，蒸汽机技术的发展又导致热力学原理的产生；哈维的血液循环理论指导人体解剖研究，而先进的解剖技术又进一步发现了微循环系统，更证实和发展了这一理论。正是这种循环推动着科学技术发展，推动着自然科学的研究。
第二类活动表现为科学理论指导下的革命实践，和这实践到新理论的循环。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指导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又总结了自己的实践，产生了毛泽东思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实践，又放弃了阶级斗争中心论，而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这种理论—实践—理论的循环推动着革命和建设，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这种转化，在时间上我们可以视为现实的、当代意义上的转化。
还有一种转化，就是把现实的、当代的这一切，无论是理论的还是实践的、科学的或技术的成果都转化为文化积累的成果，变成出版物留给后代。这可以称之为二次转化。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一次转化意识本就很薄弱，二次转化的概念在许多人的头脑里就更杳无踪影。但对二次转化的认识比一次转化要难，其失误的报复往往要在百年、几百年后才能显现出来。中国的科学技术比西方落后，这与忽视科学方面的出版积累，忽视二次转化，不无关系。所以，从政府到民间，全社会都要关心出版积累，就像对计划生育、保护环境等近几年来才逐渐强化的新意识一样，全社会都要强化积累意识。出版积累不只是出版界的事，是出版界要为社会服务，是出版挺身而出为历史接上链条的一环，全社会都有责任保护和加强这一环节。科研单位预算时应有出版经费，以保证科研成果向文化积累成果的二次转化，政府部门要有明确的方针和具体的规划，以保证社会实践的结晶向文化积累成果的二次转化。社会要有一个支持出版积累的舆论气氛。
一个国家在组织物质生产活动的过程中总是随时调整人力、物力的投向，利用政策的倾斜，救偏扶正，以保持经济活动在相对平衡中良性循环。同理，在精神产品的生产中也应这样。
积累对消费来讲，在经济效益方面是天生的弱者，应时时保护、处处关照，才不至于为消费所挤。积累型出版物是社会、民族的无形财富，是保证社会释放精神光热的持久性的能源。因此，对积累型出版的投资也是无形的、预支性的，我们不能企望它如消费型出版一样立见有形的效果。对于教育，国家在经济政策上实行大倾斜，绝不指望向学校要税要利，而只指望10年、20年后收获人才。对育人来讲，这个道理好像很明白，对出书来讲，好像就犹豫了。当然出版和教育不同，它有消费部分可以回收资金，不是纯投入无产出。但正是这一点掩盖了积累部分纯投入无产出的本质，造成我们在经济政策上的忽略，常常忘了对出版的倾斜，特别是对积累部分的倾斜，在财力吃紧时更容易这样。经济政策的倾斜，是出版文化积累的生命线，它是由积累型出版的特殊性质、任务决定的特殊政策。出版为社会提供精神而自己在物质上有所损失，必须由社会来补偿或预支，不然我们的后代就会受到无形的惩罚。
经济政策倾斜主要包括价格、税收、信贷、稿费等方面，我已有另文《倾斜与支撑》 （见本章下一节）专门谈及。总之要体现政府对关乎国家民族精神文明的文化积累的支持与保护。当然，这种倾斜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它又受一个时期国家经济实力的左右。
积累和消费是出版内部的一对矛盾、两种现象，对它们的认识、把握与调控，直接关系到出版业的性质、面貌，进而关系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出版物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控制、内容引导，实质上就是对民族文化素质与形态的塑造。从这种现象入手，我们把握它们的变化规律，因势利导，可以使出版业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总方针方面发挥出最大的潜力。
（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