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报纸的四个属性
我们从事某一件具体工作，首先要搞清楚它的性质、规律，我们当记者、办报纸或者管理报纸，首先要把报纸的性质搞清楚：报纸到底是什么？它有哪些基本属性？新中国成立已经有46年了，但为什么现在才提出这一问题呢？这与客观形势有关，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任何事物都有个自然发展的过程。只有在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出之后，我们对报纸的性质才可能有相应的思考。过去几十年，至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是不会思考这一问题的。
一、问题的提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经历了两次大的转折。这就是全党工作中心的转变和经济工作体制的转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党的中心工作是政治斗争，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报纸相应地也主要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工具。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转到了经济建设上。接着便提出一个问题，用什么方法来搞经济，用什么体制来管经济。经过几年的摸索，到1992年十四大，全党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指导思想，这是又一次转折。十四大报告中关于市场经济有两段著名的论述，一段是讲市场经济的作用：“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另一段是讲我们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心和方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主义系统工程。既要做持久的努力，又要有紧迫感；既要坚定方向，又要从实际出发，区别不同情况，积极推进。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相结合的范围、程度和形式，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不同地区可以有所不同。要大胆探索，敢于实验，及时总结经验，促进体制转换的健康进行。”
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确实给我们报纸行业带来很大影响。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是十四大，但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经济生活中就逐步有了市场经济的因素。到十四大之前，国家有0%以上的工业消费品价格和70%的生产资料价格已经放开，虽然还没有宣布体制转换，事实上已经在实行以市场调节为主了。市场经济体制和理论的确立既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又是一个必然的过程，直到最后在全国宣布实行这一体制。报纸行业在这个过程中和最后确立的新体制中必然要受到影响。
为什么说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确立后，报纸的四个属性才逐渐显现出来呢？
第一，在政治上，由于市场效应带来人们利益的多元化，政治思想工作的任务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社会更需要报纸的宣传作用和导向作用，同时也要求报纸改变面孔，改变方法，让读者觉得更可亲、可信。第二，在信息服务上，这更是一个全新的话题。甚至到80年代我们才开始用“信息”这个词，才承认报纸是“传媒”。党的中心工作转到经济上来后，各行各业都需要信息，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之后更为迫切。报纸立即担负起这个重任。现在报纸如果只登政论文章，不登经济、文化信息，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第三，随着经济生活的好转、群众文化生活的丰富，提供文化服务的任务也就落在了报纸的肩上。一大批以文化生活为主要内容的报纸，如体育、服饰、电视、绘画、花鸟、棋牌报涌现出来。同时读者对报纸本身文化品位的要求也在提高。第四，报纸进入市场自然要求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规律，要能立身、能竞争、能发展，其商品属性的一面也就自然地表现出来。
