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往来书信集(中华史料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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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校说明

传写近人生平的材料,以出自书信者最为真切生动,此正可印证于康有为研究。南海康氏自初次进京上言以迄溘死,先后身临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历史剧变,驰政坛学界垂三十余年,声气广通,与公卿大臣、通人名士、师友门人、亲族子弟往返赠答书简函电甚多。举凡时政评述、经义切磋、人事臧否、交游观感、词章掌故及家常琐屑,胥可征见于书信者。且随手捷书之际,“南海圣人”情致时来笔端,关尹子所云“圣人大言金玉,小言桔梗芣苢”,正可于此作别解。勰理成编,庶足考信康氏行谊志节、文字因缘,于近代史研究亦不无涓埃之补,因豫《康有为全集》编校之际,留意集腋拾遗。比年搜剔裒聚,整理排比,都为一集。

集内照录往函六〇七通,来函三三〇通,凡九三七通。集主往函已刊于《全集》,录入时据原函影件重施检订标点一过,并补上新见书信三通。另有集主致夫人张云珠、梁随觉、何旃理及家人信笺六十一通,因过于零碎残缺,均未录入。书信来源,除自各种相关报纸杂志、文集、专题资料集以及档案汇编中披览辑获者,有三宗引据似有拈示之必要。一是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书信手稿,多系康氏入民国后往返之作,涉及“共和”涵义讨论、声讨袁世凯帝制、宣统复辟谋划、吁请祀天祭孔、联省自治说商榷、废督裁兵议、五族共和论等时代重大关节所在,可视作当时政治军事形势变幻和康氏政治博弈心态的真实记录。二是上海博物馆藏往还函札手迹及抄件,以戊戌政变后流亡海外十余年间所作居多。内容涉及“己亥建储”及“勤王”举措、组建保皇会宪政会等团体、创设商贸金融及实业公司、兴办报章杂志和出版机构、列国政情考察和风土观感等。三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库藏百余件康氏致梁启超书信手稿,以辛亥前后所作居多,堪称康梁关系之实录,亦颇可充实和订正《梁启超年谱长编》、《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相关年份记载之阙失或隐讳曲解之处。

康氏书札虽始刻于清末《政见书》及民初坊刻《康梁书牍》,要以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出版康同璧编《万木草堂遗稿》、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以及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戊戌变法前后》先后刊布数量最夥,推进研究之功实不可没。惟其中纂辑未洽之处容可商榷,涂乙割裂之处则亟宜订正复原。如康氏一九一零年十月致毓朗书,在《万木草堂遗稿》中被分划作卷三《请乘葡乱君奔收复澳门策》及卷五《致月华贝勒书》两文;同书卷四《第一次欧战后与某执政书》,亦系割裂一九一九年《致议和委员陆顾王施魏书》中第二款建议内容而成。因同函异题而复见,或两函并作一书、题电文为信札、已刻误未刊等误失亦偶见于各书中。故本集编次非仅搜剔掇拾,而集识辨、考证、校勘于一体,用力于史源之澄清。至于集内所录来函,逸札亦复不少,诸如陈三立、陈炽、唐才常等致康函,可作《散原精舍诗文集》、《陈炽集》、《唐才常集》之补遗。

康氏往来书信流佚颇多,踪迹匪易。限于各种条件,集中阙漏讹误,恐未能免。当续作访求,并祈方家襄助是正,俾成完帙。

本书责任编辑李红女史细致校阅,多有指正,谨致谢忱。

张荣华

初识于二〇〇七年十月二十一日

改定于二〇一二年八月十二日