这样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导下，在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大系统工程中，报纸也就有了中国的特色，有了时代的特色，报纸的功能得到了扩张，报业注入了新的活力。报纸的数量猛增，1978年全国只有186种，到1996年已达2 202种。内容也大大丰富，可读性大大提高。报业进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时期。
二、报纸的四个属性在办报与管理中的体现
政治是什么？过去的解释，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最高斗争形式就是政权之争。但是我们又不能简单地把政治定义为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也不能一说政治就上纲到政权。社会在前进，这前进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会汇聚到大是大非上来，形成一定的观点和势力，最终关系到社会的进步、民族的存亡、国家的兴衰等等，这就是政治问题了。政治是一种趋势，是社会进步的大趋势过程中各种力量的斗争和表现。政治讲的是大问题，不是小问题。所以政治常会涉及立场、观点、思想、方向、大局等等。报纸作为敏感的新闻传媒，在这些方面常要有所表现，要有自己的态度，要对社会、对人民、对历史负责，这就是它的政治属性。
政治属性在报纸上的体现主要是三个方面。
1．分清是非，旗帜鲜明
不论是哪一个阶级、哪一个党派的报纸，总要有自己所持的观点。摇摆、含混、模棱两可不能搞政治。毛泽东说，我们绝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党在各个不同的时期都有不同的中心任务。1994年1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规定的任务是“一个指针四项任务”：“以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针，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这就是我们现阶段宣传工作的政治任务。政治是大事，不是小事。报纸固有的政治属性，首先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要旗帜鲜明，要立场坚定。办报不能犯政治错误，就是说在大事上不能说错话，不能误导。
报纸要做到是非清楚、旗帜鲜明，第一，不能犯大的政策错误。从这几年报纸管理的实践上看，我国绝大多数报纸在政治上都是非分明、立场坚定，但也有极个别报纸出过政治问题，而这种问题一出就不是小事，就影响很坏，比如有的报纸在印中国地图时把台湾丢掉，把港台称为“国家”，这就是大错，涉及国家主权。1995年是农历猪年，这年全国有9份报纸登了一篇《猪年话猪》的文章，里面有伤害民族感情的话，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定。这几家报纸的总编和负责人都受到了严肃处理，这涉及民族政策。第二，虽没有具体的政策规定，但在一些大事上要分清好坏对错。有些是老问题，但出现了新的混乱，是非界线模糊了，这时报纸要大胆站出来说话，表明立场，这样才能引导舆论。社会舆论接受你的引导，你就有读者，就有威信，就起到了政治指导、宣传、教育的作用。比如前几年社会上出现了选美风，像北京大学这样著名的大学，学生会想组织选美。这件事到底对不对？这时《北京青年报》大胆发了一条消息《北大学生拒绝选美》，很有说服力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最后引发全国妇联及社会有关部门出来表态。报纸发这条消息是政治上是非清楚、立场坚定的表现。这样的事情，报纸会经常碰到。第三，旗帜鲜明还表现在敢于批评错误，揭露罪恶，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2．解放思想，多说新话
报纸最大的特点是新鲜，它每天要有新鲜的信息，同样也要有新鲜的思想，这样读者才爱读。所以报纸在政治上的表现，有一条是要解放思想，多说新话。
抓新鲜的信息，一般报人都能注意到；说新话却注意不够，或者感到为难。报纸不能犯错误，总编们记得很牢；要有新思想、新观点，却经常被忽略，每年新闻评奖都感叹评论作品弱。评论工作是比较难，但是，正因为难，你只要稍有突破，就会有很大影响。回顾三中全会以来，在中国报界，读者印象最深的就是《光明日报》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讨论。当时全国思想界处于一种“凡是”思想与现实相矛盾的两难之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一发表，引起极大震动，有一种拨云见日的感觉。当时我正在《光明日报》当记者，报纸的发行量达到150万份。走到哪儿，人家都想方设法要求订一份《光明日报》。这样的大评论当然不可能天天有，但报纸每天仍要能体现新思想新观点。
报纸就是不断叠加新信息，包括新的思想信息。山西《吕梁报》是一张地级小报，有一年在全国新闻评奖中获评论奖。山西干旱，人人都知道。《吕梁报》发了一篇评论《是天旱还是地旱》，算了几笔账，第一笔账是说吕梁地区每年降水量400毫米到600毫米，基本能满足农作物的需要。而且历史上有5个高产年，这5年并没有增加降水量，其中4年降水量还在450毫米以下。所以干旱的原因不是降水量小，而是降水的时间和空间分布不均。第二笔账是水土流失面积占47．9% 。第三笔账是土地贫瘠，土壤自我调节能力差，天上下的雨不是随即流走，就是被蒸发掉了，所以得出结论：不是天旱是地旱。这篇评论观点新颖，读者就爱看，农民读了也有用。
报纸提出新观点是报纸政治上成熟的表现，是在履行舆论导向的职责。一张报纸如果今天与昨天相比没有什么新信息，读者会立即扔到一边；如果一个月、一年还没有什么新思想、新观点，读者就要抛弃它了。
3．重责守纪，讲究方法
报纸的政治属性要求于编辑、记者，特别是总编辑重责守纪，讲究方法。就是说要明确社会责任，要顾大局，要遵守宣传纪律，还要讲究报道的方法，要掌握一个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登什么、何时登、怎么登。这是从政治上谈办报艺术。
先说重责守纪。记者的第一素质是要有社会责任感，要对社会负责，不能轻率，不能只图一时痛快。报纸不能只求一时轰动，不能哗众取宠。因此这责任常常要有纪律做保证，要由纪律把它固定下来。新闻工作还有一个特点是抢先、抢新，这时就可能与纪律冲突，就像百米短跑运动员抢口令犯规。这就要靠我们以高度的责任感去自觉遵守。有人以为遵守纪律这一套是强加给新闻工作者的条条框框，其实新闻既然是大众传媒，政府就要顾及社会效果，一般新闻可以不管，涉及大事、涉及政治、涉及全局，任何国家都有纪律。如非常时期，管得就更严，一条消息不妥可以使战场失利、国家受损。
不遵守纪律的报道，常见的有泄密。比如有的报刊，擅自刊登关于我国未公开的军事装备、武器性能等信息。有的随意刊登高层领导人的工作和生活动态，这比那些追逐明星隐私的报道问题还严重。后者顶多是文化品位不高，而前者却涉及国家机密、国家形象，会造成不良的政治影响。有的将国家未出台的政策抢先报道。如一家报纸，国家公务员工资制度还未出台，它就抢报，“九五”规划还未公布，它又抢报，都造成很坏的影响。还有一些敏感的社会问题、有争论的问题、涉及社会稳定的问题、宗教民族问题等等，都关系大局，都有纪律，有的不能报，有的要报批，有的要按规定的时间报，有的则由新华社统一发稿。表面上看来纪律和抢新闻有点矛盾，但这是保证全局，对人民负责、对社会负责的需要。
再说讲究方法。方法和大事联在一起就不只是技术问题，而与政治效果有关了。一件事的报道时机、角度不同，效果就不同，特别是批评报道，更要讲究。浙江《湖州日报》一篇稿子叫《为了太湖不再倾斜》，是一篇批评报道，很成功，获1995年中国新闻奖。太湖横跨两个省，北边是苏南，南边是浙北，记者算了一笔账，发现苏南发展越来越快，浙北则越来越慢，两边差距越来越大，有一个形象比喻，叫“湖面倾斜了”。这是一篇批评稿，它掌握了新领导刚到任，正调查研究，想有所作为这样一个时机，马上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支持。稿子发出后，引起很大反响，《文汇报》、《解放日报》、中央电视台都转发了。这样一来，市里更重视，市委、市政府分别开会讨论，人大也开会讨论，最后是重新修订市里的发展规划，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属于批评报道注意时机，又注意方法的典范。
我过去当记者有一个体会，要上头条，就要“三点成一线”，名“三点一线法”。第一点是上边想什么，这是政策的大局；第二点是老百姓在想什么，这是形势的大局；第三点就是要有符合政策、符合形势的事实，即你手中的典型。有了这“三点一线”，稿子才容易上。总编们常感叹让两头满意不易：光考虑上面想什么，下头不满意；只说老百姓关心的问题，上头不满意。其实是你没有抓住本质的东西，没有抓住符合大局的主要矛盾，没有抓到有说服力的事实。比如，你发的稿子光是空喊“我们要调查研究” “我们要廉政”，而下边照样官僚主义，照样大吃大喝，你没有抓到如焦裕禄、孔繁森那样的典型，老百姓当然不会满意的。再比如物价问题，你总喊物价在涨，这是在替老百姓叫苦，但国家一时还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者正在解决的过程中，你这种报道就起不到实际作用，相反还会搅动民心，不利于社会安定。这样的报道会造成群众期望值太高，一时又达不到，上面当然不满意。这就是“度”的问题。《为了太湖不再倾斜》这篇稿子既符合上边考虑的要改革开放的大局，也有群众落后思变的人心大势，又有很具体的事例对此进行剖析。上边也信服，下边也信服，通过讨论，重新修订了规划，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样，报纸的威信就提高了。
在版面上最能直接体现报纸政治属性的是言论，是各种社论、评论。评论是报纸的宝塔尖，是报纸的旗帜、报纸的精彩之处，但是读者最不爱看的常常是报纸的言论。原因除了新思想少外，就是写法呆板。因此，要研究怎么改进言论写作，这里也体现着方法的成熟。有一次评奖，一篇评论的题目是《揉屁股现象及其他》。文章打比喻说，小时候在外面打碎了人家的玻璃，打了架，回家以后当爹的拉住就打一顿屁股，过一会儿当妈的拉过去，揉揉屁股，哄一哄。现在报纸一发批评稿，人家就找上门来，还通过关系说情，于是报纸又得给人家揉揉屁股，赶紧再发一篇讲它如何改进等等。真改得那么快？读者就不信。评论说，小时候打屁股，是一个人打，一个人揉；现在打也是报纸，揉也是报纸，而且是挨打的人自己找上门来要求揉。它用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批评了一种现象，也达到了言论的效果。后来我为此写了一篇随笔《笑谈真理又何妨》，有些东西为什么非得板着脸说，而不是笑谈呢？报纸应该多一点鲜明的东西，多一点坚定的东西，多一点生动的东西，我们的主张就更容易为读者接受，舆论引导的效果就更好。
搞政治，一要坚定，要能守得住自己的立场；二要尖锐，要能破旧，能创新；三要能忍，能容，能掌握一个“度”，也就是掌握工作和斗争的艺术。报纸在体现政治属性时也是这样，一要坚定，二要尖锐，三要有度。这样才有个性，才有竞争力。
在报纸的四个属性中，信息属性是最基本的、本质的。近代报纸的发展史说明，报纸的产生就是为着传播信息这样一个简单朴素的目的。资本主义发生之初，商品交换开始发达，威尼斯港口每天有大批货船到达，货主就贴个告示说明有什么货，后来发现这个告示有很多人看，就印成一张张有商船到货信息的纸，这就是西方最早的报纸。中国和西方不同。中国近代商品经济不发达，政治上却受着封建的桎梏，所以中国人自己办的报纸，一产生就是为了引进西方文明、传播政治观点，就是各派间政治斗争的工具，而不是主要传播经济信息。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才意识到，社会制度可以超越，但商品经济不可超越，才开始补商品经济这一课，同时也才开始补信息这一课。到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才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时才知道信息的重要和报纸的信息传播功能的重要。现在，报纸主要是为传播信息的，这一点已广为人们接受，新闻出版署在995年公布的《报纸质量管理标准》中已明确将报纸的信息量定为一条，并规定了每版必须达到的消息条目。
从新中国成立后的报业发展和管理实践来看，掌握报纸的信息属性应注意以下三点。
1．信息要真实
经常可以听到读者对报纸的批评：假。46年来我们的新闻在假字上确实吃了不少苦头。这“假”大致分成两个阶段。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主要是由于政治的原因，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发展到极端，为了政治需要说空话，说假话（见下图）。随着政治民主化进程，这种假话、空话已经得到很大程度的克服。但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到现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的报纸上又出现了为追求金钱而说假话的现象。
现在报上的假新闻大都与金钱、牟利有关。这些假新闻按题材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性的假新闻，一类是文学性的假新闻。通讯员要想上稿子，也知道“三点一线”，国家大的形势是什么，政策是什么，老百姓想什么，爱看什么，再编一件事配上去，这就是政治性的假新闻。其主要目的是为名为利，是借政治题材来发财（当然也不排斥借此而入仕途）。作者造假的着眼点是一个“大”字，在带政治性、政策性的大问题、热点问题上做文章，以题材取胜。
典型的就是1990年9月22日《四川法制报》的一篇假报道，作者是县广播站的编辑，利用计划生育这个国策做文章，完全靠想象编了一篇报道。说某某乡搞计划生育，超生要堕胎。十几个超计划怀孕的妇女被叫到乡里谈话，同意堕胎的走人，不同意的按怀孕天数打板子。还编出一个细节，说多数孕妇由丈夫陪同，丈夫可以代替挨板子。有一名妇女丈夫外出打工，几名乡干部商量，要不要照顾，结论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照样打。作者造了假后还对这件事装模作样地进行了批评，说计划生育不能这么搞。登出后，各种报刊纷纷转载。这个事情越炒越热，一直闹到联合国，引起了人权纠纷，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正式要求中国政府作出解释，并要来调查此事。中央要各级政府一级一级查下去，作者只好承认是编造的，稿件上“情况属实”四个字是自己写的，公章也是自己偷盖的。
还有一种假新闻，是文学性的，这种新闻，作者造假的着眼点是一个“巧”字。他是用文学笔法，在编故事上做文章，以巧取胜。我在《扬子晚报》考察时，一位副总编给我讲了一件事。1990年2月17日，他值夜班，看到一篇稿子，讲泰州有位老人叫陆阿根，去钓鱼，钓了一天没钓着。正准备回家时，竿拉不动，以为钓了大鱼，慢慢拉上来，是一个夜壶，壶里有一条鱼。作者还说，可能是鱼小时候钻了进去，长大了就再出不来。老人砸开夜壶取出鱼带回家，老伴剖开鱼腹，又发现一枚金戒指。这位副总编一看太离奇，就把稿件扣下不发。虽《扬子晚报》堵住了，但几天后全国好多报纸都登了出来。他想，难道是我漏掉了一篇好稿？派记者三下泰州，终于查清了事实，作者开始说是在澡堂里听人说的，后来承认是自己编的。为什么要编呢？他说，因为我老是上不了稿子，就编了这个故事，果然一投就中。
2．信息要新鲜
新闻全在一个“新”字。旧信息没有一点价值，一个故事可以讲两遍、三遍，一本书可以再版数遍、数十遍，一条消息绝不可能登第二遍，人们看一张报也很少看第二遍，更不用说几十遍。这是由信息的本质所决定的，信息就是稍纵即逝，就是不断变换求新。
报纸就是新信息的连续叠加，其本质是信息，功能是传播，是散页的连续出版物；书籍的本质是知识，主要功能是积累，是成册的不连续出版物；期刊介乎书和报之间，是成册的连续出版物，兼有积累知识、传播信息的功能。因此，期刊虽也积累知识，却会选择最新知识，绝不像教科书那样存陈年老账；它也传播信息，但会选择相对固定、作用时间稍长的信息，绝不肯选用以小时、以日计的短命信息。这正说明了期刊作为书报的过渡，兼有知识性和信息属性，兼有积累和传播的功能。从报到刊到书，信息渐弱，知识渐强；反之从书到刊到报，知识渐弱，信息渐强。从这个分析，我们可知报纸的定位，要定在一个“新”字上。
新闻的“新”包括两方面的意思，或者说可以由两个途径获得：一是快，二是深。从快获得的主要是最新的事实，从深获得的主要是新的思想。而不少报纸常犯的毛病是一慢二平，昨日和当日新闻不多，新思想也不多。
采访是一种速度竞赛。谁最先抢到新闻，谁就能争取到读者，正如体育比赛只能有一个第一，后到的信息几乎没有意义。通讯社报纸常常用这个以快获得的第一压倒对手，这不但有政治上和业务竞争上的意义，经济上也很重要。因为你是“第一”，读者就争着买你的报，甚至其他新闻单位也要买你的稿，转载你的消息。比如海湾战争打响第一枪的消息，就是新华社第一个抢发出去的，世界上许多通讯社转用这条消息。但这种“快”的便宜常常只能被少数靠近消息源的记者专有，比如中央国家机关的活动、最高层的决策、重大事件，大都由新华社专发，在最基层的记者无论如何也得不到这种新闻。这时就要向深处挖掘，因为一件事的影响会有多方面、多层次。正如一次爆炸“轰”的一声，这是最初的效果，但是我们还可以慢慢地了解爆炸后造成的人员、财产损失，波及的范围，社会各方面的反映等。一件事，除了事件本身直观的形象，还可以折射成许多方面，其影响可以波及、穿透、飘落在各个角落，就看我们的记者会不会挖掘、收集。
1945年7月16日，美国试验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趴在试验现场的物理学家费米，等爆炸声一响，突然跃起，向空中撒出一把碎纸片，然后紧追出去，他根据气浪将纸片吹出的距离，当即宣布：其威力相当于两万吨普通炸药。事后证明正是这样。这是一种折射印证法，殊途同归。新闻报道也像这样，常常要换一个路子。何况作为社会新闻，一个事件、一项政策、一个人物等等，它的深远影响有时候比一颗炸弹要复杂深刻得多。其作用的时间之久、震撼之广、穿透之深，就像原子辐射一样，其力量会传得很远，留得很久。 （顺便说一下，放射性研究的先驱者居里夫人，直到她死后40年，她用过的实验笔记还在放射着镭射线。）我们总会从不同的角度、深度挖到新东西。比如，三峡工程是一项有历史意义的决策。这个被称为“设想了70年，调查了50年，勘测了40年，争论了30年”的工程到1992年4月3日下午全国七届人大五次会议正式通过。这条消息当然是在场的新华社记者首先抢发了出去。而作为基层的《武汉晚报》的记者，并不是靠快去抢这个决议通过的消息，而是着眼于写长江水利委员会的这些“老三峡”们听到这个决议后的激动，挖得更深。读者读到这条消息，加深了对这个工程的理解，感受到更深的震撼。还有1991年全国大水灾中，新华社记者在抗洪指挥部里不断发出一些决策性的消息，全国人民当然很关注。而《人民前线》报却别出心裁地发了一条小通讯《夫妻对话100秒》，写抗洪前线，一位连长路过家门，只匆匆与妻子相会了100秒，同样深刻地反映了全国军民的抗洪斗争，人们读来一样新鲜。
当然，报纸上不能总是发快的消息，这样会失之于浅；也不能总是发深的消息，这样会失之于慢。应该快慢结合，深浅搭配，构成一个信息的立体交叉火力，这样才能发挥报纸的各种功能。
3．信息要有用
报纸上常有一些读者不爱看的新闻，有的空洞无物，有的似是而非。有一年新闻评奖，送来一篇新闻稿，叫《羊年第一羔》，记者在羊年来临的除夕夜跑到妇产医院等着，看谁家在羊年生第一个孩子。这不是新闻。谁家生孩子，除了家人关心以外，对别人没有新闻价值。我们一些记者常从“小我”出发写消息。记者姓公，要以公立论，为公益传讯。不能因个人的好恶而失之于偏，也不能因个人眼力所限而失之于窄。新闻信息和自然信息不同，它有社会性，是通过大众传媒，传给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看的。报纸、广播、电视都希望有最多的读者，所以新闻要对多数人有用。记者每写一稿时都要用这个标准测一测，量一量。如果我们总是捡一点浅东西登在报上，就像小孩子总是津津乐道地向大人讲述一些小朋友间的故事。
报纸的文化属性主要包括提供知识、陶冶审美能力和提供娱乐。
1．提供知识
虽然报纸最主要的功能是传播信息，但它还有其他功能，如宣传教育、批评监督，还有一条就是传播知识。信息不是知识，是“毛知识”，我们不能要求每一条信息都成熟到已经是能够最终保留的知识。为了快，报纸只能做着割韭菜式的见叶不见根的传递。一个问题只有在信息的多次递进重复后才可能积累提炼为知识。而这种连续递进重复正是新闻媒体的特点和优势，这一点，就是以积累知识为己任的书籍也无法与之相比。所以报纸有责任为读者传播知识。传播的知识又可以分成两大块，一块是百科知识，一块是语言知识。
第一点，关于百科知识。新闻媒体在传播知识时，一种方式是直接传播，特别是一些新知识，它本身就是信息。另外，有一些旧的知识读者仍然不知道，还要不断地重复普及，如科学常识、历史知识、生活常识等等。所以报上总辟有不少知识专栏。还有一种方式是间接传播，因为在传播事件信息的过程中，必然要伴随着知识的传递，要运用知识背景。就像拍电影，只有演员还不行，还得有道具和场景。报纸上在知识方面常犯的错误是背景知识的错误，反映了作者、编者百科知识修养的不足。有一篇报道讲“文化大革命”中，寒冬腊月，北风呼啸，一位果树专家受过批斗后，不顾满脸血痕，操起工具就到果园里去埋果苗，果树是他的第一生命。见报后行家说，如果真是寒冬腊月就没有必要埋，因为果苗早已冻死了。这就是常识错误。有一张国家部委级的报纸，在副刊上刊出一幅国画，题为《李白春夜宴桃》，李白曾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春夜宴诸从弟桃李园序》，记述与诸兄弟在桃李盛开的园中欢宴之事，怎么成了李白请桃子吃饭呢？这就闹了笑话。
第二点，关于语言知识。不管是传播知识还是传播信息都离不开最基本的工具——语言。虽然我们的栏目并不是“语法知识” “修辞讲座”，但你运用的语言必须正确，而且还要尽量美一些。就像我们会见一个重要的客人，参加一个盛大的宴会，会客是目的，同时你的衣服必须整洁，而且还要高档，要合一定的规范。报上经常发现用词造句不准，甚至错误都跑到了标题上。有一年冬天北京大学生义务劳动，清理颐和园昆明湖，一家报纸发表通讯，标题是《数千学子竞抖擞，昆明破冰迎风走》。抖擞总与精神连用，精神抖擞或抖擞精神，而标题这种用法让人觉得是数千个大学生在比赛打哆嗦。昆明这个词极易产生歧义，让人误以为是云南省的昆明市。有一篇稿写的是在离异家庭里孩子得到很好的成长，标题是《幸福的孩子是相似的，不幸的孩子有爱能成才》，显然是套用托尔斯泰那句著名的话：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托尔斯泰这两句话是偏正关系，前一句是为了衬托后一句，而这个标题前后两句没有任何关系。还有一个标题《百闻不如一见，一见方能如故》，也是这样逻辑混乱。标题是文章的眼睛，但这种标题就好像人的两只眼一眼望东，一眼看西，让别人觉得很难受。每年全国新闻评奖，到最后一关了，都还会发现一些文字错误。前面提到的《为了太湖不再倾斜》，初评评为一等奖，地市报的稿子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不容易。最后定评时却挑出毛病了，文章中说“有一家大中型企业”，既然是“一家”，要么是大型，要么是中型，不能是大中型，还有一句“深化… …战略”，搭配不当，结果被降为二等奖。消息传到报社，开始大家高兴得不得了，没想到能得二等奖，后来又懊悔不已，早知如此，何不在文字上细细琢磨一下呢。
2．陶冶审美能力
报纸在传播知识时要对，不能错；而在满足人们的审美时则是要美，不能丑。我们有些编辑或者分不清美丑，或者为利所惑，有意编发一些丑的、擦边的东西去迎合读者，这当然是要坚决反对的。我们还常常看到一些报纸的文章、版面并没有错，但看起来就是不舒服。原因是它总有点假，不自然。这种假，不是信息的失实，而是艺术上的假。读者不舒服，不是因为没有满足他们的信息需求，而是因为没有满足他们的审美需求。新闻的本质是信息，但它又是文化，因此也要从艺术方法上借鉴，也要遵从美的规律。在行文和版式的每一处，都体现着编采人员的美学修养。
1994年中国新闻奖评奖，《广州日报》有一篇稿获一等奖。虽得了一等奖，但评委们还是提出了批评，就是文中用了“镜头之一” “镜头之二” … …大家觉得多余，不干净。这就像一个人本来在很伤心地哭，但是突然停下说：“请注意，下面我再哭五分钟。”过一会儿，又说一遍。这就假了。还有的报上常出现一些中英文夹杂的字句。有一篇稿件，称中国民航时故意不用中文，非得写成CAAC不可，全文共三十多处，读起来很别扭。外来语不是不能用，但必须是大家已接受了的，如拖拉机、摩托。因外来语有一个熟化的过程。新借来的也可以，但要有一定的背景，要起一定的特殊作用。陈望道先生写过一本《修辞学发凡》，里边谈到积极修辞的作用，在每一个词的背后都有一定的“包晕”，就像起风前，月亮外边有一个晕圈。用外来语就要考虑到它的“包晕”作用。比如，徐志摩的诗《沙扬娜拉》，是写与一个日本女子在海边再见，最后一句就是日本话“沙扬娜拉”，如果改成汉语的“再见”，味道就要差很多。再比如，“报社”和“报馆”，同样的内涵，但是外延不同，也就是说那个“晕圈”不同。一个会让我们想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报纸机构，一个会让我们想到新中国成立前的报纸机构，它们各有自己的时代背景。 “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破四旧”，砸掉“照相馆”的牌子，一定要把它改成“照相社”才舒服。喜欢中西文夹杂已经不只是个审美问题，还是思想修养上浮浅的表现。我曾碰到过两个人处理外来语的使用，给我印象很深。一次是我曾陪苏联一位官员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与梅益同志见面，梅益同志曾十次去苏联，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翻译者，但在与这位官员见面的全过程中，没有说一个俄语单词。另一次是我去朝鲜，金日成会见了我们代表团，两小时的会见过程中，精通汉语的金日成也没有说一句中国话。
报纸是要办得美一点。但怎么美，有人曾提“消息散文化”，用散文笔法写新闻，以为这就是美。这是错误的。新闻和散文各有各的审美价值。新闻的审美就是要干净，信息的属性要求它朴实，就是要剪裁得干净。二战结束后一位摄影师给丘吉尔照相，丘吉尔刚从屋里走出来，嘴上照例叼着雪茄。摄影师上去，二话不说，一把揪下雪茄。丘吉尔一下恼怒了，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摄影师已将他这一瞬间的表情拍了下来。这张照片就成了最能反映丘吉尔坚强不屈个性的名作。新闻的手段也就只能到这一步了，就是把没用的东西全部舍弃、淡化掉，把有用的东西集中表现出来，干净，不啰唆（见下图）。
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把新闻的美与文学的美混淆。有一种新闻，事实是真的，表现手法却让人感到假。为什么呢？作者总想尽量完美，而生活中的美常常是残缺不全的，不可能像文学作品那样完美。武汉有一篇得奖的稿件《鲜花应该献给谁》，讲一个孩子得奖归来，人们去欢迎他，送他一束花。他送给校长，校长说该给老师，因为老师如何辛苦云云，老师又说该给母亲，母亲付出了多少辛苦云云，转了一圈，花谁也没给，放在桌上。这让人感到假，一是提着孩子的耳朵说教，二是事件太完美。尽管这件事是真的，但作者的视点定在了文学的审美上而不是新闻的审美上。因为你太完美，读者就觉得是理想美，不是生活中的美；是文学典型的美，不是新闻真实的美。打个比喻，新闻的美是健美，靠肌肉，衣服穿得越少越好；文学的美像舞蹈，不是靠肌肉，而是靠身段，为了表现身段的美，就要化妆，穿长袖衣服，所谓长袖善舞。所以新闻不能散文化，在借用文学手法时要十分慎重。
3．提供娱乐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生活也日趋活跃。报纸以其快速、方便的优势，在提供娱乐方面也是义不容辞。报纸中已经专有一类以提供娱乐为主要功能的，如花鸟、棋牌、球类、服装、电视等报纸。就是一般的报纸也都有一些娱乐性副刊。
总之报纸的文化属性包括了传播知识、文化教育、学习语言、提高审美等方面的功能。
政治的、信息的、文化的属性各有什么所长呢？政治是用观点来直接引导，强调旗帜鲜明；信息是通过事实来间接引导，强调真实朴素；文化则通过知识和审美来提高人们的修养，强调含蓄认真、日积月累、潜移默化。这三者怎么结合是一门学问，报纸办得好不好很大程度上是看这三者结合得怎么样。
报纸的第四个属性是商品属性。这里我们遇到了几个新概念和新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确立报社是市场主体的观念。
长期以来，我们的报纸讳言商品，报纸只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机关的附属物。现在搞市场经济，就要确定谁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是物质产品市场的主体，报社是精神产品市场的主体。作为主体，它就要与所属的机关有所区别。第一个区别是工作方法上的区别。比如市委和它的机关报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都指导本地区的工作，但工作方法不一样，市委的方法是政治的方法、行政的方法，报纸则是信息传播的方法、舆论导向的方法。第二个区别就是经济上的区别，既然是主体，经济上就应该独立。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两个区别都没做到。一是报上登的常常就是机关的文件和领导的讲话，不合新闻规律，读者不爱看。二是经济上不独立，报社发展受影响。这几年给报社也放了不少权，起码是报纸的定价权放开了，广告版面也放开了。1995年全国报纸广告经营额是57亿，如果不搞市场经济，不放权，这57亿全靠国家拨款，该是多么大的负担。
第二个问题是市场定位，即报纸的分工问题。
这一问题就与前边谈到的三个属性有关系，比如机关报，政治属性就多一些，而像服装报、花卉报，文化属性就浓一些。属性不同读者对象也就不同。每份报纸都有自己的市场范围，这是它立足和发展的基地。今年年初全国有21种期刊发行量过百万份，都是很健康的。细细研究它们的分工问题，很有意思，它们都各有自己的读者群。吉林有一本杂志叫《演讲与口才》，发行90多万，像机关干部是很少去看的，但它的主编说，连队指导员做工作、商人谈判、学生辩论比赛，都要用到我的刊物，这么一定位就是90万。
第三个问题是市场的负效应。
市场经济为报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但市场规律就是追求利润，有时会排斥政治，干扰导向。这就出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矛盾。995年查处了两本杂志，其中一本是青海的《社科新苑》，卖刊号出了几本，封面上“社科新苑”刊名几个字小小的，而“中国十大强暴案” “中国十大诈骗案” “中国十大凶杀案”的字样十分刺眼。这些东西就反映了市场的负效应。它以迎合部分读者的不健康心理来达到发财的目的。政治上的导向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审美上的导向有美与丑之分，报刊在负效应的作用下常常追求丑的东西。同样是一个裸体模特儿，在徐悲鸿手下画出来，怎么看怎么美，三流的画家画来就有淫邪气。对于市场负效应，我们要靠政治导向、靠教育、靠法制、靠管理来解决。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报纸的两个市场。
过去的报纸只有一个市场，就是公费市场，现在有了两个市场，一个公费市场，一个自费市场。一张报纸要搞上去，最终必须解决自费市场问题。《广州日报》自费订阅已占75% ，《海南日报》占50% ，《温州日报》占33% 。《广州日报》4年不用市委发红头文件，发行量上升了50% ，靠的就是下功夫研究市场。依赖公款办报、公款订报是计划经济的路子，真本事是通过市场经济规律把报纸搞上去。精神产品生产如逆水行船，很难，要学会借风行船，借市场经济的风来行船。
第五个问题是市场发展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狭隘的市场。严格讲，还没有市场，只是派购。第二个阶段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到1994年年初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召开。这一阶段我们国家经历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酝酿市场经济，到十四大确立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报纸也经历了初步发展市场的过程，有很多野蛮经营的问题，如欺骗读者、登假新闻、买卖刊号等非法活动。这是一个无序经营的阶段，管理部门则针对各种问题抓紧制定法规。现在正在进入第三阶段，即有序的阶段，正处于一个从无序到有序的过渡时期。
第六个问题是市场运作。
过去办报纸只强调单向灌输，登什么，你就看什么。现在从市场角度看问题就要讲双向交流，不研究读者想什么，就会失去市场。这样的现代办报方式中就有了许多市场运作的手段。许多报纸不但在内容上注意研究对象、研究市场，在发行、经营、策划等方面也都从市场出发，出现了许多全新的竞争、促销手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和这一体制的建立，给我们办报的人提出了一个大问题，要求我们转换思维，重新审视报纸的性质，要求我们考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系统工程中如何运作，这是报人当前和今后若干年里要研究的重要课题。报纸作为精神产品，又作为一种信息产业，它既有政治属性又有信息、文化和商品属性。我们不能孤立、简单地只举其一，说它就是什么。它是一种复杂的综合体，有自身特殊的规律。四个属性之间是互为补充、互相制约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政治是领导一切的，是四个属性中最重要的，它代表社会的最高利益，强调导向。信息的、文化的、商品的内容都得服从政治方向。信息是包容一切的，是这四个属性中最基本的，政治的、文化的、商品的（如广告）内容都要通过信息形式来传递。文化是渗透一切的，政治的、信息的、商品的内容都要由文化形式来表现，都要达到一定的文化标准，否则就只是政治说教，是纯自然信息，是赤裸裸的商品味推销。商品属性是排斥一切的，就其本质来说，这个属性要求的只是经济利益，必然伴随着市场负效应，必须由其他三个属性特别是政治属性来制约它，将它这种求利的欲望、动力制约引导到事业发展上去。历史的经验教训证明，当我们不适当地突出其中一个属性而抑制其他属性时，就会犯或左或右的错误，就会妨碍报业功能的发挥，影响报业繁荣；当我们综合把握这四个属性，使其各得其所，互补短长，按规律办事时，报业就繁荣，就发展。
（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